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欧卡西 (Seán O’Casey, 1880-1964)

肖恩·欧卡西(Seán O’Casey, 1880-1964),20世纪爱尔兰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戏剧家之一。戏剧是其一生最主要的创作和贡献。在他创作生涯的后期,欧卡西也发表了不少小说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自传体六卷本长篇小说。1964年9月19日,肖恩·欧卡西去世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纪念这位长期寄居在英国的爱尔兰杰出的左翼人士、戏剧家。文章概括了欧卡西充满了战斗精神的一生。文章指出,“经历过贫穷困苦,怀着对人类的大爱,肖恩·欧卡西创作了大量的戏剧和散文诗作,讴歌自由的勃勃生机,痛斥精神的苍白赤贫”[1]

1880年3月30日,欧卡西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年仅6岁时,欧卡西就失去了父亲。他从小就视力很差,这严重影响到他的学习。而且,根据他本人回忆,学校老师还经常打骂学生。因此他的正规学校教育便早早结束。14岁离开学校,欧卡西一边坚持自学,一边开始工作。小小的年纪,做过多种工作:送过报纸,当过9年的铁路工人,等等。欧卡西对于戏剧的热爱也是从小养成的。1890年代的最初几年,欧卡西和他的大哥在家里搞起了迪恩·布希科(Dion Boucicault)和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演出。欧卡西还曾经在一次正式演出中扮演了布希科的《流浪汉》(The Shaughraun)中的一个小角色。

青年时代的欧卡西正处于爱尔兰民族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作为一名民族运动的积极分子,欧卡西参加过多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组织。1906年开始,他还热衷于学习爱尔兰民族语言盖尔语(the Gealic)。肖恩·欧卡西这个名字便是他从那时开始使用的[2]。1914年,欧卡西还曾经有过在爱尔兰国民军中服役的经历。但是后来,欧卡西逐步改变了他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及其运动的看法,并且颇多批评。1917年,爱尔兰民族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爱尔兰志愿军(Irish Volunteers)的创建者托马斯·阿什(Thomas Ashe)在一次绝食行动中不幸去世。这件事情极大地激发了欧卡西的创作热情,从此开始投入到他的戏剧创作之中。

1923年在爱尔兰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上演的《枪手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Gunman, 1923)是欧卡西的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戏剧作品,并且一举获得了成功。随后,欧卡西又相继推出了《朱诺和孔雀》(Juno and Paycock, 1924)和《犁与星辰》(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1926)。这三部被称为“都柏林三部曲”(Dublin Trilogy)的戏剧创造了欧卡西在艾比剧院辉煌一页。也奠定了欧卡西在戏剧史上的地位。著名电影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还曾将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朱诺和孔雀》搬上了银幕,也同样取得了成功。

“都柏林三部曲”以1920年代动荡不安的爱尔兰作为背景:《枪手的影子》的故事发生在“英爱战争”期间;《朱诺和孔雀》的背景是爱尔兰内战;《犁与星辰》则恰逢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枪手的影子》主要描写了革命运动对于爱尔兰贫民窟及其居民深重影响。主人公唐纳·戴沃仁是一位诗人。他和朋友苏马斯·席尔兹一起住进了都柏林的一处贫民窟公寓房里。这里的许多居民都误认为唐纳是爱尔兰共和军自愿者。唐纳也乐得接受,因为这一虚假的身份让他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尊重和帮助,更主要的是,这一身份帮助他赢得了贫民窟里一位美丽姑娘的芳心。然而,残酷的政治现实很快就迫使唐纳意识到政治的触须无所不在,贫民窟也不能置身事外。唐纳的女友在动荡中遭到杀害。除了政治运动这条线索以外,贫民窟的生活状况也在剧中得以展现。这也是欧卡西在创作中始终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有力例证。

《朱诺和孔雀》主要讲述了爱尔兰内战时期穷苦工人阶级的生活境遇。故事以居住在都柏林贫民区公寓里的薄伊尔一家为中心。父亲杰克·薄伊尔曾经做过商船船员,退休后在家闲着,不愿意工作,只喜欢在小酒馆里和朋友聊天作乐。母亲朱诺是家里唯一在工作的人:女儿玛丽在罢工;儿子约翰尼在独立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并且还因为出卖了一位爱尔兰共和军战友,担心因此遭到惩罚而惶惶不安。薄伊尔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去世,一位名叫本特姆的律师传话过来说,他们可以获得一笔遗产。于是一家人开始赊欠购买家具,改善家庭生活,坚信那笔“莫须有”的遗产可以帮助他们支付所有这些费用。可是好景不长,热烈追求了女儿玛丽一段时间之后,律师本特姆突然杳无音信。所谓的遗产也不存在。女儿玛丽怀上了本特姆的孩子,儿子约翰尼也遭到了杀害,父亲薄伊尔只会借酒浇愁。原本就很艰辛的生活更深地沉入了深渊。

在这部剧中,欧卡西在大政治背景的映衬下,将一个原本就已困难重重的家庭的破落展现在观众面前。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男性英雄人物没有出现。三个主要的男性人物也分别是酒鬼、叛徒和骗子。支撑生活的中坚靠的是朱诺这样的并不强大威猛的“反英雄”——只关心生活中实际的物质需求,只担心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保持平稳的平庸的家庭妇女。正如肖恩·理查德所指出的那样,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欧卡西显得很不合时宜,他的上述戏剧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于政治运动的反对立场[3]。当然,欧卡西所反对的是他在多部作品中都有所表达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立场。这一立场在《犁与星辰》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犁与星辰》的历史背景虽然是1916年4月的复活节起义,但是剧中仍然没有激情澎湃的政治场面。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于这场起义的冷眼旁观;以及那些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们对于这场政治运动的抱怨,甚至因为起义者的失败而幸灾乐祸。其实也不难理解:对于普通的穷苦工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穷苦生活因为受到起义的冲击而变得更加难以为继。欧卡西非常客观冷静地再现了这一有点残酷的社会现实。但是由于与当时的总体政治氛围不合等因素,《犁与星辰》遭到了叶芝的反对。于是这部戏剧很快结束了在艾比剧院的演出。欧卡西在艾比剧院的短暂的辉煌也宣告结束。

1927年,欧卡西到伦敦去接受霍桑顿戏剧奖(the Hawthornden Prize)并指导伦敦西端剧院排演《朱诺和孔雀》。同年,欧卡西在伦敦结婚,并且从此定居在这里。

继《犁与星辰》之后,1928年欧卡西的新剧《银杯》(The Silver Tassie, 1928)再次遭到叶芝的反对而未能登上艾比剧院的舞台。叶芝认为该剧只有欧卡西个人的意见而没有欧卡西的生活经验;只有内容不相关联的场景片段,缺乏舞台表演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银杯》的时代背景选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处于动荡冲突之中的爱尔兰。然而欧卡西的立场仍然非常鲜明。正如剧中的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只要还有战争在肆虐,我们就摆脱不了悲伤的困扰”。《银杯》在主题上是对“都柏林三部曲”的拓展;在戏剧表现形式上则更大胆更具有实验性。根据他对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解和把握,欧卡西在剧中大量使用了表现主义手法。

欧卡西此后作品延续了这种主题一贯而在表现形式上锐意创新的创作风格。欧卡西作品的主题源泉与当时蓬勃发展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息息相关。在戏剧表现技巧方面,出来他对表现主义手法的独特运用之外,在他的戏剧中也不难看到其所钟爱的戏剧家布希科的影响。不过总体来说,评论界普遍认为欧卡西后来的戏剧在质量上根本不足以与其“艾比剧院”的作品相提并论。

《大门以内》(Within the Gates, 1934)是一部以伦敦海德公园为原型的寓言剧。虽然争议较大,但是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却对此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该剧在美国的上演也颇为成功。通过《大门以内》,欧卡西与奥尼尔、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en)等美国文坛名家。此外,欧卡西这一时期的主要戏剧作品还包括:政治寓言剧《星星红了》(The Star Turns Red, 1940)、讽刺喜剧《紫尘》(Purple Dust, 1943),以及高度运用表现主义手法表达直白社会主义主题的《我的红玫瑰》(Red Roses for Me, 1943)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卡西戏剧创作的重要主题是他眼中的那个“正在失去其活力、激情和决心的冷漠的国家”爱尔兰及其生活在其中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主要作品包括《自命不凡的花花公子》(Cock-a-Doodle Dandy, 1949)、《主教燃起的篝火》(The Bishop’s Bonfire, 1955)、《内德老爹的鼓》(The Drums of Father Ned, 1958)等。

在欧卡西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的六卷本自传的创作之中。1964年9月,欧卡西因突发心脏病去世。1965年,他的自传《房中镜》(Mirror in My House, 1965)出版,为欧卡西的创作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参考资料:

Richards, Shaun. “Sean O’Casey.”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V.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26-29.

“Sean O’Casey, Irish Playwright, Is Dead at 84”. Obituary (Sept. 19, 1964), New York Times. (Feb. 20, 2011) <http://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0330.html>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Sean O’Casey, Irish Playwright, Is Dead at 84”. Obituary (Sept. 19, 1964), New York Times. (Feb. 20, 2011) <http://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0330.html>

[2] 肖恩·欧卡西(Sean O’Casey)是他本人从英文原名(John Casey)按照凯尔特语发音改变而来。

[3] Richards, Shaun. “Sean O’Casey.”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V.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26-29.

J.B. 普里斯特利

J. B. 普里斯特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朱迪·丹奇爵士(Dame Judy Dench)曾经宣称,“J. B. 普里斯特利是20世纪英国文学的偶像之一。我们现在都应该重新认识他的天赋才能”[1]

普里斯特利1894年9月出生于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父亲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中学教师,母亲是工厂工人。小普里斯特利还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不过幸运的是,他的继母对他非常好。因此在布拉德福德这个相对没有明显阶级差别的小镇上,他从小就不缺少丰富的文化教育和多彩的社会生活:他可以经常出入音乐厅、足球场,经常参加古典音乐会和各类家庭聚会。他的许多经典的小说、戏剧和回忆录都是取材于他的那段业已逝去的快乐时光。尤其是他的《晴朗的日子》(Bright Day, 1946),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饱含深情地回忆了他的那段青少年时光。在《失去的帝国》(Lost Empires, 1965)中,普里斯特利再现了1913年布拉德福德镇上各类剧场的情景。

普里斯特利少年时在当地的贝利坞小学接受教育,后来在一家毛纺厂工作。从那时起,他在写作方面的兴趣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继在《伦敦观点》(London Opinion)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其作品便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各类杂志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普里斯特利主动参军。经过在英国南部一年左右的训练,他于1915年被派往前线。小说《漫无边际》(Margin Released, 1962)记述他的这段地狱般的经历,尤其是失去战友给他留下的伤痛。1916年,普里斯特利在战场上身受重伤,被送回英国。伤愈后接受了军官训练。1917年,他再次被派往前线,主要在军队管理层,没有真正参与战斗。无论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都给普里斯特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整个战争期间,除了一部他自己后来颇多尖刻批评诗集《查普曼的诗》(The Chapman of Rhymes)以外,普里斯特利并无其他的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凭借微薄的退役军官补贴,普里斯特利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深造。尽管他展露出了杰出的学术才能,但他还是决定把写作当作他一生的事业。

移居到伦敦以后,普里斯特利开始为《伦敦信使》(London Mercury)以及其他一些杂志撰写评论文章,同时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期间和当时非常有名的历史小说家休·沃尔浦(Hugh Wolpole)合作撰写的《法辛大厅》(Farthing Hall, 1929)出版后,普里斯特利终于可以不用再为生计担忧,可以专心从事他的创作了。于是便有了著名的《好伙伴》(The Good Companions, 1929)。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随后出版的以伦敦为中心的小说《天使街》(Angel Pavement, 1930)也同样赢得了极高的评价。

小说《好伙伴》描写了三个性格际遇完全不同的人的故事。30多岁的特兰忒小姐一直照顾父亲。父亲死后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特兰忒小姐便怀揣着这笔遗产踏上了游历的旅途。杰斯遭到工厂主的无理解雇,在家里又不堪忍受妻子的唠叨和儿子的讥讽,于是便离家出走,到处流浪。伊尼戈是另一位流浪汉。他是因为冒犯了校长夫人而丢掉了饭碗。不期而遇的三个人由于共同的不满和逃遁心理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后来,特兰忒小姐与杰斯和伊尼戈一道接管了一家歌舞剧团。三人各凭所长——特兰忒小姐的资金、杰斯的手艺和伊尼戈的音乐才能——互相帮助,把剧团办得红红火火。“好伙伴”就是这个剧团的名字。他们巡回与乡村矿区,共同面对得失成败,体验酸甜苦辣。小说完全以传统模式写成。很容易令人将它与传统流浪汉传奇相提并论。在全知全觉的叙述者的引领之下,松散的故事结构并没有对读者造成干扰,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深深抓住了读者。难怪这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就大受欢迎。

1930年代,普里斯特利的创作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戏剧创作也是他拥有了充分施展自己的创作才能的舞台。他的戏剧创作技巧不但几乎无可挑剔,而且还往往勇于创新,带有实验性质。这一时期的主要戏剧作品包括《危险的拐角》(Dangerous Corner, 1932)、《我们结婚的时候》(When We Are Married, 1938)、《我到过这儿》(I Have Been Here Before, 1937),以及极富盛名的《罪恶之家》(又译《探长来访》,Inspector Calls, 1945)。这些作品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为背景,同时又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罪恶之家》也常被称为一部“时间游戏”。在其中,普里斯特利将他对于时间的本质的探究与其对于社会的观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含有很多社会主义视角的旁注。其中的探长是另一个自我,普利斯特里通过巡官表达自己的观点。1930年代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唤醒了普里斯特利的社会意识。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他目睹了退伍老兵的待遇和一些荒凉地区而产生的义愤填膺都记录在了于1934年发表的系列游记《英格兰之旅》(English Journey, 1934)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里斯特利的名声和影响力也达到了最高峰。1940年间,他在BBC做时事简评节目,每周日晚上播出。他的谈话吸引了大量听众,对英国民众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他在文章里号召人们在困难时期多想想英格兰美丽的田园风光、多想想停泊在敦克尔刻的英雄战船,以及经历过炮火轰炸后仍然在经营的面包店。但是他的节目后来由于被认为过于激进而遭取缔。通常被认为是由于丘吉尔对他的节目抱怨的后果。据传,丘吉尔认为他的节目思想太左。然而,普利斯特里的儿子后来在一次有关他父亲的新书发布会上发表谈话指出,那个节目的取缔,实际上是丘吉尔的内阁们提出的;是他们向丘吉尔提供了一些他父亲在广播中的一些负面消息。二战结束以后,普里斯特利号召进行社会变革以避免对退伍老兵待遇不公的现象重演。虽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这样的提法颇多争议,但是普里斯特利的进步思想可见一斑。

而从左派文学的视角来看,二战后期以及战后,普里斯特利的一系列作品则带有明显的左派倾向。这对于当时正处于低潮期的左派文学意义重大。他的《白天星期六》(Daylight on Saturday, 1943)、《三个穿制服的人》(Three Men in Suits, 1945)、以及《晴朗的日子》(Bright Day, 1946)所取得的成就为此后20年的英国左派文学树立了榜样。

《晴朗的日子》堪称普里斯特利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围绕一位50岁的剧作家格雷戈里·道森展开。这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的作家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中努力创作一部电影剧本。而一对老夫妻的来访则令他回忆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一家毛纺织长工作时的生活经历。回忆断断续续,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两个世界,两种时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的两段时光,有悲欢、有荣耀、有彷徨、也有希望。小说的最后,道森认识到还有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并不只为了金钱活着,他们还有更加崇高的追求。道森本人也因此对自己的未来重新充满了信心,对西方文化的未来也有了乐观的憧憬。

《白天在星期六》是普里斯特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和出版的小说。也显然是一部向英国人民的战争努力表达敬意的小说。作品套用了英国传统的劳工小说风格,关注的焦点始终是那些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们。这些工人们在一家为英国军队生产军用飞机的工厂里上班。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战争中的英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小说的标题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工人的工作状况:他们没日没夜地加紧生产,只有在星期六才能看见白天的样子。同时,这部小说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有不少来自工厂的管理层。通过这些人物的描写,小说指出有一部分管理者需要学会理解普通工人,不要把他们只当作生产机器的零件,而要将他们视作平等的人;另一方面,小说也承认有些管理者已经做到了这些,比如总经理切维厄特。显然,普里斯特利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即劳资双方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因此他们应该互相协作。这样的主题和1930年代的战争小说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总体上看,《白天在星期六》是一组人物素描。笔触所及,向读者展示了性格各异的工厂雇员。他们各自都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生活欲望。各自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追求。是战争将他们捆绑在了一起,共同的目标使得他们可以取得更多的相互理解,协作奋斗。《白天在星期六》这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在字里行间表达了鲜明的政治诉求: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人们应该团结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不应该只存在于战争期间,而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普里斯特利的这一左派激进主义主题引领了1950至60年代兴盛起来的劳工小说潮流。

1950年代,普里斯特利对于社会政治的兴趣逐渐减退。而在1957年,他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的一篇题为“英国和原子弹”(“Britain and the Nuclear Bombs”)的文章再次使他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文章中,普里斯特利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对英国开发氢弹的担忧,号召英国单方面削减核武器。从而在英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削减核武器运动。

普里斯特利的创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其中也包括一些哲学著作,如1964年发表的论文《人与时间》(Man and Time)。他在书中深入研究了关于时间的各种理论观点,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及独特的推论,以及有关“预知梦境”(Precognitive dreaming)现象的研究分析,等等。

晚年的普里斯特利获得了一系列的殊荣:1970年,布雷德福德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头衔;1973年,又被授予布雷德福德城荣誉市民的称号。1975年建立的布雷德福德大学的图书馆也被命名为“J. B.普利斯特里图书馆”。普里斯特利曾经多次拒绝接受骑士封号和贵族爵位。然而在1977年,他接受了“功绩勋章”(the Order of Merit),因为在他看来,这枚勋章只代表了君王赋予的荣誉,与党派政治没有关系。

事实上,人们很难对普里斯特利的全部作品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迄今为止,关于普里斯特利的作品可以统计出来的数字是,仅独立成册的出版著作就达150多部。并不包括他为各种杂志、报纸以及书籍撰写的文章和前言等。在普里斯特利的创作中,他在作品的主题上保持着一贯性。有几个主题是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之中的,如大众传媒的危险性、音乐绘画艺术的怡情爽性以及时间的本质等。与此同时,普里斯特利绝对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相反,他总是积极地在题材、体材以及风格方面进行创新尝试:从专门给孩子们写的科幻小说如《斯诺格尔》(Snoggle, 1971)到社会史如《欢乐王子及其王朝》(The Prince of Pleasure and His Regency, 1969),从表现主义戏剧如《在约旦的约翰逊》(Johnson over Jordan, 1939)再到深奥的哲学专著如《越过漫长的高墙》(Over the Long High Wall, 1972)。所有这些他都有尝试,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

近些年来,一方面由于普里斯特利协会同仁们的积极宣传推广,另一方面由于在英国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罪恶之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J. B. 普里斯特利的影响及受欢迎程度又呈上升的趋势。也许这才是普里斯特利应得的礼遇吧。

参考资料来源: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http://www.jbpriestley-society.com/biography.html

路易斯·G·吉朋(Lewis Grassic Gibbon,1901-1935)

路易斯·G·吉朋(Lewis Grassic Gibbon,1901-1935),原名詹姆斯·莱斯里·米吉尔(James Leslie Mitchell),是苏格兰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苏格兰文学的杰出代表,一位杰出的左翼作家。他著名的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1901年2月13日,吉朋出身于苏格兰东部阿伯丁郡的一个佃农家庭。因此他对苏格兰东北部的农村生活极为熟悉。后来,每当回忆起他在农村度过的影响了他一生的青少年时光时,吉朋总是无比自豪:乡村养育了他。乡村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记忆深处,呈现在他的创作之中。同时也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立场鲜明的左翼作家。在吉朋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吉朋认定自己是“革命作家”,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他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的社会革命题材的作品都“或明白或含蓄的宣传”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对统治者,他的批评犀利辛辣,而对共产主义,他则怀有一份深深的同情。

米切尔(吉朋)的作家之路其实并不平坦。虽然才华出众,具有创作天赋,但是他却几经周折:当过记者、服过兵役,甚至还到过南美进行过考古研究。直到1929年他结婚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为了十的缘故”(For Ten’s Sake)曾受到当时已经成名的威尔斯(H. G. Wells)的好评。他的主要作品除了那部声名卓著的三部曲以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开罗日志》(Calends of Cairo, 1931),长篇小说《被玷污的光辉》(Stained Radiance, 1930)、《第十三个信徒》(The Thirteenth Disciple,1931),《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33)等。吉朋的人生旅程只有短短的34年。而他的创作生涯更是只持续了不到十年的时光。然而他的短暂的一生却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

毫无疑问,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 1946)代表了吉朋的最高创作成就。吉朋的三部曲包括《落日之歌》(Sunset Song, 1932)、《云谷》(Cloud Howe, 1933)和《灰色花岗岩》(Grey Granite, 1934),原来并没有总标题。1946年开始被结集成合集,并以《苏格兰人的书》出版发行,并且被广大的读者们所接受。这部作品自最初的出版之日起便收到了读者们欢迎,受到了评论家的高度赞誉。直到20世纪末还在再版,并受到评论界的关注。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中比较少见的成就。三部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一直记述到30年代欧洲经济危机的发生。历时几十年的时间,以女主人公克丽丝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从家庭到社会,从乡村、田间到城市、工厂,表现了苏格兰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反映了从1911年到30年代期间苏格兰社会从乡村、城镇到工业城市的动荡、变迁。

三部曲的第一部《落日之歌》(Sunset Song, 1932)以农村为背景,从少年时期的主人公克丽丝写起,记录了克丽丝的成长历程。在这里,小说通过克丽丝的由少而长,结婚生子,又到丧夫成寡,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的经历,反映了苏格兰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小农经济的瓦解。小说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克丽丝丈夫的死暗示了小农经济模式的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发了战争财的人开始大肆兼并土地,大力引进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农田里机器的轰鸣显然是小佃农经济的丧钟。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落日之歌》是“一篇经典的宣言,宣告了小农经济的消亡”(268)[1]。除了将克丽丝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历史变迁的大背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之外,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其对于成长小说的贡献。吉朋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克丽丝从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再到寡母的成长历程。而且女主人公克丽丝成长经历贯穿整个三部曲。这在当时对于一位男性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可以说,吉朋的这部作品突破了传统欧洲成长小说的俗套,将视角集中一位来自底层的女性人物,从而让读者可以领略清晰可信的女性意识和世界观。帕梅拉·福克斯(Pamela Fox)在评论《落日之歌》时指出,这部小说“是一部有着特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史诗,它的叙述与克丽丝的身体节奏以及收获季节的呈现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195)[2]。在某种意义上说,吉朋的这部三部曲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女权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二部《云雾笼罩的深谷》(Cloud Howe, 1933)以苏格兰小镇生活为背景,以克丽丝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再以克丽丝的第二任丈夫的死结束。克丽丝的这段生活经历呼应了工业化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经济萧条和罢工斗争与再婚后的克丽丝一家三口的人物发展有机的交织在一起。这里的克丽丝越趋成熟。她的儿子也一天天长大成人。母子情深,相依为命。虽然克丽丝在生活中不仅要承受沉重的生存压力,还要面对同样沉重的舆论压力,但是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从容面对生活赋予她的一切。她的生活历程就是她在云雾弥漫的山谷里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她在生活的历练中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克丽丝试图寻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然而,正如第一部中读者们所看到的她所收到的教育无可避免地都是带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在这里,政治议题也是同样的无比避免。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工厂工人们中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在不断增强。他们试图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达到目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要改善生活状况的愿望并未得到实现,而他们的集体行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厂的破产。这使得人们产生了迷惘。克丽丝的第二人丈夫罗伯特想要推广一种可以变革社会的所谓的纯粹的信条。他不信任社会主义,也对正在蔓延的法西斯主义会有畏惧。他的所谓纯粹的信条其实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主张。而他栽倒在布道坛上恰恰证明了他的那种思想也根本行不通。因此,在《云雾笼罩的深谷》中,小农经济已经彻底崩溃,小资产阶级的发展遭受到了重创,宗教的社会改良主义也宣告失败。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方向,即工人阶级要想改变生活现状,就必须寻找新的方向。

《苏格兰人的书》第三部《灰色的花岗岩》(Gray Granite, 1934)的背景有乡村小镇转移到了正处于9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大工业城市。这里的克丽丝经历她的第三次婚姻。她本来是为了能够和儿子一起过上更好生活才来到大城市去经营一家旅店。在大都市,她目睹到更多的却是发达工业对于人的异化,也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与自己之间不断拉大的距离。儿子伊万准备参加由共产党发动的反饥饿进军运动,伊万是小说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他已经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中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克丽丝竭尽全力,想要把儿子重新来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最后,她不得不承认,儿子的信念就像灰色花岗岩一样坚硬。她已无法改变。而克丽丝更是清楚地看到,儿子的信念和她的第二人丈夫的改良思想一样,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小说结尾,克丽丝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她要离开都市的喧闹浮华,回到故乡去。

在克丽丝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作家寄托了自己对生活理想的寻求过程。三部曲中那时常伴随着克丽丝的谈谈的忧愁和绝望代表了一种对人生格局的理解和同情。克丽丝本人生活的跌宕变迁,尤其是她生命中对她影响极大的三个男人的结局则似乎影射了吉朋的历史观:她的第一任丈夫因为眷恋土地而死,象征着旧的小农经济体制的死亡;第二任丈夫因理想破灭而倒在布道坛上,似乎在告诉人们,改良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她的儿子伊万组织工人罢工,同资本家斗争,暗示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对未来的希望。整部小说贯穿着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他们世世代代所受苦难的强烈义愤以及对他们幸福未来的美好祝愿。饱经沧桑的克丽丝认为一切信仰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吉朋对此并没有予以否定。但是他同时也肯定了伊万的追求。第三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伊万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在《灰色花岗岩》中,伊万超越克丽丝成为主要人物。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

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的叙事结构和叙述技巧一直以来得到了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很多评论家认为,无论是形式还是风格,《苏格兰人的书》都达到三部曲创作的最高成就,更是达到了苏格兰文学的顶峰。帕梅拉·福克斯直言,吉朋在批评界的声誉是毫无瑕疵的,是苏格兰文学的第一宠儿(194)[3]。雷蒙·洛佩兹·奥特加(Ramon Lopez Ortega)认为吉朋以其振聋发聩的描述跻身20世纪经典作家行列当之无愧(139)[4]。当然,也有批评家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苏格兰人的书》在形式上和风格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吉朋过分追求在风格和技巧方面的雕琢,这显然是极力迎合小资产阶级审美情趣的一种表现[5]。无论如何,吉朋的《苏格兰人的书》都是及其重要的文学巨作,它的价值毋庸置疑,更是左翼思想家、左翼作家以及左翼文学研究者们所不可或略的。

参考资料: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George Watson. The New 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1961. London: Hogarth P, 1992.

[2] Fox, Pamela. Class Fictions: Shame and Resistance in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Novel, 1890-1945. Durham, NC: Duke UP, 1994.

[3] Fox, Pamela. Class Fictions: Shame and Resistance in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Novel, 1890-1945. Durham, NC: Duke UP, 1994.

[4] López Ortega, Ramó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king-Class Novel of the 1930s.” The Socialist Novel in Britain: Towards the Recovery of a Tradition. Ed. H. Gustav Klaus. New York: St. Martin’s, 1982. 122-44.

[5] 参见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pp.140-141。

克里斯托弗·伊什伍德

克里斯托弗·伊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全名克里斯托弗·威廉·布拉德肖·伊什伍德(Christopher William Bradshaw Isherwood), 小说家、剧作家。1904年出生于英格兰柴郡(Cheshire);1946年正式成为美国公民;1986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塔莫妮卡市(Santa Monica)逝世。国籍的转变将伊什伍德的创作生涯自然地划分为英国和美国两个阶段。而其主要的创作成就主要是在英国时取得的。

伊什伍德出生于一个旧式的贵族家庭,父亲是职业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殉难。伊什伍德从小具有反叛传统的性格,与母亲关系不和谐,在剑桥读书期间甚至因为恶作剧而被迫退学。

伊什伍德读书期间辗转去过多所学校。这使得他有机会结识了当时的许多已经颇有名望的作家,如奥登(W. H. Auden)、威廉·普罗默(William Plomer)、福斯特(E. M. Forster)等,并且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伊什伍德较早展露出来的创作才华也得到了当时的普遍赞誉。著名批评家康纳利(Cyril Connolly)称伊什伍德为“英国小说的希望”;作家毛姆(W.Somerset Maugham)赞扬伊什伍德的“双手把握着英国小说的未来”;弗吉尼亚·沃尔夫也在她的日记里对年轻的伊什伍德盛赞有加[1]

1928年,伊什伍德的第一部小说《都是阴谋家》(All the Conspirators)创作完成。该作品表现了20年代英国中上层社会青年对家庭的反抗。主人公菲利普矢志于文学创作,他孀居的母亲林赛夫人虽然爱儿子,却处处限制他的自由和发展。斗争的结果是菲利普失败,因为他不仅懦弱,而且对母亲还有依恋。1932年,伊什伍德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纪念碑》(The Memorial),延续并拓展了第一部小说的主题。小说描写希特勒执政之前发生在柏林的故事,围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者建立纪念碑展开,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精神痛苦和物质伤害。战争使人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造成父母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儿子失去父亲,朋友失去至交的惨剧。这两部作品为伊什伍德赢得了一致的好评。

1929年及其此后的几年间,伊什伍德主要居住在德国柏林。其间与好友奥登多有交往与合作。1933年,伊什伍德离开柏林,开始了他的欧洲游历,先后到过丹麦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辛特拉等许多地方。

正是在这段时间,伊什伍德创作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诺利斯先生换火车》(Mr. Norris Changes Trains, 1935)和《告别柏林》(Goodbye to Berlin, 1939)。由于这两部作品的诸多共同之处,后来在美国发表时,都被收录在《柏林故事》(The Berlin Stories)这个精选集当中。但是仍然是两部独立的故事。伊什伍德移民到美国之后,好友范德鲁腾(John Van Druten)帮助他把小说《柏林故事》改编成剧本,更名为《我是一部照相机》在百老汇帝国剧院进行演出,大获成功,后来又改编为同名电影。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出百老汇音乐剧《卡巴莱》(Cabaret, 1966),以及一部同名电影(1972)。这些改编不仅仅使得伊什伍德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大大提高了知名度,也使得他在经济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柏林故事》虽然现在仍然被当作小说来看待,但是它如同纪录片般忠实而权威地记录再现了魏玛共和国的覆灭,希特勒的上台的那段时间。

《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堪称1930年代最成功的英国小说作品之一。作品中的叙述者威廉·布拉德肖在从荷兰到德国的火车上遇到了一名神色紧张,名叫阿瑟·诺利斯的男人,他带着不合适的假发,拿着一张伪造的护照。布拉德肖和诺利斯成功地通过边境后,诺利斯邀请威廉吃晚饭,他们两人也就此成为了朋友。在柏林期间,他们经常见面。诺里斯先生的许多怪癖也逐渐显现:其中之一便是他是一个性受虐狂。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共产主义分子。这在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是很危险的。诺里斯先生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则是一个谜。他和他的助手施密特似乎在做着一项什么生意,而施密特同时又在背叛他。在诺利斯的处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离开柏林。后来诺利斯带着财产又回到柏林,和一位名字叫做玛格特(Margot)的法国女人保持着来往。而施密特也再次出现,并要勒索诺利斯。诺利斯利用布拉德肖,认识了一位贵族朋友普雷格尼兹男爵。与此同时,布拉德肖收到一位名叫做贝尔的共产主义组织领导人的警告,告诫他诺利斯在为法国从事间谍工作,他的组织以及警察都知道这件事。布拉德肖也注意到他们正被警察跟踪,于是劝说诺利斯尽快离开德国。国会纵火案之后,纳粹屠杀了贝尔以及诺利斯的大部分同志。布拉德肖后来回到英国,在那里他收到了来自诺利斯的纸条和明信片,表明他已经逃离了柏林。小说的最后,是诺里斯先生从里约热内卢寄给威廉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我到底做了什么,得到如此结果?”(”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all this?”)

虽然伊什伍德常常被认为是一名政治性色彩不明显的作家,因为他更多关注的是在心理层面上的个人经历,而不是公共事务,然而,《诺利斯先生换火车》却是一部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品,与当时的时事联系紧密。一直以来,伊什伍德尝试着把小说模式和纪录片的准确性相结合,他的风格被认为是对准确性的一种狂热的追求。这种特点被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称为伊什伍德的“客观性讽刺”,即对细节充分关注,并从所有可能性的角度来观察人性的复杂[2]。《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部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情节与事件,也在于对彼时彼地的历史场景的细致精准的描述。正如拉尔夫·赖特(Ralph Wright)在对伊什伍德作品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伊什伍德对于30年代发生在柏林的故事的描写“不仅描绘了一个时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柏林)会如此轻易地屈从于纳粹,它本身的以强凌弱性帮助促使了这样的结果”[3]

作品中比故事情节更加吸引人的是对德国纳粹兴起时期及其统治初期的社会和政治氛围的描写。尽管伊什伍德被认为更加擅长于描写个人的、主观性的体验,《诺利斯先生换火车》这部作品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和社会集体的不可分离。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诺利斯的住所有两个入口。一个专为私人生活的所用;另一个则用于公共事务。但是两个门却都通向同一个房间。叙述者布拉德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中立的观察者。与他身边的事件有着一定程度上的隔离。然而,如果把布拉德肖对于德国政治的中立和远离理解为伊什伍德本人的态度观念的话,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这部作品并不是中立的。甚至连布拉德肖也清楚地认识到德国纳粹的兴起是罪恶的。他那貌似客观的叙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法西斯兴起的感觉变得更加恐怖。布拉德肖对德国共产主义者抱有巨大的敬仰,因为他们是对抗纳粹的唯一力量。《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也因此成为了英国30年代反法西斯主义的左派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对于共产主义者作为对抗法西斯力量的正面描写很好地体现了30年代的政治背景,左翼观点在当时英国的兴起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也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将会是整个欧洲的威胁。

《告别柏林》是由松散地组合到一起的日记和速写构成的艺术性较强的小说,仍然以作者在柏林的经历为题材,小说的叙述者直接使用了作者的名字。小说由五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构成,头尾两篇是《柏林日记》,开篇的日记引入了叙述者。那句经典的自我描述也出现在其中:“我是一部照相机,只是被动地记录,没有思想”。第二篇讲述一个单纯的英国姑娘萨莉·鲍尔斯在柏林充当演员和娼妓的双重生活;第三篇描写两个同性恋者的欺骗和背叛;第四篇记录了讲述者在工人家庭生活的一段经历;第五篇讲述了叙述者与一个犹太家庭的交往。这部小说并不倚重情节的奇妙,而注重气氛的营造和烘托,仿佛一组组镜头展现在读者面前。尽管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这部小说依然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没有凌乱松散之感。首先,小说的主题明细,人物、场景、细节都指向一个情绪方向;其次,叙述者的经历将事件一一串联,井然有序;第三,小说的结构对称,具有严谨、和谐、平衡之感。小说写到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性,暗示人物的精神死亡和社会弊端一样,都是由希特勒的罪恶统治造成。伊什伍德出色地刻画了一座城市在溢满春色的阳光下微笑,但精神上却已经死亡,外表虽然温暖可人,而骨子里却冷酷无情。这部作品还隐含了叙述者许多潜在的批评。人们认为“伊什伍德”表面的中立其实暗示了导致纳粹控制欧洲的不仅仅是德国人。这样的解读不无道理。由此可见,晚年陶醉于东方神秘主义的作者伊什伍德比作品中同名的叙述者更加关心政治。

安迪·克罗夫特(Andy Croft)认为《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和《告别柏林》是“现实主义反纳粹小说中最著名的作品”[4]。虽然这两部作品依然注重个人经历的描述,但是其中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反纳粹倾向振聋发聩,毋庸置疑。德国共产主义者作为纳粹的主要抵抗者和最大的牺牲者在这两部小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赞扬。伊什伍德的小说让人们看到:德国纳粹力量的兴起不仅表明了西方民主主义者反纳粹的失败;也表明了共产主义作为法西斯最主要的反抗力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德国共产主义者遭到纳粹党人像对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样的凶残打压。

在这两部小说创作期间以及其后,伊什伍德与奥登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合作。1938年,伊什伍德还和奥登一起来到中国,收集中国抗日战争的素材,创作了《战争之旅》(Journey to a War, 1939)。

和W. H. 奥登一样,伊什伍德倍感传统英国的束缚和压抑,继而有了移民美国之心。然而由于伊什伍德提出移民的时间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他的行为诉求遭到了英国下议院的谴责,认为他此举缺乏爱国精神和对战争职责的担当,是不顾国家安危的叛国行为,并且剥夺此前给予过他的一切资助。这段时间,虽然伊什伍德依然勤于创作,但是评论界普遍认为,他的创作才华收到了极大的压抑,未能得以充分的施展。直到1946年,伊什伍德才正是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1986年1月4日,伊修伍德在美国逝世。他的遗体被捐献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参考资料:

“Christopher Isherwood (1906-1986).” Books and Writers. (2011-3-10)
< http://kirjasto.sci.fi/isherwoo.htm>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Christie, Stuart. “Christopher Isherwoo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II.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07-110.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Christie, Stuart. “Christopher Isherwoo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II.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07.

[2] Christie, Stuart. “Christopher Isherwoo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II.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08.

[3] 转引自Croft, Andy. Red Letter Days: British Fiction in the193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p.329.

[4] Croft, Andy. Red Letter Days: British Fiction in the193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p.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