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三部早期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研究

【按】本文已全文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五期(pp.118-125)。

逃离·守卫·绝望
——纳博科夫三部早期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研究

一.引语

《玛丽》、《防守》和《眼睛》分别是著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于1920年代后半叶的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小说。所描写的主要是流亡在西欧国家如德国和法国的俄罗斯移民。这三部作品涉及到了同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即作为流亡者在确立个人身份时所遇到的困境。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在纳博科夫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其所塑造的人物的身份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当然,涉及身份的定义多种多样,各有侧重。比较而言,身份研究专家S. K. 惠特伯恩(S. K. Whitbourne)的定义较为全面,具有代表意义。惠特伯恩认为,“身份概念是一个具有广义的生物心理社会属性的自我定义。这个定义包含个体在相关领域内——如生理机能、认知、个性、关系、职业以及广义上的社会角色——的自我表现”(Whitbourne 29-30)。本文依据这一论断,从身份研究的视角对纳博科夫这三部早期作品中的三位流亡者加宁、卢勤和“我”/斯缪洛夫展开分析探讨,并透过他们的身份特征窥探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二.加宁的逃离

《玛丽》中的主人公加宁是流亡在德国柏林的俄罗斯移民。在一群俄罗斯移民中间,他最年轻,但是却整日恍惚彷徨,无所作为。正如米克海尔·欧索尔金所总结的那样,“他因为乏味无聊而东闯西撞;因为漫无目的而玩世不恭。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的只是空洞虚无”(Roth 44)。在他获知玛丽要来柏林之前,加宁仿佛只是一具会行走的尸体。他虚弱无力(“feeble”),内心怯懦(“spineless”)(Nabokov, Mary 20)。外部的任何刺激都无法激起他做任何事情的欲望(Nabokov, Mary 19)。虽然满脑子纷繁思绪,却不知到底有何所思所想。这样的无欲无想没有方向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他。

“而所有的那一切今又何在?”加宁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些快乐和阳光哪去了?那些被撞后会弹出美妙弧线的木制九柱球哪去了?我的那辆车把很低、齿轮很大的自行车哪去了?似乎有一条定律说物质不灭,存在永恒;那么从我的九柱球上剥落的碎片以及我自行车上的辐条都应该还在某处存在着。遗憾的是我永远也找不到它们了——永远。我曾经读到过有关‘永久回归’的说法。可是,假如这一复杂的考验耐心的游戏不会出现第二次,那会怎么样呢?让我想想——有什么东西我没有抓住……没有办法抓住”。(Nabokov, Mary 34)

透过加宁的这段内心独白,我们可以看出困扰着他,令他恍惚彷徨的根源所在。他想念他的俄罗斯故土,想念那些曾经的好时光。那些已经丢失的快乐、阳光、木制九柱球和自行车辐条是构成其过去身份的基本元素;而作为一位俄罗斯移民,他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他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生活之间是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

尽管在加宁周围出现的都是些俄罗斯移民,但是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俄罗斯人的身份已经离他远去。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无法重新定义自己新的身份。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傀儡。这一点可以在他的假护照上得到佐证。 Continue reading

纳博科夫的立场:捍卫个性自由

【按】本文已全文发表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五期(pp.106-110)。

纳博科夫的立场:捍卫个性自由

——论作为标签的“洛丽塔”和作为自由化身的阿达

自《洛丽塔》诞生以来的50多年时间里,围绕这部作品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硕果累累。然而在针对被叫作“洛丽塔”的女孩的研究评论方面,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批评家金斯利·艾米斯(Kinsley Amis)的一句话:“洛丽塔是一幅真正意义上的‘肖像’(portrait):她受到全心全意的关注和倾听,却从来没有人与之交流;她始终都只被当作发泄欲望的对象,却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qtd. in Page, 1982:106)。艾米斯所说的“肖像”可以理解为一个被剥离了所有人的本质属性的完全被塑造出来的物品。艾米斯的话引发了笔者的一个思考:是谁在用“洛丽塔”这个称谓?“洛丽塔”是女孩的真名吗?其实答案非常清楚,“洛丽塔”只是亨伯特给那个小女孩贴上的一个标签。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叫她“多洛雷兹·海兹”,或者叫她的昵称,“多莉”。那么,在“洛丽塔”的标签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此外,与“洛丽塔”形成鲜明对照的阿达同样颇多争议。在她身上,纳博科夫又寄予了何种深意?

“洛丽塔”:一个标签

小说开始,鳏夫亨伯特用诗化的语言讲述他对那个12岁的幼女“洛丽塔”的倾慕和迷恋。虽然他的冷漠和贪欲、自私和自负很快就在他对自己的描述中表露无疑,但是他对“洛丽塔”的所谓爱还是得以极度夸大地表现了出来。作为写于狱中的这份自白书,亨伯特的目的其实非常明确。他就是要人们相信他的爱情故事——当“恋幼女癖”表现为突破世俗窠臼的爱情,当他所恋的幼女慢慢成长为少妇,而他还在坚守着对“洛丽塔”的爱情,那么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就可以合法化。他也就不会遭受到任何道义上的谴责。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亨伯特几乎获得了胜利,有不少批评家就是把这部作品当作一部爱情故事来解读的[1];也有研究者撰文为“了不起”的亨伯特的行为进行辩护[2]

然而,人们无论如何不能够忽略的一点是,当亨伯特走进多莉(“洛丽塔”)的家门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懵懂无知、满脑子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的房间总是凌乱不堪,各种小物件摆放得到处都是;她喜欢用脚趾夹起地上的东西,再抛到垃圾桶里去;她说起话来满嘴故作老练的俚语;她喜欢明星杂志、奶糖和苏打饮料。所有这些小孩子的无邪天真、好奇和喜欢引人关注的特性在亨伯特那里却都成了有意的挑逗,成了令他神魂颠倒的小孩兮兮的粗俗。因为亨伯特在用自己已然固有的所谓“性感少女”模式来解读,甚至规范着多莉的一切。

实际上,亨伯特从一开始就有意忽略多莉的儿童本质。他用大量的篇幅来证明多莉就是他的“洛丽塔”。其实质是将他自己的想象强加给懵懂无知的多莉。同时也是他欺骗读者的一种手段。对于亨伯特所谓的 “粗俗”说,纳博科夫本人就曾在他的文学讲稿中专门谈到过。他特别强调指出,只有真正的成年人才可能成为粗俗的人,“因为那些看似流露出粗俗特点的孩童,或者少年,其实只是一只模仿那些已经习惯成自然的粗俗者的鹦鹉”(Nabokov, 1981:309)[3]。多莉充其量就是这样的一只鹦鹉。她模仿的对象就是那些刊登在时尚杂志上的明星们。至于亨伯特为什么要顺势将本不属于多莉的粗俗强加于她,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他本人粗俗本质的一种需要和表现。 Continue reading

迷惘与挣扎——《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

迷惘与挣扎[*]
——《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

1975年出生的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堪称当今英伦最富盛名的后起之秀。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创作并发表了三部作品:《白牙》(White Teeth,2000)、《签名收藏家》(Autograph Man,2003)、和《关于美》(On Beauty,2005)。不仅每一部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而且几乎全部赢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赞誉。《白牙》是扎迪·史密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正是凭借此部作品,作者得以成名,其影响已不仅止于英美文学界。在《白牙》面世之后不久,各种奖项便扑面而来:2000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的小说奖、2000年“惠特布莱德图书奖”最佳小说一等奖、“卫报杰出图书奖”一等奖、“共同体作家图书奖”一等奖,以及“贝蒂·特拉斯克奖”,等等。此外,《时代》杂志还把这部作品收入了《1923-2005〈时代〉百部最佳英语作品集》。可见,《白牙》已经成功跻身经典作品的殿堂。

虽然在作品的出版过程中,商业运作也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但是更为重要的当然是其自身的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牙》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正是当今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引人关注的有关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也许与其自身的身份特征有关[1],作者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处于这一问题中心的“离散”人群。

所谓“离散”(Diaspora),通常是指某一族群中的个体或者群体在自愿或者被迫的前提下移居到自己本族群常居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和原居住地的文化发展相比,“离散”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离散”者(diasporas)努力保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习俗的传承;而另一方面,他们由于远离了原初的居住地和文化氛围,因而又与本族群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距离。在2004年澳门召开的“‘离散’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对“离散”这一概念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共识,一致认为“离散”人群就是定居在别国并籍以确立其身份的那些社会团体,而他们自身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属性(Smith and Stares, 2007: 5)。以此概念为基础,本文将围绕人物对《白牙》中的“离散”主题展开论述。

小说主要围绕琼斯和伊克鲍这两个家庭展开。这两位1945年曾一起为英国在欧洲征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阿奇鲍尔德·琼斯是英格兰人,萨马德·伊克鲍是孟加拉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克鲍移民到了英国。两位好友成了邻居。琼斯在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与移民到英国不久的牙买加姑娘克拉拉结婚。而萨马德·伊克鲍经过了多年在英国的独自闯荡,也终于娶了一位同样来自孟加拉国的姑娘阿尔萨娜。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典型的“离散”者家庭模式。而伊克鲍一家则更具代表性。事实上,尽管《白牙》是以琼斯的故事开始,以琼斯的故事结束,但是整部作品的核心却是伊克鲍一家。

通常,对于“离散”者而言,当生存问题仍然是个人生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时,各种文化、宗教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往往都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甚至似乎被人们忽略。而当生活渐趋稳定,尤其在第二代出现以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则变得越来越重要,随之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会逐渐显露。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精神需求往往会逐渐增强,或者在经历了某次偶然的事件之后而变得异常强烈。这几乎是“离散”者人群中的一种普遍状况。伊克鲍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证。

伊克鲍有着强烈的本民族文化情结。而他的这种情结在遭遇了一次表面上的情感问题实质上的文化冲突之后变得更加清晰和强烈。伊克鲍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生活也渐趋稳定。而不如意的夫妻生活使得他有了再次燃烧一下激情的冲动。他邂逅了一位英格兰白人姑娘珀珮·布尔特-琼斯,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去实践婚外情给他带来的刺激。他们第一次真正的约会意味深长。珀珮特意给他带来一件礼物。然而,与他想象的浪漫完全不同,情人的礼物竟然是“一把牙刷”(Smith, 2000: 152)[†]。这令他感到错愕惊讶,同时也促使他意识到了自己民族文化情结的存在和牢固。

透过这一带有几分荒诞的细节,读者至少可以领会到这样一个信息——生活的真实其实是冷冰冰的,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温馨和浪漫。而“牙刷”在这里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代表文化差异的符号。此前,叙述者已经介绍过,像伊克鲍这样的孟加拉国移民有不刷牙的习惯。珀珮也许真的享受和伊克鲍在一起交谈的乐趣,甚至对伊克鲍本人也算真有志趣相投的好感,但是她却无法忽略伊克鲍不刷牙的陋习。她作为礼物的牙刷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提醒伊克鲍他们之间的差异;二是提出进一步交往的前提条件,即要求伊克鲍寻求以珀珮为中心的趋同。引申一步讲,珀珮以牙刷所暗示的交往条件代表了主流文化对想要获取认同的“离散”者所采取的一贯做法,即要求“离散”者寻求向主流文化的趋同。

牙刷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伊克鲍和珀珮讲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雷蒙德·威廉斯对“我们其实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有过如下的阐述:

当我们说“我们说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更具一般意义的东西:即我们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或者不同类型的评价方式;或者我们似有所悟地意识到了能力和兴趣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分布。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方都在讲着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但是其用法却大相径庭,尤其当涉及到一些处于争论中的强烈的情感问题抑或重大观点的时候。虽然暂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可能会试图将它自己的语言作为“正确”的用法强加出去,但是,按照无论哪种语言学的标准,没有哪一方是“错误”的。(Williams, 1976: 11)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