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与挣扎——《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

迷惘与挣扎[*]
——《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

1975年出生的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堪称当今英伦最富盛名的后起之秀。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创作并发表了三部作品:《白牙》(White Teeth,2000)、《签名收藏家》(Autograph Man,2003)、和《关于美》(On Beauty,2005)。不仅每一部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而且几乎全部赢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赞誉。《白牙》是扎迪·史密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正是凭借此部作品,作者得以成名,其影响已不仅止于英美文学界。在《白牙》面世之后不久,各种奖项便扑面而来:2000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的小说奖、2000年“惠特布莱德图书奖”最佳小说一等奖、“卫报杰出图书奖”一等奖、“共同体作家图书奖”一等奖,以及“贝蒂·特拉斯克奖”,等等。此外,《时代》杂志还把这部作品收入了《1923-2005〈时代〉百部最佳英语作品集》。可见,《白牙》已经成功跻身经典作品的殿堂。

虽然在作品的出版过程中,商业运作也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但是更为重要的当然是其自身的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牙》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正是当今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引人关注的有关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也许与其自身的身份特征有关[1],作者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处于这一问题中心的“离散”人群。

所谓“离散”(Diaspora),通常是指某一族群中的个体或者群体在自愿或者被迫的前提下移居到自己本族群常居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和原居住地的文化发展相比,“离散”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离散”者(diasporas)努力保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习俗的传承;而另一方面,他们由于远离了原初的居住地和文化氛围,因而又与本族群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距离。在2004年澳门召开的“‘离散’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对“离散”这一概念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共识,一致认为“离散”人群就是定居在别国并籍以确立其身份的那些社会团体,而他们自身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属性(Smith and Stares, 2007: 5)。以此概念为基础,本文将围绕人物对《白牙》中的“离散”主题展开论述。

小说主要围绕琼斯和伊克鲍这两个家庭展开。这两位1945年曾一起为英国在欧洲征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阿奇鲍尔德·琼斯是英格兰人,萨马德·伊克鲍是孟加拉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克鲍移民到了英国。两位好友成了邻居。琼斯在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与移民到英国不久的牙买加姑娘克拉拉结婚。而萨马德·伊克鲍经过了多年在英国的独自闯荡,也终于娶了一位同样来自孟加拉国的姑娘阿尔萨娜。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典型的“离散”者家庭模式。而伊克鲍一家则更具代表性。事实上,尽管《白牙》是以琼斯的故事开始,以琼斯的故事结束,但是整部作品的核心却是伊克鲍一家。

通常,对于“离散”者而言,当生存问题仍然是个人生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时,各种文化、宗教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往往都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甚至似乎被人们忽略。而当生活渐趋稳定,尤其在第二代出现以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则变得越来越重要,随之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会逐渐显露。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精神需求往往会逐渐增强,或者在经历了某次偶然的事件之后而变得异常强烈。这几乎是“离散”者人群中的一种普遍状况。伊克鲍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证。

伊克鲍有着强烈的本民族文化情结。而他的这种情结在遭遇了一次表面上的情感问题实质上的文化冲突之后变得更加清晰和强烈。伊克鲍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生活也渐趋稳定。而不如意的夫妻生活使得他有了再次燃烧一下激情的冲动。他邂逅了一位英格兰白人姑娘珀珮·布尔特-琼斯,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去实践婚外情给他带来的刺激。他们第一次真正的约会意味深长。珀珮特意给他带来一件礼物。然而,与他想象的浪漫完全不同,情人的礼物竟然是“一把牙刷”(Smith, 2000: 152)[†]。这令他感到错愕惊讶,同时也促使他意识到了自己民族文化情结的存在和牢固。

透过这一带有几分荒诞的细节,读者至少可以领会到这样一个信息——生活的真实其实是冷冰冰的,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温馨和浪漫。而“牙刷”在这里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代表文化差异的符号。此前,叙述者已经介绍过,像伊克鲍这样的孟加拉国移民有不刷牙的习惯。珀珮也许真的享受和伊克鲍在一起交谈的乐趣,甚至对伊克鲍本人也算真有志趣相投的好感,但是她却无法忽略伊克鲍不刷牙的陋习。她作为礼物的牙刷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提醒伊克鲍他们之间的差异;二是提出进一步交往的前提条件,即要求伊克鲍寻求以珀珮为中心的趋同。引申一步讲,珀珮以牙刷所暗示的交往条件代表了主流文化对想要获取认同的“离散”者所采取的一贯做法,即要求“离散”者寻求向主流文化的趋同。

牙刷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伊克鲍和珀珮讲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雷蒙德·威廉斯对“我们其实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有过如下的阐述:

当我们说“我们说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更具一般意义的东西:即我们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或者不同类型的评价方式;或者我们似有所悟地意识到了能力和兴趣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分布。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方都在讲着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但是其用法却大相径庭,尤其当涉及到一些处于争论中的强烈的情感问题抑或重大观点的时候。虽然暂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可能会试图将它自己的语言作为“正确”的用法强加出去,但是,按照无论哪种语言学的标准,没有哪一方是“错误”的。(Williams, 1976: 11)

根据威廉斯的这段阐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伊克鲍和珀珮的关系中,珀珮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处于“正确”的一方,并将伊克鲍置于“错误”的一方。伊克鲍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为图一时之欢,伊克鲍似乎做出了让步。但他内心的挣扎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文化情结的“离散”者,以其南亚人所特有的个性[2],伊克鲍当然不会甘愿俯首屈从。相反,在这一刺激之下,其民族文化情结反而有了强劲的反弹。

于是我们看到,有此经历之后的伊克鲍更深地退回到了他自己最为熟悉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中去。他主动去强调自己的宗教身份,严于律己,不惜放弃自己在英国多年养成的饮食习惯。他会强调说“我是个穆斯林,……我不会再放纵自己”(155)。虽然他和好友琼斯多年来在同一家由他的孟加拉同乡开的餐馆里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用餐习惯,但是那段经历之后,他却和好友多次因为点餐发生争执。他开始不断地谈论其祖先的光辉历史,并且不容别人质疑。他还有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要将他的儿子送回孟加拉国以继承其民族文化的光荣传统,因为

对于萨马德来说,……传统就是文化,文化导向根基,而这些都是好的,是毫无瑕疵的原则。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按照这些原则生活,遵守它们,或者按照它们所要求的方式成长。但是根基就是根基。根基就是好的。……根基就是所获得救赎的,是扔出去拯救溺水者的绳索,去挽救他们的灵魂。当萨马德自己在大海上漂得越来越远的时候,当他被一个名叫珀珮·布尔特-琼斯的女妖拉入海底的时候,他就更加坚定了要为他的儿子们在海岸上筑就根基——任何狂风暴雨都无法撼动的深深的根基——的决心。(161)

通过这段描述,我们看到伊克鲍深深体会到自己作为无根浮萍的痛苦和危险,同时也看到了他内心强烈的寻根求源的欲望。换言之,困扰伊克鲍的其实就是“离散”研究专家艾多尔德·吉尔桑特(Edouard Gilssant)所讨论的有关“回归”(return)的迷思。按照吉尔桑特的说法,只有“回归”才可以获得神圣的恒久稳固的精神境界(Gilssant, 1989: 16)。然而,正如雅克布·贝尔科维奇(Jacob Bercovitch)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已经移居他乡的“离散”者来说,在他的身份特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层次性:一方面他在情感上会忠诚于他已经远离了的故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他又要在多个层面上忠诚于他所移居的国家(Bercovitch, 2007:18-9)。而且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移居他国,任何一位“离散”者背后可能都有着一段长长的故事。所以,简单干脆的“回归”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对于伊克鲍来说,把儿子送回孟加拉去就成为他可以实现的一种可以把他从“回归”的迷思中解脱出来的变通手段。

然而,即使是这种变通的“回归”寄托也依然难以圆满实施。虽然伊克鲍费尽周折地将他最喜欢的大儿子马吉德送走,但生活却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平衡和安宁。妻子阿尔萨娜下定决心在儿子回来之前绝不跟伊克鲍直接对话。即使面对面,阿尔萨娜也总是以此人仿佛不在场的第三人称来指称。而他的二儿子米拉特由于在一系列家庭变故当中倍感遭受冷落而变得异常叛逆。这也成了伊克鲍的又一个痛苦。可见,想要通过这样一种变通的“回归”以达到恒久稳固的精神境界的做法也只是一种虚妄的幻象而已。通过所有这些事实以及有关泰国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溺水身亡的故事(161),我们不难看出小说对于伊克鲍这种抱残守缺、固守所谓的文化传统的态度和做法所持有的明确的批判立场。

伊克鲍在生活中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的逃避方法就是将自己深深地埋入往事的泥沼之中。“当一个人只有他身上流淌的血液可以让他引以为傲的时候,那么每一滴血都意义重大,至关重要。每一滴都必须要忠实地加以捍卫”(212)。伊克鲍的这一行为表现代表了像他这样的生活并不如意的“离散”者们寻求精神抚慰的一种手段。不管效果如何,也不管是否虚构幻想出来的过去,让自己躲藏在“往日的好时光”里总能够使自己得到一丝精神上的安慰和放松。“因为这是涉及移动人口(难民、移民、游客)的又一重要事件:他们无法逃脱他们的历史,就像你无法丢掉你的影子一样”(385)。

尽管如此,伊克鲍的这种躲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这是由他身份特征中的多层次性决定的。首先,他无法抹除其背负的历史。其次,在地域意义和法律层面上,他是英国公民;是来自南亚孟加拉国、现居住生活在英国并且已经成为英国公民的“离散”者。他不可能凭借其故国的历史来满足和完善自己身份特征中作为英国公民的需求。所以他的痛苦和不如意是必然的,是“离散”者身份特征中内在矛盾性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伊克鲍的迷惘和挣扎在“离散”者中具有普遍性。是几乎所有“离散”人群都会或多或少地去面对的共同问题。对于像米拉特、马吉德和伊瑞这样的第二代“离散”者也不例外,只不过表现方式可能会各有不同。而透过米拉特和伊瑞这两位人物的生活经历,我们还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于“离散”人群当中的另一些常见问题及其根源。

米拉特是伊克鲍的次子,只比他哥哥马吉德晚到这个世界几分钟。在马吉德被送回孟加拉国的这8年间,家庭中的话题中心永远是那个远离了家门的孩子,以及围绕那个孩子而产生的纷争和吵闹。因此米拉特感到倍受冷落,很少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和来自父母的关爱,于是变得异常叛逆乖张。他经常参与打架斗殴。小小年纪便抽香烟吸大麻。在伊克鲍的眼里,米拉特是一个已经堕落得没有任何希望的问题少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寄予了厚望的马吉德最终与民族文化和宗教渐行渐远,倒是一直留在英国的米拉特皈依了他父亲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当中的一个派别,成了宗教活动的积极参加者。

混迹街头,又为人豪爽,米拉特所接触到的人自然也是形形色色。这其中就包括一支在当地的伊斯兰教组织“凯文”。“凯文”(KEVIN)意指“永恒不败的伊斯兰民族的守护者(The Keepers of the Eternal and Victorious Islamic Nation)”(385),是“一支崇尚采取直接的、并且通常为暴力行动的极端分子团体,是一支为其他的伊斯兰团体所不齿的小派别;在16~25岁的年轻人中却很受欢迎”(390)。对于这样一支带有暴力倾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小团体,米拉特并非一开始就感兴趣,也非出于宗教的虔诚。但是,他在这里找到了归宿感,个人价值得到了认同。即使他成了这个组织的积极分子,他也仍然认为“像他自己的父亲那样依靠信仰过日子是可鄙的”(365)。他一方面百分之百地投入到“凯文”的各项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又有选择地去规避一些“凯文”所列的清规戒律。由此可见,米拉特皈依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门下,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跟单纯的宗教信仰并无瓜葛。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伊瑞的身上。伊瑞是琼斯夫妇的独生女儿,和米拉特兄弟同岁,从小一起长大。乖巧伶俐,聪明好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的增强,伊瑞的心理成长却不够健康。由于她在家里缺少关爱,在社会上缺少朋友,加之她并不苗条的身材,所以她时时被挫败感和沮丧所包围。由于和母亲在观念上的分歧,伊瑞只好投奔她的外祖母。从此与基督教见证教派开始了越来越密切的接触。最后在外祖母的带领下正式皈依,成了见证教派的信徒。

伊瑞原本和母亲一样是无神论者。出于对父母的反叛,她才离家出逃。同样有着“离散”者身份的外祖母及其周围的人们让她进入了另一种生活。宗教是他们的慰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要与宗教规条扯上关系。伊瑞在被动的情况下接受了见证派教义的全方位轰炸。以至于当她再回学校上课,或者偶尔回家的时候,反而会感到极其不适应,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种极端的做法,其他的一切一下子就都不管事儿了”(367)。可见“极端”就是让你别无选择。而“离散”者往往由于生活圈子所限而时常被笼罩在某种类似的“极端”氛围之中。

除了受到宗教信仰的强力影响之外,伊瑞在外祖母家还接触到与其母系源头相关的一些材料。从而使得她的“离散”者身份意识有了自觉地明确和加强。通过阅读,她了解到“牙买加”原来是她的源头所在。虽然,伊瑞只有一半的牙买加血统,出生在英国,成长在英国,但是她的肤色和发型以及强烈的自我意识时刻都在提醒着她的与众不同。在她还没有接触到与牙买加有关的任何材料之前,她努力想瘦身,把头发烫直。显然,这些都是她寻求趋同、渴望得到认可的努力。然而,在别人的眼中,直发的她却不是她自己了。伊瑞对于自己身份的困惑使她感到非常迷惘。她那个时候不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而现在,伊瑞似乎找到了困扰她的一切根源之所在。而此后她追随她的外婆,成为基督教见证派信徒,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通过米拉特和伊瑞,涉及“离散”者个体和“离散”人群的另一个侧面得到凸显:这就是“团体”或者“组织”(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各种宗教团体)对于他们享有归宿感、保有多层次身份特征的重要性[3]。对于离散者来说,在这样的团体当中,他们很容易获得亲近和认同。由于不存在太多的差异性,同根同源是他们沟通交流的基础,因而在观念和价值的认同方面几乎不存在什么困难。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团体”也好,“组织”也罢,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内奥米·斯齐曼所谓的“觉悟社”(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这些社团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政治的诉求。根据斯齐曼的分析,

这些觉悟社所提供的理解人们的情感和行为的诠释结构都显而易见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它应该直截了当地表明每个人在让自己的经历变得有意义的时候都有一套特别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又与某种有争议的政治观点密不可分。在这一方面,觉悟社也并无什么非同寻常之处。它们的本质特征异常清楚明白:即政治的框架毋庸置疑(尽管常常表现得含混不清),并且饱受争议。(Scheman, 1980: 186)

所以,当米拉特和伊瑞对自己身份认同产生困惑,并且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他们开始接触到这样的“觉悟社”,进而主动积极地加入其中。在个体来看,这只是他们各自为了完善自身身份特征的一种需要;而在他们各自所加入的团体来看,其饱含争议的政治框架也都明白地体现在各自成员所积极参与的活动之中:比如,策划反对马尔库斯·乔汾的抗议示威,以反对他所从事的与动物相关的科学实验,等等。

牛津大学的“离散”问题研究专家,史蒂文·福尔托维奇教授在探讨“离散”人群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的时候指出:

在“离散”人群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活动,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不同的离散人群所构成的团体可以游说所在国政府制定或者调整相关政策,以对自己的祖国有利,或者挑战自己祖国的政府;可以通过他们的支持和反对来影响自己祖国的政府;可以给一些政治团体、社会运动和民间社团提供资金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或者可以资助恐怖主义在自己祖国内部的持续的暴力冲突。(Vertovec)

凡此种种。笼统地说,大多数离散者团体都不会是简单的只为了有利于维护自己身份特征中的多层次性而存在。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米拉特和伊瑞各自所在的完全不同的宗教团体都不约而同地首先选择攻击马尔库斯·乔汾和他的“未来老鼠”。虽然看似荒诞,但这却正是他们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福尔托维奇所说的“离散”人群对社会活动的支持。也是这些团体表明自身存在的一种手段。不管怎样,“离散”人群所结成的各种团体、组织所形成的影响不可小觑。这也是2004年在澳门召开的“‘离散’问题国际研讨会”把“和平制造者”与“破坏和平者”作为大会讨论主题的原因(Smith and Stares, 2007: viii-ix)。

除了上述这几位主要人物以外,《白牙》中的主要的“离散”者个体还包括克拉拉、阿尔萨娜和马吉德。克拉拉和阿尔萨娜不在故事的中心,但在强化“离散”主题方面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点就是两位不同族裔的妇女都对乔汾一家的友好表示不信任,甚至厌恶。两位都认为“一星半点的英语教育会是很危险的。……英国人就是这样,一边教给你东西,一边又偷偷地拿走你的东西”(295)。显然,英语对于她们而言仍然是一种“权威话语”(赵一凡等,2006:226)。由于在她们的身后都有着曾经遭受过英国殖民化统治的故国历史,所以通过她们揭示出的是“离散”者与寄居国的国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平等沟通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和深深的隔阂。这样的问题在“离散”人群中带有普遍性。

马吉德这个“离散”者形象非常特别。虽然他和米拉特是孪生兄弟,但是由于他被父亲伊克鲍在寻根情结的驱使下送回了孟加拉国长达8年,所以他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有相当长时间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另一方面,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与英国的联系却又未曾中断过:先是他与其父亲的书信往来,汇报其在故土的所见所闻;后又与马尔库斯·乔汾成了笔友,探讨共同感兴趣的科学问题。虽然相距遥远,彼此各自身处不同的文化氛围之中,而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却毫无障碍。

在一定意义上,马吉德这一形象似乎暗示了小说针对“离散”者和主流文化之间的隔阂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即如果双方能够抛开狭隘的种族文化和宗教的议题,在科学的态度基础之上展开沟通交流,那么所有的隔阂和鸿沟其实都可以化解,相互的理解也能够实现。

而马吉德回到英国之后,遭到的却是父亲的不解和兄弟的反目。这一方面恰恰说明对于像马吉德这样的“离散”者来说,要想放开狭隘的种族文化和宗教的规范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狭隘的种族文化和宗教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所起到的阻碍作用。

与马吉德相互呼应的另一个人物是阿奇鲍尔德·琼斯。在这个人物身上则似乎暗含了小说对“离散”问题中的另一方——承载主流文化的个体——所提出的示范性的建议:即要充满仁爱和体恤宽容之心。作为一位地地道道的英国人,琼斯也面对着和那些“离散”者们相同的生活的烦恼和艰辛。正如扎迪·史密斯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是相同的”(Weich)。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放走了向他开枪的俘虏;在生活中,他容忍伊克鲍的怪癖,对他的行为能够给予足够的理解;机缘巧合,在故事的结尾处,他的身体又一次挡住了射向马尔库斯·乔汾的子弹。琼斯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小人物。但是他的行为处处闪现着宽容和仁爱的光芒。他和伊克鲍及其同乡们的沟通没有隔阂。通过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包容差异性应该成为解决主流文化与“离散”者之间隔阂的前提和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与探讨,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史密斯的《白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和理解“离散”问题的窗口。让我们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离散”问题已经与种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世界和平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是不容忽略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白牙》的出色之处也正在于它紧扣时代的脉搏,依托这一宏大主题,通过具体生动的叙述,引发读者对“离散”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这是《白牙》能够被批评家们誉为“新世纪的第一部伟大作品”,并且受到广泛赞誉的一个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作品中所隐含的解决相关“离散”问题的方案可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完美构想,并不具有多少现实可行性。正如作品中所展示的那样,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是只要能够引发人们的更多思考,作品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

注释

[1] 扎迪·史密斯的母亲是上个世纪60年代移民英国的牙买加人,父亲则是英格兰人。这与《白牙》中的琼斯一家有几分相似。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Zadie_Smith

[2] 亚裔美籍“离散”者研究专家拉杰夫·冼卡尔(Rajiv Shankar)在他的A Part Yet Apart: South Asians in As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8)一书中指出:南亚人总是希望他们自己的独特性得到认可,希望他们的具体问题被人关注。详见该书序言“Foreword: South Asina Identity in Asian America,”ix-x。

[3] 雅克布·贝尔科维奇认为离散者多层次身份特征的保留就是通过建立并拥护形形色色的组织来实现的。参见:Bercovitch,第19页。

参考文献

[1] Bercovitch, Jacob. “A neglected relationship: Diaspora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J] quoted in Diasporas in Conflict: Peace-Makers or Peace-Wreckers? [C] Ed. Hazel Smith and Paul Stares.New York: UnitedNationsUniversity Press, 2007.

[2] Gilssant, Edouard. Caribbean Discourse: Selected Essays. [C] Tr. J. Michael Dash.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Virginia Press, 1989.

[3] Scheman, Naomi. “Anger and the Politics of Naming,” [J] Women and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C] Ed. Sally McConnell-Ginet, Ruth Borker, and Nelly Furman.New York: Praeger, 1980.

[4] Shankar, Rajiv. A Part Yet Apart: South Asians in Asian America. [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5] Smith, Hazel and Paul Stares, ed. Diasporas in Conflict: Peace-Makers or Peace-Wreckers?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6] Smith, Zadie. White Teeth. [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0.

[7] Vertovec, Steven. “The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Diasporas,” [J]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June 1, 2005). (1/31/2009) =313>.

[8] Weich, Dave. “Perhaps Soon Zadie Smith Will Know What She’s Doing,” [J] Author Interviews. Powell’s City of Books. (1/20/2009) zadiesmith.html>

[9]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 赵一凡等编. 西方文论关键词. [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本文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年第四期,pp.71-74。

[†] 小说引文皆为笔者所译。以下小说引文只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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