张闳:科幻小说——科技理性的乌托邦叙事(ZT)

1970年代末,中国的文学致力于恢复“文革”期间所摧毁的文学的真实性品质。在文学理念和表达手段上,基本上是对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文学的沿袭。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另一些文类的写作则被忽略,比如以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事实上,科幻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先声。如果说,所谓“新时期文学”乃是企图在新的社会政治语境下重建“现代性想象”的话,那么,科幻小说则为这种“现代性想象”提供了最为直接和最为清晰的摹本。科幻小说是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体现,或者说,是一种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的乌托邦叙事。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是国家现代性想象的一部分的重要构成。从它对现代化的未来的无限憧憬,可以看出人们对现实的疏离和超越的欲望,以及对未来世界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这也正是国家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迫切的现实欲求。科技的现代化,是“文革”后国家新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之一。在文化尚不够开放的背景下,最早的引进的美国电视节目之一,即是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下来的人》,一部典型的科幻影视作品。

  尽管在文学的等级金字塔中,科幻小说一直居于较为低等的层级,但它的读者并不比其他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来得少。在19世纪欧洲,科幻小说是最盛行的通俗文学两大类型之一(另一种是侦探小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和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逊,是这一领域里的最杰出的代表。科幻小说的诞生,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文学的现实性的一面,不得不面对现代科技极度膨胀的现实,而文学的幻想性的一面,则往往由未来科技使之变为现实。

  科学最初脱胎与炼金术、占星术等神秘妄想,虽然它总是以理性的面目出现,但其核心部分,却包含着人类意识中的狂想成分。正如浪漫主义时代对异域情调的迷恋一样,对科技进步的想象,是现代社会文化狂想的一部分。现代科技文化的扩张性品格,对未知领域的想象性的占有,表达了人类理性的自我膨胀的一面。科幻文学则是对这一状况的夸张的或反讽性的表达。

  不过,当时中国的科幻作品,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十万个为什么》以及苏联的科普读物的模仿。鉴于现代科技知识的贫乏和文学表达力的不足,中国科幻小说的起步阶段的作品大多显得较为浅陋单调,小灵通一类的科幻人物,很快就被国外科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铁臂阿童木、变形金刚等)所取代。1970年代末,一部著名的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因其对科学想象的幼稚,在日后遭到人们的嘲笑。一些被认为是未来的科技,实际上在科技发达的国家已经成为现实。这些作品更接近与科普性的作品,而不是科幻文学。文学性在这里只不过是科普知识传播流程中的一种华丽包装,一旦剥去包装,其内部的单调和枯燥便暴露无遗,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狂想本性则荡然无存。

  19世纪的科学乐观主义,强化了科技理性在人类精神中的垄断性的地位,科幻小说也强化了科技对人类未来生活的美好承诺。但科幻文学也像科技本身一样,包含着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科学理性与文学幻想之间的矛盾,科学的求真性与文学的虚构美感之间的矛盾。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则借一位科学家的人格分裂,来表达人性中的善与恶的冲突,批判了科技理性的内在矛盾:理智和技能的合理发展与人性中无限膨胀的支配欲。

  因而,现代科幻文学在表达对科学的狂想和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总是包含着对科技理性的无限膨胀的“霸权”地位的反思和批判。高度发达的未来科技,是人类智能无限潜能的实现和肯定,但以科技为主宰的未来乌托邦幻象,映照出来的往往是人类精神深层的疯狂和邪恶。评论家H·戈尔德写道:“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科幻小说那样尖锐地揭示人们的理想、希望、恐惧以及对时代的内心压抑和紧张感。”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乔治·奥威尔、阿道斯·赫胥黎等人的“反乌托邦”小说中。现代电影(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也经常表达这一批判性的主题。

  不过,在叶永烈等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中,恐惧、压抑和紧张感等科技负面经验并不存在,乐观的现代性呼应着1980年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想象。未来的科技被想象为快乐和幸福生活的技术保证,建立在科技基础之上的未来世界,是一个人类渴望拥抱的乌托邦。《小灵通漫游未来》以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描绘了一幅发达大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图景,小主人公“小灵通”的愉快旅程,赋予未来世界以明丽、轻快的风格,这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沉重、滞涩的色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与前现代社会以及1950年代“大跃进”式的空想乌托邦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之上的乌托邦,并且,根据科学的逻辑,它的实现并非梦想。在这个几乎触手可及的未来世界,社会形态及生活方式均依据科技进步的逻辑而被设计,任何技术和日常生活的难题,在科学面前都将迎刃而解。事实上确实如此。科学幻想不过是现实欲望的一种预支,幻想中的科技未来总是迅速被现实追上。

  由政治乌托邦到科技乌托邦,科幻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形态进程中,迈进了小小的一步。这一小步是务实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叶永烈式的科技现代化幻想基本上已变成了现实。毫无疑问,务实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部分。但科学精神中的梦幻和狂想的部分,在这里却显得那么的苍白。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对立面——对科技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则尤为稀薄。批判精神的缺席,不仅是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更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化的根本病症。今天,我们在享用近三十年来科技进步的美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涩的果实——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失衡,未能真正有效地被遏制。正反两面的乌托邦,正在同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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