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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妇女文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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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okov按】徐老师领 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 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遥遥无期。 且先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以下是有关20世纪后半叶美国女性文学背景的略要论述：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女性文学

二十世纪后半页的世界格局和政治氛围可谓错综复杂。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创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抚平。紧接着就进入了旷日持久的冷战时期，其中，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于美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很难用几句话表述清楚的——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迭起，这些都彻底地影响甚至改变了美国民众对他们曾经熟悉的世界的认知。此外还有第三世界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以及对未来不可掌控的忧虑等等，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都不同程度地深入到了美国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之中。

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对于二十世纪后期的许多美国作家来说，女性在他们作品中成为简单的生理形象和性形象。以前的传统作品中的天使和魔鬼、纯真少女和淫荡妓女的界限已不再分明，她们统统被色情化，蒙上一层性的色彩。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曾经褒扬纯洁、谴责欲望，而二十世纪后期却反其道而行之。霍桑的《红字》中的“A”曾用来作为女性所犯下的原罪的象征，而在这里，变成了“O”，象征女性的性开放，正如保林·里格（Pauline Reage）的作品《O的故事》(The Story of O)中所描述的那样。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一些作家抗拒这股潮流，塑造了有理性、有思想的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但总的来说，对于更多作家来说，潮流难以抗拒。

在这一时期，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变形为简单的情欲动物，连名称都隐含了这一点。女性被称为甜心、小茶点、小樱桃等等，成为男性欲望的甜美而精致的饭后甜点。当然在这期间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潮流上的变迁，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男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目光投向女性的身体以及对女性的欲望。即使在描写母亲形象和文学女性形象时，也要使她们的梦境和恐惧带上欲望的色彩。

其实早在1939年，对女性的色情化描写已经初露端倪。生育控制技术的传播，性手册的发行，新的离婚法的出台，女性服饰上的变迁，如此种种社会变迁使女性从传统的不可触摸的神秘圣洁之中走出，成为轻易可获取的男性欲望的对象。二战中出现了许多随军慰问的妇女，这在一战中是未曾有过的。而数不清的战争电影和小说也在记录战争中的随意性行为方面推波助澜。与此同时，战争中流行的裸女贴画导致了对女性身体的关注，身体各部分被分别予以评论，似乎女性已成为可以分割开来然后再拼凑起来的积木。如亨利米勒（Henry Miller）作品中对于女性生殖器的描写就大胆而裸露，而且贯穿全文。但是女性不仅具有诱惑力,而且具有很强的威胁性。政府不断地告诫战场上的男人们，让他们洁身自好，以免暴露于性病的危险之中。更有甚者，二战中的许多战士将战争的毁灭性与女性解放联系起来，正象一战中的战士将战争归咎于妇女一样。美国诗人斯坦利·卡尼兹（Stanley Kunitz）的诗中将战争场面拟人化，描绘成一个不满足的妇女，玷污和毁灭了男人。

在战争被比拟为妇女的同时，战场上的男人们却不断地提醒自己，他们是在为保护家中的女子而战，为保卫这些女子所代表的价值而战。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电影和流行歌曲中，战士们吻别心爱的女孩，走向战场杀敌。如卡尔沙皮罗(Karl Shapiro)的诗也许是此时期最为著名的描写战争的诗歌。其中一首《Ｖ字母》写1944年，是以信的口吻写给一个女孩子的，诗中陈述了她的种种美德以及这位战士宁愿为她而战死的勇气。

尽管沙皮罗的诗中的女子只是被动地等待爱人从战场上归来，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却并非如此，她们在后方为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许多女性到兵工厂工作，后来随着战事的加深，政府也改变了宣传策略，妇女不再是坐等的形象，而变为积极投身于后方服务，为前方男人的战争做好后勤工作。但战争一结束，这一形象又退回到了从前，变为听话的邻家女孩，并且费迪南·兰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和玛丽亚法哈母(Marynia Farnham)在他们合著的《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一书中，被警告说，一旦女性坚持在外面的世界与男性比拼，那么她们将失去所谓的女人味。

不论是把女性描写成只拥有本能的动物还是欲望的主体，这一时期的男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多是属于不完全的和非理性的人类。如贾雷尔(Randall Jarrell)的诗《图书室中的女孩》(A Girl in a Library)将他的对象描写为“梦中的物品”，而且写道：“人们从你迷蒙的眼中，看到了一个不完全的灵魂”。而另一位美国诗人坎尼斯·考奇（Ｋenneth Koch）在他的《一个美人的梦》(A Dream of fair Woman)将女性描写为梦的世界中的梦着的人.很明显，正象大众文化中的明星玛丽莲梦露一样，这里的女性只是作为美丽的花瓶而没有思想没有理性。

从五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诗人到六十年代的黑色幽默再到七十年代，美国作家继续延续着这种传统，将女性描写成各个肉体部分的集合。以《嚎叫》一诗轰动文坛的爱伦·金斯堡的诗中也有这样的描写。但对另一些作家来说，女性的身体有时成为一种神秘，而男性在她们面前束手无策。在菲力普罗斯（Philip Roth）的诗中，诗人把一个男性叙述者变形成为女性的乳房。但即使这些策略有时也会走火。在菲力普罗斯和约翰厄普代克的作品中，居家妇女被描写为受宠而无所事事，生活无聊至极以至于想出许多新奇的招数去征服身边的男性。也许其中最为冷酷、自恋的当数罗斯的小说《再见，哥伦布》中的一位犹太裔公主，她的拜金主义使她不断引诱男人，又不断抛弃她们。

当然在二十世纪后期的男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所谓的真正的女人和善良的女人，而这些女人之所以被称为真正和善良是因为她们甘愿为男人的利益牺牲自己。这种形象可以追溯到Ｔ·Ｓ·爱略特的戏剧《鸡尾酒会》，其中的女主人公被称作是“具有美德的”，因为她甘愿让被钉在十字架上，只为救那些疾病緾身的当地人。还有另外一些作家对于那些试图自立的女性持有敌意，在作品中警告道，她们迟早会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如托马斯·品钦的《Ｖ》中，Ｖ的同性恋朋友米莲被舞台上的一根柱子刺穿，而Ｖ自己也被小孩子们偷去假肢假牙和假发。

这一时期的许多男性之间的冲突也被报复到了女性头上。如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有一个黑人牢狱作家克里伏（Eldrige Cleavor）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对历史事实中白人男人如何虐待黑人女性充满愤懑。因此，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报复白人妇女”。而母亲的形象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退化成为自私和淫荡的男性毁灭者。如费迪南·兰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和玛丽亚法哈母(Marynia Farnham)合著的《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一书中，作者问道：“这些母亲到底儿子做了什么？”然后自问自答道：“她们使儿子们丧失了作为男人的力量，也就是说，她们阉割了儿子”。到了1962年，在肯·凯西的作品《飞越疯人院》一书中，作者塑造了“大护士”这一形象，而此形象正是包孕了几乎所有的女性缺点。因此，即使是那些致力于照顾儿子们的母亲形象也被丑化为自私、专横而且充满罪恶。

女性的现实生活

以上提到的这些对于女性的色情化的描写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女性获得了许多她们的前辈们未曾获得的权利和机会，如在、法律、经济、社会、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机会。本来这一时期女性所取得的成就应该是很大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方面的权利都未落实到实处，而且并不是每个阶级的妇女都能享有，所以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

首先，在法律方面，妇女取得了许多权利。法律上赋予了女性自由离婚的权利，在过去，法律对于离婚采取双重标准，女性如果犯通奸罪就会受到责罚和被遗弃，而男性犯同样罪行却安然无恙。而且在过去，离婚女性的子女会被前夫带走而无须法庭的审理。但自从70年代加州通过“无错”离婚法后，女性也可以提出离婚而无须特别说明原因。而且在1973年，美国法律授予妇女对于自己是否生育的控制权。而且1963年美国的同工同酬法规定，女性同男性做同样工作，必须付同样薪酬。1980到期1990年间，进入法律院校学习的女性人数有了史无前例的增长，而且她们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也有了很大改善，其中有的人还成为政界新星。

但是，种种进步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离婚法的实施不仅导致离婚率的提高，而且带来了子女抚养和教育方面的问题。离婚通常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而关于女性生育控制的法律，更是不断遭到宗教界人士的挑战。

在薪酬方面的进步也是令人怀疑的。首先，女性的工作局限于低薪、低层次而且集中于服务业。第二，职业女性很少被称作是家中的经济支持者，即使她们是家中唯一挣钱的人。第三，职业女性在工作之余还得照顾家庭，而且社会在育儿和理家方面提供的帮助很少。因此，工作中的妇女不得不在家庭和职场两头奔波。

在教育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进入高校读书的女性越来越多，但女性在商界的比例却基本不变。这也说明了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正如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所说，许多在学校得奖学金的女性却在与男性约会的时候假装一无所知，而且在学校中成绩优异的女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成功的却很少。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但总体上来说，职场中成功的女性相比男性来说，还是太少了。

而在女性服饰方面的变化大概最能显示出社会的变迁了。从四十年代的实用装束开始，经过五十年代的长长的女性化的所谓“新服饰”，到六十年代的“迷你裙”，再到七十年代的无性别裤装，到八十年代的职业女性装束，这一系列的服饰变化了展示了不同年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四十年代的战争状态、五十年代的居家生活、六十年代的新女性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对六十年代的反击。而九十年代的女性则返璞归真，服饰重在回归自然。

在催化女性解放的过程中，生育控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六十年代的避孕药物和避孕器具的发展，意味着女性不必再为生育控制而担心。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由于爱滋病的暴发，性解放不再等同于女性解放运动。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起来反对曾经被认为能给她们带来解放的女性解放运动。如1972年，在美国国会准备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时，却有一位共和党的保守者菲力斯·斯拉夫丽(Phylis Schlafly)站出来反对该议案的通过，说它的通过将会带来社会的混乱。而许多妇女也响应了其号召。正象1973年玛拉贝尔·摩根(Marabel Morgan) 的小说《完全女人》(The Total Woman)中所描写的那样，充满诱惑性的妻子通过她的臣服和引诱策略来保证她的感情上和经济上的安全感。而对于工薪阶层的妇女来说，她们在女性解放运动中看不到任何实际的利益，因此对其并不热衷。

尽管如此，对于女性的复杂文化背景的关注使得近年来出现了女性研究的热潮，特别是在大学校园中，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等都将女性研究作为一个特别的领域加以研究，并且创办了许多这方面的杂志，不仅对性别问题作了探讨，而且对黑人妇女问题、同性恋问题、亚裔妇女问题、工人阶级妇女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讨。而且在文学研究领域，女性研究学者们还对历史上的女性作品进行了深入发掘。

女性的文学创作

对于二十世纪后期的女性作家来说，不管其个人是否女性主义者，在创作过程中，她们都带着两方面的意识。一方面，她们意识到了自己秉承着一种很强的传统，另一方面，她们也意识到了自己身处一个充满敌意的男性为主宰的环境，感到了作为女性的易受伤害。这些思想在安德里·里奇（Adrienne Rich）的《重看写作》（Writing as Revisions）中得到了阐发，这篇文章还可看作是女作家和女批评家的宣言书。她在书中回顾了从伍尔夫到玛丽安莫尔的女作家，并解释道，这种回顾对“我们来说是文化史中的特殊一章，是夹缝中生存的一幕”。

而二十世纪后期的许多女作家都以她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做着这种夹缝中的生存活动。如诗歌有奥尔森（Tille Olsen）的《十二个里面挑一个》（One Out of Twelve）、拉丝（Joanna Russ）《一个女主角能做什么？》（What Can a Heroine Do?）拉基丝（Muriel Rukeyser）的《神话》（Myth）普拉丝（Sylvia Plath）的《刺痛》（Stings）；散文有沃克（Alice Walker）《寻找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马莎（Paule Marshall）的《厨房里的诗》（Poets in the Kitchen）等等；诗人沙顿（May Sarton）的《我的姐妹》（My Sisters,O My Sisters）奥布赖恩（Edna O’Brien）的《心中的玫瑰》 （A Rose in the Heart）分别道出了对于文学史上的其他女作家的认同和继承。

此时期的女作家的作品以对于自我的寻求为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了对于塑造作家本人的身份特征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如奥尔森（Tille Olsen）的《给我讲个谜语》是从一个俄国犹太人移居美国的角度来叙述的。而克里夫顿(Lucille Clifton)则是以黑人方言重新叙述了圣母玛丽亚的故事.还有少数裔作家如华裔作家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黑人同性恋作家劳德(Audre Lorde)美国印第安作家玛萌(Leslie Marmon)等。

还有一些女作家采用了不同的创作题材，她们致力于描写真实的或虚构的社会环境。因此她们多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此类作家有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所描绘的芝加哥的“吃豆人”，有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笔下的佐治亚乡村百姓，有达夫(Rita Dove)的十九世纪的奴隶等等。她们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描写了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作品还有一个特征是“多样性”。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许多女性作家开始从不同的经济、语言、宗教、种族、政治角度来描述现代女性的多样化生活。而且这种趋势也伴随着学术界在女性研究方面的不断创新，如对于非裔女性、亚裔女性、拉丁裔女性、印第安族女性以及同性恋女性的研究都有了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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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妇女文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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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okov按】徐老师领 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 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遥遥无期。 且先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以下是有关20世纪前半叶美国女性文学背景的略要论述：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女性文学

二十世纪早期，新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随着汽车、飞机的出现，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日益加快。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也引发了文化产业的革命。与此同时，在男性中产生了对于女人地位的提高的焦燥和恐慌，担心女怀会自此以后取代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在家庭中的掌控权。这种焦燥与恐慌的心态在此时期的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并成为二十世纪早期男性作家所创作的描写女性的作品的主要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由男作家创作的女性形象多是负面的甚至许多女作家的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受此影响。当然在这中间，也有许多作家创造了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但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试图告诉人们，女性应如何作为。在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迎来了一个新高潮，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使许多男性肢体残缺，心灵受创，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使人与人不断疏离，宗教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不断衰落，许多人丧失了精神上的支撑，由此产生了海明威笔下的“迷惘的一代”，而许多男作家却将这些归咎于女性。正如劳伦斯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说男人永远不可能回到以前的掌控状态，那是因为女人与新科技一起使男人们变得如此无能。”尤其令跨入二十世纪的男人担心的是正在崛起的“新女性”，她们穿短裙，留短发，崇尚性解放，她们在新科技中如鱼得水，热衷于跳舞、喝酒、会开车，不安分于家庭的小天地。在男作家的笔下，这些女性具有很强的毁灭性。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坛两颗巨星——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斯各特·费兹吉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就分别塑造了两个最著名的具有毁灭性的女性形象。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26）中，布来特·爱斯丽（Brett Ashley）即是一位一反传统的女性形象，一出场时便牵动了几位男性角色的心。她年轻漂亮，身体曲线玲珑，这一点描写也对应了她对于性行为的近乎机械的无所谓的态度。她充满热情，却无处发泄，深爱男主人公杰克，却不能真正与他结合。在整部小说中，布来特这一形象贯穿始终，直到小说的结束部分，她还和男主人公杰克一起坐着车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而男主人公杰克却相形之下显得相当无能。在一战中，他受伤，且由此丧失性能力，他也深爱着布来特却无法给予她全部。除了男主人公之外，这部小说中的其他男性形象也在不同的方面显得无能，对于生活无法把握，对于爱情放任自流。而女主人公布来特所到之处，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因为她，杰克与朋友反目，也因为她，一位年轻有为的斗牛士，处在事业的巅峰时期却与其私奔，她和几位男性发生了感情上或肉体上的关系，却最终没有与任何一个真正结合。另一个具有毁灭性的女性形象是在费兹吉拉德的小说《伟大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的黛丝·巴克南。黛丝出身名门，年轻漂亮，性感迷人，却毫不忠诚。在费兹吉拉德的笔下，黛丝成了那个社会腐化堕落、纸醉金迷的生活的代表，连她的声音都充满了铜臭气。最初她嫌贫爱富，抛弃情人盖茨比，嫁入豪门，而后来身为有夫之妇，受到盖茨比金钱的诱惑，又投入到昔日情人的怀抱。而她的毁灭性在她驾车撞人后达到高潮，导致了其丈夫的情人的死亡，也间接导致了小说中两个男性人物的毁灭。

虽然其他由男作家创作的女性形象不如黛丝和布来特那样致命，却同样危险，而且堕落。尤其是对于新出现的知识分子，女作家等，男作家的态度往往是尖酸刻薄，甚至于恶毒。如威斯特（West）的诗《孤独女士》（Miss Lonelyheart）中，一群男记者聚在一起，对女作家进行攻讦：“玛丽，伊拉，…她们所需的只是一次粗暴的奸污”。而为争取选举权四处呼号的女性们，则被男作家描写为疯狂变态的“恨男者”，而且常常与新女性、女作家一起，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单身女性在二十世纪初的男作家那里也难逃厄运，她们被描写为心理畸形的“老处女”。如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玫瑰》（1931），就讲述了一个南方终身未嫁的女继承人的畸恋故事。女主人公爱米丽因得不到所爱之人，就将其杀死，尸体就放在她平日睡觉的床上，并且每日与其相拥而眠。这样持续了几十年，一直不为人知，直到她去世后，邻居们才闯入那个神秘的小屋，发现了床上她的情人的尸体已成为一具骷髅。

那些尽职尽责的结了婚的女人也很难得到男作家的好评。她们经常被描写成假装正经的女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惊小怪。如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诗《一个唱高调的老女人》(A High-toned Old Christian Woman)就抱怨道：“诗歌中的极度虚构的成分也会让寡妇们退缩”，但他又说，“好诗总是会发光的，而且寡妇们越是不赞同，　证明诗写得越好”。

此外，　母亲们的形象也被男作家们描写得污秽不堪。在十九世纪末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所崇尚的圣洁的母亲形象不再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而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下，许多人将儿子长大后心理的不健康归咎于母亲们所犯下的罪恶。1942年，美国作家菲力普·威利(Philip Wylie)在她的《一代堕落的人》(Generation of vipers)中就将社会中年轻一代的堕落归罪于母亲们，并号如人们起来再次面对妇女问题。

总而言之，在二十世纪男性作家笔下，极少有正面的积极的女性形象。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那些还未成年的天真纯洁的少女和那些甘愿臣服于男权奴役下而牺牲自己的所谓“贤妻良母”了。如海明威的小说《最后的芳草地》（The Last Good Country）中，刻画了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女形象，因为她始终如一的忠诚品质和完美无暇的纯洁而为男主人公所喜爱。而后一种类型的代表则是约翰斯坦别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的罗莎丽，琼德家的女儿，她在全家西迁的过程中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坚忍与奉献。在小说的结尾处，她把自己的乳汁送给一位素昧平生的垂死老人。而这两类女性的共同特点是她们甘于牺牲、乐于奉献，无私忘我，柔弱温顺。在她们的创造者——男性作家的眼中，拥有这些品质的女性在新时期已成为凤毛麟角，因而弥足珍贵。

女性的新生活

二十世纪初对于美国妇女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各种新兴的科学技术的出现让人目不睱接，也引发了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化，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两性关系的变化。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使此时期的妇女不再受维多利亚时期妇女们所经受的经济上的压迫，尽管在三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女工们也遭受了或多或少的经济上的剥削，但总体上说，职业妇女的工作状况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政治方面，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美国妇女不论来自哪个阶级，在1920年都获得了法律上所赋予的选举权。尽管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制度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从总体上看，这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块里程碑。在文化方面，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和大众传媒业的日益兴盛，更多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而在此之前，大学的大门是对她们紧紧关闭着的。还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出身的女性，不再受传统的束缚，走出家庭的小天地，在大学中教学，或在以前由男性垄断的职业中展示她们的风采。

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自十九世纪初期就被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们提到了日程上，到了1914年和1916年，虽然欧洲地区正在投入一场大战，但战争的烽烟并未波及美国本土，因此美国的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并未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却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该运动中的两派持有不同的观点，却殊途同归，共同推动了此项运动的发展。一派的领导人为凯丽·凯特（Carrie Chapman Catt）,她领导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协会(The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组织了全民公决，并致力于推动宪法修改。与此同时，另一派由爱丽斯·保罗（Alice Paul） 领导的议会联盟(Congressional Union)即后来的妇女党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上面，并且在此期间，采用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策略。而到了1917年，对于美国是否参加一战，两派产生了分歧，NAWSA派主战，而妇女党则主和。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两派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始终坚持不懈，终于在1918年1月，在威尔逊总统支持下，美国宪法第十九次修正案提出了赋予妇女选举权，并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在国会获得通过。那一时刻，在国会大厦走廊里拥挤的人潮中，已有人泪流满面，还有人唱起了赞美诗，欢呼声连成一片。尽管在其后的一年半时间里，这项修正案成为正式法律生效还要经过一系列在国会中的周旋以及在各州中的宣传，但最终在1920年的8月，全美36个州都正式承认了妇女的这项权利。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美国妇女选举权得以通过，除了近一个世纪的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者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战争期间，女性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使她们赢得了异性同胞们的刮目相看，并为她们意外地提供了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男人们走向战场，而妇女们驻守家园。原先的母亲、妻子、女儿、姐妹，不得不走出家庭的狭小天地，独自面对外面的广大世界，她们走入工厂、农庄、铁路、煤矿，做着原先男人们做的工作。整个世界倒了个儿，尽管其中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甘苦，当时的许多女性还是欣喜于眼前的新变化和新天地，而这种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为20年代爵士时代的新女性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多女性觉得在生命中第一次不仅被人需要，而且被人赏识。美国作家哈里亚特·斯丹顿·布来奇(Harriet Stanton Blatch)认为战争“迫使女人工作，并且把她们带入以前男人们活动的天地”。而许多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前线工作的女护士和救护车女司机则感觉到她们的新生活既充满挑战又让人振奋。

一战后，经过统计，美国的职业妇女的人数增长了近50%，美国社会有70万妇女被雇用。不仅工人阶级的女性感觉到了工作带来的欣喜，许多中上层阶级的妇女也深有同感，威尔逊总统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美国妇女的贡献，他说：“女同胞的劳动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任何男人工作过的地方”。由此，他认为女性应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战争也带来了妇女在其他方面的解放。尽管此前的十九世纪在工厂中工作的女工和田间劳动的妇女能比上层妇女享有更多的出行方面的自由，但在一战中为战争服务的女性却是西方社会第一批受人尊敬的妇女，她们比前辈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如可以在大街上独自行走，可以去剧院或去跳舞，而不需要年长女性的陪伴，甚至可以单独出游，不用被人怀疑是堕落的女人。此外，这些女性工作者还是第一批脱掉女性的传统裙装，穿上更适合于工作的服装的女人。在她们的带动下，到1917年，大部分的女性将裙装剪短或穿衬衫，甚至到了战后，这种趋势也已不可逆转。历史学家们观察到，新女性的服饰——短裙、紧身上衣、丝袜——这些加起来的重量只有十九世纪末期女性服饰重量的十分之一。

这一时期的女性生活中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于自由恋爱观、职业育儿运动以及计划生育。在1914年到1921年间，这三大运动达到了高峰。美国人玛格丽特·山格(Margaret Sanger)作为一名护士和职业育儿运动的倡导者，创办了杂志《女性的反叛》(The Woman Rebel)，并在其中给予职业妇女关于生育控制方面的指导，1916年她成立了美国第一所计划生育诊所。她还在她的《女性和新人类》（Woman and New Race）一书中谈到，现代社会最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发展即是女性对于性奴役的反叛。与此同时，倡导自由恋爱的女性提出了婚姻生活中的两性的平等，并提出性解放的观念。性解放的观念鼓励女性去体验性生活中的乐趣，而不是作为男性发泄的工具。而这种观念带来了更大的女性生活的变化。

但是，尽管有诸多变化，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如许多数据显示，这一时期，职业女性的人数大大增加，但她们所从事的职业种类却非常有限。大部分的职业女性满足于传统的女性职业，如老师或护士，而在同一时期学习医学的女性甚至在减少。而且，女学者的人数很少。到了1925年，妇女解放运动变得支离破碎，许多妇女运动的先驱们曾认为选举权的获得将是女权运动的转折点。但事实证明，她们的想法并未如愿。许多妇女拥有选举权却不去使用，有些即使投票，也被父亲或丈夫的意见所左右。同时，　两情相悦的婚姻理想也受到质疑，许多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需要工作的同时，也需要丈夫、家庭和孩子，如何平衡这两种需要成为不断困扰她们的一个现实问题。而在服装方面，日益兴盛的化妆品工业和不断增多的美容沙龙，甚至使新女性也受到威胁，似乎要回到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她们的祖母辈的生活中去，成为男人的美丽玩偶。

综观整个时期，总体上说，女性解放运动还是取得了许多令人可喜的进步，正如一位诗人所说：“我还是那个象妈妈一样的虔诚的贤淑妇女吗？”然后自问自答：“不，决不是”。

新女性的文学创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尽管妇女解放运动遭遇挫折，但是令人鼓舞的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女作家认为她们从妇女运动中获得了全新的力量，以及关于她们生活的全新的解释。不管政治运动如何变幻，尽管外面的男性世界存在对女性作家的敌意。女作家们还是发现了关于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她们握紧手中的笔，重写关于女性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在男性作家作品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许多女权运动的理论家开始意识到，女性在文学创作方面确实存在着自己的传统。从迪金森到莫里森，女性作家以其与男作家迥然不同的文笔，通过其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女性在社会变迁中所经历的情感和生活的变迁。通过对这一文学传统的认知，女性作家也意识到，女前辈的作品成为她们继续进行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当然，正如批评家哈罗特布鲁姆所说，前辈们的杰出作品也使后来者感到创作中的压力。这一时期的女作家或许也存在着这样的压力，但与男作家不同的是，女作家从先辈的文学成就中更多的是获得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于自己性别的肯定和鼓舞。

也许正是这种归属感使得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有着微妙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差别。当然在早期，女作家和她们的同时代男作家一样，作品模式和体裁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如通俗小说女作家爱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威拉·凯瑟(Willa Cather)与男作家路易斯(Sinclair Lewis)费兹吉拉德(F.Scott Fitzgerald)之间，实验派小说家斯泰因(Gertrude Steine)、巴恩斯(Djuna Barnes)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点。而女诗人在创作时也使用传统的形式和音律，如米雷(Edna St. Vincent Millay)、威莉(Eleanor Wylie) 、斯本瑟（Anne Spencer)同男诗人波内(Stephen Vincent Benet)、弗洛斯特(Robert Frost) 有可比性，而韵体诗创新女诗人莫尔(Marianne Moore)也受到庞德(Ezra Pound)和爱略特 (T. S. Eliot)的影响。但是，从主题和技巧方面，女作家的创作与男作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通俗女作家的创作更倾向于描写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爱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在她的早期作品《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中批评了葬送她的女主人公生命的社会制度，并在其中肯定了女性的的力量。她的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中的女主角爱伦，是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人，成为小说中男主角心目中坚强独立的个性的象征。在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中，作家塑造了一个具有超强生存能力的女性安东尼，她的坚忍执着成为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母亲的最感人的象征。

而实验派女作家也同样探讨了女性的力量的主题。如斯泰因(Gertrude Steine)在她的《三幕剧中的四圣徒》（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一剧中，刻画了一个具有神奇号召力的女人。但是这些艺术家并非单纯地刻画一些所谓的正面角色，而是深入探讨了关于文学的根本性的问题，如女性作家是否有特殊的语言传统等等。

19世纪美国妇女文学概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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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okov按】徐老师领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 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要要无期。 且现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以下是有关19世纪美国女性文学背景的第二部分，即所谓的世纪之交时期美国妇女文学：

1880年代中期前后至1910年前后

把这一时期单独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提取出来加以讨论，当然是因为它的独特的过渡性质。站在女性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首先，社会上两性之间的性别关系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就像一位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蕾伊·斯特拉凯（Ray Strachey）所指出的那样，到1900年为止，美国的妇女在社会上已经获得了“个人行为与拥有财产的自由、支配金钱与个性意识的自由、享有控制自己的身体与灵魂的自由”。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妇女问题，在不少领域甚至是决定性的问题。第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传统的经典的作家们仍然在进行着他们传统的经典的创作；新涌现出来的作家们冲破了传统的羁绊，开始了他们新的创作实验，他们在文学创作的风格、技法，创作的理念以及对社会的独特关注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第三，不断加快的工业化的步伐使得社会的变革跟不上节奏，造成各种问题益发凸显——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问题让人应接不暇，忧郁、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第四，如果说十九世纪之初的人们发现“上帝消失了”的话，那么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们则开始发现“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给人们留下的空虚和恐慌几乎无所不在。所有这些似乎既可以理解为一个世纪行将结束时自然产生的骚动，又可以理解为是为新世纪的到来做好铺垫。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世纪之交这个特定时期的过渡性特征。

女性的文学形象

探讨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我们仍然从女性的文学形象说起。笼统地讲，这一时期的美国的妇女不仅仅参预进了几乎所有的大的社会政治活动，而且也在积极地推动着改变两性关系的社会变革。尽管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教育家和卫道士们在喋喋不休地宣扬妇女应该作为花瓶、应该做没有自我的妻子和母亲的必要，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艺术家或义愤填膺、或兴高采烈地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即妇女们已经不是完全被剥夺了自我的花瓶了。

世纪之交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非常自以为是的、拼命地追求所谓高雅的、严格遵守种种清规戒律的妇女，但是，她们绝不是以所谓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出现的了。相反，她们总是令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与此同时，早先以丧失自我、脆弱感伤形象出现的所谓“理想女性”在此时看来都是那么的病态。当然，文学中的“天使”女性还存在着，但是与天使相对的越来越多的女性叛逆形象也在不断出现。就像之前被描绘成的疯女人一样，这些女性叛逆要么被描绘成荡妇（femme fatale），要么被塑造成新女性（New Woman）。总之，她们已经脱离开了社会赋予她们的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职责。基本上，大多数美国的作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多对这样的女性形象持宽容的态度。像斯蒂芬·柯蓝（Stephen Crane）对妓女麦琪（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1893）表示出的同情一样，这样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无论是所谓的“荡妇”还是所谓的“新女性”，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之间的区别也越来越大，而由此所造成影响绝对不容小觑。这是因为，正如批评家拉泽尔·奇夫（Larzer Ziff）所指出的那样，“妇女由于有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从而成为最大的小说阅读群体。她们自己也因此而形成了一支快速增加的小说创作队伍。脱离了男性影响的女性的态度和立场正越来越多地充斥于小说之中，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无论如何，世纪之交，文学作品中大量的所谓“荡妇”和“新女性”的描绘和铺成，不仅仅说明了妇女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重要程度，同时也表明了女性阅读群体的不断壮大以及女性作家的关注度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不断提升。

妇女的现实生活

妇女在这一时期也在经历着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变革。她们正在获得越来越的解放和越来越多的权利。而她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她们在服饰上变革。她们脱去了束缚她们身体的辎重的围环裙，取而代之的是轻便飘逸的裙装。这种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为止，几乎所有的女性解放所需要的必要条件都已经出现了）。

和她们的母亲或者是她们祖母辈不同，这一时期的已婚妇女已经享有了一定的拥有财产的权力以及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离婚法条款对男女双方的执行标准仍然存在着差异。尽管如此，法律针对妇女在财产、离婚、和监护权等方面所作的微调还是在表明妇女已经不再被当作其丈夫的私有财产来看待了。

一个更为可喜的变化出现在教育方面：女性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在社会改革活动家安娜·朱丽娅·库伯（Anna Julia Cooper）推动的“女性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促进下，就连黑人妇女也开始享有了更多的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机会。在男女享有同等的基础教育的机会的基础上，各种致力于改善女性新移民的生活状况的公共的社会教育活动也在推广。一些公立学校和教堂主动去组织起那些妇女新移民，教授各种生活技能，以期让她们尽快地融入到这个社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工作者积极地投身到这一推动改善妇女生活状况的社会变革活动中来。

妇女的形象大大地改变了，妇女的社会问题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妇女在社会上的越来越多的领域里都有了参预的机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于是各种妇女组织也开始应运而生。虽然不像男性社会团体那样组织严密、数量众多，但是各种妇女组织团体的产生以及她们所作的努力还是为妇女的社会活动范围的拓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妇女的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女性的创作

在女性作家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的同时，她们所取得的独特的成就也为整个社会所瞩目。她们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她们为了获得选举权而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作品方面。例如像夏洛特·伯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妇女与经济学》一书，由于其反映社会问题的全面和深刻，使得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都积极地对其进行推广发行。此外还有一批从事妇女问题研究的女性学者也纷纷推出她们的研究成果，如玛蒂尔达·珠斯林·盖奇（Matilda Joslyn Gage）的《妇女、宗教和国家》（Women, Church and State, 1893），茜茜莉·汉密尔顿（Cicely Hamilton）的《作为交易的婚姻》（Marriage as Trade, 1909），以及埃玛·古德曼（Emma Goldman）的《妇女的交易》（The Traffic in Women, 1910）等等。这些作品通过它们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揭示了这一时期妇女所处的文化环境，加深了社会上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

除了这些在女性社会问题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以外，由女性作者推出的各种妇女传记、自传、和日记也是层出不穷。在很多这样的出版物中，女性公开地讨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对生儿育女、对从事家务劳动、对女性之间的友谊以及女性的生老病死等问题的感受。例如爱丽丝·詹姆斯（Alice James）在《日记》（Diary, 1892）中不仅仅谈到了她对两个非常有名的哥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看法，还谈到了她对那个所谓的可以让她不用去过女性的病态生活的医疗体制的厌恶。而吉尔曼的《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1892）则从妇女对于男人以及母性的矛盾情感的角度分析了女性的所谓疯狂。女性作家在面对妇女的心理问题的同时，也在从她们自己的角度去营造一个真正属于她们自己乌托邦世界。她们向往着在这样的乌托邦世界中能够享有真正完全的自由。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她们利用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来描绘她们的乌托邦图景。

在世纪之交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男性作家在各种文学运动和技巧创新方面居于统治地位，什么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地方主义等等。但是女性作家们由于将她们注意的焦点放在这一特定过渡时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上，她们也同样没有失去人们对她们的关注。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们目睹了哈丽亚特·比彻·斯托所代表的女性文学传统走向衰落，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时期的过渡性特征，当然她们感受与她们的男性同行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世纪的更迭一样，她们经历了从深深庭院步入广阔的、公共的社会领域的转变。女性作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记录她们自己的反抗和诉求，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所关注的一些普遍的议题之上了，例如她们对种族问题的敏感关注以及妇女在更高层次上的解放，等等。她们的努力和成就无愧于亨利·亚当斯对于她们的评价，“恰如其分的人类的研究者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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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美国妇女文学概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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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okov按】徐老师领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要要无期。且现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

19世纪美国妇女文学概论之一

在经历了法国民主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革命等一系列十八世纪革命风暴的洗礼之后，可以说，美国是带着一种革命的激情进入到十九世纪这个新纪元的。牛顿的科学研究和发现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约翰·洛克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的人们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帝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在美国，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面貌，感到非常的恐惧和担忧。他十分严肃地对民众们大声疾呼，“上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为了唤起人们的宗教热情，他还非常努力地致力于所谓的“伟大的觉醒”的运动。然而，爱德华兹本人对于圣灵的阐释——即圣灵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以求得与圣父和圣子的直接沟通——却反过来提升了人们对个体自我的信心。再加上站在爱德华兹对立面的他的同时代的另一位巨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imin Franklin）的影响，十九世纪的美国人越来越关注自我的生存状态、关注自我在社会中的发展、关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等等这些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样的背景，这样的趋势自然会影响到整个十九世纪的妇女的工作、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尤其会影响到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

1800年至1880年代中期前后

一般来讲，我们概念中的十九世纪主要就是指1800年至1880年中期前后。其后的延伸到二十世纪最初10年左右的那个阶段通常因其特点鲜明而被划分出来，称之为世纪之交时期。为了能够对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那一时期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尽管各种革命的风暴必然会带来人们世界观的变化，但是妇女在社会生活的中的地位和形象却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尽管在十八世纪末，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就出版了《捍卫妇女的权益》（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1792）一书，但是8年后，当人们在迎来十九世纪的曙光时，并没有看到这个方面的任何改变。更为糟糕的是，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在为所谓的“女性地位”（women sphere）的建立添砖加瓦。某种程度上看来，这些自由思想家对于女性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中世纪僧侣们的厌恶女性以及理性主义时代的反女权主义所造成的影响。
对于女性形象的设计，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埃弥儿》（Émile, 1762）中对于所谓的理想女性的描述：“所有的针对女性的教育都要围绕男人来进行。去取悦他们，对他们有用，让他们感觉到被爱和被尊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教育他们，在他们长大以后关心照顾他们，去安慰他们，有事向他们求教，努力使他们的生活充满甜蜜和和谐——所有这些应该成女性一辈子的职责；所有这些应该从她们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教给她们”。于是便有了所谓的理想的女性形象（the ideology of femininity）。卢梭倡导的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可谓影响深远。在他的影响下，其后的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理想的女性形象的引领下，妇女们被要求成为“家中的天使”，就像科文特里·派特莫尔在一首同名诗里所描述的那样。远在德国的歌德也喊出了“永恒的女性引领我向前”的口号。而歌德的所谓“永恒的女性”（Eternal Feminine）就是要能够帮助男人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所以，不难看出，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女性的楷模要么是“天使”，要么至少也得是“女王”——她们为男人操持家务，并使他们的家成为一个乐土。在那个男性主宰一切的时代，这样的观点可谓深入人心。妇女自己也默认了男人们为她们设计的这一理想的形象，并且作出她们自己的呼应。露易莎·梅·阿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在她的《小妇人》（Little Women, 1869）中就在不停地告诉人们“家是女人最幸福的王国”。
“天使”也好，“女王”也罢，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称背后，男人真正要求的所谓理想的女性又要是“心细如发、脆弱娇小、稀薄缥缈如空气”一样的人。这样情况到了十九世纪，甚至发展成为追求一种所谓的女性的病态的美——似乎只有垂死的或者已故的女人才能享有这份荣耀，就像埃德加·艾伦·坡的诗歌中所描绘的女人那样。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女性形象，主要还是根源于主导一切的男人们想要让所有的女性都始终被禁锢在一个被动的、一切以男人意志为转移的生活之中。如果她们对他们没有能够做到像“天使”或“女王”一样的话，那么她们就会沦为“魔鬼”或“婊子”，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从而必须承担起造成男人堕落、失败和痛苦的罪责。

妇女的真实生活

十九世纪生活在北美大陆上的妇女的生活状况真的就可以简单地归类为要么是“天使”或者“女王”，要么是“魔鬼”或者“疯婆子”吗？当然不是。其实在整个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妇女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使是表面上最有权威，或者最有天使和女王风范的已婚女子，也实际上没有甚么受到法律保护的权益。
由于美国早期的法律建设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英殖民帝国时期留下的基础性的框架和主要的条款，所以十九世纪美国的妇女和英国的妇女一样，在结婚以后，她们只能依附于她们的丈夫。除此以外，在家庭和社会当中，她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自1800年起，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已婚妇女是不可能拥有她们自己的财产的。她所有的一切，包括结婚时陪嫁而来的嫁妆，都成为她丈夫的财产。她的丈夫甚至可以完全占有原本属于她本人因继承而来的财产。而如果她的丈夫先她而去，在没有立好遗嘱的情况下，妻子的财产继承权也可以被降到最低。这就是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
不仅如此，如果夫妻一旦离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孩子的监护权永远属于男方。妻子的一切都由丈夫来控制。当然，妻子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的某种不良后果也都由丈夫来承担。直到十九世纪晚期，美国都还有这样的司法惯例，即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妇女都不可以提起法律诉讼，也不可以被诉诸法律。妇女实际上是被当作未成年人，或者心智不健全的人来对待的。所以，她们哪里是什么“家中的天使”，说她们是“笼中的小鸟”也许听起来更加确切一些。
姑娘们在结婚以前所收到的有限的教育大都由一些慈善学校提供，就像小说《简爱》中所描写的那样。而这些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子以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男人，能够更好地扮演好作为女人的角色。所以给她们提供的所谓教育其实剥夺了她们成为其他角色的可能。这样造就出来的女子自然也就只能呆在家里。她们与男人所代表的外面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在这样的女子教育的基础上，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已婚妇女们通常都遵守着这样的行为规范：一个人不出门，尤其是一个人不逛街，当然更不能走夜路；一天所要做的就是操持家务，即管理好仆人、做些针线活、串串门、接待客人等；同时她们还需要了解大的社会动态、时尚趋势，也许还要适当地作一些善事——这些主要是为了提升男主人的社会形象。
可以想象的是，与上述的那些处于中上层社会的女性相比，那些来自于社会下层的妇女的境遇只能更为糟糕。如果她既没有社会地位较高的家族背景，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笔微薄的收入的话，那么她只能寻求找到一份所谓的体面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了。而且她们还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意识——即只有结婚才是她们唯一的救赎。与英国不同的，美国的妇女们并不会去做类似于保姆身份的家庭女教师，而是选择去做学校的教员。（这一点在后面的作家介绍中，也可以看出来：有不少女作家，她们无论是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都是通过在学校担当教员来挣得一份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但是不管是家庭女教师还是学校的女教员，她们的收入都非常低下，所受到的训练也不够充分，而且往往都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也许，作为学校教员的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最起码女教师在课堂上还能够享有一定权威。
所以，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中上层社会中的女性原型的理想生活（尽管这些中上层女性的真实生活与理想化的描写也是相去甚远，）根本不能代表那一时期的美国劳动妇女的真实的生活面貌。对于劳动妇女来说，无论是结婚与否，都被要求既要做家务活，又要出去工作。进入十九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劳动妇女进入各种各样的工厂矿山去工作。和男人们一样，她们得要去面对各种非常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有时候她们的工作强度甚至比男性还要大，工作时间还要长，可是她们的收入却要比男性的很多。然而她们越是这样不讲条件地辛苦劳作，生活状况却反而变得越发地恶劣——一方面是因为不管她们是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她们仍然是属于男人的财产，自主的权利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好多工厂愿意雇用她们这样廉价的劳动力，这就使得社会上的男性产生更多的抵触，他们认为是她们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于是便把怨恨倾注到无辜而又无助的劳动妇女的头上。如果说已婚的太太们没有什么个人权利可言的话，那么劳动妇女们的权利就更加无从说起了。她们挣来的工资当然得归她们的丈夫所有，她们自己没有支配的权力。当然她们也没有权力提出离开她们的丈夫，或者与她们的丈夫离婚。而在丈夫那一方，只要他对妻子的劳动不满意就可以肆意地鞭打她。对此，妻子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她们从小就被告知这就是她们的生活。在美国，穷苦人家的女孩子从小就要承担起家中缝补浆洗之类的家务活，而她们的哥哥弟弟们则可以去上学读书。说白了，女孩子们实际上成了家务奴隶，因为她们无论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她们的劳动都得不到任何的回报。

妇女革命

十九世纪美国妇女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是天使，是女王；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她们却毫无权利可言，普通的劳动妇女甚至就是沦为了家务奴隶。如此巨大的反差自然会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对于改善女性生活状况的呼吁。与此同时，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各种社会变革的层出不穷，女性要求得到高等教育以及进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当中去的呼声可谓此伏彼起。妇女为了自身的权益而进行斗争的帷幕终于在进入到十九世纪以后被徐徐拉开了。
有意思的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女权运动的高潮是由反对奴隶制运动引发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量的美国妇女都积极地投身到帮助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获得解放的活动当中。到1837年，便有了“全国妇女反奴隶制协会”的成立。在这个团体中就有很多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着清醒认识的女性代表（如格里睦凯姐妹、莎拉和安杰丽娜等），她们提出女性也应该可以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她们的观点是，如果不允许妇女做公开的演讲，那么她们怎么能够去证明她们所了解的公正？
1840年，世界反奴隶制大会拒绝让几位美国的妇女代表列席会议。这一事件进一步使得更多的女性认清了整个社会上的男人们对于女性的深深的蔑视，也激发了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斗志。1845年，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出版了她的激情澎湃的《十九世纪的妇女》一书。这本书对当时的妇女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露茜·斯通（Lucy Stone）开始了她为争取妇女权利而进行的一系列演讲。她不停地告诉人们说，“我希望我们不仅仅为这里的奴隶们祈求平等自由，我希望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忍受痛苦的生灵祈福，尤其要为我们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努力”。她们的工作进展缓慢而又艰辛。但是她们的工作最终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她们为1851年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召开的“妇女权利大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后，由于她们的不懈努力，美国逐步推出了早期的各种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如1856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1857年的《婚姻法和离婚法》，等等。但是妇女投票选举权的获得还要等上若干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妇女才真正拥有了选举权。无论如何，从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这两个方面来看，到世纪中期，美国妇女还是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十九世纪的妇女文学

十九世纪既是妇女运动蓬勃兴起的历史时期，也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历了由早期的女性作家如安·布拉德斯特里特（Bradstreet）、芬奇（Finch）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所建立起来的女性进行文学创作的传统之后，这个辉煌的时期又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不仅仅指那些活跃在纯文学领域的女性，也包括那些活跃在政治的和准政治领域的女性，如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哈丽亚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弗朗西斯·哈泼（Frances E. W. Harper）、佛罗伦斯·耐亭盖尔（Florence Nightingale）、以及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等。
当然，说到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她们最初的创作影响仍然来源于男性文学的创作传统。她们的创作发展轨迹似乎是为了呼应和补充男性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特征。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女性文学创作经过几代女性作家的努力，到十九世纪中期，已经显现出她自身创作传统的鲜明个性了——她们的创作不仅仅有虽然默默无闻但却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的先驱，也有大量涌现出来的创作实践者。女性作家的数量在十九世纪不断增长。而且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社会变革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妇女在文学领域创作方面的发展，从而使得十九世纪出现了女性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