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岛上,残酷的现实,辛辣的嘲讽 ——评《岛上》

虚构的岛上,残酷的现实,辛辣的嘲讽

——评《岛上》

当国内评论界对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评论余温渐熄的时候,青年作家任晓雯又给“魔幻现实主义”这把火添了一把干柴。这部创作跨度十三年,三度修订的《岛上》,以一个“成熟的先锋”的姿态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

23634680-1_u_1《岛上》的故事主线并不复杂,主要讲述了“我”方蓁岷,在童年失去父亲的阴影下产生“恋父情节”,并因此导致了大学教师“明先生”的家庭纷争。“明太太”在这次纷争中意外死去,方蓁岷由此被诬为“精神病人”失手杀人,送到了青山精神病院。后被阴差阳错地从精神病院中被卖出,送到了一个座孤岛上“劳动改造”。孤岛由神秘的“康先生”控制,设置了禁林、电网和督察。在孤岛上的“囚徒”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内斗,人性的丑恶和权力压抑下的变型显露无疑。

虚构的“岛上”其实是一个人性的试验场,它是高度抽象化、符号化了的人类社会,与现实社会有着有趣的朦胧指涉关系。虚构的“岛上”是一个威权统治下的封闭空间,海岸、禁林、和电网勾勒了自由的边界,督察、被赋予特权的“民选1号”和植根于囚徒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保障了权力的运行。作者把人物像小白鼠一样安排到这样一个权力极度压抑下的“极限境遇”,饶有兴致并抽丝剥茧地将人性的裂变呈现给读者看。

实验的结果是残酷的。权力规定的“例会制度”,成了人人相互检举揭发的秀场。人们开始主动地“自我诬陷”,编造子虚乌有的故事,以迎合当权者变态的窥私需求。人们“习惯了”言语刻毒,“习惯了”卑微,并主动地踩着被规定舞点舞蹈,安于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安于现状实际上潜潮暗涌,“民选1号”的设置是这种内斗暗流的催化剂。所有的“劳改犯”都有身份的编号,大家选出来的1号,可以住更好的屋子,吃更好的餐食,并有拥有手枪的特权。温文尔雅的医生为了争夺“1号”身份,利用“赛太太”偷走了“赛先生”的手枪,并直接导致了“赛先生”的死亡。顺理成章地当上了“1号”的医生,前倨后恭,欺压选民,并抢了一个滑稽的眼镜,以彰显特权。眼镜使医生的眼睛变化,更有灼伤力,但到了家里,医生又忙不迭的丢掉眼镜,“像丢下了一个包袱”。“眼镜”是权力的一种隐喻,既是烫手山芋,又让人欲罢不能。

“美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她是方蓁岷来到岛上交的第一个朋友,热情地帮方蓁岷熟悉着岛上的一切。美佳是一个“变性人”,本是“男儿身”的他更倾向于将自己认定为一个“美娇娘”,变性手术之后,来到没有人认识的岛上,渴望过自由的生活。可是小岛并未给她自由,流言蜚语与世俗间无异。在方蓁岷眼中她是一个“超越性别的存在”,兼具了男性的坚忍和女性的同情,然而在世俗眼中,美佳只是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变态”。岛上和世俗世界一样缺乏沟通理解的耐心,人们只是凭借刻板的主观印象将他人归类为符号。美佳在她人武断地“暴力定义”中生存,而她与方蓁岷赖以“惺惺相惜”的基础恰是这种同病相怜。方蓁岷也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的焦虑当中,方蓁岷被大多数人认定为“疯子”,由此便陷入了“无力辩驳”的怪圈。“真正的疯子都不认为自己疯,就像醉鬼不承认自己醉”,被扣上了“疯子”的帽子,一同被剥夺的还有正常人的话语权力,辩驳被理解成疯话,不辩驳被理解成默认。而对于疯子的定义,则掌握在少部分人的话语权力之中。正如美佳对方蓁岷说的“保不齐其他人都是疯子呢,我们就是正常人了,只是被污蔑成‘疯子’而已”。作者在此处对于权力的思考,流露出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传递出的精神底色。

作者以清醒的姿态,画出了人类面对权力的“百丑图”。不失讽刺的描绘出人们面对权力那种“又爱又恨”、“又怕又觊觎”的复杂心态。“渔女”以身体为资本,在强权中“游弋”,虽说是一种自保的方式,可多少也有些攀附的成分。这很好的折射了当今很多人面对特权的态度,一面痛骂,一面接近,一面呼唤公平,一面又寄希望于特权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倾斜。而大部分人对于权力“不敢爱”也“不敢恨”的微妙心理,又恰恰是权力赖以运行的基础。

这和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以及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想从公共利益中得到好处,又希望公共利益得以维持壮大。每个人都希望有所改变,每个人又都是事情变得更糟。这也就是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论述的“群体的低效率”在权力方面的折射——心理上痛恨权力、实际上畏惧权力、行为上迎合权力。

并非所有人都是都逆来顺受的承认既有秩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否定和改变的因子。在岛上,唯一的“革命者”是大西北。似乎大西北是权力的天然蔑视者和反对者。大西北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在他人眼中是“政治犯”、“迫害狂”,是“无事生非者”。然而他却有一整套的自救计划,并自命不凡。他将人分为两类,强者和“猪猡”,强者会保存力量,韬光养晦,在关键时刻爆发。而猪猡,“没脑子,被环境赶着走,只要有一点口粮,就在地上哼哼”。正式基于这种武断地不公平的分类,他可以为了达成自己的计划,牺牲“猪猡”的生命,在逃跑时为了“减少负担”,他设计将“发婆”杀死,并毫无愧欠之意,颇为心安理得。如同日本法西斯在残杀所谓“支那”的心理机制一样——首先将人分级,优等种族人拥有天然的淘汰劣等种族的权力。这种残忍的法西斯因子使得大西北更像一个“政治狂人”。然而大西北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为公为民,毋宁说是为了自己“逃出生天”,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扭曲体现,本质上还是自私为己的。从这个角度说,其所有的疯狂的表现和残酷的行为,只是为了掌握权柄的一种用力过度的扭曲。

小说的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对人物的塑造,小说把窥探的笔触深入了意识流的深处,揭示了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内在张力。没有简单的善恶二分,而是“不善不恶”或者“有善有恶”。比如看似完美的美佳,也因为“贪欲”偷了发婆的戒指,并因此送命。美佳感叹道,每个人都有罪,自己也一直被罪折磨。比如明先生,一直以方蓁岷的完美梦中情人出现,兼具了一切完美的品格,但是在失手杀死妻子之后,用花言巧语和美好许诺哄骗方蓁岷“顶罪”,反映了他懦弱的一面,和黑暗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比如大西北,既是革命者,又是法西斯,很难用一个好坏的简单形容词去定性。再比如主人公方蓁岷也并非完全的道德正确,她因为对于所谓“父爱”的执着偏执,与亲生母亲的对抗,她的失手杀人,她对于周围人主观性的判断,都很难说做到了完全的无可挑剔。但恰是优缺点并存的人物,使读者更觉得亲切,读者可以将自己的性格弱点找到人物上的投射,因而建立一种“心理亲近”,人物也因此可触可及,有活力、会呼吸。

小说的结尾很吊诡,统治小岛的“康先生”,是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甚至没有头盖骨的“畸形人”,被人轻轻一掌就能捏成粉末的权力内核,竟然井然有序的一直高效地运作着。这也暗示了,剥除了统治机器、督察和电网,以及权力的实际和谋者——普通民众之后,权力的内核又腐败、又无能,还有一点变态。

对“康先生”的摧毁并没有毁坏整个权力的体制,正如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巨大的权力关系网中生存。康先生死后,小岛易主,督察成了新的当权者,而方蓁岷的“弟弟”,段仔却成了新的督察,重新将方蓁岷定义为“疯子”。正如鲁迅笔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在短暂的“发狂”揭示了社会的吃人本质之后,竟然“病愈”到某地候补去了。一个权力关系网上的单元的失灵,并不会导致权力运作的失效,权力网使人异化,并义无反顾地对其效忠。权力是疯狂的,可是践踏生命,更别说漠视人情了。然而原来的“督察”摇身一变成为“岛主”,就和打工的“马仔”一下子变成“老板”一样刺激和疯狂。转变的权力的法理合理性以及权力的运行效率都是存疑的,或许督察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康老板”。很显然,热热闹闹的小岛上将上演新的故事,但主题永远只有一个——铁打的权力网,流水的螺丝钉。

【作者:李劲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研究生】

小人物的大爱世界——读任晓雯《阳台上》

王飞同学悟性颇高。读完 @任晓雯 的小说集《阳台上》后,草草写下了以下感受。虽然比较初略,但对作品的感受还是比较到位的:抓住了《阳台上》引人入胜之处。与同好者分享:

小人物的大爱世界——读任晓雯《阳台上》

(王飞)

阳台上有很多书打动你不是因为它有着华丽的外表和页面设计,也不是因为内容多么地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更不是因为你从中能得到多么丰富的人生大哲理,而仅仅可能只是因为简单的文字,朴实的人物,似真而又掺以虚构的情节,读着这样的书,你会发现好像你是在读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的故事,有时候,也许是你自己曾经的故事。青年作家任晓雯的《阳台上》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水墨画般淡雅的封皮,简洁明了的标题,没有浮夸的语言,没有刻意雕饰的情节,但就是那么能抓住你,好像一杯白酒,看似清淡如水,一饮而尽却会有一种被灼伤的感觉,令人印象深刻。

这部小说集的开篇是《阳台上》,一个关于拆迁的故事。主人公张英雄的父亲因为一次拆迁的赔偿问题被活活气死,为了给父亲报仇,张英雄盯上了拆迁项目的负责人陆志强,想要伺机报复,但在这个报复计划酝酿的过程中,张英雄偷窥到了陆志强的白痴女儿陆姗姗,他的报复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小说的开始,弥漫着一股令人感到窒息的沉闷气氛,“空气中有股烂纸头的味道。一只死老鼠,被车轮碾成一摊浅灰的皮,粘在路中央”。正如这过街被碾碎的老鼠,主人公张英雄就是一个容易被社会忽视的小人物,他学历不高,性格懦弱,没有工作,在人群中绝对是属于不起眼的那一型。作者有意把他叫做“英雄”,一方面是表现他父母对他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暗讽,张英雄不是英雄,而只是一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

拆迁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些与体制抗争的最牛钉子户其实只不过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聊资而已,谈不上有多么了解这些拆迁户的世界。而《阳台上》选择了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但作者并不是为了在纸上传达愤怒和惨烈,而是认为“文学关注具体的人,它对体制的不苟同,对社会问题的介入,也应该站在人的立场”。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在《阳台上》虽然看到了愤怒,看到了悲伤,看到了底层小人物的无奈与心酸,但却发现这些都不是文章想要表达的重点。当故事开篇张英雄怀揣着折叠刀,鬼祟地跟踪陆姗姗的时候,我们在猜想也许接下来是一场血腥的报复。然而,随着张英雄对陆志强和陆姗姗的偷窥,这个小人物发现了其实他眼里所谓的报复对象,也只不过是一位可怜的父亲和他可怜的女儿而已。因为智力缺陷,陆姗姗经常受到别人的鄙视,甚至她的未婚夫也只是为了她父亲所能提供的财产才愿意娶她为妻,但就是这样一个活在自己世界中的女孩,却慢慢消融了张英雄内心的仇恨和愤怒。当故事结尾,我们都以为张英雄要对陆姗姗下手的时候,他只是紧紧地抱住了这个姑娘,然后将她放走,当陆姗姗“消失在一片金色之中”时,故事也画上了句号,但余留给我们的震撼,却久久不能消散。同样渴望爱,缺乏爱的两个小人物,在彼此的身上感受到了爱的能量,它可以消除偏见,战胜仇恨,就像作者说的,“仇恨从来就不是解药——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文学中”。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爱好像已经成为了稀缺品,网络鼓吹着“高富帅”、“白富美”,而现实生活中,物质和感情的较量也时时在上演。《冬天里》就是一个关于家庭、爱情、亲情和物质的故事。和张英雄一样,主人公张大民同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和妻子钱秀娟结婚多年,在家庭出现经济困难前,一家人也曾有过快乐幸福的日子。但在经济的压力面前,夫妻俩却越出现了无法弥补的沟壑,妻子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最后在家庭和物质的选择题中,她选择了后者。而那个深爱着妻子和家庭的男人,找了各种发泄的途径,却还是无法逃脱对自己妻子的爱,只能在冰冷的冬天面对感情逝去的现实。有人常说,夫妻可以同甘,但不能共苦,这种说法其实太过极端,但未必不够真实。《冬天里》将视角转向了一对平民夫妻,但却同时表现出了人在面对物质和诱惑时的脆弱和可悲,但在叹息这些小人物的可悲之余,你又会发现其实感情一直都在,就算是受到现实的打压和摧残,我们还是能感受到那一丝丝令人痛心的爱在苦苦挣扎。张大民最后没有背叛妻子,却误将那个年轻的女孩当成了自己的妻子,也许妻子的背叛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许他曾经想过报复,但最后那一刻对爱情和家庭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爱的希望,也引发了我们对现实的思考。

青年作家任晓雯

和《冬天里》的张大民一样,《枪声如雨》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小人物—王飞超。初读这篇小说,会勾起我们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的回忆,但主人公王飞超不是亨伯特,而那年轻的女网友也不是洛丽塔。有的人在面对痛苦的过去时,选择逃避,伪装坚强,而有些人,希望别人能够倾听他们的内心,帮助他们走出过去。王飞超就是一个被困在一段恐怖的回忆中走不出来的中年男子,和他有着同样经历的妻子则选择逃避,用伪装的坚强来拒绝过去,甚至抵触倾听丈夫的内心。和妻子之间的缺乏沟通,让王飞超开始寻求肉体刺激的解决途径,他约会女网友,却等来了为了报复前男友而放纵自己的年轻女孩。两颗寂寞的心仿佛找到了沟通的枢纽,没有肉体的交易,有的只是彼此的倾诉和聆听。在现代的社会,我们经常会被寂寞所束缚,科技是更发达了,一个电话,一封email,我们马上就能联系到彼此,但奇怪的是,我们的假面具越来越紧,好像脱不下来了,太多的警惕和顾虑,让我们暗自将彼此越推越远,有时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也害怕将自己的伤口掀开给他们看,因为我们越来越怕受伤。而故事中,毫不知根知底的两个陌生人,在受到最亲密的人的伤害后,竟然愿意把自己最真实的,甚至是丑陋的内心世界展示给彼此,因为他们同样缺乏爱,缺乏关注。我们很多人也一样,在追逐名和利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觉得很累,而有时候,你发现你的世界是寂寞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停下他的脚步,来问你为什么很累。沟通和爱是我们不能缺少的,无论是在文学世界里,还是在你我的生活之中。

小人物的爱也有很多种,而亲情大概是最持久的一种。从张英雄的为父报仇,到张大民对妻子的坚守,再到《飞毯》中的薛文锋为了家人铤而走险,命丧黄泉的悲哀,小人物的爱让我们动容,而又心酸。任晓雯笔下的小人物,虽然是虚构,但却让你觉得真实。他们没有良好的出身,没有优秀的教育背景,他们能做的,只是父辈传下来的劳力活,但他们对家庭的承诺,对亲人的关爱,却是那么实实在在,触动人心。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谴责那些违法之徒,因为他们危害了社会,像《飞毯》里的毛头薛文锋,但从未想过,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这样的社会害虫角色。薛文锋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过错,他的初衷是为了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但体制的不完善,剥夺了他的生存之道,才迫使他走上了不可回头的路。故事的结尾,薛文锋智力低下的妹妹薛文瑛仿佛是预知到了哥哥的死亡,她相信童话世界中那有魔力的飞毯,认为是因为没有飞毯,所以哥哥没法回家,所以她的自杀,可能是想坐着飞毯去找她的哥哥。在这些小人物的眼里,飞毯代表了可以往上飞的梦想,但飞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所以他们的愿望,也变成了卑微的、不可能实现的童话幻想,当童话的面罩被现实狠狠掀开的时刻,小人物们的梦想,也会像彩色泡泡般破灭。

《乐鹏程二三事》以文革为时代背景,凸显了传统体制和理念对人性的压抑和残害。主人公乐鹏程的父母,在望子成龙观念的驱使下,对儿子乐鹏程采取打骂结合的教育方式,对于儿子在青春期出现的身体特征,也看做是淫秽下流的勾当,甚至于在夫妇俩被一次车祸夺去生命的前一刻,他们还在讨论如何加强对儿子的管教问题。而乐鹏程、吴英和吴小妮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同样也逃脱不了旧的体制观念的束缚和残害。身体的欲求在传统观念中被当做是肮脏下流的,甚至于乐鹏程在体育课上的生理反应也沦落为同学们的笑柄。而文革期间吴英从害羞女生转为泼辣的造反派,甚至以自己的权力逼迫乐鹏程与之发生性关系,她的思想已经被体制观念所扭曲,变得残忍而又可悲。而长相出众的吴小妮,乐鹏程的暗恋对象,却因为追求者众多,在文革期间被冠以淫妇的名号,不得不选择上吊自杀。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变成传统思想观念的傀儡,人性和欲望都被压抑甚至是摧残,而作家通过一个贾宝玉一般的男性角色的成长经历,表现出了那样的一种的残害和压迫,让我们看到了扭曲人性的可悲。

任晓雯的小说仿佛有那么一股魔力,虽然有些故事看起来是那么荒诞,但总是能让你一口气读完,然后发现自己胸口发闷,好像有什么东西悄悄钻了进去,有些温热,但又觉得刺痛。《我是鱼》是这部小说集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篇,荒诞的情节,但又夹杂着真实的叙述场景,在里面,一个名叫艾娃的女孩在父亲出海逝世后,母亲的保护将她与大海隔绝,但一次偶然,她接触到了大海,发现了自己与常人的不同,她喜欢在水底下的生活,觉得自己是条鱼,而大海才是她的真正归宿。但她的独特却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不幸,她被亲人当成谋取利益的工具,被科学家当成研究的怪物,甚至被卖给海洋馆,被强迫扮成美人鱼供游客观赏取乐。我们读到的是,是冰冷的买卖,是无情的强迫,是讥讽的嘲笑,而艾娃对大海的渴望,是对自由的向往,只有在那片蔚蓝的世界里,她才能躲开人类无情的剥夺和利用,找到真实的自己。当她在海洋馆被虐待时,同样有着悲惨身世的小人物阿莫将她救出,面容丑陋的阿莫,却是唯一真心喜欢着艾娃的人,读到他拖着跛脚,奋力将艾娃救出的那一幕,我仿佛看到了钟楼上的伽西莫多和他心爱的爱丝美拉达在奔跑,向着自由的,没有歧视的国度奔跑。艾娃最后选择了投入搁浅的鲸鱼的大口,仿佛那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因为那没有丑陋的人性,只有金色的海面和温暖的阳光。在现代都市的压抑下,我们会渴望自由,渴望逃脱掉那些肮脏的人性黑暗面,但往往我们找不到属于我们的海洋,因为我们放不下那些外在的牵绊,我们甚至有时也在扮演那些我们所憎恶的角色,成为去讥笑艾娃的围观群众,却不知,我们自己心里,也藏着一个小艾娃。

死亡是这部小说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阳间》里的死亡,似乎在暗示着因果报应的道德谴责。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让读者参与到她的故事之中,讲诉了一次的意外,给两家人带来的报应性的惩罚。取题“阳间”,可开篇却在铺垫主人公“我”是如何地惧怕鬼。这样的反差让小说更增诡异的色彩。其实作者笔下的那些游荡在阳间的鬼,象征的是人们内心的负罪感带来的恐惧。两个中年男人为了逃避车祸的责任,将被撞女孩丢弃到了河里,之后,他们的孩子、妻子都相继惨遭不测,最后结局发现,讲诉这个故事的“我”,其中一个男人的女儿,也已经是一个鬼魂,她在讲的,其实就是她自己的故事。评论家苏小和认为,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一种后现代的均衡感,而在想象力的维度上,却又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荒诞。”这样的一个结合,虽说言诉的是因果循环的道德观,倒也是这个故事叙述的特色之一。

任晓雯笔下的小人物,不仅仅是在展示他们的困苦潦倒,更多的,是想带领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去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我爱莎莎》中,她描写了一个智障儿童的自我世界。在真实的世界中,他得不到家人真正的爱,还会受到幼儿园其他小朋友的欺凌,然而他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有一个叫莎莎的女孩的陪伴,从莎莎那,他感受到了爱,感受到了保护,甚至于,在莎莎的教唆下,他用铁皮骑士杀死了欺负他的小女孩张小艾。一个残忍的幼儿园故事,却在最孩童般的想象中进行,纯洁的孩童世界和血腥的杀戮交缠,给人一种无以名状的感伤。读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起《阳台上》的陆姗姗,《飞毯》里的薛文瑛,他们的世界,其实很单纯,一块大饼,一本童话书,一个能够听他说话的伙伴,就如同他们的至宝,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但外界的歧视眼光,让他们不安,他们在寻找爱,寻找一种认同感,有时,甚至要通过死亡来获得这样的一种认同,实在令人悲哀。

任晓雯笔下的小人物,在她构建的世界里表现着他们的卑微和困苦,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的无奈与心酸,他们的故事是对社会阴暗和人性丑陋的谴责,但我们读到的不是仇恨,而是对爱的渴望和坚持。作家不是将现实硬搬到纸上,而是在引导我们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去听听他们的真实,看看他们的存在。泡上一杯茶,依靠在溢满阳光的窗台边,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那股无以名状的感觉,也已经悄悄占据你的心房。

妮可•克劳斯:《爱情史》

妮可·克劳斯(Nicole Krauss)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还是很陌生。然而这位年轻貌美的美国女作家已经凭借她的小说《爱情史》(The History of Love, 2004)赢得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这部给她带来过很多奖项的《爱情史》是妮可·克劳斯的第二部小说。其销售量已经远远超过了25万册。并且已经被翻译成了35种文字在国际上发行。

《爱情史》的故事错综复杂,涉及到一个老人、一位小姑娘和一本同样题为《爱情史》的小说。80高龄的列夫·古尔斯基老人是二战时期生活在白俄罗斯首府斯洛宁的犹太人幸存者。他总是觉得自己正处于消失的状态。他虽然竭力去关注自己的存在状态,去抓住自己,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填补他生活中的空虚。在这样的状态下,古尔斯基老人将其生命的意义完全倾注在寻找他早已失去的儿子和一部他年轻时创作的记录自己恋爱经历的小说《爱情史》之上。古尔斯基不知道,他的小说已经在在智利以兹维·李特微诺夫之名发表。李特微诺夫也是一位犹太人幸存者。他以为小说作者古尔斯基已经遇难。他抄写了这部小说,并且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为了躲过人们对他的剽窃的谴责,李特微诺夫在小说的结尾添加了古尔斯基死去的章节。他到死也没有向公众澄清小说的原作者到底是谁。与此同时,15岁的姑娘阿尔玛·辛格刚刚失去了父亲。她正努力维持着刚刚遭受丧亲之痛的家庭:一方面努力抚慰限于悲痛之中的母亲,一方面照看着弟弟博尔德,不让他沦为社会上的小混混。阿尔玛的母亲是一位翻译家。正是她将古尔斯基要寻找的小说翻译成了西班牙文。阿尔玛的名字就取自于那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阿尔玛·梅雷明斯基,古尔斯基年轻时期的情人。

在小说的结尾处,老人古尔斯基和小姑娘阿尔玛神秘相遇。两人相对而坐,古尔斯基漫无边际地谈论着一些琐事,阿尔玛埋头做着拼图游戏。当阿尔玛抬头询问古尔斯基,他年轻时是否爱过一位名叫阿尔玛·梅雷明斯基的姑娘,他是不是《爱情史》的真正作者时,古尔斯基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到这里,人们发现,妮可·克劳斯小说的最后一章与故事中小说的最后一章产生了奇妙的重叠——都是古尔斯基的死亡讣告。由于克劳斯“书中书”的奇妙设计,古尔斯基似乎就成了其死亡讣告的撰写者……

妮可·克劳斯的这部机巧睿智的小说既是对往事表达敬意,也是对生活的神秘进行分解破译。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建筑在“书中书”这一巧妙的构架之上。读者的阅读经历仿佛是在迷宫中的探险。读者一方面沉浸在解谜探奇的激动之中,一方面又被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深深打动。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充分展示了高超的小说构思和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也有其对人生的敏锐观察和独特思考。

1974年出生的妮可·克劳斯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牛津大学获得过学位。1992年开始诗歌创作。深得著名诗人布洛得斯基的赏识。2002年,克劳斯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走进房间的人》(Man Walks into a Room)。小说得到了著名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高度评价。克劳斯的文学才华也藉此而在美国文学界崭露头角。2007年,克劳斯荣获“美国格兰塔最佳年轻小说家”称号。2010年,克劳斯成功地跻身由《纽约客》评选出的20位“40岁以下最优秀小说家”行列。2010年出版第三部小说《大宅》(Great House)再次成为畅销热门,并且进入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的最后角逐。

纵观妮可·克劳斯的三部小说作品,有一个共同点是人们不会或略的:即对人、对社会,以及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察和思考。在奇妙的情节和令人拍案叫绝的叙述风格的背后始终流淌着一条深邃的思想的河流。克劳斯在多次访谈中都强调思考是她的人生乐趣之一。正是这样的乐于思考才赋予了她作品令人称羡的“深度”。在当今这个繁华忙碌的社会上,人们缺少的不正是一定的“深度”吗?或许,妮可·克劳斯的作品就能够给我们一定的启迪。

§. 注:在网上查到The History of Love的中文译本于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所用标题为《爱的历史》。

英美文学琐记1006

1. 唐纳德·温德姆(Donald Windham)是美国知名的小说家和传记作家。他在纽约的文学生涯生动鲜活;他的小说和他的传记都同样给人深刻印象。他曾经是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林肯·科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以及杜鲁门·卡波堤(Truman Capote)等文学名家的好友。这位纽约的文坛名宿于5月31日在曼哈顿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温德姆的主要的虚构类作品包括“You Touched Me!”(1944),短片小说集“The Warn Country”(1965),长篇小说“Two People”(1965)。他的主要传记作品包括:“Emblems of Conduct” (1964),“Tennessee Williams’ Letters to Donald Windham, 1940-1965” (1977),和“Lost Friendships”(1987)

2. 这里要记录的这位作家不属于英美文学的范畴。不过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何塞·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是葡萄牙作家,他于199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创作既有超现实主义的实验又有玩世不恭的农民的那种实用主义的体现。2010年6月18日,萨拉马戈先生去世,享年87岁。有关萨拉马戈先生的其他相关情况,可在其官方网站(josesaramago.org)上查阅到。萨拉马戈先生的代表作包括“Baltasar and Blimunda”,“Blindness”,以及“The Elephant’s Journey”等等。

3. 纽约时报上的这篇文章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有关哈佛大学收藏的全部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留下来的珍贵资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

4. 《论惠特曼》(On Whitman)是普林斯顿论作家系列丛书之一。作者是C. K. 威廉姆斯(C. K. Williams)。新的传记当然就要有新的关注点。威廉姆斯笔下的惠特曼是19世纪60年代享乐主义者的先驱,尤其在性的方面,讲述了惠特曼如何突破“暴力抑制”对享乐主义的束缚。

5.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有着中国的女儿的称号。希拉里·斯布尔林(Hilary Spurling)的最新传记《赛珍珠在中国》(Pearl Buck in China)带领我们一起回顾了赛珍珠在中国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斯布尔林是一位享誉盛名的传记作家。在这部新的传记作品中,斯布尔林对赛珍珠努力保持着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适度的肯定和批评并举。对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赛珍珠大有裨益。

6. 82岁的夏威夷诗人威廉·斯坦利·默温(W. S. Merwin)是一位毫无争议的大师。他几乎拿遍了美国文学家所能拿到的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凭借他的《搬梯子的人》(The Carrier of Ladders)和《天狼星的阴影》(The Shadow of Sirius)分别于1971年和2009年两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凭借《迁移:新诗选集》(Migration:New and Selected Poems)于2005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所以,当国会图书馆宣布于6月30日宣布默温先生为美国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的时,这个消息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尽管默温先生本人对于突然成为关注的焦点感到不适应。欣赏一首默温先生写于1983年的诗歌:

Yesterday

My friend says I was not a good son
you understand
I say yes I understand
he says I did not go
to see my parents very often you know
and I say yes I know

英美文学琐记【201004】

1.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 1916-2000)是20世纪后半叶英国文坛上的一位默默无闻的天才作家。她是真正的大器晚成,1975年才开始发表作品。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她创作完成了9部长篇小说、3部传记,以及其他若干散文、论文、和评论文章。1995年,已经80高龄的她凭借代表作《蓝色花朵》(The Blue Flower)才得以蜚声英国文坛。2000年,菲茨杰拉德女士去世以后,她的短篇小说集《逃跑的方法》(The Means of Escape)、散文集《一屋空气》(A House of Air)、以及书信选集《我想起了你》(So I Have Thought of You)相继出版。从而使得她的名声和影响在她去世之后得以不断攀升。虽然她描写1960年代生活的长篇小说《离岸》(Offshore)曾经在1979年获得过布克文学奖,但是在批评界,她仍然被当作影响甚微的颇有些讽刺搞笑才能的女作家,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褒奖。然而,所谓真金不拍火炼。越来越多的读者阅读菲茨杰拉德女士的作品,对她的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有了深入的了解,也充分认识到了她独一无二的智慧和精妙的叙述才能以及蕴含其中的深邃的思想。所以,菲茨杰拉德女士现在的名声节节攀升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是出于对这位死后才被认可为英国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的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尊敬,传记作家赫敏奥娜·李(Hermione Lee)通过潜心研究,阅读大量的一手资料,即将推出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传记。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位作家将会大有裨益。

2. 美国奇幻小说作家皮特·布雷特( Peter Brett, 1973- )利用乘搭地铁的时间,埋首用手机创作小说,更因此出了名。他最近与电影公司签订丰厚合约,将他3部作品改编成足以媲美《魔戒》三部曲的电 影。 布雷特首部作品《油彩人》(The Painted Man),是他仍在医疗杂志工作时,每日由纽约布鲁克林乘地铁往时代广场上班时,用手机完成的,每日平均打 800字,2008年首版在英国发行,至今在17个国家共售出10万本。续集《荒漠长矛》(The Desert Spear)本月出版时,亦登上畅销榜。布雷特现在正着手创作第三部曲,虽然已辞掉正职,主要在家创作,但偶尔也会返回地铁寻找灵感。他说:“每次缺乏创 作灵感时,我都会返回地铁车站。其它地方有很多骚扰,但在车厢内,你甚么都不用理会。”《荒漠长矛》讲述源自地球核心的魔鬼,如何在夜间出没吃人。人类回到黑暗世代,其中一名主角利用纹在身上的咒语驱魔。跟布雷特签了约的英国电影公司,将斥 资 1亿美元以3D拍摄第一部曲,2012年公映。

3. 埃莉诺·罗斯·泰勒(Eleanor Ross Taylor, 1920-)这位默默无闻的美国女诗人喜从天降,90高龄的她尽然赢得了美国诗歌基金会罗斯·莉莉奖(American Poetry Foundation’s Ruth Lilly Award)。1920年出生的泰勒女士的大部分作品已经绝版。她本人也一定不会想到她尽然还可以赢得文学奖项。可是,她得奖了,罗斯·莉莉诗歌奖——奖金10万美元。罗斯·莉莉诗歌奖是专门颁给“毕生成就创造非凡影响”的诗人的。也就是说,这是对这位几乎一生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高度认可。

1920年,泰勒女士出生于北卡罗来纳。从1960年的处女作《疯狂的淑女》(Wilderness of Ladies)到去年的《被俘获的声音:新诗及诗选》(Captive Voices: New and Selected Poems),她至今已出版了6部诗集,并曾获得美国诗歌协会的雪莱 纪念奖(Shelley memorial prize)、维吉尼亚图书馆诗歌文学奖和美国艺术文学院奖学金。罗斯·莉莉诗歌奖是为纪念美国诗歌基金会的赞助人罗斯·莉莉设置的文学奖项,每年在美国在世的诗人 中评选一次,以往的获奖诗人包括艾德里安‧瑞奇、菲利普‧勒维、约翰‧阿诗贝瑞和露西尔‧克利夫顿。在英语诗歌界享有盛誉的《诗歌》 (Poetry)杂志宣布了泰勒获奖的 消息,并将在5月刊中注销其10部作品。虽然杂志编辑克里斯汀‧外曼坦言,“相当一部分读者可能并不熟知泰勒的名字和作品”,但仍称赞泰勒的写作“思路清 晰、脉络分明”,并肯定其在英语诗歌界的重要地位。

4. 当萨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走完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堆的名声:密西西比河上的导航员、环球演说家,当然还有谁都不会忘记的写作天才——在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名下,他创作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等一系列经典的作品。然而,他还有一项成就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即其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才能。迄今为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了文学批评家马克·吐温的存在。尤其是那些他的私人藏书。100多年来,人们很少注意到他的私人藏书上有大量马克吐温本人的批注。目前,专家们正在对马克吐温的批注进行整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马克吐温批评文集就会和我们见面。

5. 英国著名工人作家、上世纪50年代文学界“愤怒的青年”代表人物艾伦·西利托 (Alan Sillitoe, 1928-2010) 4月25日在伦敦查灵克罗斯医院去世,享年82岁。西利托是英国上世纪50年代重要文学流派“愤怒的青年”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以绝不妥协的社会批判著称,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生动记叙了二战后英国社会的贫穷、矛盾以及工人阶级艰难而顽强的生活。他的第一部小说《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1958)获得当年英国小说家处女作奖,发行量达创纪录的600万册。第二部小说《一个长跑运动员的孤独》(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 1959)描写了一个具有运动天赋的少年犯,被当权者利用,作为他们成功改造迷途年轻人的证据。这两部小说先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
西利托1928年3月4日生于诺丁汉的制革工人家庭。他14岁失学,后在自行车工厂、胶合板制造厂等当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征入皇家空军当无线电报务员,1948年因患肺病疗养,开始成为专业作家。英国诗人伊恩·麦克米伦说:“他(西利托)将自己的作品拿给著名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看,格雷夫斯说‘写你所了解的东西’,于是他开始写诺丁汉的事情,正是这些成就了他的名声。”
除小说外,西利托还写诗、剧本、游记、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等。他的作品还包括《开门的钥匙》(Key to the Door, 1961)、《燃烧的树》(1967)、《生命的火焰》(1974)、《她的胜利》(1982)和《失去的飞船》(1983)等。
1995年,西利托出版了自传《赤膊上阵》(Life Without Armour)。

6. 【补遗: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3月31日,略作修改】著名美国女诗人、国家图书奖得主爱(Ai)[]因癌症并发之肺炎,3月20日在俄克拉荷马静水城(Stillwater)去世,享年62岁。爱女士1947年生于得州奥尔巴尼,本名弗洛伦丝·安东尼 (Florence Anthony, October 21, 1947 – March 20, 2010),年轻时自往政府机构,永久更名小川爱 (Ai Ogawa),笔名爱。
她自述多重混血,有一半日裔血统,非裔美国人(1/4)、乔克托-契卡索人(1/8)、爱尔兰人(1/16),以及南夏延人和科曼奇人 混成另一半。少时她完全不知自己的生物学父亲,后来终于晓得,在给《当代诗人》的自介中写道:“我是我母亲和一个在电车站邂逅的日本男人一次风流韵事后生 出的孩子。” 爱先后入读亚利桑那大学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主修日语、东方学和创意写作,并沉迷于佛教。
她生前出版诗集七部,包括《残忍》(1973)、《屠宰房》(1979)、《罪恶》(1986)、《命运》(1991)、《贪 婪》(1993)、《恶行》(1999)和《恐惧》(2004),并以《恶行》获国家图书奖的诗歌奖。此外,她还得到过多种诗歌和文艺奖项。评论界多认为爱诗过于凛冽,却赞扬其如幼童般坚定的坦率。诗人艾丽西娅·奥斯特里克曾说爱“更像伍迪·艾伦的一个噩梦……或是长牙的阴 道开口说话”,诗人大卫·沃亚恩(DavidWojahn)则认为爱的风格乃罗伯特·白郎宁的独白体加上萨姆·谢泼德的简洁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