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妇女文学概论之二

【mabokov按】徐老师领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 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要要无期。 且现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以下是有关19世纪美国女性文学背景的第二部分,即所谓的世纪之交时期美国妇女文学:

1880年代中期前后至1910年前后

把这一时期单独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提取出来加以讨论,当然是因为它的独特的过渡性质。站在女性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首先,社会上两性之间的性别关系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就像一位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蕾伊·斯特拉凯(Ray Strachey)所指出的那样,到1900年为止,美国的妇女在社会上已经获得了“个人行为与拥有财产的自由、支配金钱与个性意识的自由、享有控制自己的身体与灵魂的自由”。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妇女问题,在不少领域甚至是决定性的问题。第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传统的经典的作家们仍然在进行着他们传统的经典的创作;新涌现出来的作家们冲破了传统的羁绊,开始了他们新的创作实验,他们在文学创作的风格、技法,创作的理念以及对社会的独特关注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第三,不断加快的工业化的步伐使得社会的变革跟不上节奏,造成各种问题益发凸显——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问题让人应接不暇,忧郁、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第四,如果说十九世纪之初的人们发现“上帝消失了”的话,那么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们则开始发现“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给人们留下的空虚和恐慌几乎无所不在。所有这些似乎既可以理解为一个世纪行将结束时自然产生的骚动,又可以理解为是为新世纪的到来做好铺垫。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世纪之交这个特定时期的过渡性特征。

女性的文学形象

探讨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我们仍然从女性的文学形象说起。笼统地讲,这一时期的美国的妇女不仅仅参预进了几乎所有的大的社会政治活动,而且也在积极地推动着改变两性关系的社会变革。尽管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教育家和卫道士们在喋喋不休地宣扬妇女应该作为花瓶、应该做没有自我的妻子和母亲的必要,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艺术家或义愤填膺、或兴高采烈地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即妇女们已经不是完全被剥夺了自我的花瓶了。

世纪之交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非常自以为是的、拼命地追求所谓高雅的、严格遵守种种清规戒律的妇女,但是,她们绝不是以所谓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出现的了。相反,她们总是令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与此同时,早先以丧失自我、脆弱感伤形象出现的所谓“理想女性”在此时看来都是那么的病态。当然,文学中的“天使”女性还存在着,但是与天使相对的越来越多的女性叛逆形象也在不断出现。就像之前被描绘成的疯女人一样,这些女性叛逆要么被描绘成荡妇(femme fatale),要么被塑造成新女性(New Woman)。总之,她们已经脱离开了社会赋予她们的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职责。基本上,大多数美国的作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多对这样的女性形象持宽容的态度。像斯蒂芬·柯蓝(Stephen Crane)对妓女麦琪(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1893)表示出的同情一样,这样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无论是所谓的“荡妇”还是所谓的“新女性”,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之间的区别也越来越大,而由此所造成影响绝对不容小觑。这是因为,正如批评家拉泽尔·奇夫(Larzer Ziff)所指出的那样,“妇女由于有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从而成为最大的小说阅读群体。她们自己也因此而形成了一支快速增加的小说创作队伍。脱离了男性影响的女性的态度和立场正越来越多地充斥于小说之中,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无论如何,世纪之交,文学作品中大量的所谓“荡妇”和“新女性”的描绘和铺成,不仅仅说明了妇女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重要程度,同时也表明了女性阅读群体的不断壮大以及女性作家的关注度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不断提升。

妇女的现实生活

妇女在这一时期也在经历着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变革。她们正在获得越来越的解放和越来越多的权利。而她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她们在服饰上变革。她们脱去了束缚她们身体的辎重的围环裙,取而代之的是轻便飘逸的裙装。这种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为止,几乎所有的女性解放所需要的必要条件都已经出现了)。

和她们的母亲或者是她们祖母辈不同,这一时期的已婚妇女已经享有了一定的拥有财产的权力以及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离婚法条款对男女双方的执行标准仍然存在着差异。尽管如此,法律针对妇女在财产、离婚、和监护权等方面所作的微调还是在表明妇女已经不再被当作其丈夫的私有财产来看待了。

一个更为可喜的变化出现在教育方面:女性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在社会改革活动家安娜·朱丽娅·库伯(Anna Julia Cooper)推动的“女性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促进下,就连黑人妇女也开始享有了更多的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机会。在男女享有同等的基础教育的机会的基础上,各种致力于改善女性新移民的生活状况的公共的社会教育活动也在推广。一些公立学校和教堂主动去组织起那些妇女新移民,教授各种生活技能,以期让她们尽快地融入到这个社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工作者积极地投身到这一推动改善妇女生活状况的社会变革活动中来。

妇女的形象大大地改变了,妇女的社会问题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妇女在社会上的越来越多的领域里都有了参预的机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于是各种妇女组织也开始应运而生。虽然不像男性社会团体那样组织严密、数量众多,但是各种妇女组织团体的产生以及她们所作的努力还是为妇女的社会活动范围的拓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妇女的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女性的创作

在女性作家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的同时,她们所取得的独特的成就也为整个社会所瞩目。她们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她们为了获得选举权而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作品方面。例如像夏洛特·伯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妇女与经济学》一书,由于其反映社会问题的全面和深刻,使得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都积极地对其进行推广发行。此外还有一批从事妇女问题研究的女性学者也纷纷推出她们的研究成果,如玛蒂尔达·珠斯林·盖奇(Matilda Joslyn Gage)的《妇女、宗教和国家》(Women, Church and State, 1893),茜茜莉·汉密尔顿(Cicely Hamilton)的《作为交易的婚姻》(Marriage as Trade, 1909),以及埃玛·古德曼(Emma Goldman)的《妇女的交易》(The Traffic in Women, 1910)等等。这些作品通过它们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揭示了这一时期妇女所处的文化环境,加深了社会上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

除了这些在女性社会问题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以外,由女性作者推出的各种妇女传记、自传、和日记也是层出不穷。在很多这样的出版物中,女性公开地讨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对生儿育女、对从事家务劳动、对女性之间的友谊以及女性的生老病死等问题的感受。例如爱丽丝·詹姆斯(Alice James)在《日记》(Diary, 1892)中不仅仅谈到了她对两个非常有名的哥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看法,还谈到了她对那个所谓的可以让她不用去过女性的病态生活的医疗体制的厌恶。而吉尔曼的《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1892)则从妇女对于男人以及母性的矛盾情感的角度分析了女性的所谓疯狂。女性作家在面对妇女的心理问题的同时,也在从她们自己的角度去营造一个真正属于她们自己乌托邦世界。她们向往着在这样的乌托邦世界中能够享有真正完全的自由。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她们利用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来描绘她们的乌托邦图景。

在世纪之交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男性作家在各种文学运动和技巧创新方面居于统治地位,什么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地方主义等等。但是女性作家们由于将她们注意的焦点放在这一特定过渡时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上,她们也同样没有失去人们对她们的关注。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们目睹了哈丽亚特·比彻·斯托所代表的女性文学传统走向衰落,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时期的过渡性特征,当然她们感受与她们的男性同行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世纪的更迭一样,她们经历了从深深庭院步入广阔的、公共的社会领域的转变。女性作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记录她们自己的反抗和诉求,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所关注的一些普遍的议题之上了,例如她们对种族问题的敏感关注以及妇女在更高层次上的解放,等等。她们的努力和成就无愧于亨利·亚当斯对于她们的评价,“恰如其分的人类的研究者是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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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谈小说的未来

以下转自《中华读书报》 2009年10月28日第四版。原文作者为该报记者慷慨:

菲利普•罗斯:小说将在25年内退出大众阅读

多产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预言了小说在下一代人中的可悲命运:未来25年内,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将成为只有少数狂热信徒膜拜的异教。

  76岁的罗斯上周应传奇女编辑蒂娜·布朗(Tina Brown)之邀,做客其网络杂志《每日野兽》附设之“野兽吧”(The Beast Bar),悲叹如今读者加速远离文学,转投互联网和电视的怀抱。

  “说25年,我还算是乐观的。”罗斯说,“我认为它(小说)将变成祭拜品。我一直认为小说还会有人读,但将只是很少一群人。也许要比现今读拉丁文古诗的人多些,但也就那么多了”。

  问题出在小说本身。罗斯说:“读小说得相当大地集中精力,全心投入阅读。要是你读一本小说的时间超过两个礼拜,那你不算真的读了。所以我认为这种聚精会神是很难做到的——很难找到具备这种质素的数量庞大的人,很多的人,达到一定数量的人”。

  那么,Kindle和电子书能拯救小说吗?罗斯同样很悲观。“书是没办法和屏幕竞争的。”他说,“我认为Kindle也不会给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状况带来改观。一开始,书没办法和电影银幕竞争。它无法和电视屏幕竞争,也无法和电脑屏幕竞争。可我们现在这些屏幕全都有了。所以书是没办法和所有这些屏幕对抗的。”

  布朗女士是杂志界的头号风云人物,曾先后主编《名利场》(1984-1992)和《纽约客》(1992-1997)两大名刊,令《名利场》起死回生,成为潮流先锋,一举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对《纽约客》,她也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解雇79位签约作家,新签50人,并树立理查德·阿维顿为首席摄影师。虽被指为庸俗化改革家和摧毁《纽约客》高尚口碑的女杀手,布朗女士仍令该刊发行量激增三成。

  一年前,她创办网络杂志《每日野兽》(thedailybeast.com),亲任总编,主推新闻、摄影、名流闲话、blog,并设有“性感野兽”和“图书野兽”两个文艺栏目。

  我们在以往的报道中,总是对罗斯先生冠以“多产”定语,因为他实在多产,而且越来越多产,几乎每年一本新作。一年前,他推出了书名取自中国国歌的小说《愤怒》(Indignation)。如今他再出新作《羞辱》(TheHumbling),家中还有另一本小说,也已收工。

  《羞辱》是罗斯的第30部小说,其主人公西蒙·艾克斯勒是个上了年纪的、已经“失去了魔力”的舞台剧演员。像他一样,罗斯也担心自己会江翁才尽。他在野兽吧说:“通常我完成一本书后,就会想,‘我接下来该干什么?我从哪儿能弄到一个灵感?’然后一种低水平的恐慌就来了。再然后,总算出现了些东西。”

  布朗女士问作家年届七旬有什么感觉。罗斯笑着吸气,咂了一下嘴,仿佛刚刚品过一口好酒,“嗯……很美妙。”他说。“76只是个房号,不是年龄。”

  他谈到自己的多产,认为写作就是他全部的生活,生命不息,写书不止:“我觉得,我这么频繁地写书、出书,是因为我无法忍受没有书可写的状态。”

  罗斯说:“我不在乎还能再写出多少本书,我只在乎能完全投入到一本书的写作状态中,让写作占据我的时间。我写前一本书的时候,脑子里从来不会想着另一本。每本书都始于灰烬,真的。所以我倒不是感到有这个要说,有那个要说,或是有故事要讲,我只知道,只要我活着,就想一直写下去。”

  此次访谈约15分钟的HD视频,可在《每日野兽》看到。

关注人道主义事业的文学奖

据《纽约时报》报道,涉及当代奴隶制问题的书籍登上了于上周二(9月23日)公布的2009戴顿文学和平奖(Dayton Literary Peace Prize)的获奖者名单。这个奖项的评审委员会坚信文学具有促进和平和宣扬非暴力的力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戴顿文学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今年该奖项的非虚构类奖将颁发给由E·本杰明·斯金纳(E. Benjamin Skinner)撰写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直面当代奴隶制》(A Crime So Monstrous: Face to Face With Modern Day Slavery)一书;而虚构类作品奖颁发给了《和平》(Peace),一部理查德·鲍什(Richard Bausch)撰写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每位获奖者都将获得1万美元的奖金。该委员会同时宣布,斯金纳先生已经将他所获得的奖金捐赠给了国际反奴隶制组织(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的美国“解放奴隶”(Free the Slaves)分会。

 

该委员会还宣布说,他们评选出的非虚构类的作品奖第二名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火热、扁平和拥挤不堪》(Hot, Flat and Crowded);虚构类小说作品的二等奖颁给了乌纹·阿克潘(Uwem Akpan)的短篇小说集《就说你和他们一样》(Say Youre One of Them)。阿克潘是尼日利亚耶稣会的牧师。他的这部短篇小说集最近也被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作为其读书会的最佳作品加以推荐。

 

另外,英国笔友会文学基金会上周二也宣布,英国诗人、戏剧家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获得了第一届笔友会/品特奖(PEN/Pinter Prize)。该基金会表示此奖设立是为了纪念哈罗德·品特,这位英国当代最富声望的戏剧家。该项奖励每年将由一位能够体现出品特所倡导的致力于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和一位富有勇气而又身陷囹圄的作家分享。哈里森先生将会在今年1014日举办颁奖典礼上宣布那位在狱中的作家的姓名,来与他分享颁发给他的奖金。

 

激情与暴力

有着“美国文坛黑夫人”称号的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是一位有颇多争议的作家。人们对她的高产及风格多变自然褒扬有加;与此同时,对她略带色情意味的暴力描写也颇有微词。在欧茨的作品中,暴力之下总是隐藏着激情,而激情又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暴力的发生。这一不断重复的主题和无法摆脱的陷阱再一次出现在她的《天堂的小鸟》(Little Bird of Heaven)中。这是欧茨自1964年以来的第57部长篇小说了。

斯巴达是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的一个虚构出来的小镇。《天堂的小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小说围绕佐伊·克鲁勒(Zoe Kruller)的被杀这一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展开。佐伊·克鲁勒是一位蓝草音乐歌手,有一个性生活放荡糜烂的坏名声。自从发现她被勒死在床上之后,警察就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拘禁、审问和她已经分居的丈夫德尔雷·克鲁勒,以及她的已婚情人埃迪·迪艾尔。这两名男子都被当作“主要嫌疑人”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但是他们都没有被审判。人们对到底谁是凶犯也是各执一词。那位戴了绿帽子的丈夫有显而易见的犯罪动机。但是他们的儿子却坚持作证说,案发当时他和他的父亲在一起。她的情人埃迪那天夜里没在家。这是埃迪的那位满腹怨气的妻子在警方搜查了他们家之后向警察透露的一个事实。她也对他提出了一项限制命令,不允许他接触他们的孩子。故事中,围绕这次谋杀案,埃迪的女儿克里斯塔和德尔雷的儿子爱伦也分裂成为两条线,都试图证明他们各自的父亲的清白。

《天堂的小鸟》以克里斯塔的视角开始叙述,并逐步深入到其他方面,出现时间上的跳跃。但是叙事并没有采用因果关系的顺序,而是与这场噩梦相关的逻辑进程。在第二部分中,艾伦·克鲁勒的故事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展开。自从他的母亲离开他的父亲,他也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心灵破碎的孩子。他和克里斯塔一样孤独,对爱与温情充满渴望。他身材高大健壮,皮肤黝黑。和他父亲一样,他也被当作是嫌疑人之一。不过人们对他充满同情。他万分不幸地看到了他母亲的尸体——头部遭到过严重的击打。他不顾一切地掩盖这暴力的现场——为了让她看上去更干净一些,气味更好一些,他在他母亲的尸体上撒上了滑石粉,隐瞒的犯罪现场的真相。

《天堂的小鸟》一开始给人以惊悚悬疑小说紧张感,然后慢慢地演变成一种“事实就是如此”式的展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案子的侦破仍然是毫无进展。欧茨女士显然对希腊文化颇为偏爱:她把故事发生的地点命名为斯巴达,被害人的名字叫“佐伊”(希腊语中,“佐伊”的意思指“生命”)。和最初的斯巴达人一样,这里的人们也信奉强者为王,崇尚暴力。在这个悲剧中,子女也注定将重蹈其父母的覆辙。所以当我们看到青少年时期的克里斯塔和艾伦就开始一种危险的游戏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小说中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场景是,就在将嗑药后的克里斯塔从一个想要强暴他的男孩手中救下来之后,爱伦就强奸了她。爱伦在过程中粗暴地发泄着他的仇恨,而克里斯塔却将这样的强暴当作激情的最高体现。在斯巴达,激情和暴力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欧茨并没有美化这一点,相反,她对这一病理现象寻根求源,从而揭示出欲望所能够产生的蜕变。

当杀害佐伊的凶手最终被揭示出来之后,真相并没有戏剧高潮般的效应,故事反而在平淡中收场。但是对于经过了漫长等待的爱伦和克里斯塔来说,影响是深远的。小说的最后章节中,当我们再见到克里斯塔的时候,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她。作为律师助理,克里斯塔为那些处于监禁中的男人奔波,努力去证明他们的清白。和他的父亲一样,她的当事人也是由于名声不好而沦为嫌疑对象;他们身体健硕、贫穷无知。某种程度上来看,在她父亲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她的影响非常深刻。不过她也离开了那座城镇,离开了那块伤心之地。她的声音也已经变得成熟了。人也变得更加成熟,不再是那个无邪天真的小姑娘了。当她和爱伦再次相遇,当肉体的吸引仍然像过去一样强烈的时候,她意识到当他触碰她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淡和凶残。她知道她得离开,趁着她还能够离开的时候离开。

有人指责欧茨的作品有流于故作耸人听闻的趋势。《天堂的小鸟》所展示出来的情感无疑是紧张而又强烈的。克里斯塔的语言也显得有点过于戏剧化了。但是无论如何,欧茨的作品肯定不能归属于情节剧一类。欧茨曾经在她创作的女权主义作品中对男性表示同情,尤其是那些除了使用暴力就毫无权力和其他任何话语权的男性。小说的最后,佐伊的儿子爱伦仍然留在斯巴达,仍然摆不脱他这一类人的悲剧性命运。他不幸成为之类人的活生生的例证。人们仍然可以将相同的标签贴在他们的身上。甚至他们本人也开始忘记了他们是谁,他们可以变成怎样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本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阿特伍德:无水洪灾

《无水洪灾》(The Year of the Flood)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一部新作。她讲述的洪水之患与圣经故事中上帝为了扫除邪恶和罪孽而施放的洪水毫无关联。阿特伍德所指乃一场无水的洪灾:一场不同寻常的、迅速蔓延的疾疫——无法通过生物手段加以抑制;漂白粉消毒无法加以消除;疫情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地席卷开来,像漫山的大火吞没了一座有一座城市——病菌无所不在、恐怖无所不在,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尸体横成的屠场。这场“洪灾”令数千万人命丧黄泉。也造成了几乎所有的电子、数字系统、和工业体系陷于瘫痪。

《无水洪灾》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怪诞的世界——既有希洛尼慕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的绘画那样的怪异;又有《发条橙》里的荒诞。一切都已土崩瓦解。一家名为“库塞库”的保安公司乘着各地公安系统由于资金严重不足而解体之机掌握了政权。“库塞库”的人不仅通过洗脑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且还推行一系列邪恶的实验,恶意组合人类和动物的基因,创造出怪异的新型突变物种。

在某种意义上,阿特伍德的这部新作堪称其2003年的那部《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的姊妹篇。同样是将读者带入“后天启”的未来世界,这部《无水洪灾》则显然更强劲、更具创造性,叙述手段也更为华丽。

和1986年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以及2003年的《羚羊与秧鸡》一样,《无水洪灾》也是一部“狄托邦”小说(dystopian fantasy)。作者通过这部反乌托邦小说,意在警示人们关注我们这个世界偏激和错乱——它的反女权主义意识、它对全球变暖的视而不见、暴力的蔓延,及其赤裸裸的唯利是图。与前两部相比,阿特伍德在这部新中收起了道德说教的口吻,让富有创造力的想象自由翱翔。她的笔触所至,将一个奇幻的未来世界逐步展现。始终关注着两位女性主人公努力在这无水洪灾中幸免于难的奋斗历程。

托碧(Toby)是那两位幸免遇难的女性中的一位。她因为在一个高档温泉工作而得以幸免。在那里,她靠温泉仓库和花园里食物活了下来。托碧后来从这里走了出去。回到了她父母曾经居住的地方,找到了在院子的石头下面藏着的、她的父亲用来自杀的一支步枪。而她的父亲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的母亲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长期的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钱财,可最后还是撒手人寰。

后来托碧了解到,她的母亲极有可能是“赫尔斯威则”药品公司的实验体。这家公司通过给民众服用强效药品来传播一种疾病,把普通民众当作实验室动物一样来对待,再通过治疗这种疾病来大肆敛财。

她的父母相继去世以后,托碧被迫从事各种非人的职业。她的这一状况在她受雇于“秘堡”快餐连锁店时降到了最低点。传说这家快餐店将人的尸体加工成肉末来制作汉堡。在这家快餐连锁店,托碧沦为了经理布兰科的性玩具,长期受其凌辱。直到意外地被一伙号称“上帝的园丁”的示威者解救出来。这伙嬉皮士风格的“上帝的园丁”发誓要保护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托碧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并且最终成为了“园丁”们的领导者之一。

当她意识到她是无水洪灾中仅有的几位幸存者之一时,托碧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会成为被选中的人。“为什么让她存活下来?在无以数计的人群当中。为什么不是一位更年轻的,一位更具有乐观精神和新鲜观念的人?她应该相信她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作为见证人,传递信息,从一片废墟中至少拯救出个什么东西来。她应该相信这些,但是她却无能为力”。

在“上帝的园丁”们中,有一位姑娘叫做“荏”(Ren)。她是妈妈卢塞恩(Lucerne)的带领下来到这里的。卢塞恩是“赫尔斯威则”药品公司总裁的前妻,后来随情人逃离了那个家庭。荏后来被送回到了“赫尔斯威则”,并与吉米(《羚羊与秧鸡》中的主人公)相恋。但是吉米却与荏的好友阿曼达发生了恋情,从而令荏心碎肠断。

她的生身父亲遭到绑架以后,荏开始在一家性俱乐部充当秋千舞娘。就是在这家俱乐部的一个封闭的房间内,荏躲过了无水洪灾而得以存活。

在讲述荏和托碧的故事的过程中,阿特伍德很灵巧地将她们塑造成了真实可信的人,而不是卡通式的情景展现。虽然有些章节以乏味繁琐的展示“园丁”们的生态准则开始,但是阿特伍德还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她早期在科幻小说领域的尝试。通过聚焦两位女性主人公在噩梦般的世界里危险处境和艰难旅程,阿特伍德的这部引人入胜、思想深奥的作品成功地展示了她纯粹而有精湛的叙述才能。

 

【此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迷失的符号》引爆销售狂潮

丹·布朗(Dan Brown)的新书《迷失的符号》(The Lost Symbol)在开始发售的第一天就创造了在美售出精装版和电子版过百万册的佳绩。令出版业笑逐颜开。现在追加补印的60万册精装版已经等待上市。还有另外的500万册正在印刷之中。

丹·布朗(Dan Brown)的新书所支持的理论是:当许多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观念的时候,这个观念是可以产生物理效应的。现在看来,也许他的所言非虚。至少,从销量来看,继《天使与魔鬼》(Angels & Demons, 2000)和《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 2003)之后,这部刚刚推出的新作《迷失的符号》(The Lost Symbol)已经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

作为一个认为观念可以产生物理效应的人,布朗先生完全明白他的《迷失的符号》会有多么庞大的读者群,也明白他的这部新作会遭遇非常挑剔地审视。对此,他甚至设计了一个书中人物出面取笑这本书必将大受欢迎的桥段。凯瑟琳·所罗门博士是一位智力科学研究的专家。她研究的中心是有关头脑与身体相关联的问题。她承认她的研究领域比较小众。可是当她的故事展开的时候,她表示说智力科学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就像丹·布朗令圣杯为之沸腾一样。

与所罗门博士并肩携手的是罗伯特·兰登,难得一见的符号学家,在他的这第三次激动人心的历险中,证明了“dashing”这个词不仅是个形容词,也是一个动词。正如布朗的粉丝们早已预期的那样,这次追根求源涉及到共济会成员的秘密,故事背景设在华盛顿,在那里,有些他要追寻的秘密被砌在了建筑物的墙上,从而无法轻易被人发现。布朗粉丝们还猜对了这部新作原本取名《所罗门的钥匙》(The Solomon Key),而不是《迷失的符号》。

但是没有人敢断定布朗还能够重塑其游戏的辉煌。在寻宝和谜语拆解的过程中,他的故事还能够让人无法释手吗?他还能够让深邃的智慧转化成遁世逍遥的托词吗?加之有那么多人在模仿他,他的那一套还会吃香吗?这一切都有待于从读者中产生的物理效应来做出回答。

《迷失的符号》试图选取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来展示一项令人震惊的秘密。这最后的秘密令人震惊就是因为它司空见惯。从而进一步升华到对忠诚、诚信的肯定。读者在读完这部作品之余,会深深地受到布朗本人乐观情绪的感染。

早在他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以前,丹·布朗就在创作具有视觉震撼力的影视剧本。这次他同样赋予他的作品以令人震撼的视觉感受。由于他的这部作品的出现,以华盛顿纪念碑为内容的明信片将再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反正销量已经摆在那儿。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无视《迷失的符号》所引发的强烈的物理效应。

 

【此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