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勒•克莱齐奥

本文转引自译林网

在悖论的森林里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法国〕勒•克莱齐奥 著  孔 雁 译

2008年12月7日,勒•克莱齐奥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为什么要写作?我想,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人人都有自己先天的禀赋,有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也有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写作,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实际行动。当面对现实,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另外一种反应方式,另外一种交流方式。我们会给自己留下一定的距离、一定的时间去思考。
  审视自己创作灵感来源的环境——这并不是简单地自我陶醉,而是希望能够更准确些——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一切的起点都是战争。这里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指某个特定时刻的时局骤变,或者其中所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法国在瓦尔米战场上的胜利,代表德国一方的歌德和代表革命军一方、我的祖先弗朗索瓦对之都有记述。那一定是个充满喜悦和哀伤的时刻。不,对我来说,战争意味着平民所经历的那些——尤其是小孩子的感受。对我来说,战争似乎从来没有意味着什么重大历史时刻。我们挨饿,我们害怕,我们受冻,仅此而已。我还记得,曾经看见隆美尔元帅率领的军队路过我的窗下,彼时他们正朝着阿尔卑斯山脉进发,试图找到通往意大利和奥地利北部地区的通道。对于那次军事行动,我并没有很清晰的记忆。然而,我却清楚地记得,在战争后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匮乏,尤其是书籍和书写材料。因为缺少纸和墨水,我最早是拿木匠用的红蓝铅笔,在配给票证簿的背面画画和写字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尤其喜欢粗糙的纸张,喜欢普通的铅笔。没有儿童书籍可看,我就读祖母的字典。那些插图、地图和不熟悉的词条,就像一道向我开启的神奇大门,召唤我踏上探索世界的旅程,去徜徉,去梦想。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本书,名字叫《环球旅行》。紧接着,我又写了一本人物传记,主人公是一位虚构的国王,名叫丹尼尔三世——也许他是瑞典人?再后来,还写过一个以海鸥视角叙述的故事。那是一个足不出户的时代,孩子们很少能被允许到户外玩耍。在我祖母家附近的田地和花园里,到处都是地雷。还记得有一次我溜达到海边,走到一个由带刺铁丝网围起的封闭区。铁丝网上挂着用法语和德语写的禁止入内的告示,上面还画着一个骷髅头。一切都昭然若揭。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很自然有逃避的冲动——去梦想,去把这些梦想写入文字中。另外,我的姥姥是讲故事的好手。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她会讲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充满想象力,发生在大森林里——或许是在非洲大陆,或许是在毛里求斯的玛伽贝森林里。故事的主角是只猴子,非常淘气,却总能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后来,我到非洲旅行,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去探索真正的森林,而那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动物。但是与喀麦隆接壤的奥布度村的一位村官,曾教给我如何倾听附近山上的大猩猩拍打胸膛时发出的嗡嗡声响。非洲的旅程所赐予我的,并不是以后小说创作的主旨,而是第二人格——爱做白日梦,同时又深深关注现实。这种人格已经伴随了我一生,并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维度。这是对自身的陌生感,而有时也是痛苦的源泉。生命是迟缓的,我必须努力,才能够理解这种矛盾的意义。
  后来,书籍进入了我的生活。当年我父亲在毛里求斯的摩卡被家族驱逐并分得一份财产的时候,他争取到了几间藏书室。也就是在那时,我理解了对孩子来说还比较模糊的一个真理,那就是:书籍是比不动产或者银行账户更加珍贵的财富。就是在这些书卷中——大多数是古老的装订大部头——我发现了世界文学的伟大著作:由托尼•约哈诺插图的《堂吉诃德》、《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 《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集》、 《格列佛游记》;维克多•雨果的伟大而发人深省的小说,如《九三年》、《海上劳工》和《笑面人》;还有巴尔扎克的《滑稽故事集》。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旅行者的故事文集,里面的故事大多数发生在印度、非洲、马斯克林群岛,还有迪蒙•迪尔维尔、罗颂神甫、布干维尔和科克的伟大探险史,当然还有《马可•波罗游记》。在非洲度过了一段自由岁月之后,阳光中慵懒的外省小镇上生活平淡,是这些书让我尝到了冒险的滋味,感受到了真实世界的旷达;让我通过本能和知觉,而非知识去探索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书很久以前就让我意识到儿童生活的矛盾本质:一个孩子,要竭力守住他的庇护所,因为那是让他忘记暴力和竞争的地方;然而他又乐于透过玻璃窗,去观察外面的世界。
  就在我得知瑞典文学院授予我如此殊荣之前不久——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是令人惊讶的,我正在重读斯蒂格• 达格曼的一部小书,名为《忧伤的独裁》的政治文集。这本书我爱不释手。重读这本尖刻、苦涩的书并不是纯粹偶然,而是因为我正准备去瑞典接受由斯蒂格•达格曼之友协会于去年夏天授予我的一个奖项,还要去参观作者童年时居住过的一些地方。我一直很喜欢达格曼的作品,因为他能够把孩童般的稚嫩天真与讽刺嘲笑结合起来。我还欣赏他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用来评判这充满磨难的战后岁月的睿智——那是他的成年阶段,也是我的童年时期。书中有句话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此时此地,这句话似乎是专门对我说的,因为我刚刚出版了一部名为《饥饿前奏曲》的小说。那句话,或者说那一段,是这样说的:“怎么可能这样呢?一方面,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更重要;而另一方面,却不可能意识不到,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与饥饿作斗争。对于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疑就是在月底之前究竟能够赚到多少钱回家。因为这就是他(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新悖论:尽管他希望能够为饥饿的人写作,然而,却只有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才能有闲心意识到他的存在。”(《作家和意识》)
  斯蒂格•达格曼所说的“悖论的森林”,正是写作的处境。艺术家决不能逃脱这个地方,相反,他必须“驻扎”在那里,以考察每一个细节,探索每一条道路,说出每一棵树的名字。这并不总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逗留。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栖身之地,而她在向她的纸张倾诉,把它看作是自己亲密而宽容的朋友。而现在,面对着现实,这些作家不能仅作为见证人,而应作为演员。他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保持距离。西塞罗、拉伯雷、孔多塞、卢梭、斯塔尔夫人,或者近现代的索尔仁尼琴、黄皙暎、阿卜代拉蒂夫•拉阿比或米兰•昆德拉:他们都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对于像我自己这样一直享受自由活动的人——除了短暂的战争阶段,如果无法自己选择生活的地方,就犹如被剥夺了自由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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