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文学琐记

  • 以色列作家阿莫斯·欧茨于2018年12月28日去世。享年79岁????
  • 前些天,接收某报纸邀请,加入了有关蒋方舟解读洛丽塔的讨论。现录下本人的观点如下:
    首先,我支持蒋方舟的观点。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我早已经提出过,虽然视角稍有不同。我看到不少贬低蒋方舟的观点。我觉得很滑稽。文学的解读从来都是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的。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那种对别人的某种你不喜欢的解读抡棍子扣帽子的做法极其愚蠢可笑。有把小说看做是一种比喻的,那也是极端个体化解读的一种。以此拿来批评蒋方舟的观点也同样显得莽撞且可笑。
    我对纳博科夫的理解与蒋方舟的观点比较接近。多年前我也曾写过文章,阐述过相似的观点。
    想再补充两点:1)那些批评、指责甚至嘲笑蒋方舟观点的人身上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有着纳博科夫所谴责的亨伯特·亨伯特的影子。2)纳博科夫对亨伯特·亨伯特的谴责并不孤立,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国王·王后·小丑》《黑暗中的笑声》等长篇小说和多篇短篇小说。可以说,纳博科夫对于亨伯特所代表的这种恶的谴责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 美国著名诗人,普利策奖获得者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于2019年1月17日在其弗罗里达的家中去世,享年83岁。玛丽·奥利弗是一位非常高产的诗人。其一生诗作超过20卷。1984年,以其诗集《原始美国》(American Primitive)获得普利策奖;1992年,诗集《新诗选集》(New and Selected Poems)获得国家图书奖。

牛津词典2018“年度词”

TOXIC

根据牛津词典的研究,2018年,人们史无前例地开始使toxic来形容各种事物、情况、问题、和事件。不再仅仅指带有毒性的物质,越来越多的人用toxic来讨论社会健康和环境问题,比如空气、藻类、化学制品、塑料污染等等。除了具体的“毒”之外,toxic也被用来形容压力、文化、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抽象概念。

除了toxic, 其他进入2018年度词汇名单的还有:
Big Dick Energy: 低调却笃定的自信;
Orbiting: “退出群聊”却“潜水”暗中观察;
Overtourism: 过度的旅游开发;
Techlash:对高科技公司的负面情绪;
Cakerism:蛋糕主义,只想要鱼和熊掌兼得;
Gammon:原指烟熏猪肉,现指中年男子表达观点时涨红脸;
Gaslighting:操纵别人的心理,使其接受歪曲的事实;
Incel(involuntary celibate的缩写):不情愿的独身主义。

——(来源《文汇报》,转引自《社会科学报》)

  • 李翊云新作《当理性不再》(Where Reasons End)出版。儿子自杀,但是母子的联系却没有中断,对话还在继续……
    2012年期间,李翊云本人曾经总是受到自杀念头的困扰。最终,她通过创作,通过治疗,克服了。然而,不幸的是,2017年,她16岁的儿子却通过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失去了儿子,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她便开始了这部新作的创作。《当理性不再》讲的就是母亲和儿子以及自杀的故事。
  • 传记作家戴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去世,享年101岁。她从40岁以后开始写传记,到91岁开始誉满全球。2008年,91岁的她出版了她的第六部自传《欲说再见》(Somewhere Towars the End)。这部传记给她赢得了荣誉,获得了英国科斯塔图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批评家奖。此后,她继续出版了好几部自传。她的自传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站在女人的立场,对自己有关性的品味和欲求直言不讳,冷静客观。
《纽约时报》图书编辑评出2018年度北美10佳图书
2019,托尼·莫里森、伊恩·麦克尤恩等都会有新作推出。值得期待~ ​
  • 2018年度科斯塔传记文学奖(Costa Awards for Biography)颁给了巴特·凡·艾斯(Bart Van Es)的《被删除的女孩》(The Cut Out Girl)。该书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个犹太小女孩被送到荷兰躲藏避难成长的故事。作者获得了3万英镑的奖金。颁奖典礼上,该传记的主人公,现年85岁的莲·德容也出席祝贺,并于作者拥抱庆祝。【那张小女孩的照片就是小时候的莲德容】

纪念查良铮(穆旦)诞辰百年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查良铮(穆旦)(1918.4.5—1977.2.26)是中国的杰出现代主义诗人、世界的卓越翻译家和南开的伟大校友。22岁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24岁作为中国远征军翻译入缅甸抗日。29岁赴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获硕士学位。35岁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59岁去世。中学开始诗歌创作,作品主要收于《探险者》(1945年)、《穆旦诗集》(1947年)和《旗》(1948年),饱含爱国情怀和民族忧患意识,为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开辟了方向。精通英俄双语,代表译作有普希金《欧根·奥涅金》,雪莱《云雀》《雪莱抒情诗选》,拜伦《唐璜》《拜伦诗选》和济慈《济慈诗选》等。 20世纪90年代,戴定南总策划、王一川和张同道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突破传统诗评藩篱、把穆旦推为百年诗歌第一人。这位被历史怠慢的诗人在去世后约20年才渐受关注。即使是穆旦吟诗漫步的南开园,他的本名依然鲜为人知,只有图书馆中他白天打杂深夜翻译、苦心孤诣多年而为无数校友借阅的诗作,依稀可鉴他身为诗人、甚至是翻译家的锋芒。 为了如此艰难的纪念,致力翻译研究的王宏印教授来到南开任教,20年来拜访穆旦家人和同事,搜寻整理他的作品,希望他为诗活过的这一生不会太轻易被遗忘。 在2018年查良铮(穆旦)诞辰百年,鹿屯出版王宏印教授《不朽的诗魂——穆旦诗解析、英译与研究》,作为南开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献给这位杰出校友和他倾注全部努力 的诗歌及翻译事业。 纪念查良铮(穆旦)诞辰百年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冥想》

纪念穆旦先生是放在中华民族100年的历史里面来纪念。要学诗,就读读这样的诗,要学做人,就学习这样的人。——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

我们不仅要缅怀穆旦,更要研究穆旦、学习穆旦,这是南开人的使命,更是中国学界的使命。——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

父亲面对生命做过自己的选择,45年后在他曾经辛勤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大家仍在研讨他曾全身投入的诗歌创作,我们感到无比欣慰。——查良铮长子查英传

一个伟大的诗人可以改变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正如穆旦,那些不相干的时间、空间可能因为他而与我相接。——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

我来南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给穆旦写一部传记,向穆旦的夫人,我只许过一个诺言。——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宏印

穆旦用诗歌彰显生命的力量,做文学翻译、诗歌翻译的人,自己也应该写诗。——翻译家谷羽

查良铮先生的译文不可超越,他把自己的情感诉诸其中。一是像孩子一样天真面对被污染的世界,二是内在的悲剧感。——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志耕 纪念查良铮(穆旦)诞辰百年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纪念查良铮(穆旦)诞辰百年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纪念查良铮(穆旦)诞辰百年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纪念查良铮(穆旦)诞辰百年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乔治·桑德斯和《林肯在中阴界》

【野马絮语】中断了一段时间的“研究生专栏”重新登场。这篇是我安排给研究生的一篇作业。经过我的修改,已经全文在《天津日报》“满庭芳”版(2017年12月13日)上发布。

乔治·桑德斯和《林肯在中阴界》

南开大学 朱志远 蔡媛媛

现年58岁,素有“天才怪诞作家” 之称的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凭借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林肯在中阴界》荣获本年度英国文学大奖曼·布克奖。

桑德斯一直以来以短篇小说享誉世界。早在1994年桑德斯就开始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并多次获得国家杂志奖。1996年,37岁的桑德斯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衰败时期的内战疆土》并入围海明威奖。此后桑德斯又陆续发表了三部短篇小说集:《天堂主题公园》(2000)、《在信仰国》(2006)、《十二月十日》(2013),并斩获故事奖、弗里欧奖等多个奖项。此外他的作品还包括中篇小说《菲尔短暂而恐怖的王朝》、童书《浮丽村固执的怪皮虱》以及小说《有关未来的两分钟笔记》等。

桑德斯是一位反乌托邦主义的讽刺小说家,其作品多选择荒诞的超现实主义背景并且充满罪恶、暴力等黑暗元素,他善于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古怪荒诞的小说设定和出人意料的情节铺陈揭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和一般讽刺作家不同,桑德斯的作品在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会隐约流露出他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比如他的短篇故事集《十二月十日》中的《逃出蜘蛛头》:故事背景是一个蜘蛛状的实验室,“蜘蛛头”是控制中心。一些科学家正在研制可以改变人情绪的各种药剂,并拿囚犯作为实验对象,企图控制人类的七情六欲。故事的主人公杰夫也是实验对象之一。多次实验之后,他醒悟到这些肆意操纵别人感情的实验是疯狂而不人道的,而自己即使袖手旁观也会间接使一些实验对象牺牲,最终他选择了自杀来救赎自己。

桑德斯荒诞的故事背景多来源于被放大的社会问题,他善于把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放大到不合理的程度以引起人们的警觉,这样的超现实主义本身就有警世意味。在小说《逃出蜘蛛头》中,桑德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技发展和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问题。

尽管桑德斯通过作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往往沉重而尖锐,但他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和别出心裁的情节设定却依旧俘获了不少读者的心。

回顾美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桑德斯的作品延续了马克·吐温的幽默辛辣的语言风格,库尔特·冯内古特的超现实主义理念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离经叛道的创作思想。要说桑德斯的不同,那大概就是他始终“善心未泯”,这也是他的小说中的救赎色彩的来源。据2015年3月13日的北京晨报消息,十多年前桑德斯乘坐的航班在从芝加哥飞往雪城途中与一群大雁相撞并险些坠毁,死里逃生让他觉得“世界美好到了极致”。随后桑德斯还修习了宁玛派佛教文化(藏传佛教四大传承之一),他说佛教的“本善”思想对他的创作思路和写作风格很有影响。2013年,桑德斯在雪城大学做了以“与人为善”为主题的毕业演讲(后被印刷成书),并说“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及时表达对他人的善意”。从他自身经历可以看出,这些就是《十二月十日》较之其前三部短篇小说集有较为浓厚的救赎色彩的原因。其中该书的同名故事《十二月十日》正是桑德斯悲悯情怀的代表作。总之,“救赎色彩”已经成为了典型的桑德斯风格,既不同于乔治·奥威尔的冷峻也不同于冯内古特的愤世嫉俗。

一般而言,悲悯色彩是讽刺小说家避之不及的。因为它会淡化故事本身的讽刺意味。然而桑德斯的故事中的救赎情节一般都发生在最后千钧一发的时机,这样的情节处理会引发读者思考:如果最后主人公没有这样抉择会导致怎样的结局?这会让读者在感慨之余多一份“警醒”,也就达到讽刺小说的“警世”目的,这可以说是这位天才作家的“法宝”。

纵观桑德斯的作品,不难发现桑德斯的创作经历了从对前人写作手法的继承到形成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转变。作为一个辛辣的讽刺作家、一个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目击者,桑德斯从未原谅人类的种种罪行,但作为一个经历丰富的智者,桑德斯又不愿意放弃对所有人的希望,他在书中写道:“继续活下去,与亲人保持联系,生活中依然可能有很多点点滴滴的善良”。

由此看来,《林肯在中阴界》今日的成就应在意料之中。该书在2月份一经出版就轰动文坛,被《纽约时报》、《纽约客》、《华盛顿邮报》等三十多家权威媒体争相报道。据《华尔街日报》消息,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二十多年前关于林肯的幼子威利(11岁)不幸夭折的一则传闻。传说林肯在葬礼之后独自返回墓地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这个画面在桑德斯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最终促使他落笔成书。

桑德斯在书中进行了一场大胆的文体实验:整本小说仿佛是在一个由对话组成的电影剧本中穿插了各种关于林肯的新闻剪报——一些是真实的历史新闻,一些则是桑德斯的杜撰。他在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尝试如此新颖的叙事手法,颇有点向先锋小说致敬的意味。

故事基于真实历史事件:1862年正值南北战争焦灼时期,2月20日,林肯感染伤寒的幼子威利在林肯夫妇举办宴会时病情恶化去世,后被葬在橡树公墓。小说中威利死后灵魂出现在公墓,并结识了故事的几个主要叙述者:汉斯·沃尔曼(中年印刷工,在和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圆房前不幸被房梁砸死)和他的好朋友罗杰·贝文三世(年轻的同性恋者,在遭到情人抛弃后自杀身亡)。两人死去都已20余年,却坚持认为自己只是生病了,不肯进入轮回。他们称自己的棺材为“病匣”,称自己所在的公墓为“医院的院子”,公墓里的鬼魂有些还没有准备好死去,有些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因此逡巡不散,他们所在的空间就是藏传佛教所谓的“中阴界”。

小说中出现的幽魂多是悲惨者、被剥削者和无产者的形象,他们之中有士兵、杀人犯、名誉扫地的银行职员、强奸受害者、猎人等。借众多鬼魂之口,桑德斯得以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各种尖刻的社会问题,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后殖民主义等,揉合到一本书中。通过幽魂林肯这一角色的串联,桑德斯多角度地展示了美国内战时期处于战争压力下的美国现实,以及“处在普通和非凡压力下的人类自我。”

桑德斯通过这部作品也向世人宣告了他对“包容融合”的和谐社会的信仰。甚至可以说,这是桑德斯的政治主张。他相信“共情”(即“同理心”)就是解决美国众多社会问题,维护国家统一的办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核心问题非常简单:我们是否抱持着那份古老的信仰,并努力以爱意回应他人?并且是否相信这么一个理念:那些看似是他者的并不是别人,只是另一个时候的我们自己。”

回顾桑德斯历年的作品可以发现,这位传统的讽刺小说家逐渐由一个批判者转变成了一个呼吁者。如今桑德斯已经把《衰败时期的内战疆土》和《海橡树》搬上了银屏,《逃出蜘蛛头》的版权也卖给了康泰纳仕制片公司,而且这位天才作家的创作热情依旧高涨,他的下一部作品值得期待。

“手不释卷“之扎迪·史密斯

Zadie Smith: By the Book

【野马絮语】《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书评栏目”(Book Review)里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专栏“手不释卷”(By the Book:Writers o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life)。每期一位知名作家谈文学、阅读及其创作生涯。转载于此。分享给不便翻墙的文学爱好者们。

原文见:The New York Times >Nov. 17, 2016

The author, most recently, of “Swing Time” says the best gift book she ever received was from her dying father, who “gave me his copy of ‘Ulysses,’ along with the confession he had never read it.”

What books are on your night stand now?

I’m on a reading jag after a long period of only writing, so there’s a towering “to read” pile: “Sudden Death,” by Álvaro Enrigue; “Using Life,” a novel by the imprisoned Egyptian Ahmed Naje; “Homegoing,” by Yaa Gyasi; “Heroes of the Frontier,” by Dave Eggers;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by Colson Whitehead; “Diary of the Fall,” by Michel Laub; “The Good Immigrant,” edited by Nikesh Shukla;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by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Birth of a Bridge,” by Maylis de Kerangal; “Known and Strange Things,” by Teju Cole; “The Little Communist Who Never Smiled,” by Lola Lafon; “The Fire This Time,” edited by Jesmyn Ward; “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é,” by Sarah Bakewell; “Time Reborn,” by Lee Smolin; “Moonglow,” by Michael Chabon; and let’s say the last four or five novels by Marías, several by Krasznahorkai, and — as always — unfinished Proust. I much prefer reading to writing: I can’t wait.

What’s the last great book you read?

I’ve been unusually lucky recently; I’ve read quite a few. Obviously the final volume of Ferrante, then Ottessa Moshfegh’s razor-sharp short stories “Homesick for Another World,” and Alexandra Kleeman’s stunning “You Too Can Have a Body Like Mine.” I tore through two volumes of “The Arab of the Future,” by Riad Sattouf — it’s the most enjoyable graphic novel I’ve read in a while. I was moved, agitated and inspired by Kathleen Collins’s rediscovered “Whatever Happened to Interracial Love”; Hisham Matar’s “The Return”; an early manuscript of Hari Kunzru’s “White Tears”; and Jonathan Safran Foer’s “Here I Am.” I’ve been meaning to read Dana Spiotta for years, and I’m so glad I finally did: “Innocents and Others” is terrific. John Berger’s “Portraits” is among the greatest books on art I’ve ever read. I had a sort of spiritual experience with it. No, let’s not be coy — I did! It was totally spiritual! But if I have to choose only one, then it’s “Lincoln in the Bardo,” by George Saunders. A masterpiece.

Tell us about your favorite overlooked or underheralded writer.

A Jamaican writer called Andrew Salkey, who wrote a Y.A. novel called “Hurricane” before Y.A. was a term. I remember it as the book that made me want to write. He was the most wonderful writer for children. I just found what looks to be a sequel, “Earthquake,” on an old-books stall on West Third, and I intend to read it to my kids. He died i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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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诺贝尔奖获奖致辞

Bob Dylan’s Nobel Prize Acceptance Speech

【野马絮语】201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以歌手身份闻名于世的鲍勃·迪伦。这一事实在文学及文学研究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有人说,迪伦的获奖重新诠释了文学的界限。但是无论如何,人们对迪伦给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还是一致认可的。如人们所预料的,鲍勃·迪伦并未出席任何诺贝尔颁奖典礼活动。他只是发来了这份演讲辞,由人代读。我们一起来体味欣赏一下:

Bob Dylan has not attended any events in Stockholm relat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extend my warmest greetings to the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and to all of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in attendance tonight.

I’m sorry I can’t be with you in person, but please know that I am most definitely with you in spirit and honored to be receiving such a prestigious prize. Being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s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have imagined or seen coming. From an early age, I’ve been familiar with and reading and absorbing the works of those who were deemed worthy of such a distinction: Kipling, Shaw, Thomas Mann, Pearl Buck, Albert Camus, Hemingway. These giants of literature whose works are taught in the schoolroom, housed in libra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poken of in reverent tones have always made a deep impression. That I now join the names on such a list is truly beyond words.

I don’t know if these men and women ever thought of the Nobel honor for themselves, but I suppose that anyone writing a book, or a poem, or a play anywhere in the world might harbor that secret dream deep down inside. It’s probably buried so deep that they don’t even know it’s there.

If someone had ever told me that I had the slightest chance of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I would have to think that I’d have about the same odds as standing on the moon. In fact, during the year I was born and for a few years after, there wasn’t anyone in the world who was considered good enough to win this Nobel Prize. So, I recognize that I am in very rare company, to say the least.

I was out on the road when I received this surprising news, and it took me more than a few minutes to properly process it. I began to think about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great literary figure. I would reckon he thought of himself as a dramatist. The thought that he was writing literature couldn’t have entered his head. His words were written for the stage. Meant to be spoken, not read. When he was writing Hamlet, I’m sure he was thinking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Who’re the right actors for these roles?” “How should this be staged?” “Do I really want to set this in Denmark?” His creative vision and ambitions were no doubt at the forefront of his mind, but there were also more mundane matters to consider and deal with. “Is the financing in place?” “Are there enough good seats for my patrons?” “Where am I going to get a human skull?” I would bet that the farthest thing from Shakespeare’s mind was the question “Is this literature?”

When I started writing songs as a teenager, and even as I started to achieve some renown for my abilities, my aspirations for these songs only went so far. I thought they could be heard in coffeehouses or bars, maybe later in places like Carnegie Hall, the London Palladium. If I was really dreaming big, maybe I could imagine getting to make a record and then hearing my songs on the radio. That was really the big prize in my mind. Making records and hearing your songs on the radio meant that you were reaching a big audience and that you might get to keep doing what you had set out to do.

Well, I’ve been doing what I set out to do for a long time now. I’ve made dozens of records and played thousands of concerts all around the world. But it’s my songs that are at the vital center of almost everything I do. They seem to have found a place in the lives of many people throughout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and I’m grateful for that.

But there’s one thing I must say. As a performer I’ve played for 50,000 people and I’ve played for 50 people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it is harder to play for 50 people. 50,000 people have a singular persona, not so with 50. Each person has an individual, separate identity, a world unto themselves. They can perceive things more clearly. Your honesty and how it relates to the depth of your talent is tried. The fact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is so small is not lost on me.

But, like Shakespeare, I too am often occupied with the pursuit of my creative endeavors and dealing with all aspects of life’s mundane matters. “Who are the best musicians for these songs?” “Am I recording in the right studio?” “Is this song in the right key?”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even in 400 years.

Not once have I ever had the time to ask myself, “Are my songs literature?” So, I do thank the Swedish Academy, both for taking the time to consider that very question, and, ultimately, for providing such a wonderful answer.

My best wishes to you all, Bob Dy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