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篇“文学研究怎么了？”转自《学术中华》之“学术周刊”专栏。作者布鲁斯·弗莱明（Bruce Fleming），美国海军学院英语教授。新著《文学研究应该是什么，现在是什么？》（美利坚大学出版社2008年）。
文学研究怎么了？布鲁斯·弗莱明 著
过去半个世纪文学教授的一大贡献是创建了文学研究学科，经过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福柯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大跨步将其专业化和规范化。我们已经让自己进入了修道院：我们告诉学生，要理解文学就得到我们这里来。但专业化是个得不偿失的胜利：我们赢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却输掉了整个战争。我们把启示变成了劳作，把自己关在不通风的房间里，还把窗子盖得严严实实。
好消息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学科—文学研究；坏消息是我们成为几乎完全脱离世界其他地方的王国的统治者。在此过程中，我们失去了许多学生，其中很多是男生，甚至包括一些教授。但我们仍然在讲授文学，就好像给我们未来的自己讲授，根本不管他们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学生中的大部分甚至不想当教授。他们喜欢从书中得到一些什么以便用在课堂外的生活中。我们有什么权利忘掉这些要求呢？
学生通过阅读从书中得到一些东西。毕竟，喜欢读书是最开始让我们进入这个行当的原因。我们现在用文学研究学科扼杀了这个经验，在这种关系网络中，个别文学著作几乎成为偶然性的东西，但真正改变人生的是具体的著作啊。
比如，我工作的美国海军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男生，思想很传统。作为基础课的一部分，有时候我让他们阅读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他们情绪激动地像杀猪般嚎叫。（那里的终身教授在海军学院给新生讲授)他们上课的第一天，在阅读完爱玛对她丈夫查尔斯的幻灭后，大为光火。
学生们直言不讳地说“老师，她是个婊子。”（女生对爱玛比男生更苛刻）后来的课更糟糕了。许多学生承认他们害怕结婚，害怕留在家里的妻子背叛他们。为此，他们说“在你被派驻他处前，得先让她怀孕。”爱玛是他们最大的梦魇。爱玛应该忠实于查尔斯，他爱她。他是顾家的好男人，她还要怎么样？
最初，学生们很难看到他们和爱玛之间的任何相似之处。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个体，是主动挑选来到这里上大学的。他们成长时期接受的观念基本上是如果你有足够的动机，就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所以无法想象陷入爱玛那样的处境。
我说，你的理解太关注字面含义了。你们中大部分不是女性，无论如何，你们没有受到缺乏教育、社会阶级等级压迫、脱离乡村世界的渴望等限制。然后我提醒他们受到的限制，在军队严格等级体系的最低阶梯的占据者，那些长官或高年级学生的随意性决定就能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果有谁能理解可怜的、受限制的爱玛，那就应该是他们啊。他们说是啊。
我开始向他们逼近，我问爱玛有梦想，难道你们忘记了把你们送到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来的梦想吗？
现在他们沉默了。他们确实记起那些梦想：充满激情的、受好莱坞刺激的战场上英雄主义梦想、战胜美国邪恶的敌人、利剑刺进他们强壮的右臂、义务、荣誉、国家等。我问，现在那些梦想呢？毕竟，爱玛对完美、充实的婚姻的梦想不是和军中男儿的梦想类似吗？或许它们从来不会实现，但如爱玛那样，让这些梦想彻底死去比让它们活着更好吗？
他们告诉我安纳波利斯是他们的梦想死亡的地方，死在每天把皮鞋擦得明晃晃，正步走让长官们检阅的无聊中。社会的评价性意见在这里像在可怜的爱玛身上一样强烈：在安纳波利斯只有一种方式：那些有不同思想的人必须屈服。
我认为保持清醒不发疯的方法是拥有可以实现的梦想，而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到了我们转向阅读到其他作品时，他们仍然认为爱玛是婊子，（虽然可能有人反对，她确实是），但至少他们勉强承认对爱玛的了解更多了。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避免了降临在几乎所有学生身上的玩世不恭，他们认识到不管是安纳波利斯还是军队都和好莱坞刻画的东西不一样。他们或许不再刚从海军学院毕业就和认识没几天的女孩儿结婚，而这在从前是非常普遍的。通过阅读爱玛遭受的折磨，他们或许避免过这样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文学，在大学里讲授的文学的合理使用。
文学研究和阅读的分裂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到中期，这是因为文学教授羡慕科学的结果。谈论读书似乎不够了，现在我们不再阅读文学而是在研究文本。我们在创建一门有自己的术语和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圈子和知识体系的学科。我们现在分析的东西既不是对自然的反映，也不是作者灵感的闪烁。不过是在封闭的房间里通过电脑键盘的排列组合炮制出来的机械操作而已。
科学有自己的客观世界，这就是它的一切。文本世界是文学研究的客观性所在。因此，正如顽皮的德里达宣称的，我们能坚持说在文本之外没有客观世界。(但是这么几十年来他在美国文学殿堂里引起多么严肃地回响啊)我们也能通过把从图书馆书架上挑选出来给学生讲的著作列为经典而得到一些好处。经典不过是我们“ 建构”起来的玩意儿。当然，任何阅读书目都是有限的。但是当经典形成了以后，我们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忘掉了。门被关闭得太快了。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在门内而不是门外，“建构”的事实就是琐碎的。我们高呼要讲授我喜欢的作家，不是这个作家。讲哪个作家不讲哪个作家对于没有专业素养的学生没有多大关系，但对于我们教授来说是重要的，我们是负责人。
我们不是在讲文学，而是在讲文学的专业研究。我们在做自己的专门研究。当今学术界的文学研究与外部活生生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你在学位阶梯上爬得越高，上的大学越好，文学研究与读者世界的关系就越少。现在学术界对于文学的研究基本上与文学如何帮助学生认识爱情、生活、死亡、失误、胜利、琐碎、精神的崇高等内容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是让我们成为人，让我们生活充实的东西。它是学术性的、关于课程设置的、招聘教授决策的、著作之间相互关系的、作者是如何通过著作压迫什么人的等。文学批评家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告诉我们的名言是“讲解冲突”，我们和我们的争吵就是一切。毕竟，这就是我们创建学科的方式嘛。
你认为我们不会像美国忙于用士兵和枪炮更迭他国政府那样专注在书面作品的力量上，有些士兵是我们的学生。那看起来是真正的权力。当然，这是文学教授在讲故事，至少对于我们的文学教授来说，这种歪曲现实的做法是非常有到道理的。
现在，我们讲文学就好像是在向刚刚上岸的水兵介绍杂货店里的商品。我们是专业店主，在介绍蔬菜区、牛奶区、鲜肉区的商品，说明它们异同、基质和颜色的变化、苹果泥里没有牛奶、或者没有番木瓜很遗憾等。我们是在讲解这个商店的情况，而不是告诉人家里面有什么。我们假设这些顾客对摆出来的商品一窍不通，如果他们知道点什么，也是我们告诉他们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本来在谈论世界，如今沦落在杂货店。但我们是决策者，要决定是否把世界包括进来，或者如果要包括进来的话，包括多少。我们只想积累销售额。我们这些店员对商店的关注都错过了最重要的内容：人们种植粮食是要吃的。类似地，书是用来读的，读才是书的目的，而不是把它变成一门学问。
在研究生院，教授们的研究更加专门化，因为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为文学的知识王国贡献了自己绵薄之力。但我们注意到学生很少分享我们对开辟的研究领域的热情。这造成了广泛讨论的本科生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的鸿沟。大学通过把本科生的课程留给年轻的、不怎么专业化的教授来上，以填补这个鸿沟。但是那些给年轻人上课的年轻老师常常不明白更大的议题，也就是对本科生有点用途的东西。（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在像修道院一样的课堂上学了些充满花哨术语的课程，倾向于把学来的东西再贩卖给学生。）
这些都对学生造成伤害。阅读文学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问题是，我们不怎么明白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也不愿意去弄明白。当然我们不能预测它已经超过某个点。这就是为什么文学阅读不能成为一门学问的原因。我作为纯种美国白人男性，能够在黑人角色或者女性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能够理解死去的俄国人或者活着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观点，理解一个不知名的作家的一个抽象概念。但那等于是说X读者（黑人、同性恋者、阿尔巴尼亚人）不需要阅读 X作者（人物？)以便从作品中得到一些东西。不需要我们检查身份认同形容词清单才能觉定我们是否能理解文学。事实上，我们需要跳进书本里去。或许我们会沉下去，或许我们能浮上来，谁也无法提前告诉结果。这就是书的魅力。
与文学的互动从来不是理论体系的基础，它太满无目标了。我们所能做的是描述从写满了白纸黑字的书上抬头反思阅读的感受，突然明白自己的生活，认识自己没有见识过的东西，以及把分散在各处的铁屑变成了清晰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发生了变化。这或许能让我们的行为发生改变，或许不会。
现在课堂上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关于文学作品的视角，而不是日本画家葛饰北斋（Hokusai）著名的春天系列“富士山百景”的景色。在每个视角里，如果山存在的时候，往往很小，而且在角落里。是从（最著名的印刷厂）超越波峰的角度看到的，波浪泡沫似乎让手指在边缘，或通过木桶制造者形成的铁环看到的。
明信片上没有山在正前面和正中心的照片。它们突出山的角度，这种方式非常相似文学教授以不安的目光看着教授岗位。当然，明信片照片有自己的意义，但是在真正的意义上，它是更加中立的而不是扭曲的对待。它没有逼迫我们接受这个途径：它服从于描述的物体。我们更多认识到画家北斋描述的富士山的艺术而不是我们在明信片照片中的样子。这意味着，我们都被迫看到被呈现出来的山的样子，而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就是为什么说文学研究在本质上是破坏性的。
在前现代的课堂里，在现代主义被文学批评使用的新批评出现前，没有人否认个人能够对教授提供的明信片照片提出他个人的“富士山视角”。那些视角是个人的，不管提出的观点能否被人接受。在专业化课堂中的教授的权威以及让学生服从的压力因此比从前强烈多了，人们开始思考重要的是“富士山景色”而不是“被看到的富士山”。如果你想要得到好成绩，就得采取老师的观点，仅此而已。几代学生已经学会屈服于文学研究教授的威力，他们讨厌上课的每一分钟。
大学的文学讲解确实是有意义的。许多人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根本看不懂严肃的文学作品。在有人讲解某些东西后，或者在读更多东西后，确实能了解更复杂的内容。许多人不明白首先要阅读什么，讲授文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这些教授要记住：重要的是书，不是我们。简单地说，我们需要超越文学研究。我们不是科学家，而是教练。我们不是在传授知识，至少不是在讲授学问的意义上。但我们确实需要看到学生的反应、提问、发展和成长。如果你热爱生活，那就足以让人满意了。
【吴万伟译自：“What Ails Literary Studies” by Bruce Fleming
<http://chronicle.com/free/v55/i17/17b01401.htm>】
当地时间2月16日晚，美国当代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并且是最为高产的女作家，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使得印第安纳大学IMU内的Solarium演讲厅第一次出现了爆满的状况。欧茨的演讲令前来的师生和当地的热情读者大饱耳福。欧茨首先回答了组织者，艺术和人文研究学院的院长安德烈·奇卡莱利（Andrea Ciccarelli）提出的一些经过准备的问题。然后，欧茨女士朗读了她的一些新作品中的片段，并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在回答奇卡莱利有关主题及其作品涉及种族、性别、阶级和历史题材的问题时，欧茨女士回答说：
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提起小说《白牙》（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生于肯塔基腹地，大学毕业后到纽约寻梦，写小说，1949年嫁给了大诗人罗伯特·洛厄尔，后者才华盖世，也是个神经病，一阵子躁狂，接着一阵子郁闷，轮回不息。直到1970年，洛厄尔丢下她，到伦敦与英国女作家卡洛琳·布莱克伍德双宿双栖。前夫日后在诗中的悔罪，难以消减哈德威克受到的公开羞辱，痛苦之余，她宁愿选择与同性恋男伴出双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