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现实和中国的文化研究[ZT]

该文转引自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3月11日。“文化研究”(CulturalS tudies)在中国内地较大规模地展开,已近十年。作为一种自觉回应当代思想和文化问题的学术努力,这十年它究竟走得如何?今后该如何继续前行?借《热风学术》第一辑出版的机会,沪上部分学者对近年来文化研究的现状、前景,特别是它所面对的社会文化问题,各自发表了意见。

面对新的文化生产机制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在中国内地之所以会展开以“文化研究”自命的学术活动,就是因为最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太大。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一个社会中?中国要走向何方?过去我们会以为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可以被解决的,我们有一些现成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可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现在,这些现成的理论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现实,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提出,如果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判断中国到底会往何处去,就必须发展出新的批判性的实地研究,这是文化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

  讲到现实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有一点我想我们大家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融合,很难区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它们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这一点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原有的支配性的文化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支配性文化正在迅速形成,在其形成过程中,它又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这里说的新的支配性的文化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如果我们将这一新的支配性文化与原来的支配性文化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但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它们形成和传播的机制上面。在今天的中国,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新的支配性的文化,更是这个文化的形成机制,套用一句老话,就是它的“生产机制 ”。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实际上也在发挥着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生产机制,它同整个社会生产机制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也应该——将这个文化生产机制确定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此形成自己的基本的研究范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妨说,这个研究对象本来就是文化研究的产物,是从文化研究的这一扇窗口,我们才如此真切地看到了这个支配性文化,特别是看到了它的这个生产机制的厉害。从别的学科——譬如文学、社会学、传媒研究,等等——的窗口,我们也能看到一点,但角度受限,看不真切,也看不周全。

  换言之,今日中国文化研究所应展开的,不仅仅是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对整个文化生产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个社会生产机制的研究。它正是由此形成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念乃至“学科”(姑且借用这个词)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内地兴起的以“文化研究”自命的学术活动,不可能局限于分析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的层面,它势将通过对文化问题的分析,打开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现实的新面向。它最终要回应的,其实还是 “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

  新的研究对象的确立,要求有与之相配的方法论。当然,这里所说的方法论不仅仅指具体的研究方法,更是指中国内地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具体的研究方式,其实是从属于这样的立场的。最近三十年来,社会和文化一直在变,其基本轨迹和前景都不单一,尽管明显可以看到,有某种强势的结构正在形成,但这个“形成”尚未结束,其他的可能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很难把自己定位于某种客观的、冷静的事后的分析,我们的研究也不容易克制那种介入当下、影响未来的冲动。这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的工作,一个是“破”,批判性地分析当前的文化现实;另一个是“立”,利用各种可能,去促进良性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如果文化研究仅有“破”的一面,那顶多就是做一个明白人,但有了更重要的介入现实的一面,这个“明白”就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是明知力量和可能性都很小,也不会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和努力的,所谓“破”和“立”,在它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而这个一体两面,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也是它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点。

作为方法和视野的文化研究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

  在《热风学术》第一辑的编后记里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要关注当代中国,关注现代中国、革命中国,换言之,关注以中国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历史以及现实问题,我们希望为这些问题搭建起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这是我们当时的编辑思想之一;编辑思想之二呢,是我们力图引入“文化研究”这一概念。这里体现出我们对文化研究这一概念的两个不同的思考路向:第一个路向,是将文化研究作一广义的理解,这种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力图对中国的历史现实问题做跨学科的研究和讨论,所谓跨学科就是把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带入各个专业之中,同时与原来各专业领域的专业性进行一种尝试性的结合。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后会着重关注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会引入各种专业性的讨论,比如思想史的讨论、政治史的讨论、文学史的讨论等等。这种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在座的各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过,它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原来专业的研究范式的转变,进而导致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第二个路向是狭义上的文化研究。这就是说,我们探讨是否有可能对文化研究进行学科化和专业化,如何确立它的研究的领域,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它的研究边界以及它自身独特的、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方法论等问题。

  能不能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谈,文化研究其实就是关于文化政治的研究。我们现在谈政治一般都是指国家政治,或者是从福科而来的微观权利、生活政治,在这么多的政治层面之间,我们能否讨论一下文化政治。尤其在中国,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所谓的文化工业,或者由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种种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现象。比如晓明谈到的毛泽东思想的生产机制,毛泽东思想不仅仅通过国家机器和学校教育推行,事实上,家庭也是整个文化生产机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单位。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一向认为家庭是可以远离政治的私人生活领域,但它却在当代中国被政治化了,它是如何被政治化的?如果我们要实践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的话,我想这个文化政治的视角是否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地方?

迈向文化自觉的时代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从来都是围绕着“古今”、“中外”这两组概念来谈的。古今之争上,激进派希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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