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F. Stone, 1970

1989年，已经81岁高龄的斯通（I. F. Stone）去世。那时的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智慧老者，是《时代》杂志和《华尔街报》经常颂扬的人物。他的那些火药味十足的左翼檄文给作为记者的晚年带来了很高声誉。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斯通又一次倍受争议。原因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充当前苏联的辩护人，而且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间，还曾有过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共同协作的经历。

《美国激进者》（American Radical）是《国家》杂志住伦敦的记者古藤普兰（D. D. Guttenplan）献给斯通先生的一部研究传记。古藤普兰的这部花了将近20年时间才完成的著作对斯通先生有赞扬，也有批评。古藤普兰生利用自己作为记者的身份之便，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同时对已出版的材料和未出版的档案材料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包括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部门的档案材料。 这样，古藤普兰对斯通先生的记述有了坚实可信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背景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时期一直延伸至里根总统的执政年代。通过古藤普兰的细致扎实的工作，我们看到了作为调查新闻事件的记者的斯通、作为激进民主党人的斯通、作为靠自我奋斗成才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斯通；我们同时也领略到了斯通的卓越和非凡。通过古藤普兰，我们能够了解到斯通与我们这个时代联系和影响。

1907，斯通在费城出生于一个姓费恩斯坦的干货商家庭，名叫伊斯多尔·费恩斯坦（Isidore Feinstein），是家中的长子。没有人会知道这位费恩斯坦长大后会成为一个没有皈依宗教的犹太人、一个狂放不羁的激进分子。在先后拥有《费城记录报》和《纽约邮报》的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的麾下，费恩斯坦在大萧条时期的艰难背景下磨砺了自己才能。随着资本主义逐步变得千疮百孔，费恩斯坦对苏维埃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斯大林党同伐异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和1930年代许多其他左翼人士一样，费恩斯坦相信苏联可以成为共同反对法西斯的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

有人怀疑，费恩斯坦对苏联的宽容和忍耐可能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最近出版的另一本新书，《间谍：克格勃在美国的兴衰》（Sp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GB in America）用了不少证据证明斯通在1936-38年间与克格勃有过密切合作。《间谍》一书是由美国的历史学家约翰·海因斯（John Earl Haynes）、哈维·科勒尔（Harvey Klehr），以及俄罗斯的新闻记者亚历山大·瓦希列夫（Alexander Vassiliev）合作完成。对于他们所提出的观点，《美国激进者》一书的作者古藤普兰提出了质疑。指出他们有滥用证据材料之嫌。无论如何，时至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之日，费恩斯坦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他对苏联的看法和认识了。

正是在这一重要时期，费恩斯坦将自己改姓为斯通。在当时的犹太人中，这样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改换姓名的事情还是颇为常见的。不过古藤普兰认为，斯通之所以改换姓名还有出于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一份考虑。

由于与较为保守的斯特恩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加大，斯通被迫离开了《纽约邮报》。其后斯通先后就职于《国家》杂志、《新共和》、以及《PM》这样一份在1940年代间发行的寿命短暂的左翼日报。

珍珠港战争爆发以后，斯通也有过几年受到尊重的生活。但是在战后红色恐怖期间，却有人在国会上指责斯通是一位危险分子。斯通当然是一位左派人士，但是他绝不是一位教条主义者。1948年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与莫斯科闹翻，斯通写到“我禁不住为铁托喝彩”。出于对冷战的不满，斯通公开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但是也没有在苏联身上看到希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斯通对美国所宣传的共产党人发动了侵略战争的说法表示怀疑，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是南韩单方面发动了战争。在他发表于1952年的《朝鲜战争的隐秘历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一书中，斯通描述了双方共同挑起的争端。

但是他的这本书却使得他本人受到了冷落。当然，他的旗帜鲜明的左派立场对他遭到排斥同样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的言论曾引起过联邦调查局关注。他因此而不能更换护照；有一年多时间受到跟踪监控；1952年被彻底列入黑名单；甚至《国家》杂志也不接受他的任何稿件。

斯通的传记作者古藤普兰

正如古藤普兰所言，斯通进入一种“内部流放”的生活。1953年，斯通开始发行他自己的报纸——《I·F·斯通周报》，并且籍此东山再起。不断改变的时代精神帮了大忙。1950年代晚期，那些匿名改革家们不再时髦了。对所谓的“反美活动”的调查也宣告结束。在左派阵营中，老一代的共产党人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年轻、更加无视条条框框约束的年轻一代及其组织，如“妇女争取和平”和“学生非暴力协作委员会”等组织。斯通曾经写道，“他们都是神圣的人。我尊重他们”。1960年代中期，他的《周报》的发行量开始飙升。斯通本人也成了发对越南战争的代表人物而备受欢迎。1967年11月，斯通还出现在了NBC电视台的“今日”栏目中，开怀畅谈。这次距离他上一次在电视上出现已经是18年了。

尽管文化冷战渐趋平静，但是在地缘政治指引下的越南战争还在进行。多年来，斯通对这种所谓的地缘政治前提进行了长期的研究。1964年，当约翰逊总统宣布北越的军火船在东京湾两次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的时候，斯通提出了导致冲突的可能情况：他认为第一次所谓的袭击是由于美国数个月来秘密展开的反游击战争计划激化导致的；而第二次袭击根本没有发生。他是对的。

20世纪70年代，斯通似乎无所不在——发表毕业典礼演说；接受荣誉学位；上电视节目。他最后的主要成果，《苏格拉底的审判》（The Trial of Socrates）发表于1988年，重点讨论了言论自由和民主的相互关系。这部作品给斯通无怨无悔的激进主义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此文系依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