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今天在“戈戈主机—低调小众之间的主机”续了费。

可是回首过去的一年,这里真的濒临荒废~

即使到了年底,
也是既没有总结过去
也没有畅想未来……

希望在马年里
能够再现野马本色
想飞的梦不死
狂奔的心永存
让这里虽不繁华也要葱郁!

加油!

……

乔根·兰德斯:民主体制一向被人高估

【多一种声音,多一种理解】

2013-09-29  译林出版社

乔根•兰德斯无法理解中国人对自身未来的悲观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我接触的每一个人,包括各位来访问的记者,都表现出了对中国未来极大的忧虑和悲观。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你们的悲观?或者说,哪些地方的改变会消除你们的悲观?”兰德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发出疑问,在这位利用历史数据预测出中国美好未来的教授眼里,中国人太擅长“杞人忧天”了。

记者:在《2052》这份报告中,你作了一个长达40年的预测。为何会选择40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你在报告中选取案例的原则又是什么?

兰德斯: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作这个预测之前,首先要判断现行的体系能够维持多久。如果现行的决策者能够在五年内改变世界,那么我最多只能预测四年;而依我目前的判断—现行的各国体制包括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也好,其他经济体也好,至少能够保持在30年内一些基本的体制不变—所以我能够以此为依据,作出40年的预测。

我在书中也呈现了一些案例和逸事,我选择的原则当然是与我的理论吻合的、能够支持我观点的部分,至于有些零散的、与我理论相悖的细节,我不会关注。当然,若是最科学的做法,应该一方面提出支持我理论的案例,另一方面也应该提及与我观点相悖的论据。但我非常相信这本书所预测的结果,所以我还是这么做了。

记者:《增长的极限》及其后续研究大多属于情景分析,描述了多种不同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探讨及其利弊,建议制定相关的政策—这种方法通常可以被理解。而在《2052》中,你为何放弃情景分析,直接作出了到2052年宏观层面将会发生什么的预测?

兰德斯:40年前我们出版《增长的极限》,探讨了十二条未来可能发展的路径,其中六条是好的,六条是坏的。40年里,我做学术、自然基金会甚至后来到企业去,都在说服人们选择好的路径,摒弃坏的路径,却都失败了。现在的世界,相比较40年前,更加不可持续。所以我不打算再做情景分析,我想直接告诉人们,依然现在的愚蠢行为和决策,40年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记者:你为何惟独对中国非常乐观?

兰德斯:我的确对中国非常乐观,但我确实是使用了现有的数据、利用计算机模型得出的结论。我有一些环境保护界的朋友,他们对于我有关“2052年还不会突破如石油、粮食和水等资源的极限”的结论也有不同意见,但我还是会利用数据演算结果说话。当然,这并不代表2052年之后,资源不会枯竭。我所说的,是至少在40年内不会发生的事情。

记者: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的确在持续增长,但普通的民众感受到的却是“国富民弱”:中国GDP经济总量一路飙升的背后,中国人的劳动收入从1983年占GDP的56%,一路下挫到近几年的36%。除此之外,还有高涨的税收、通胀、房价、物价。你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兰德斯:我当然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我也想说,中国人应该很清楚自己当下的生活远远比二三十年前要好得多。人们将经历社会的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都存在问题以及可被改善的空间。但人们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后工业化社会,总体上的改善是很明显的。我相信中国人没有人愿意回到过去,所以从宏观趋势上,的确是越来越好的。

记者:你在《2052》里强调政府强大的决策力是美好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普通人而言,可能更需要一个个体生活得到改善,个体问题获得解决,个人声音被聆听的未来。

兰德斯:我在过去的40年里,经历了挪威、瑞士、美国三个完全不同的体制。以我的生活体验,我可以举一个反例: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在4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美国全部的增长几乎都供养给了富人和精英阶层。美国人不愿意出国,要么是因为太穷了出不起,要么是对除了美国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到这样的政体下,做任何的决策都要聆听国民的意见,都要花上十年的时间讨论—比如像伦敦建机场,讨论了20年连个跑道的影子都没见到—如果中国是以这样的形式发展,一定比不上你们现有的生活。我来自挪威,在五六十年代的挪威,200多个政客和一批经济学家为整个挪威作出决策,挪威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民主体制一向是被人高估的。人们对民主的误解,是以为民众的意见能够达成一致。在一个国家中,90%是民众,他们为10%的政客拿意见。但这90%的民众至少还要分成20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互相制衡、争吵,达不成共识。

记者:所以可以认为,你觉得具有强决策力的政府更好?

兰德斯:首先我必须要说,我非常害怕回答这样的问题:民主政府也好,集权制政府也好,哪一种政府好?没有任何一种政府是最好的。每一种体制都有优势和弱势。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强大的决策力,你们也看到了它的弱点和缺点。民主政府也有长处和弱点。

我在报告中说中国有一个集权式体制,并认为它会持续在未来保持不变。原因是这个政府基本上还是希望能够提高民众的收入—至少从数据上看中国人的收入是一直在增长的—所以至少这个政府是在做事情的,而且增长从眼前来看还能持续至少三十年。我相信中国人不会选择中断这样一个能够让收入持续增长的政府。

摘自《时代周报》,记者赵妍

(译林出版社 微信号:yilinpress。)

关于……

关于暑假,其实已经结束了……

关于微博大V薛蛮子的嫖娼案,滑稽的不仅是这个人自己的多面戏剧性人生,还有围绕这件事或嬉笑怒骂幸灾乐祸或捶胸顿足咬牙切齿的一堆人……

关于李某某涉嫌强奸案,虽说梦鸽的护子之心可昭天地,可以理解;可是总觉得她是有点儿用力过猛了——我猜想梦鸽的逻辑可能是:民众舆论和法院要合伙制她的宝贝儿子,因为她和他们家老李是名人,于是她要主动出击;因为她不相信法律的公正,或者说她相信她可以影响法律的公正。另一方面,广大拎着酱油瓶子的人都在目光如炬地盯着这一案件的动向,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标尺衡量着法律是否公正,因为他们对法律的公正没有信心。总而言之,梦鸽的姿态和表现可能会适得其反,进一步害了她的儿子……欸,其实,我只是一打酱油的。惟愿世界祥和,生活美好~~~

关于我的各种计划,不敢想——按计划,我是要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和坚如磐石的决心去完成所计划的一切的,但是,估计做不到……可能还是以得过且过的心态去应对一切比较实际一些吧——但愿每天有得且能安过!

杂记5条

1. 纳博科夫说,“我不相信‘历史’可以脱离‘历史学家’而存在……”——意味深长啊!你能够完全参透吗?

2. 昨天才看了青年作家任晓雯(是个大美女!但是如果说她是个“美女作家”总觉得不妥,似乎是对她的才华的不尊重。)的短篇小说“阳台上”。其中几个小人物很有特点。我一下子想到多年前读过的美国作家安德森的《小镇畸人》(Winesburg, Ohio)。其中的那些可怜又可恨的小人物很值得回味。

3. 在我心中,商务印书馆的地位很神圣。一直认为她出的书籍皆为精品。我自己也曾为她翻译过辞典和书籍。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深刻印象。可是这两天在读的一本书令我很受伤——真怀疑译者用了翻译软件,好多话不像人话。事实再次提醒自己,任何时候,迷信盲从都是不对的~~~

4. 虽然总想回避,但是仍会无奈地接受现实。现实是要看的书有一大堆,要看的书却都还没有看……

5. 教学相长——有的时候,我教导学生的话放在自己身上,也适用……

【转】消逝的表演:纳博科夫和历史剧

消逝的表演:纳博科夫和历史剧

译者:Somewhere 原文作者:Alisa Sniderman

【转自译言】

17104239_50513在小说《庶出的标志》(1947)的引言中,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如下写道: 

我不“真诚”,我不“挑衅”,我不“嘲讽”。我既不是“道德说教者”,也不是讽喻者。政治、经济、原子弹、原始而又抽象的艺术形式、整个东方世界、苏联俄国“解体”的迹象、人类的未来等等,令我极其无动于衷。

纳博科夫绝不陌生二十世纪的政治惨行。1919年,他和刚成立的家庭登上一艘恰好名为“希望”的航船,驶出塞瓦斯托波尔,从此逃离出正处在大革命中的俄国。1937年,他躲开了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逃往法国。1940年,就在巴黎沦陷纳粹的几周前,他带着犹太妻子和儿子,登上巴黎最后一班驶往纽约的法国邮轮。因此,他坚持他的艺术独立于政治和社会,是事实,还是虚构?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不为人知的过去》一书中,Andrea Pitzer认为,这样的声明只不过是纳博科夫公开外表的一部分——“温文尔雅、有魅力的见多识广的人,不会遭到历史的抹煞或轻蔑。”Pitzer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纳博科夫要比他公开引导全世界相信的那样更倾向过去,他记录下的事件“已经完全遗落在公众的记忆范围之外,默默无闻。”Pitzer尤为感兴趣的是寻查出纳博科夫怎样运用他的艺术来安插集中营的指代。为了证明她的观点,她按时间顺序记录下的历史事件,在纳博科夫的生命历程中一一呈现,表明纳博科夫的作品如何“折射”出这些事件。虽然结果是一项值得钦佩的史料研究作品,然而,不走运的是,纳博科夫的艺术仅仅成了捕捉历史的仪器——这种英雄主义行径只会引出一个疑问:如果你想做的只是记录下事件,那么又何必大费周章地写小说呢?Pitzer认为,纳博科夫发明出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方式记录下非人的行径和充斥暴力的历史,将他的过去隐埋在他的艺术中,等待着读者的发掘。

如果Pitzer是对的,为什么纳博科夫如何晦涩?Pitzer引用了纳博科夫著名的结论,即艺术是艰涩的,应该挑战读者。但是,如果纳博科夫有意在小说中隐藏历史信息,作为对他的读者的一项挑战;那么,他要么因为告诉他们不要寻找历史方面的内容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要么他非常喜欢逆反心理。在《庶出的标志》中,纳博科夫劝阻读者不要将此书视为一部政局动荡的小说。他写道:“《庶出的标志》里的故事并不是发生在可怕的警戒状态下的生与死的故事。”但是,Pitzer援引纳博科夫前言中的语句来论证,作者直接将《庶出的标志》里的世界与他生活的极权主义国家联系起来。他称这些国家为“专政与酷刑的世界、法西斯主义世界、布尔什维主义者的世界、庸俗思想者的世界和脚踩长靴的猢狲的世界。”放在原文语境中,纳博科夫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所有人都了解的愚蠢而又卑鄙的统治,毫无疑问,可能会直接在镜中留下赫赫而又明确的映像:专政与酷刑的世界,并在我的生命进程中,始终触动着我。”在纳博科夫看来,过分阅读这些映像,就会让这些愚蠢卑鄙的统治操控艺术的领域,这个唯一能宣布真正独立的天堂。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给那种痴迷于在小说中寻找政治、社会提示的读者起了一个专门的用语——“冷峻的读者”。这种“冷峻的读者”在阅读《庶出的标志》这部人们广泛认为纳博科夫最具政治意味的作品时,便“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落进了圈套。讲授果戈理的短篇故事《外套》时,纳博科夫会评论道:“冷峻的读者”想当然地认为果戈理的主要意图是“诋毁恐怖的俄国官僚体制。”这样的阅读也不完全错误。只是,在纳博科夫看来,他和果戈理的艺术所围绕的“远不止于此。”薇拉·纳博科夫曾提到,“纳氏的每一本书都是对专政、任何形式专政的重拳出击。”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提醒着我们,“艺术作品始终创造着新的世界,”“跟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他不是鼓吹作家为了炫耀的目的而运用他们风格化的才具。对纳博科夫而言,再没有比艺术拒绝成为服务社会的工具而更沉重地打击专政了。

如今,我们可能不会赞同纳博科夫有关文学的看法以及他对写作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方式。(他无所顾忌地对一长串人们视为伟大的作者名单嗤之以鼻。)事实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纳博科夫,即使有违他的美学精神。正如《微暗的火》中金波特所言:“不论好坏,只是评论家才有话语权。”而Pitzer的书,除了评论之外,显然是出于爱好而付出的努力,是纳博科夫的狂热读者进行的个人探索。正如Pitzer在书的引言中坦承,她十分反感纳博科夫对他的角色使用的刻薄言辞,希望能够“从纳博科夫那里发现他对自己的创造的爱的感觉。”因此Pitzer翻找档案,然后发现了一个她能和平共处的纳博科夫。出于鼎盛状态的Pitzer通过一丝不苟的研究,展现出重建纳博科夫生活和写作的历史年代的潜力。阅读到纳博科夫面临不利情形时十分引人入胜,这位Pitzer恰如其分地将他称作“历史上的侯蒂尼”(译注),先是运用“隐身术”抽身离开俄国,后来以同样的方法离开欧洲大陆。正是碰上了许许多多的巧合和他人的善意之举才令纳博科夫安全抵达美国。虽然Pitzer不时提到的“遗忘的历史”或许听上去有点夸张,不过,公平点说,今天的读者可能并不熟悉纳博科夫生活时代的全部历史事件。比如,当纳博科夫在《说吧,回忆》中提到索洛夫基劳改营,或者Lubyanka dungeon时,Pitzer的解释就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背景知识。因此,这项研究证明了纳博科夫的确将历史线索隐埋在他的小说里?是。也不是。与单纯地记录史实的做法相反,纳博科夫通过自己艺术的棱镜,有意将历史转型。阅读他的作品,严肃而又专一地寻找历史线索,正好越过了这种艺术的魔法。

纳博科夫并不总是掩埋历史。他也会非常直白,饱含心酸,正如描述普宁回忆初恋情人Mira Belochkin:

他必须得遗忘——因为他是没法活着回想起那位优雅、脆弱而又温柔的年轻女人,她的眼睛,她的笑靥,还有背景中的花园和白雪;回想起她被带上了一辆牛车,拉到灭绝集中营,然后心脏受到苯酚注射而死。他曾听到,在岁月的尘埃下,在他的双唇下,那颗受到注射的温柔的心,悸动的声音。

历史的确潜伏在纳博科夫小说的边厢,但是他却从没给过历史中心的舞台。比如,纳博科夫短篇小说《菲雅尔塔的春天》中政治逃亡的叙述者拐弯抹角地提到俄国大革命是“左翼剧院轰隆隆响的后台。有趣的是,Pitzer自己运用剧院的隐喻叙述二十世纪的历史(“其他的悲剧正在边厢里等待。”),以此表明考虑艺术和历史之间联系着的一种可能方式——纳博科夫对剧院的兴趣。

在纳博科夫全部作品的光环笼罩下,他的戏剧作品却鲜有发掘。不过,他首期主要作品当中就有一出戏剧——《莫恩先生的悲剧》。这出戏剧写于俄国,当时纳博科夫年仅24岁,并在1923年至1924年间的冬季生活在布拉格。因为写于十月革命的影响还未消退的时期,所以这出戏剧在纳博科夫有生之年从没得到出版或上演。1997年,《莫恩先生的悲剧》在纳博科夫去世后出版在俄国文学期刊Zvezda上。现在这出戏剧经由托马斯·卡珊和Anastasia Tolstoy翻译成精彩的英文后,首次在美国上演。虽然在2012年夏天就已在英国上演过,然而莫恩没有激发出类似2009年媒体对《劳拉的原型》狂风暴雨般的狂热。不过,这出戏剧依然是颗宝石,值得我们关注。如果未完成的小说《劳拉的原型》向世界展现出纳博科夫天赋中最后的琥珀,那么,《莫恩先生的悲剧》则闪现出他才华横溢的最初火花,并在后来诸如《微暗的火》(1962)等作品中发展壮大。不过,《莫恩先生的悲剧》不仅有趣在其种种领先纳博科夫成熟时期作品的地方,而且《莫恩》也表明,纳博科夫非但没有掩埋历史材料,反而通过戏剧的棱镜将之完全转型。

这出戏剧设定在某个想象的国度,围绕着国王莫恩展开。在这个乔装的君主的统治下,曾经因内战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获得了繁荣。莫恩爱上了米迪亚。她的丈夫加纳斯是一名革命者,已经被打发到劳改营里去。通过这样的预先设定,这出戏剧就将政治阴谋,爱情角逐,以及戏剧性的刻意编织在一起。这一切都令人联想到莎士比亚和卡尔德隆。尽管Pitzer没有讨论《莫恩》,然而所有令她对纳博科夫感兴趣的元素都在这出戏剧中呈现出来:暴力、独裁、以及劳改营的提及。的确,正如托马斯·卡珊在他启发性引言中指出:纳博科夫再也不会这么直白地写到革命和革命的思想体系。然而在《莫恩》中,纳博科夫已经写到如何艺术性地将历史材料转型,继而创作出一个虚构的全新世界。他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找到了一处灵感的源泉。其中,政治状态可充做一个剧院,而虚构的力量可以推翻或者重建一个王国,如同手中的一沓牌。在《微暗的火》中,这个戏剧元素再一次被拾起,最后的国王Zembla通过连接王宫和皇家剧院的秘密通道逃跑。

纳博科夫可能不是杰出的剧作家,但是他无拘无束地向戏剧艺术学习借鉴。最近出现的探索纳博科夫对戏剧兴趣的学术书籍中,有席格·弗兰克的《纳博科夫的戏剧想象》(2012),某种程度上托马斯·卡珊本人创作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戏剧的艺术》(2011)也算其中。特别的是,席格·弗兰克不仅将纳博科夫尝试戏剧写作诉诸细节,而且也记述了戏剧性是怎样弥漫在他的叙述性小说中。

纳博科夫对戏剧的观点同时让人进一步了解他对待历史的态度。在他首次在美国受聘于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他教授一门戏剧的暑期课程。这一职务帮助他在1940年获准离开欧洲。在一次题为《悲剧的悲剧》的讲座中,纳博科夫透露自己对充斥在许多戏剧写作中的逻辑宿命论的反感。纳博科夫头脑中的悲剧的悲剧是指类型依赖于人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因果法则和命运的压迫式概念。针对这两点,纳博科夫基于美学和道德的依据进行驳斥。摒除传统悲剧,纳博科夫青睐他称之为莎士比亚的“梦幻悲剧”,诸如《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以及Henri-René Lenormand的戏剧Time Is a Dream。或许从这种富于想象的戏剧盛宴中,纳博科夫本能地感觉到,将历史当做梦而不是文献来对待可能会是个产生强大影响的艺术选择,会对专政进行沉重的打击。

虽然纳博科夫或许是历史上的侯蒂尼,他的艺术却不过是一种逃遁。他关于悲剧的讲学在很多方面领先于Lionel Abel在1963年(发表的)《源戏剧:戏剧形式的新观念》。简单说来,Abel认为,尽管古典悲剧呈现出的世界受到命运、冷漠的神和种种固定模式的操控,然而受到它们启发的莎士比亚、卡尔德隆的源戏剧以及现代的剧作家们,不仅赞美了戏剧的艺术技巧,同时也赞美了人生本身的戏剧性。Abel觉得这一点解放了思想。如果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梦,那么秩序就是不断通过人类的斗争和想象而得到改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是通过人类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常常通过平庸而又粗俗的暴君的头脑),那么,这个世界也会适应其它的意识形态所做出的改变。纳博科夫《斩头之邀》中的Cincinnatus C勇敢地行刑,认识到“一切都在解体”,似乎通过将舞台布景拆卸,他不仅回归到他的创造者的心里,而且朝着“解体”的方向走下去,那里,从听到的声音判断,站着许多与他类似的人。

在采访中,纳博科夫因“具有卓越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而受到称赞的时候,他回应道:“我们应该定义我们对‘历史’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定义过。”然后作家表达他对‘历史’的保留看法。这个词可能会“经由平庸的作家和狭隘的评论家不断地修饰”。纳博科夫所知道的历史肯定留有道德的陷阱,Pitzer本人的历史分析就十分危险地接近这些陷阱。聊到《洛丽塔》时,Pitzer声称:“如果亨伯特值得任何怜悯,那么纳博科夫就留下了一个同情的焦点:安娜贝尔·李,亨伯特的初恋,她在1923年在科孚死于斑疹伤寒。”据Pitzer说来,“成千上万的难民曾在科孚的集中营避难。”她也玩味着一种可能:亨伯特·亨伯特是个犹太人:“正如亨伯特的罪孽是自作自受、不可饶恕一样确凿,同样真实的是,他也是遭到历史毁灭的人。”纵贯历史,人们常常呼吁运用用过去的伤疤来评判后来的暴行,恳求同情。虽然纳博科夫招来许多俄国政治逃亡者的批评,然而正是他在艺术上对“历史”保持的距离和怀疑,才没有使他像后来的Solzhenitsyn落进圈套,既拥抱普宁又拥戴狂热的民族主义。纳博科夫说道:“我不相信‘历史”能够脱离历史学家而存在,如果我想选择一个档案保管人,我想还是选择自己比较安全(至少,出于我的心安)。”

译注:哈里·侯蒂尼(Harry Houdini, 1874-1926),美国特技表演家,因轰动性的脱险表演而声名大噪。

2012年度美国文学大事记

Best books of 2012: The year in news

Jan. 23

 Jack Gantos wins the Newbery Medal for “Dead End in Norvelt,” about his boyhood town in Pennsylvania.

March 13

After 244 years,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nnounces it will go all-digital and stop printing bound volumes.

April 16

Pulitzer Prize board declines to award a prize for fiction this year.

May 1

Robert Caro releases the fourth volume of his biography of 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May 2

A celebration is held at St. Paul’s Cathedral in London to mark the 350th anniversary of the Anglican “Book of Common Prayer.”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