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张琦之三

囚徒•玩偶•自我——评《掘墓人的女儿》中伦理身份的演变
《当代外国文学》,总第140期
一、文学伦理学研究:
1.文学与文学伦理学
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因此,文学的审美只有同文学的教诲功能结合在一起才有价值。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和术语使用中,伦理的基本涵义同伦理学中伦理的涵义有所不同,它主要指社会体系以及人与社会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在现代观念中,伦理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道德秩序也可称之为伦理秩序。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
2.文学伦理学的研究方向
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是对文学进行道德批判,而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文学,用伦理的观点解释处于不同时间段上的文学,从而避免在不同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理解文学时可能出现的巨大差异性。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的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都存在一条或数条伦理线,一个或数个伦理结在文学文本中,伦理线同伦理结是紧密相连的,伦理线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的纵向伦理结构,伦理结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的横向伦理结构。
二、柏拉图的“洞穴”理论: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使用洞穴寓言首次详细解释唯心主义。洞穴寓言说的是,在一个地下洞穴中有一群囚徒,他们身后有一堆火把,在囚徒与火把之间是被操纵的木偶。因为囚徒们的身体被捆绑着(不能转身),所以他们只能看见木偶被火光投射在前面墙上的影子。因此,洞穴中的囚徒们确信这些影子就是一切,此外什么也没有。当把囚徒们解放出来,并让他们看清背后的火把和木偶,他们中大多数反而不知所措而宁愿继续待在原来的状态,有些甚至会将自己的迷惑迁怒于那些向他们揭露真相的人。不过还是有少数人能够接受真相,这些人认识到先前所见的一切不过是木偶的影子,毅然走出洞穴,奔向自由。刚走出洞穴的这些人不禁头晕眼花,开始,他们不敢直接正眼看光明的世界,渐渐地,他们可以直接看、仔细看清阳光下的一些,最后,他们甚至可以直接看清阳光的源头——太阳。
三、阅读篇章分析:
(一)文章主题
此篇研究报告运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来观照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论证了雅各布的伦理身份由“自我”到“玩偶”,最后沦为“囚徒”,而女儿丽贝卡则通过积极的伦理行为走上一条从“囚徒”到“玩偶”到实现“自我”的身份演变之路。用父女两人相反的身份演变过程说明人类理想的身份具有层级性和单向性,进而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直冲突下的伦理选择决定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价值。
(二)行文思路
本篇报告行文线索清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1.犹太人雅各布为逃避纳粹党的迫害,带领全家逃离德国移居美国,但在新的伦理环境中,雅各布并没有构建起他想要的伦理身份,反而一步步失去本来的自我,在被孤立的孤独中成为自己内心的“囚徒”
作者分析其美梦破灭的几个原因:(1)生存环境的恶劣不堪
(2)难以相处的不同种族件的人际关系
(3)对于语言的排斥
对于雅各布从“自我”到“玩偶”,最后沦为“囚徒”的转变上,作者理解为是他的理性意志、非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问题,在转变的不同阶段,由于某一意志占了主导地位,而致使不同心理状态的呈现,最后在非理性意志的主导下完成了自我贬黜。
2.雅各布的女儿丽贝卡不断增强其理性意志,自由意志不断受到约束,完成了实现自我的身份演变道路,显示出了主体人的生命能动性。作者分析了在她转变的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特征,最后将其与雅各布进行对比,指出雅各布在伦理关系上出于被动定位,丽贝卡出于主动消解非理性意志的状态。
3.从雅各布和丽贝卡的相逆身份演变,得出结论人类在伦理社会中艰难前行。作者在这部分指出了三点伦理启示:
(1)在身份演变的过程中,用理性意志约束自由意志;(2)要在新的伦理环境中,积极融入其中;(3)在拥有“自我”意志后,要保持清醒的理性,而不是无原则的任由自由意志主宰。
(三)篇章的研究角度
文章在开头指出《掘墓人的女儿》在国外被认为是关于身份认同、孤独和自由的杰作,但国内发表的相关文章都集中在小说人物犹太身份的“认同”上,忽视了而小说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念和思想。
而作者通过欧茨的采访中的话语透析出欧茨关注的是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命运乃至生活状态。原著小说的故事背景是从二战前期雅各布一家到美国后开始,作者认为这样的时间跨度说明“小说的视野不是局限在种族歧视或压迫问题上,而是要表现人类在发展中安身立命的宏大主题。”从而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对两大主要人物雅各布和丽贝卡进行伦理身份演变的分析。
四、个人思考感悟
1.首先对于作者认为小说的时间跨度不局限在种族问题,而在人类安身立命的主题上,我部分赞同。不赞同的方面在于,在人类的发展上,安身立命的问题是难以摆脱的普遍性问题,但犹太家族移居美国进行安身立命是其中的特殊性问题。作者通过两大主人公相逆的伦理身份演变升华至整个伦理社会,随充分考虑到其高度,但不能把身份问题相割裂开,毕竟不同种族间的伦理选择都有自身的特殊问题。个人认为在社会体系中,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本身就包含着人类自身的伦理身份,所以可以将伦理发展与伦理身份综合起来分析,也许更能挖掘出文章的深度。
2.伦理的特征可以分为人的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与作者提到的非理性意志与理性意志有共通之处,也可以作为分析的角度举例进行不同方面的说明。
3.本篇研究报告的思路清晰,归结其原因大部分可以看做是研究的理论: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与小说的符合性,两大主人公的转变用“自我”、“玩偶”、“囚徒”的模式进行归类也较为符合,既清晰又说服力强,可见合适的分析理论与分析方法对于文本研究的重要性。
4.对于小说后半部分丽贝卡融入美国社会,改名为“黑兹尔•琼斯”,在遇到失散的二哥时拒不相认,作者认为这是她成功获得“自我”身份后没有走回头路,说明维护理想的伦理身份的必要性。可是文章结尾处丽贝卡不断写信给失散多年的表姐,执着的希望“认亲”,则不能支撑丽贝卡“不走回头路”的观点。
在本文作者注释的其他文章,如《文化身份的消解、重建与回归——以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为例》中,作者将这种情况分析为丽贝卡完成了犹太身份的回归。而有些文章如《备受歧视的犹太女性——<掘墓人的女儿>主人公丽贝卡身份解读》中认为丽贝卡此时是美国身份与犹太身份的混杂状态。个人认为这并不能完全理解为犹太身份的回归或是身份的混杂状态,比较同意前篇文章作者的观点,再联系伦理学的观点,理解为在丽贝卡进行伦理选择的进程中,其自身的犹太文化始终影响或制约着美国犹太移民。

读书笔记之邹嘟之一

猫与女性的命运共同体——论欧茨《白猫》中的“凝视”(作者:姜礼福)
当代外国文学总第141期 美国文学特辑
邹嘟

1、 《白猫》及作者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欧茨是当代美国文坛的重要代表在世界文坛页极具影响力,国内外研究者对其作品的探讨话题多集中在其中的女性命运、身体政治与伦理内涵等。《白猫》围绕男主人公缪尔,其妻子艾丽萨,和缪尔送给艾丽萨的白猫“米兰达”三者之间的爱恨纠葛展开

2、 作者选题过程分析
《白猫》这一小说名字就透露了白猫:米兰达的重要性,加上文中反复被提及的米兰达的眼睛,自然地使论文作者将研究注意力集中在了白猫米兰达的分析上,更确切地说集中在了米兰达的眼睛和目光分析上。通过此切入点,作者提出以下问题:米兰达在缪尔和艾丽萨的夫妻关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的眼睛和目光在小说中又有什么样的深层内涵?作者试图通过此论文,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3、 论文结构、观点布局分析(序号代表一自然段)
1. 进行研究文本作者、情节简要介绍,并引出两个问题。
2. 以问题做切入点,阐释此论文的写作手法和对以上两个问题得出的答案。
3. 全文第一大部分:“凝视”下的女性和猫:艾丽萨和米兰达的天然共同体
1)简短介绍“凝视”概念,引用两处对此概念的补充评论,使概念更立体。
2)阐释女主人公和白猫之间的天然联系,从体型外表和行为两方面,结合文本具体分析。
3)衔接上文,表达两者间天然联系又为二者相互慰藉、共同抵抗男性凝视带来可能性的观点。最后一句话总结:丈夫、妻子和白猫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关系构成故事深层凝视机制,为全文第二大部分铺垫。
4. 全文第二大部分:命名、性别界定与主宰:凝视机制中的规训和惩罚
1)由“凝视”具体说开到“男性凝视”和“人类凝视”。
2)男主人公控制妻子和白猫策略之一:命名。首先引用他人观点表明为动物命名是争得自身主体地位的表现;然后大段笔墨剖析命名细节,阐释其具体深意。
3)控制策略之二“性别界定。通过直接分析文本情节,阐明男主人公通过界定白猫的女性性别(不关心其生理性别),表达对妻子能扮演好自己的性别角色的期望。
4)讨论主宰权,它是男性控制权的集中体现。此处同样是直接分析情节,并选取“说到底”(ultimately)这个词重点分析。
5)由主宰权过渡谈论主人意识,着重分析“杀死白猫”的背后含义。
5. 全文第三大部分:动物凝视与生成动物/女性:凝视机制中的反抗和颠覆
1)由“凝视”说开到凝视的辩证法。(看与被看)
2)显性反抗手段之白猫:反凝视,不断地“看”,注视,重建视觉秩序。
3)引入“动物凝视”概念,分析上段所述白猫无视“主人”地位的原因。
4)柔性反抗手段之女主人公:“生成动物”“生成女人”
5)分析“生成动物”是女主实现解域、抵抗丈夫控制的重要手段;
6)分析“生成女人”是女主设计逃逸路线、挑战男性凝视的另一重要手段。
7)综合上述,简单总结男主人最后为何奔溃。
8)9)通过分析小说结局,对“命名”进行再讨论;对男主、女主和白猫的结局进行总结,得出《白猫》叙事呈现对男性主导地位的质疑和对女性、动物独立地位的肯定,进而指出其反映了作者欧茨的两性平等观和动物观。
10)引《创世纪》中亚当的堕落与夏娃和蛇的典故,讨论小说中男主的“堕落”与女主、猫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动物,小说结局中得出他们让男主人公获得了最终的救赎。

四、Things learned
1. 论文结构十分紧凑,上下文衔接自然,分析时逻辑严谨。作者以两个问题作为论文切入点,提出相应的答案,然后从三个层面选取理论论据和文本论据支撑其论点。每个层面下又分为或平行或相对的、更小的角度分析,分析时先由相关的理论、概念引入,简单解释后,再自然过渡到文本中具体情节分析,这样真正做到有理有据,最后自然地简单地总结观点。

2. 运用到的文论关键词:
“凝视”由米歇尔·福柯提出,是一种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
“男性凝视”:男性将女性物化为景观、使其成为欲望对象并实现控制的心理机制和相应行为;“人类凝视”:人类将非人类动物作为欲望对象并实现控制的心理机制和相应行为。“动物凝视”:一个积极肯定自我主体性生命发出的凝视,同任何人类优越于动物的立场格格不入。

“生成”:生成是不断生成差异,它不以任何存在为基础,没有起源,也没有特定目标或最终状态,而是始终处于中间。生成是要增强生命的力量,将生命的所能最大化。
“生成动物”:个体把自己想象成动物,想象它会怎样看待世界、怎样感知、怎样行动等,是解域人/动物的二元对立,让人逃离”人之形象”对人的一切规定,将人类文化解码。;“生成女人”是瓦解男/女二元对立,让人逃离父权制权力结构和以男人为标准的主导价值。

“命名”(未找到确切定义,此处为个人见解):文本中,男主人公通过给白猫命名的方式,确定自己的“主人”意识和“主宰”地位,从而达到对妻子和白猫的控制。

3. 平时阅读中,多思考,提出问题,带着问题、顺着论文引用资料去搜寻答案,若能找到有力的论据和相应理论支撑,很有可能能促成一篇好的自己的论文。

4. 文学理论和关键词并不是冷冰冰、晦涩难懂的知识,学习文论时可尝试多运用到实际文本中去分析,这样有助于理解。通过这篇论文,很好的学到了几个文论关键词,并且做到真正理解其含义。

五、Comments:
我很喜欢全文紧凑有力的结构,但对第三部分后半段有些微词。第三部分:动物凝视与生成动物/女性:凝视机制中的反抗和颠覆,作者在分别讨论完白猫通过动物凝视反抗、女主通过生成动物、生成女性反抗,白猫和女主颠覆男主观念后,较完美地结束了此段讨论。但紧接着下一段又突兀地以“欧茨设计的小说结尾耐人寻味”开始讨论小说结尾,让读者有生硬过渡之感。

【my comments】这篇涉及到主体(性)的相关讨论,看与被看事关主体权力问题。根据嘟嘟的描述,这篇文章似乎应该直奔女性主体意识的分析而去。但是文章作者好像不想谈这件事情,于是迂回着说。其实,不知道这样来梳理人物关系对不对(没读过那篇小说):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猫,女人通过看猫看男人,从而实现反抗。在这其中,猫成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实施场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逻辑性似乎更强一些。关于“生成动物”和“生成女人”中的“生成”,理解上颇为费劲,不知道英文会是怎样的单词。最一点确实很重要: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节外生枝。另外,猫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文章回答了吗?

Give Me Your Heart

Give Me Your Heart应该是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最新短篇小说集了吧。这位超级多产的当代作家所涉猎的题材也是非常广泛。这个集子里所收录的是作者创作的神秘和悬疑小说。颇能代表南方哥特小说的风格特色。以下是《纽约时报》上的一篇书评介绍。感兴趣者不妨一读:

Reckless Abandon

By ANDREA THOMPSON

In this story collection, Joyce Carol Oates, master of the American gothic, revisits territory she has long claimed as her own, a fictional realm where mild-mannered men turn into monsters and the maternal embrace is more often crushing than comforting. Her effusive, exclamatory prose can be — and has been — mocked, but there’s little doubt that Oates is a well-practiced storyteller. Too well practiced, perhaps: the impact of these precisely turned tales of violation and violence tends to be more mechanical than visceral.

Part of the problem is thematic. In story after story, a woman is childless (read frigid and controlling) or has given birth to a nasty piece of work. Girls are vulnerable, hurt by their fathers, looking for acceptance; and, in turn, they are murdered, transformed into objects of obsession or driven crazy. A woman’s bodily integrity is breached by rape or by pregnancy, by relinquishing her virginity or by nursing an infant.

“You entered my virginal body, you took from me my innocence, my youth, my very soul,” writes the woman at the center of the title story, which takes the form of a letter to the man who deflowered her 23 years earlier. Her rage remains fresh, yet there’s little sense of emerging danger or keen insight in her insistent narration. Instead, the story’s menace depends on typography, as if italics might turn overboiled sentences into something creepy rather than clichéd: “I have forgotten nothing . . . . While you, to your fatal disadvantage, have forgotten almost everything.”

Negligent, absent fathers disorient their daughters. In “Strip Poker” and “Nowhere,” fathers have been imprisoned for assault; in “Smother,” an emotionally distant father and an anxious mother cause a woman named Alva to recollect, or imagine, that they murdered her sister. Men and women engage in ceaseless warfare. “You did not love a man who didn’t inspire fear, though you might fear a man — many men — whom you did not love,” thinks a character in “The Spill.” In “Nowhere,” a teenage girl feels “weak with desire for the man, unless it was fear.”

Oates does deploy some original twists and suggestions of ambiguity, assets that emerge most forcefully in “Smother,” which is split between the fractured memories of Alva and the more collected viewpoint of her mother, Lydia, as she meets a pair of detectives in order to rebut Alva’s allegations. Initially, this device leads the reader to sympathize with Lydia: she’s a well-respected professor, Alva an itinerant artist’s model with a history of drug problems. Here and there, though, a destabilizing note emerges: the collection of pills in Lydia’s medicine cabinet, her deeply ambivalent feelings about motherhood. The story is wonderfully executed, and left tantalizingly unresolved.

Unfortunately, these moments are fleeting. Instead, one is struck by Oates’s infelicitous images and repetitions. Some are clearly meant to be resonant: the quarry at Sparta, the blue-collar town in upstate New York that makes regular appearances in her fiction, pops up several times, easy shorthand for downtrodden lives. But is there some deeper meaning to the fact that in three stories men are pointedly noted to have bands of fat settling around otherwise slender waists?

It’s disheartening, then, that the story that fits this collection’s pattern least, “Vena Cava,” also feels the most cynical. Here a grievously injured veteran returns from his third tour of combat duty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 feeling less than human. His body is filled with life-sustaining machinery and his hometown seems like a movie set — soon enough, a horror film. But as this sadly predictable story grinds to its conclusion, the response it engenders isn’t suspense or even a queasy disquiet; it’s a desire to get a desperate man’s cold march to a gory end over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rea Thompson is a freelance editor and writer.

激情与暴力

有着“美国文坛黑夫人”称号的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是一位有颇多争议的作家。人们对她的高产及风格多变自然褒扬有加;与此同时,对她略带色情意味的暴力描写也颇有微词。在欧茨的作品中,暴力之下总是隐藏着激情,而激情又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暴力的发生。这一不断重复的主题和无法摆脱的陷阱再一次出现在她的《天堂的小鸟》(Little Bird of Heaven)中。这是欧茨自1964年以来的第57部长篇小说了。

斯巴达是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的一个虚构出来的小镇。《天堂的小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小说围绕佐伊·克鲁勒(Zoe Kruller)的被杀这一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展开。佐伊·克鲁勒是一位蓝草音乐歌手,有一个性生活放荡糜烂的坏名声。自从发现她被勒死在床上之后,警察就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拘禁、审问和她已经分居的丈夫德尔雷·克鲁勒,以及她的已婚情人埃迪·迪艾尔。这两名男子都被当作“主要嫌疑人”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但是他们都没有被审判。人们对到底谁是凶犯也是各执一词。那位戴了绿帽子的丈夫有显而易见的犯罪动机。但是他们的儿子却坚持作证说,案发当时他和他的父亲在一起。她的情人埃迪那天夜里没在家。这是埃迪的那位满腹怨气的妻子在警方搜查了他们家之后向警察透露的一个事实。她也对他提出了一项限制命令,不允许他接触他们的孩子。故事中,围绕这次谋杀案,埃迪的女儿克里斯塔和德尔雷的儿子爱伦也分裂成为两条线,都试图证明他们各自的父亲的清白。

《天堂的小鸟》以克里斯塔的视角开始叙述,并逐步深入到其他方面,出现时间上的跳跃。但是叙事并没有采用因果关系的顺序,而是与这场噩梦相关的逻辑进程。在第二部分中,艾伦·克鲁勒的故事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展开。自从他的母亲离开他的父亲,他也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心灵破碎的孩子。他和克里斯塔一样孤独,对爱与温情充满渴望。他身材高大健壮,皮肤黝黑。和他父亲一样,他也被当作是嫌疑人之一。不过人们对他充满同情。他万分不幸地看到了他母亲的尸体——头部遭到过严重的击打。他不顾一切地掩盖这暴力的现场——为了让她看上去更干净一些,气味更好一些,他在他母亲的尸体上撒上了滑石粉,隐瞒的犯罪现场的真相。

《天堂的小鸟》一开始给人以惊悚悬疑小说紧张感,然后慢慢地演变成一种“事实就是如此”式的展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案子的侦破仍然是毫无进展。欧茨女士显然对希腊文化颇为偏爱:她把故事发生的地点命名为斯巴达,被害人的名字叫“佐伊”(希腊语中,“佐伊”的意思指“生命”)。和最初的斯巴达人一样,这里的人们也信奉强者为王,崇尚暴力。在这个悲剧中,子女也注定将重蹈其父母的覆辙。所以当我们看到青少年时期的克里斯塔和艾伦就开始一种危险的游戏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小说中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场景是,就在将嗑药后的克里斯塔从一个想要强暴他的男孩手中救下来之后,爱伦就强奸了她。爱伦在过程中粗暴地发泄着他的仇恨,而克里斯塔却将这样的强暴当作激情的最高体现。在斯巴达,激情和暴力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欧茨并没有美化这一点,相反,她对这一病理现象寻根求源,从而揭示出欲望所能够产生的蜕变。

当杀害佐伊的凶手最终被揭示出来之后,真相并没有戏剧高潮般的效应,故事反而在平淡中收场。但是对于经过了漫长等待的爱伦和克里斯塔来说,影响是深远的。小说的最后章节中,当我们再见到克里斯塔的时候,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她。作为律师助理,克里斯塔为那些处于监禁中的男人奔波,努力去证明他们的清白。和他的父亲一样,她的当事人也是由于名声不好而沦为嫌疑对象;他们身体健硕、贫穷无知。某种程度上来看,在她父亲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她的影响非常深刻。不过她也离开了那座城镇,离开了那块伤心之地。她的声音也已经变得成熟了。人也变得更加成熟,不再是那个无邪天真的小姑娘了。当她和爱伦再次相遇,当肉体的吸引仍然像过去一样强烈的时候,她意识到当他触碰她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淡和凶残。她知道她得离开,趁着她还能够离开的时候离开。

有人指责欧茨的作品有流于故作耸人听闻的趋势。《天堂的小鸟》所展示出来的情感无疑是紧张而又强烈的。克里斯塔的语言也显得有点过于戏剧化了。但是无论如何,欧茨的作品肯定不能归属于情节剧一类。欧茨曾经在她创作的女权主义作品中对男性表示同情,尤其是那些除了使用暴力就毫无权力和其他任何话语权的男性。小说的最后,佐伊的儿子爱伦仍然留在斯巴达,仍然摆不脱他这一类人的悲剧性命运。他不幸成为之类人的活生生的例证。人们仍然可以将相同的标签贴在他们的身上。甚至他们本人也开始忘记了他们是谁,他们可以变成怎样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本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乔伊斯·卡萝尔·欧茨在IU

当地时间2月16日晚,美国当代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并且是最为高产的女作家,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使得印第安纳大学IMU内的Solarium演讲厅第一次出现了爆满的状况。欧茨的演讲令前来的师生和当地的热情读者大饱耳福。欧茨首先回答了组织者,艺术和人文研究学院的院长安德烈·奇卡莱利(Andrea Ciccarelli)提出的一些经过准备的问题。然后,欧茨女士朗读了她的一些新作品中的片段,并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在回答奇卡莱利有关主题及其作品涉及种族、性别、阶级和历史题材的问题时,欧茨女士回答说:

“当你致力于讲故事和塑造人物时,你是没有必要去考虑有关主题的”。她还解释说,大概莎士比亚现在也无法回答有关他的戏剧的主题问题吧。

欧茨女士说她在作品中比较注重暴力事件的后果,尤其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她说开玩笑地说,“男人引发暴力事件,而没有暴力事件就没有小说可写”。当然,她强调说,这只是一个玩笑。

欧茨女士谈到她写“关于拳击”(On Boxing)背后的故事。她说她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去写这样题材是否会显得无知和可笑。但是,接受了这个挑战之后,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有了更多的认识。

她说:“如果你接受了一个你不能承担的挑战,或者进入了一个你不能从事领域,并且迫使你自己去做……结果有时候会是非常精彩和令人惊讶的”。

谈到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信仰时,欧茨强调说:“通过我们个体的声音,通过我们独特声音,我们对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说话”。

欧茨女士还回答了有关全球变暖、经济萧条和日渐衰颓的书本文化方面的问题,发表她自己的看法。

欧茨女士表示,她本人向网络文学世界的转移并不感到非常麻烦。她说网络文学迫使书本文化变得更加精确。

【英文的报道文字,点击这里

欧茨入围书评家奖的最后角逐名单

美国当今最负盛名的多产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入围了美国年度国家图书奖•书评家奖的最后角逐名单。她获得了虚构类作品和非虚构作品的两项提名。她的虚构类作品是”掘墓人的女儿”(”The Gravedigger’s Daughter”),非虚构类作品是一部相对较新的自传类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志”(”The Journal of Joyce Carol Oates”)。其他获得虚构类作品提名的还有朱诺特•迪亚兹(Junot Díaz)的《奥斯卡•瓦噢短暂而神奇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玛丽安•威金斯(Marianne Wiggins)的《影子捕手》(”The Shadow Catcher”);希山姆•玛塔(Hisham Matar)的《男人国》(”In the Country of Men”);以及维克拉姆•钱德拉(Vikram Chandra)的《神圣的游戏》(”Sacred Games”)。在传记方面,欧茨女士的对手有乔舒雅•克拉克(Joshua Clark)的《水一样的心灵》(”Heart Like Water: Surviving Katrina and Life in Its Disaster Zone”);埃德维奇•丹提卡特(Edwidge Danticat)的《兄弟,我要死了》(”Brother, I’m Dying”);萨拉•佩内特斯基(Sara Paretsky)的《沉默年代的写作》(”Writing in an Age of Silence”);以及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的《俄罗斯日记》(”A Russian Diary: A Journalist’s Final Account of Life, Corruption and Death in Putin’s Russia”)。

今年3月6日,该奖的各个奖项将在纽约市揭晓。值得关注。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