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当地时间11月14日晚,2012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仪式在Cipriani酒店举行,印第安裔女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凭借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说《圆屋》(The Round House)击败了胡诺特•迪亚兹及戴夫•伊戈斯等人极受好评的新作,获得了2012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
创建于1950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American National Book Award)是美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是与著名的普利策文学奖齐名的文学奖项。
201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的竞争比去年更加激烈。和往年不同的是,往年都有许多不知名作家入围。但今年的评委将许多知名作家选入最后短名单。除了路易丝•厄德里克,还有前普利策奖小说奖得主朱诺•迪亚兹。他的入围小说是《这就是你失去她的道理》(This Is How You Lose Her)。戴夫•易格斯的《国王的全息象》(A Hologram for the King),以上两位作家的作品也都曾在中国翻译出版。凯文•鲍威尔(Kevin Powers)的《黄色鸟群》(The Yellow Birds)也入围了今年的国家图书奖短名单。(他的小说中文版已在翻译中,估计近期将会出版。)最终厄德里克的小说《圆屋》荣获此项殊荣。
厄德里克是以描写美国原住民部落成名的小说家、诗人、儿童小说作家。其作品主要关注美国印第安文化遗产方面的问题。她是批评家肯尼思•林肯(Kenneth Lincoln)所倡导的“印第安文学复兴”运动中于1968年之后出现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她被视为可与威廉•福克纳齐名,是美国当代最多产、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曾先后获纳尔逊•阿尔格伦短篇小说奖、苏•考夫曼奖、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全国书评家协会奖。2008年在我国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文版小说《爱药》是她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也是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当代美国印第安长篇小说。
《圆屋》是路易丝•厄德里克的第14部小说,展现了奥吉布瓦人和白人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中的艰辛。在厄德里克的获奖感言中,她用印第安人的奥吉布瓦语发表自己的感想,她说获得国家图书奖部分是对美国原住民语言的肯定,也是对“原住民女性优雅和坚韧”的肯定。“这部作品是对原住民保留地还在发生的大量不公正事件的控诉。感谢你们让更多人知道”。厄德里克通过描写这些贴近生活的人物角色,充分展现了生活中的悲剧性、戏剧性。评论家齐亚巴塔里(Jane Ciabattari)说,《圆屋》是厄德里克所创作的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冲突集中、充满悬疑并且道德意义深远”。
“罪恶”在厄德里克的一些最有震撼力的故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小说《圆屋》运用了一些她之前小说中的人物,但是更加关注1988年一次罪恶袭击的直接影响效应。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88年春天的北达科他州奥吉布瓦人居住地。在一个周日的下午,13岁的乔在寻找他的母亲。乔是一位快乐,有着纯真本性的孩子。后来,乔和他的父亲发现他的母亲坐在一辆车上,她的身上有着血和汽油的恶臭味。
杰拉黛茵•库茨(Geraldine Coutts),乔的母亲,一名奥吉布瓦女性,意外遭受强暴,心理上的创伤使她不愿将细节向外人透露,反而将自己封闭起来,陷入越来越深的孤独。儿子乔为了帮助母亲,和他的三个朋友一起,决定自己找出真相。关于这件事情复杂的地方在于发生这件罪行的确切地点:这件事发生在圆屋附近的某个地方,圆屋是聚居地进行族群祭祀仪式的一个古老而神圣的地方,他们不能够确定强奸案发生在部落地、州属地或者是联邦属地。
厄德里克故事都是从历史的土壤中成长出来的,但是对于一名13岁的男孩来讲,历史似乎并不相干,乔只是看到他的母亲陷入了紧张的神经质的沮丧中。他觉得自己要去拯救母亲,却由此过早地被推入了悲伤、幻灭的成人世界。因此,它也是一部反思印第安内部暴力文化的作品。它既像一部侦探小说,又像一部成长故事。厄德里奇在其中展示了自己精确描绘家庭中爱、恨、需要、同情、责任等种种情感的能力。
“我不知道怎样来讲述这个故事,后来我发现了乔,于是便有了叙述者,写了几章之后我意识到他的叙述能够带着我贯穿整本书,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因为我通常在一本书中会换不同的视角”。厄德里克说她觉得在书中用一个孩子或者青少年的视角讲故事比较简单,故事融合了她童年的经历。一部分来自于记忆,一部分来自于她的想象。
厄德里克承认她喜欢用乔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但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黑暗而棘手的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式。这件罪恶彻底改变了他坚强而全能的父母。在他的母亲杰拉黛茵终于能说话的时候,他发现犯下这个罪行的是一位白人,而且这个白人也有可能谋杀了另一位女性。这些罪行有可能是在聚居地发生的。但是白人在部落的法律系统中是不能够被起诉的。而且,因为并不清楚案发现场是在州领地,还是联邦领地,白人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充足理由拘留强奸犯,犯罪嫌疑人很快逃脱,继续逍遥法外。
如何寻求公正的法律帮助是《圆屋》这部小说的核心。厄德里克想要在《圆屋》中展现出在印第安人聚居地错综复杂的问题。公正在那里并不明晰,因为不知道到底是联邦政府、州政府还是部落警察具有执法权。
“聚居地这种独特的法律体系使得司法公正变得困难,我觉得罪恶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西方法律系统不能够解决这种实际发生的情况,传统的法律公正系统是惟一的出路”,厄德里克说。
在她构思这本书的时候,厄德里克调查过有关印第安女性的性别态度、对印第安女性的非法交易以及其他一些真实生活中的悲剧故事。这对她塑造《圆屋》中的女性人物极有帮助:如脱衣舞女索尼娅(Sonya)、遭受强暴后努力回归正常生活的杰拉黛茵(Geraldine),以及充满欢乐的祖母伊格纳夏(Ignatia)。
厄德里克说,“我看到了印第安女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顺应能力、忍耐能力,还有她们的幽默感和同情心,我非常敬重她们所具有的一种求生本能,这使得她们的家族能够一代又一代地富有生机”。
《圆屋》中的一个令人感到温暖的地方就是印第安人聚居地。尽管那里充满了毒药和时不时的暴力事件,但是聚居地却始终是一个相互关爱、相互支持的社区集体。厄德里克在写作《圆屋》时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她把自己在家庭中感受到的那种温暖亲情写入了书中。
“(这本书中)充满着人们是如何珍爱彼此、尽全力去保护彼此的描写。虽然有时候那样的尝试会失败,但是爱始终在那里。因为我的家庭给我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我的丈夫、孩子,还有我的父母给我的关心照顾,所以在这本书中这些也都有所体现。我能够感受到孩子们是如何保护我的,我能够看到那种感觉”,厄德里克说。
《今日美国》的评论员裘拉鲁(Carmela Ciuraru)认为,《圆屋》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公正和救赎,没有巨大的苦难就没有援助,暴力的方式会招致进一步的暴力,这显然是一个悲剧性的素材。但是面对伤痛,厄德里克笔下的角色充满了信念、力量和恢复力。“我们继续生活(We just kept going)”,这是小说中的最后一句话——或许这更接近于作者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 厄德里克1954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在北达科他州长大。尽管她被认为是印第安人,但其实她只是一个带有印第安血统的混血儿:她的父亲是德裔美国人,母亲是北美龟山原住民保护区的奥吉布瓦族人,双亲皆长年服务于部落居留地的印第安事务学校,外祖父曾任部落酋长。
厄德里克从小酷爱读书,深受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简•奥斯丁(Jane 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福克纳等人的影响。在1985年的一次访谈中,厄德里克在被问及她认为自己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讲故事的人时,厄德里克回答说:“两者皆是”。
在厄德里克的童年里,奥吉布瓦丰富的口述故事传统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他的母亲和外祖父母为她讲了许多关于奥吉布瓦民族聚集地生活的故事,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亲戚如何生活,他们的城镇如何演变等等。厄德里克认为倾听她的家族故事在许多方面成为了她最重要的文学影响。她的父亲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介绍给她并鼓励他所有的孩子们写故事,每写一个故事给5美分。厄德里克后来开玩笑说这些5美分是她最开始的稿酬。她的母亲同样支持她童年的创作,为她的手稿制作封面。1991年接受《作家文摘》(Writer’s Digest)采访时,她说:“我们家族里的人把每一件事情编成一个故事,我们喜欢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我们大家就坐在那里开讲,然后故事就一个接着一个”。
奥吉布瓦的印第安文化是厄德里克的文化之根,其家族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都是她创作的源泉。就像学者马克•安东尼•洛罗(Mark Anthony Rolo)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厄德里克来说,“美国印第安文学通常是关注于‘回归’的,回归到古代传统的土地、语言和热爱中——这是对西方文学一个完全相反的主题,西方文学通常是关注于一场超越原始而向外的旅程”。
1984年,在她三十岁的时候,厄德里克发表了第一部小说《爱药》(Love Medicine)。《爱药》取得空前成功,获得多个奖项。托尼•莫里森对厄德里克的作品有过如此评价:“《爱药》中的美丽使我们不会被书中的力量所压抑”。菲利普•罗斯评价厄德里克的作品充满了“原创性、权威性、柔软性以及一种狂野而原始的智慧”。
《爱药》成为厄德里克第一部描写1912到20世纪80年代年间在北达科他州“阿格斯”(Argus)三个奥吉布瓦家族几代人故事的系列小说。因为厄德里克对多视角叙述的运用、非线性时间结构的讲述以及她的人物对于土地的紧密联系,其作品常被用来与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作比较。她所虚构的“阿格斯”小镇也同样被一些批评家拿来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郡(Yoknapatawpha County)相比较。
厄德里克在“阿格斯”系列小说中的第二部《甜菜皇后》(The Beet Queen),出版于1986年。故事从1932年开始,横跨40年。作品中,厄德里克探讨了白人世界、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以及印第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尽管在她的书中经常会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但是厄德里克拒绝被贴上“魔幻现实主义者”的标签。她说即使是最不同寻常的事件也是基于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情是她在平时收集的剪报和书中发现读到的。她收集那些关于怪异事件的书籍,并且保持记笔记的习惯,记录下他听说到的奇闻异事。厄德里克同样做了许多历史研究,尤其是关于北达科他州的家族历史和地方历史。
从90年代末期开始,厄德里克便开始学习奥吉布瓦语以及她的部落的文化和传统,包括它的一些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事件,她同样教她最小的女儿学习奥吉布瓦语。 她的作品通常反映了在这个多文化的世界里去确立一种自我定位的奋斗。很多时候,厄德里克的小说讲述关于时间的循环属性(the cyclical nature of time),这是美国印第安文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概括地讲,厄德里克的印第安故事代表了美国多元文化的核心。作为一名混血儿,厄德里克一直在寻找其自身文化定位的含义。在1986年的一次访谈中,厄德里克表示:“我的希望是人们能够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里把我当做在美国多样性文化中描写美国经历的作家来阅读我的作品”。她做到了。 【吴艳虹原文,mabokov修改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