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

按时间顺序: 

一、
两天了,这座城市大部分时间都被浓雾包裹着。这样的浓雾让人不敢呼吸,让人感到恶心……

二、
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一本是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挺兴奋的——才知道这位赵先生原来是我的老乡;也有点惭愧,看人家多大名鼎鼎啊,我涅,差太远了;努力吧,哥们!
兴奋的原因还由于一句话,尼采说的,大概意思是:俄狄浦斯的回归会给人带来救赎,但是他的回归了无定期。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我现在还在念叨这句话……

三、
学校组织了大合唱比赛,我们学院也参加了。自认为还算一个骨干力量。自己过瘾自己知道,呵呵。
结果还不错,还得了个二等奖。集体荣誉感的分值顿时升高到满格。事实再次证明只有在集体中,我才能发挥价值——太了不起了,我为我的境界激动不已。

朗读与翻译(转载)

 

朗读与翻译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7年12月12日  原作者:金星】

据悉,中国青基会自1998年6月向全国推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后,读千古美文,做中华赤子,在全国的中小学生中已蔚然成风。确实,通过组织少年儿童以诵读、熟背中国古诗文经典的方式,让他们在记忆的黄金时代,以最便捷的方式,获得古诗文经典的基本修养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让青少年从”有书读”到”读好书”,诚可谓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

  在我国的传统教学中,对诵读的要求与妙处已早有定论,所谓”诗读百遍,其义自见”。虽然在”自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如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言”,但优秀诗词所独具的深长而历久弥新的韵味正是在这样不断反复的过程中被朗读者一再地渐入佳境地领悟着,而文化熏陶、道德修养诸方面也会同时自然地渗透在这吟诵和体会之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曾说:”少年时代,我曾读过《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信手抓来,碰到什么读什么,毋庸赘述,文章的意思是读不懂的。仅仅是念念词句的声调,读读文章的韵律而已。就是这样的朗读使少年的我沉浸于淡淡的多愁善感之中,即当时我是在唱不懂得意思的歌。不过,现在看来,它对我的文章产生的影响却最大。少年时代唱的歌的旋律,直到今天,每当我提笔写作时,便在心中回荡。我不能辜负那些歌声。”之所以引用这位日本的作家,只不过是想说明经常性地对原著朗读所起的良好效应,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彰明显著。

  可近来得知,有位诗人兼诗评家正准备把《诗经》翻译成现代诗。《诗经》的时代与我们相距久远,且多有古奥艰深之处,对此作一些注释是完全应该的,但要逐章逐句地翻译成一本现代《诗经》,依笔者的愚见,似是大可不必。或许是杞人忧天,单是作为《诗经》开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四句就不知他如何翻译。因为这四句已是那样的令人耳熟能详、心领神会而又欲说还休。记得自初中到大学,有不少的老师、教授对之注解翻译,但到头来还是自己的一种几近无言的理解来得深切清晰并常读常新。所以有人曾坚持好诗不可译的主张,这虽不无偏执,却也是道出了诗歌的一些特性。真正好的诗歌,其语言总是浑然天成而又妙处难与君说,几至”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因此在好诗面前辞不达意是常有的事,弄巧反拙、画蛇添足也并不少见,使名著不仅不能锦上添花,反而明珠投暗也就在所难免。我国的”天河”,一到外国就成了”牛奶路”,即为很可笑的一例。更何况对翻译的不甚信任也已是由来已久,川端康成在成为大作家之后就曾极为惋惜地说:”时常见到我国的文学工作者把古文译成现代文,然而从他们的译文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对日本古老语言以及对新的语言的钟爱之情。”这在我们中国也大抵如此。表情达意上的”信、达、雅”,非得有傅雷这样的翻译家不可。所以现在有些作家深明磨刀不误砍柴功,暂停创作,转而苦读古文和外文,就是出于自读原著自入堂奥的一种深刻需要。

  基于此,作为学生自当明白读的重要和反复阅读的必要,作教师的,显然就更应在读的强调和指导上下功夫,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这正是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期望所在,也是阅读者内在素质和教学效果最为能动的一种真切显现。

一句话引发的感慨

野马导言这两天,重读了一遍小库特·冯尼格特的《第5号屠场》。和十多年前初次读这部作品相比,这一次在理解上感觉又深入了许多,透彻了许多。围绕这部作品,可以展开的话题很多。今天只谈其中的一句话所引发的感慨。


我读的是中间的这个版本

God grant m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always to tell the difference.

(上帝让我平静地接受一切我无法改变的,让我勇敢地改变一切我能够改变的,并且总是让我机智地去辨别两者之间的差异。)

这是冯尼格特的《第5号屠场》里的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挂在墙上的座右铭。皮尔格林说这句话让他能够坚持着活了下来,尽管他对生命已经非常漠然了。皮尔格林的好多病人看到了这句话以后也学会了如何继续很好地活下去了。

对于我,这句话其实并不陌生。可是重读这部作品时,我还是在这里停下来,凝神静思了那么一会。会说这句话的很多,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其中的真谛呢?皮尔格林说,他明白了他不能够改变地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他对生活坦然到了甚至有点漠然的程度。当然,皮尔格林的无条件地接受一切似乎显得有点消极。不过联系到他在战争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他的态度倒也不难理解。

何东老师看了《士兵突击》以后,发表好多感慨。其中他也说到了从许三多身上领悟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接受一切无法改变的,改变一切能够改变的”的要旨。

应该说,这句话还有变体的版本:”面对无法改变的一切,至少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大意差不多。但是侧重点被强化了。更加顺应了”适者生存”的理论。然而,这里似乎也多了些消极的成分。很容易让人无条件地接受一切。

其实,在上面的那句话中,我认为最后的那个部分才全句的核心–就是要非常智慧地去辨别”接受”和”改变”之间的不同。《第5号屠场》里的皮尔格林其实并没有去作区分。今天我们好多人也都没有去努力加以区分。往往都是主观地、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个。结果不是走向盲目,就是走向消极悲观。只有真正地理解了什么是必须要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加以改变的,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生活。而要真正做到这些谈何容易啊!……

漫谈翻译之不可译

野马导言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舞蹈;严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野马以为,三者之中要做到”达”则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达”之难者在意境,在受众的评判!
,
译事三难”达”最难
文学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这已经是一个略显陈腐的比喻了,而从事翻译者却总也摆脱不掉这样的尴尬。另一说翻译,人们自然想到严复先生的经典概括,译事三难”信、达、雅”。
说是戴着镣铐,盖因受制于源语言的制约,译者不可能天马行空,而必须求”信”–即要忠实于原文文字层面上的要旨,否则则不能称其为翻译而成为一种全新的创作了。其实在今天看来,外语学习者的学习条件和语言间相互交流沟通的环境较之严复当年已是天壤之别。只要从事翻译者具有相当功底的语言能力(包括源语言及目标语言两个方面),再加上一力求信的严谨治学的作风,则”信”的实现并非难以企及–起码让目标受众明白是个什么意思,这一点还是能够做到的。
译事之”雅”,我以为完全体现在译者对目标语言的驾驭和掌控。虽说其基础脱不开”信”的规范,但”雅”之实现有时确可以超越源语言的范蠡,而尽显目标语言的优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一些语言大师的译文(如钱钟书、杨绛、傅雷等等),却常常可以忘记镣铐的羁绊,完全沉浸于大师译笔所绘之优美舞蹈。但是满足了阅读的欣悦、尽赏了译者所展示的”雅”之后,冷静下来,你也许会发现,雅之雅者,只止于目标语言,而不能完全及于源语言原本所表达之意境。诚然,目标语言之雅,自有一番情趣意境;然而较之原文所述,总不免会有些许缺憾,这便是本人所谓”达而不能”之憾!
“达”之于我,就是要尽数表达出源语言中所蕴含的情趣意境。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那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如舞台上舞蹈虽堪称美轮美奂,但细看之下,却总摆不脱一根甚至多根锁链的牵引,那种感受,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畅然。再加上对于这个”达”判断绝非由译者说了算,而更多的是由读者来定夺的,而每一个读者的感受又多是不一样的。
口说无凭!现举几个与本人相关的例子以说明一二:早先读庞德的巴黎地铁站这首经典的意象派代表作时(The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bough),总喜欢闭上眼睛用所谓的mindseye去看那奇妙的一瞬。每每看到的景象总会有所不同。细究起来,全因为apparition这个词在作怪–它强调的是飘忽不定、忽隐忽现;似鬼魂、似精灵;光影移动,俯仰返复,都有不同。也读过一些名家的译文。总觉得译得固然是好,但却将那飘忽莫测的画面凝固了,钉死了。看着已是”信、雅”兼顾的译作,任凭再怎么闭目想象,所见也只是一幅静景。不免悻悻然,若有所失。
诗歌如此,小说亦然。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Gatsby)原作已经读过好几遍了。可是每次读到尼克第一次在布堪南家见到戴茜和乔丹两位女子的场景时,还是不免会怦然心动。而这心动却全是因为作者把一个简单无比的词balloon运用到了精妙无比的地步:作者先是说由于屋内有风,两位女子似乎漂浮着,”asthough upon an anchored balloon”,待到布堪南将窗户关闭,那两位年轻的女子又”balloonedslowly to the floor”。且不说将被风鼓胀起来的长裙比作气球是多么的形象,风止而裙落的形象也用一个balloon来描述:那种无声的动感,那种似有若无的轻柔,再配合上英语单词本身可以拖拽的长音的发音特色(ballo-o-ned)–这种综合起来的效果及其给读者带来的感受几乎是任何精妙的汉语翻译都难以企及的。

《洛丽塔》(英文原版)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其中的许多细节总能给我无穷回味。尤其是开篇的两个小节:Lolita, light of my life, fire of my loins. My sin, my soul. Lo-lee-ta: the tip of the tongue taking a trip of three steps down the palate to tap, at three, on the teeth. Lo. Lee. Ta. She was Lo, plain Lo, in the morning, standing four feet ten in one sock. She was Lola in slacks. She was Dolly at School. She was Dolores on the dotted line. But in my arms she was always Lolita.应该说,这两段文字没有什么不可译之处。我也曾读过几个不同版本的译文。似乎原文的意思都有了,又似乎根本没有。那种压抑不住的偏执的热情,那种反复回味又无以满足的喃喃低语,那种人去物非只有玩弄词藻、卖弄才情的无奈,这些在译文之中都已难以找寻。而每次当我用低低声音读出这两段英文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都非常真切地被体会到,甚至更多。这样看来它们又是不可译的。其不可译之处就在于译文无法臻至”达”的意境情怀。 所以,译事三难,唯”达”最难!

重要的是观察的视角,而不是被观察的对象本身

先用一篇老文章来报到!

野马导言:有时候,重要的是观察的视角,而不是被观察的对象本身;谁都知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可是生活中谁都免不了偏听偏信。有感而发–个人的立场而已。


先来看一看这幅图画:

你看到了什么?–没错,一只肥硕健壮的蛤蟆!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只英俊潇洒的青蛙。现在将这幅图片向左旋转90°,再来看看:

你又看到了什么呢?–对了,是个风流倜傥、俊俏漂亮的马头。(当然,这个顺序也可以颠倒过来;那么先看到的就是马头,然后就是青蛙了。)

同一幅画,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们观察对象产生了任何的变化,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所选取的视角、我们所处的立场发生了变化而已。

本来,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观察事物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接受和评价就会截然不同,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谁都知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和工作中,避免”偏信”却显得非常困难:人们往往坚守着”偏信”,且乐此不疲。当然,这种”坚守”,有的是源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例如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会氛围中,人们的认识渠道会受到种种限制,想要”兼听”,想要多方位地去了解某件事物确实很难,有时候,即使你主观上有那样的愿望,客观上也不允许,所以才有”愚民”(这里的”愚”既是动词,也是形容词)之说,所以才有凤毛麟角般的、我们对之典礼膜拜的所谓贤智之人;而有的则完全是源于个人的狭隘和偏执:以自我为中心的惯性、维护个人利益的需要、夜郎自大和固步自封的恶习、以及盲目从众的蠢行,等等,如此种种都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狭隘和偏执。人们的疯狂、人们的不理智也大多是因为这样的狭隘和偏执。

比如,我对李宇春是不喜欢的。当然,我还没有不喜欢到气极败坏的程度,还算停留于理智的基础之上吧–我主要是不喜欢她的表演。我知道这只是我的立场不同而已。但是如果仅执一端,热爱或者痛恨到不允许(或者容不得)任何其他的人发出任何不同的声音,那就过了。我能够理解别人对于李宇春的偏爱抑或痛恨,但是我却无法理解爱恨对立双方在言语上的侮辱谩骂,甚至不择手段地恶毒攻击。就像上面的那两幅画–不同的角度,不是都有长处吗?你不必要因为它是马而把它奉若珍宝、因为它是蛤蟆而把撕掉吧?它只是一幅画而已啊!如果这幅画你能够理解,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来理解人呢?

对于于丹,也反映出了同样的问题。我发现大多数对于于丹的言辞激烈的诟病多来自于素称严谨的学术届。我个人以为,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也使得一些态度严谨的学人在于丹身上找到了批评的突破口。可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把于丹在电视上的侃侃而谈看成是一种学术研究?那不就是一个所谓”肩负着普及大众文化任务”的电视栏目吗?我们就不能把它看着是诸多娱乐形式中的一种吗?你真的认为人们都是在通过电视来学文化、搞研究的吗?如果说一个于丹就可以扰乱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大业,那也未免太低估了广大人民的认识能力了吧?要知道,”怀疑”可也是扎根于人的天性之中的一种品质啊!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是否也太缺乏自信了呢?就我本人而言,一方面我决不认为于丹的所谓”心得”对我有什么裨益,另一方面我透过谩骂于丹的声浪看到的是无数双通红的眼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立场。

再比如陈晓旭(愿她的灵魂在天堂里安息!),在她剃度出家之初,各种质疑、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在她不幸去世之后,又是漫天的颂扬之声(应该说,这里面反映出人们还都是有一颗善良之心的)。再加上有个所谓的”红楼选秀”作为背景,于是甚至有人把陈晓旭女士推上了艺术的巅峰,同时也捎带着把那几个参加选秀而”胜出”的倒霉蛋践踏得体无完肤。我个人以为,陈晓旭的早逝是一个不幸,但她是幸福的–她赶上了这个”爆炒”的年代,有”红楼梦中人”们无私地为她做烘托渲染。我愚笨,所以在想:”如果今年在陈晓旭身上发生的一切早发生10年(阿弥陀佛,恕我不恭)的话,会有今年这样的动静吗?难道陈晓旭在林妹妹之后所做的一切都不及她扮演林黛玉这一件事?就说扮演林黛玉这一件事,现在我们真的就可以说‘后无来者’了吗?”

再说那几个倒霉蛋。怀揣明星梦想有什么不对吗?除了像我这样自知与成为明星的标准差距十万八千里便因而断了出名的念想的人以外,有谁没有这样的梦想?至于他们如何被推向前台,他们是否真的适合,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我们把应该针对选秀运作以及围绕选秀运作的台前幕后的种种批判一股脑地抛向那几个倒霉蛋,是不是目标性的错误呢?……

提了一堆质疑,表达的是我的狭隘的立场。基本上,我认为,人类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完全摆脱个人狭隘立场的地步。而且,我觉得生活中,尤其是娱乐场中,这样或者那样的狭隘甚或偏执的存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此,你完全可以”一笑而过”。完全没有必要过于认真。倒是在学术界,尤其在人文科学的领域内,任何的狭隘和偏执都无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如果我们还不能够把学术领域内的狭隘和偏执彻底消除的话,我们至少应该竭尽全力地去把它们降低到最低限度。

回到开头,是青蛙?还是马?也是青蛙;也是马。不是青蛙;不是马–立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