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 1620-1706)

伊夫林出生在位于英格兰东南部萨里地区沃顿小镇上一个富裕家庭里。家庭财富主要靠生产火药积累起来。苏萨克斯郡的首府刘易斯城是伊夫林成长的地方。他曾在牛津大学的别列尔学院和伦敦的中殿律师学院接受教育。他曾经参加过保皇党的军队,后因担心会危及到兄长在沃顿的地产,很快便离开保皇党军,决定在英国内战期间不参加保皇党阵营,而投身到国会党阵营中。然而,为避免更深地卷入英国内战,1643年开始,伊夫林开始出国旅游,先后去了意大利、法国等地。1644 年,他在罗马参观了“英格兰圣徒学院”(Venerable English College),这是一个专门为英格兰培养天主教牧师的地方。1646年,他参加了在意大利帕多瓦市举办的解剖学讲座。

1647年,伊夫林在法国巴黎与当时英国驻巴黎大使的女儿,玛丽·布朗,结了婚。直到1652年共和政体时期,伊夫林夫妇才返回英国,并且定居在伦敦东南部的戴普福德。伊夫林的事业随着王政复辟时期的到来而有了巨大转机。1660年,伊夫林受到查理二世的礼遇,接受了各种委任。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查理二世同荷兰人作战期间(1665~1667,1672~1674),他被委任负责管理生病和负伤的水手和俘虏。此间,他不幸身染重疾,花费颇多。所幸得到了塞缪尔·匹普斯的热情帮助。从此两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660年,伊夫林参与创建皇家协会。次年,他写作并发表《论空气的不适和笼罩伦敦的浓烟》(The Inconveniencie of the Aer and Smoak of London Dissipated,1662)。这是第一部论述伦敦不断恶化的污染问题的著作。伊夫林1706年过世,被葬在沃顿的圣约翰教堂里的伊夫林殡仪室内。

伊夫林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日记》(Diary,1818年第1版)和《戈多尔芬夫人的一生》(Life of Mrs Godolphin, 1647)中。伊夫林与同时代其他几位著名日记作家(如塞缪尔·匹普斯)一样,终身坚持日记写作。他从11岁起开始记日记。他的全套《日记》发表于1818年。他的《日记》是为自己写的,但日记内容却很少谈及他本人。《日记》中既有对事件的单纯记录,也有精心撰写的文艺小品,包括对地方、事件和当代人物的描写,此外还有关于各种布道的记录。因此,伊夫林的《日记》不愧为60余年英国生活的见证,是有关17世纪英国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生活的珍贵史料,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比如他在日记中见证了查理一世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死亡、最后一次在伦敦肆虐的大瘟疫、以及1666年的伦敦大火等。

1657年3月29日,关于克伦威尔,伊夫林写道:“摄政王奥利弗现在已经是实际上的君王了。他的追随者们正在为他请愿,要给他正式的头衔;但是出于担心,他还是不敢完全解散他的起义军”。1658年9月3日在写到克伦威尔之死时,伊夫林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被称为摄政王的大叛军头目奥利弗·克伦威尔死了”。

《戈多尔芬夫人的一生》是17世纪最令人感动的传记作品之一。戈多尔芬夫人原名叫布莱吉,是在宫廷里伺候女王的宫女。大约在1670年前后,约翰·伊夫林对这位宫女产生了慈父般的感情。后来宫女布莱吉秘密嫁给了后来成为财政大臣的戈多尔芬先生。1678年,这位戈多尔芬夫人生了一个小孩后去世。于是伊夫林就专门为她撰写了这篇感人肺腑的传记。

伊夫林是一个多产作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神学、钱币学、政治、园艺、建筑以及烹调,他都有所涉猎。他对斯图亚特时期政治面貌和文化生活的描述是今天人们了解那一特定时期的重要依据。伊夫林在园艺和林木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1664年出版的《森林志,又名林木论》(Sylva, or A Discourse of Forest Trees, 1664)详细叙述各种树木的种类、培育方法及用途。这套林木专论在1670年和1679年还分别出版过经过修补和增订的新的版本。最后一个修订版发表于1706年作者去世之后不久。

伊夫林和匹普斯一样,也是一位图书收藏家:他一生收藏各类图书和各种小册子,总数达4,680多册。许多图书上都有他亲笔书写的座右铭。伊夫林和匹普斯之间,除拥有共同的记日记的爱好以外,还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很多书信一直保存至今。

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612-1680)

萨缪尔·巴特勒1612年2月14日,出生于沃尔斯特斯郡的一个名叫斯特伦谢姆的村庄。父母都是农民。早年在伍斯特皇家学校接受教育。青年时期,巴特勒曾经担任过肯特公爵夫人的侍从,后来又改为卢克爵士效劳。这两处的工作使他受益匪浅,既能博览群书,又有机会直接研究清教徒中的怪人、狂徒和恶棍的事迹。他们的奇异、滑稽行为,成了他的著名诗篇《胡迪布拉斯》中的主要题材。巴特勒还曾尝试过绘画,不过据说他并不擅长此道。他的一位编辑曾这样描述道,“他的绘画作品用来糊窗户,倒是省下了购物税”。

王政复辟以后,他担任了威尔士君王(the Lord President of Wales)的秘书。在此期间,巴特勒与一位家道殷实的寡妇结婚。但由于各种说法不同的原因,巴特勒夫妇的家产损失殆尽。此后巴特勒的生活变得很拮据。1680年,他在穷困潦倒中去世。他被安葬在西敏寺大教堂。在他的家乡斯特伦谢姆村庄,也竖立着一块纪念他的墓碑。

巴特勒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长诗《胡迪布拉斯》(Hudibras,1663、1664、1678)。这部著作是有关清教主义的,充满诙谐和讽刺意味。《胡迪布拉斯》的第1部发表于1663年。第2部、第3部则分别发表于1664年和1678年。查尔斯二世对这部作品颇为欣赏,为此还曾拨付给巴特勒一笔经费。尽管如此,巴特勒并未真正获得宫廷的青睐。他晚年处境的凄凉,可能与他作品的尖酸刻薄的讽刺有关联。

《胡迪布拉斯》是一部模仿英雄史诗的讽刺作品。诗歌的主角是一位长老会骑士,他率领他的侍从拉尔福遍游各地、“行侠仗义”。他们经常争论宗教问题,并在一系列荒诞的历险中,表现出无知、顽固、懦弱和装腔作势。长诗的标题“胡迪布拉斯”取自斯宾塞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 11, 2, 17)。整首诗歌的轮廓设置显然模仿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Don Quixote),所不同的是,在对题材的处理态度上,《胡迪布拉斯》与《唐吉珂德》完全相反。在讽刺手法方面,塞缪尔·巴特勒显然受到同时代法国戏剧家、滑稽叙事诗和小说家保罗·斯卡龙(Paul Scarron, 1610-1660)的影响,并且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讽刺风格。巴特勒对韵律的卓越处理手法、他的机智、热情、以及他对离奇古怪癖好的浓厚兴趣,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长诗产生独具匠心的效果。诗歌中对下层生活的描写也具有开创性意义,是英国诗歌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

《塞缪尔·巴特勒诗文真迹:人物》(The Genuine Remains: Characters)也是巴特勒的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据说巴特勒的《人物》受到1592年在英国翻译出版的希腊哲学家泰奥弗雷斯特斯(Theophrastus,371-287BC)的《品格论》(On Moral Characters, 1592)的影响。《人物》手稿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之后,在1759年才得以重见天日,被收录在《塞缪尔·巴特勒诗文真迹》(The Genuine Remains)系列丛书中。出版之后,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有泰奥弗雷斯特斯的《品格论》在前,巴特勒并未墨守成规。在他的创作中充满了睿智的俏皮话和一语双关的讽刺,从而充分地暴露和展现出生活里的荒诞和伪善。以小见大、精于比较、善于使用明喻,这些都是巴特勒的独特天赋。在 《人物》中,大多数篇章都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描述,其余部分、尤其是那些篇幅较长的部分,则都比较具体。如《现代政客》、《伪善的异端分子》、《共和党人》、《现代政治家》、《小诗人》、《律师》、《艺术品鉴赏家》、《狂热分子》、《隐居的哲学家》,等等。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对当时在政坛上粉墨穿梭的政客们以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的精细素描。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速写也为长诗《胡迪布拉斯》提供了素材。在这部代表作中,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很多与《人物》中描写的相似之处。《人物》所绘制的人物画卷并不在意人物的外形轮廓,而是在细微处精雕细琢、深刻挖掘。人物形象饱满完整。当然,这样一味的精雕细琢容易使读者感到乏味。

除《胡迪布拉斯》外,巴特勒一生还写过若干简短的传记、讽刺短诗和其他诗歌作品。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近100年之后的1759年才得以出版。《月球上的大象》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它借望远镜中的老鼠讽刺当时皇家协会中的保罗·尼尔爵士。在他另外一首早期诗歌《辛纳克托玛琪:熊狗大战》(Cynarctomachy, or Battle between Bear and Dogs)中,巴特勒的“仿英雄史诗”(mock-heroic poem)就已经得到展现。这首描写熊、狗大战的诗歌既表达出对古希腊史诗的敬意,又是对古希腊英雄史诗的戏仿。

塞缪尔·匹普斯(Samuel Pepys,1633-1703)

塞缪尔·匹普斯是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以散文和日记而著称 。他1633年2月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约翰·匹普斯是一位裁缝,母亲玛格丽特·匹普斯是一位屠夫的女儿。1644年匹普斯开始就读于亨廷顿文法学校。1646-1650年间,匹普斯在伦敦的圣保罗学校接受教育。1651年开始在剑桥的麦格德林学院学习,并于1654年获得了文学士学位。同年晚些时候,或1655年年初,他拜访了他的表叔–爱德华·蒙塔古男爵–的家庭。这位表叔后来成为第一位桑威治伯爵。这对匹普斯后来的政府公务员生涯影响很大。匹普斯1655年结婚,婚后生活不快。

匹普斯是 政治家。他曾代表多个不同地区出任下院议员;并参与英国在摩洛哥的殖民地丹吉尔的管理工作。从1662年丹吉尔殖民地建立之初到1683年该殖民地的最终瓦解,匹普斯先后担任过丹吉尔的议会委员、财政部长和总督秘书等职。1865年,匹普斯入选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他杰出的管理才能使他得以荣任英国皇家海军上将的首席秘书,并为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职业化改革做出巨大的贡献。他始终关注英国海军管理机制的完善问题,曾试图撰写一部英国海军史,但未能如愿,他的《海军备忘录》(Memoires of the Navy)也只完成了第1章。此外,匹普斯还曾在英国领港公会供职过;在伦敦的基督医院倡导创办皇家数学学院,并曾担任过院长。

匹普斯的政治生涯在晚年遭受到打击。他曾为被怀疑是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而分别于1689年7月和1690年6月两次被抓捕入狱,但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获释。遭受这种打击的匹普斯心灰意冷,再加上他身体状况不佳,1690年出狱后,他57岁就彻底退出公务员生涯,开始他最后十几年的深居简出生活。1703年5月26日,匹普斯在位于伦敦郊外克莱彭镇的家中去世。

匹普斯同时也是一位涉猎非常广泛的学者。他对音乐、戏剧和科学等领域都有浓厚兴趣。匹普斯也是一位杰出的藏书家。他一生藏书3,000多卷。他对所有图书都进行细致分类和详细编目。他的收藏对今天人们了解17世纪私人图书馆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匹普斯能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完全凭借他的私人日记。这部长达11卷的日记内容丰富、描述详尽,创作于1660年至1669年之间,1848年首次整理出版。日记翔实描述英国王朝复辟时期多个方面的情况,是后人了解那个时期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之一。这是他给17世纪的英国文学留下的宝贵财富。

匹普斯到日记 从1660年1月1日开始写起,一直不懈地坚持将近10年。他写的日记事无巨细,周围生活的每个细节他都不放过。他能够长期坚持,并且每则日记都保持始终一贯的高水平,这并非易事。匹普斯对这一点的解释却非常简单、有趣。他怕浪费时间;他怕闲暇多了就会不断往剧院或者酒吧跑。记日记可以帮助他把闲暇的时间填满,而且还可以帮助他远离恶习。

匹普斯的日记手稿用当时英国流行的托马斯·谢尔顿速记法。尽管在匹普斯自己的书架上就摆放着这种速记符号的解读编码,但后来人们在整理出版他的日记时还是出现了多个版本。1970年至1983年间出现了最完整的匹普斯日记全集,同时配有单独发行的阅读指南以及索引等。

《日记》记录下英国历史上一个历史意义重大的时刻:克伦威尔去世后,人心思变,他建立的共和国开始瓦解,被流放的查理二世正要复辟。匹普斯生活在 这个政治漩涡之中,与所发生的事件紧密相关。后来匹普斯很快成为一位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匹普斯对17世纪这场历史变革“戏剧”的近距离观察和记录,成为今天人们了解克伦威尔时期英国社会的必读之物。他的日记无疑是17世纪最丰富的英国生活文献。在他坚持写日记的这10年间,英国还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还包括:1665年至1667年的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1666年的伦敦大火等。比如他写查理二世的归来,当时他也在舰队中一艘小船上:“我去了,还有曼塞尔(Mr. Mansell)先生和国王的一个随从,还有国王喜爱的一只狗(这只狗在船里拉了泡屎,我们都笑了,我觉得国王和所有属于国王的东西其实和普通人并没有多少区别)。”

匹普斯对一切事情都感兴趣。他对当时人们之间的关系观察到细微。他感到虽然社会上等级森严,人际之间仍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匹普斯还利用自己的特殊位置,细致观察所见到的高官显贵 ,他们的怪癖、乖戾,他们的失败或倒运,他必然写个淋漓尽致才痛快。此外,他的日记中还有大量有关他购买书籍方面的记述。当然,至今保存完好的匹普斯图书馆中的大部分图书,都是在匹普斯终止写日记后购买来的。

他在日记里描写伦敦大火的文字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大家都拼命转移家当,有些扔进泰晤士河,有些带到船上。穷人们停留在屋里,火烧眉毛才跑上船,或从河边一个梯子爬上另一个梯子。其他生物,可怜的鸽子,我看到它们不愿意家园,围着窗户和阳台转,有些被火烧着,翅膀起火,便纷纷跌落。

匹普斯的日记中也包含大量有关戏剧和音乐的相关信息。比如日记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就有记载和评论。比如1662年9月、1663年6月等处都提到莎士比亚戏剧–如《仲夏夜》和《亨利八世》–等作品的演出。匹普斯在评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时,很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位剧坛泰斗的这出戏:

……《仲夏夜》过去从未看过,以后也不会再看了,这是我一辈子所看过的最乏味、最荒唐的一出戏。我承认我看到了一些出色的舞蹈,以及一些美女,这是我的全部乐趣所在。

但匹普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莎士比亚的存在;这一点在当时、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非同小可。

匹普斯在 日记里描写起自己来,总是喋喋不休,长篇累牍,确切而翔实:他的生活、言行、大小疾病、房子、朋友、雄心壮志、他的恭身自省、或哪天吃了几两肚子或看过一场戏、他妻子的可怕 的疾病,等等。他在日记里表现得非常诚实,豪不掩饰,比如他记录自己的婚外韵事,包括他勾引女仆的细节,以及他与多名女子有染的经过。他把私处和公众场合的自己表现得一览无余。匹普斯在日记里,从来不谈宗教或心灵,拒绝进行说教。他这样做,可能是向自己或向世人说明,人活在世上,生活的模式不止一种,世俗的、非宗教的方式也不失为其中的一种。他通过这样一种中立的视角观察和评价自己、检验自己的人生和性格发展。匹普斯虽然不是17世纪普通人的代表, 但他是当时人的举止的见证人。从这个角度看,他在日记里所反映出的个人行为和心理状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永恒性,无疑是后人洞察17世纪人的行为的途径之一,也是人们考察人性的一种参照。此外,作家躲进自己的小天地里天马行空,自由驰骋想象,在文学史上这样做的作家实在是凤毛麟角。

匹普斯的日记所涉及的事件庞杂多样,很难对其进行简单化的类别划分。日记的叙述风格坦诚透明,充分显示出日记作者无尽的活力以及对生活的强烈热爱。匹普斯对重大事件的描述端庄稳重;对日常琐碎事件的记录则轻松愉悦。匹普斯日记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一幅时间轮转生活跌宕的长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内心剖白。尤为重要的是他能够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叙述质量的首尾一贯。令人惊叹的是,在他的全部手稿中几乎没有什么涂抹修改之处。据此,也有人推断匹普斯显然在纸条上做了笔记,事后再立即进行了润色加工。

匹普斯的读者往往沉浸在他精彩的叙述方式和毫无掩瞒的坦诚中,从而忽略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虽然匹普斯纵情享乐,但从不沉浸其中。他其实不是文人,也不为写作而写作。作为一个非常严谨、做任何事情都讲求整洁有序的人,匹普斯的日记也充分显示出作者在这方面的特点:每个条目都经过精心编排,持重稳健。日记所具有的高度文学性令人称奇。匹普斯的《日记》在文学史上堪称一绝。

几位17世纪英国作家简介

【按】这是我负责撰写的《英国文学通史》中的几位作家。前几天常耀信老师要。今天完成常老师任务的同时,也顺手贴在这里。

露茜·哈钦森(Lucy Hutchinson, 1620–1681)

露茜·哈钦森是英国17世纪的一位颇有影响的传记作家。她的父亲,阿兰·阿斯普利爵士(Sir Allen Aspley, 1582-1630),曾经是一位守卫伦敦塔的上尉。16387月,露茜嫁给了陆军上校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 1615-1664)。这位哈钦森上校参与签署过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一世的死亡执行令;但是后来,哈钦森上校转而反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极权统治。

露茜·哈钦森夫人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她为她的丈夫写的一本传记,《哈钦森上校传》(Memoirs of The Life of Colonel Hutchinson, 1806)。哈钦森夫人在书中记录了她丈夫一生赢得过的许多赫赫战功。其中就包括著名谢尔福德庄园大胜。这是1645年英格兰内战期间的一场战役。约翰·哈钦森上校率领克伦威尔的军队迎战由他的死敌菲利普·斯坦霍普上校率领的保皇军。结果,哈钦森上校所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斯坦霍普上校则在这场战争中命丧黄泉。哈钦森夫人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细腻真切,给人以如临其境、感同身受的印象。这部传记堪称当时语言最为生动有趣的作品之一,为哈钦森夫人在英国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这不仅仅由于题材与作者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得以一窥当时一个典型的清教徒家庭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哈钦森夫人原本只打算让这部作品在家庭成员中流传。而她的一位后人于1806年才将这部传记编辑出版。

哈钦森夫人的作品还包括她的长诗《秩序和无序》(Order and Disorder, 2001)。这可能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女性作家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在哈钦森夫人的有生之年只出版了其中的5个诗章。直到2001年,这首叙事诗才了完整的版本。

安妮·霍尔基特Anne Halkett, 1623-1699

安妮·霍尔基特能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凭借的是她的宗教题材的作品和自传。童年时期的安妮,家世可谓显赫:她的父亲(Thomas Murray)曾担任过国王詹姆斯一世子女的家庭教师,后来是伊顿学院(Eton College)的教务长;而她的母亲则是国王詹姆斯一世家的家庭女教师。父亲去世以后,安妮是在母亲的悉心辅导之下成长起来的。在她的王室家庭女教师母亲的指导下,安妮学习了法语、舞蹈、医药、音乐、女工、宗教、以及外科医学。尤其是她所接受的宗教教育非常广泛。

青年时期的安妮·霍尔基特经过几段颇为传奇的爱情生活。她与保皇党人约瑟夫·班菲尔德上校(Colonel Joseph Bamfield)交往期间还干出过一件对英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在英国内战期间,年轻的安妮协助她的这位男友从国会手中救出了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当时的约克公爵)。不过这段爱情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凭借自己的医学知识,安妮·霍尔基特在苏格兰以行医为生。后来,她成了鳏夫詹姆斯·霍尔基特爵爷家的家庭教师。1656年,安妮正式成为了霍尔基特夫人。他们一起度过了20多年的婚姻生活。霍尔基特先生去世以后,安妮·霍尔基特的生活一度非常窘迫。直到詹姆斯二世为了报答她的救命之恩而专门为她提供了一笔津贴之后,安妮·霍尔基特拮据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安妮·霍尔基特去世时,她留下了21卷对开本和四开本的创作手稿,主要创作于16441690年间。这些手稿现在都被收藏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内。

霍尔基特的作品主要包括她的《自传》(Autobiographyc. 1677)、宗教沉思录、和《青年人的教育》(Instructions for Youth, 时间不详)。而宗教写作则完全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为此孜孜不倦地坚持了55年(1644-1699)。

霍尔基特的《自传》除了真实地记录她在英国内战期间的政治生活以外,还记录了她的多次爱情经历以及她的婚姻生活。她的叙述真切自然、引人入胜。

约翰·利尔伯恩(John Lilburne, 1614–1657

号称“生而自由的约翰”的约翰·利尔伯恩是英格兰内战期间的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小册子作家。他早期是一位清教徒,晚年转而成为教友派的信徒。

约翰·利尔伯恩出生于桑德兰,是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家道还算殷实。他的叔叔罗伯特·利尔伯恩是他们家族中的第一位国会成员。据他本人的记述,约翰·利尔伯恩最初10年的教育都是在纽卡斯尔完成的。

17世纪30年代,约翰·利尔伯恩跟随约翰·休森(John Hewson, ?-1662)学徒,并因而结识了当时活跃的小册子写手,医生,清教徒约翰·巴斯特维克(John Bastwick, 1593-1654)。利尔伯恩一方面帮助巴斯特维克在荷兰出版了不少他的宣传手册,另一方面从荷兰引入了不少当时在英格兰遭到查禁的书籍。

由于有人告密,约翰·利尔伯恩遭到逮捕,并被送到星法庭(Star Chamber)受审。但是法庭并没有对他提起诉讼,而是直接要求他自己辩解。于是利尔伯恩要求法庭向他澄清他到底触犯了那条英语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法律条文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在无奈和恼怒之下,当局下令对他施以杖刑,并游街示众,然后把他扔进了大牢。

在随后的漫长的一系列审判过程当中,利尔伯恩始终坚持要求他的“生而自由的权力”。在这样的过程中,他的支持者越来越多,“生而自由的约翰”的名号也就此传开。美国的宪法立法者和学者们都引用过利尔伯恩的案例。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也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而形成的。1966年,美国高等法院也引用过利尔伯恩的案例。

英格兰内战期间,约翰·利尔伯恩参加了国会军,并且多次参加过战斗。还是为了自由权力的缘故,他又于16454月退出了国会的军队,从此开始致力于各项捍卫“生而自由的权力”的活动。

164510月,约翰·利尔伯恩因为公开谴责国会议员们在战士们浴血奋战的时候却在享受安逸的生活而身陷囹圄。其间,利尔伯恩完成了他的一本小册子,《英格兰合法的生而应有的权利》(England’s Birthright Justified)。16467月,利尔伯恩又因为指责曼彻斯特公爵是叛徒、亲保皇党分子而被关进了伦敦塔。在要求释放利尔伯恩的运动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党派,“平均主义者”。“平均主义者”对“新模范军”的影响巨大。164610月底到164711月初,在“新模范军”内部进行过一场有关共有权利的讨论。这场讨论的核心就是利尔伯恩在伦敦塔里完成的《人民的协议》(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第一版。

此后,16489月,利尔伯恩把经过修订的《人民的协议》第二版递交给了国会。1649年,利尔伯恩又和伦敦塔里的几位狱友一起对《人民的协议》进行了修改补充,形成了著名的第三版。它不仅常常被美国高等法院的法官引用,而且也被认为是美国宪法的一个基础性文件。

阿比泽尔·科普(Abiezer Coppe, 1619 – 1672

阿比泽尔·科普是一位英国共和制时期的喧骚派教徒,宗教宣传手册作者。科普出生于沃尔维克,早年就读于当地的一所君主学校。后又前往牛津众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以及牛津默顿学院深造。

阿比泽尔·科普主要作品是他于1649年发表的一篇反对伪善和不平等的长篇檄文《激愤鼎沸之声》(Fiery Flying Roll, 1649)。这篇大逆不道的文章显然激怒了在英格兰内战期间到处弥漫的一种轻薄虚妄之风。

科普的观点惹怒了保皇党人,也同样不受国会党人的欢迎。《激愤鼎沸之声》出版之后不久,科普便被关押进了新兴门监狱(Newgate Prison)。他的那本小册子也遭到了焚毁。

科普被释放以后,由于他放弃原来的离经叛道回归所谓的正道而受到欢迎。而事实上,科普采用了一种迂回的战术:他将人人平等的社会理念与天启宗教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加以推广。

1657年,科普改了自己的名字,宣称自己是海厄姆博士(Dr Higham)。1672823,科普去世。他被埋葬在巴恩斯教堂里。墓碑上写的是海厄姆博士的名字。

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 1609–1674

爱德华·海德,第一任克拉伦登伯爵,英格兰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他也是两任英国君主玛丽二世和安妮女王的祖父。他的史学著作《英国叛乱和内战史》(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1702-1704)也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海德在家中排行老三。1622年进入牛津的麦格德林学堂(即今天的牛津赫尔特福德学院),1626年获得了学士学位。海德原本只是打算现身英国的神职事业。但是他的两位兄长的去世使得他成了他父亲的唯一的继承人。1625年,海德进入英国四大法律协会的中殿(Middle Temple)学习法律。但是海德本人对于社会的关注度其实远远大于他对法律的兴趣。

在政治立场方面,海德在1640年还是国王查理一世的温和的批评者。但是他慢慢地转向了保皇党人。1641年,海德已经成了国王的一位非正式的顾问了。内战期间,海德担任过财政大臣。但是由于他的态度过于温和,国王对他有所疏远,1646年,海德岁威尔士亲王逃往泽西岛,因而也没有过多地参与1649年至1651年间查理二世试图复辟王权的活动。在此期间,海德开始创作他的英格兰内战史。1660年王政复辟以后,海德才随国王一起回到英国。

1660年,海德被封为男爵,次年又先后被册封为康贝利子爵和克拉伦登伯爵。1660年至1667年,海德一直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然而,1665-1667年的“第二次英荷战争”(the Second Anglo-Dutch War)使得海德彻底失去了皇室的恩宠。以至于166711月,海德受到下议院的起诉而被迫逃往法国。

海德此后一直过着流亡生活,并且潜心创作他的那部经典的《英国叛乱和内战史》。167412月,海德在法国的鲁昂去世。死后不久,他的尸体被运回到英国,安葬在西敏寺教堂。

杰勒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 16091676

杰勒德·温斯坦利主要是一位英国新教改良者,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关于温斯坦利的早年生活,今天我们所知甚少。知道他出生在维甘教区的一个绸布商人家庭。1630年,温斯坦利迁往伦敦。1639年,温斯坦利结婚以后的多年间尝试过多种职业。

在英国内战期间,温斯坦利领导了与约翰·利尔伯恩麾下的“平均主义者”齐名的另一组基督教共产主义派别,号称是“真正的平均主义者”的“掘地派”。这一时期,温斯坦利出版了一本题为《新正义法》(The New Law of Righteousness)的小册子,倡导一种基督教共产主义。这本小册子其实是以《新约全书》中的《使徒行书》(Book of Acts)第二章第4445行中所宣扬的财产共有的思想为基础而做出进步分析演绎。在这本小册子中,温斯坦利也明确地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

掘地派的社会改革实验失败以后,温斯坦利经历过短暂的逃亡生活。但是他一直倡导重新分派土地。1652年,他出版了有一本小册子,《一个平台上的自由法则》(The Law of Freedom in a Platform),进一步宣传他的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思想。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小册子以外,温斯坦利的《英国受压迫的穷苦人宣言》(A Declaration from the Poor Oppressed People of England, 年代不详)也很有影响。此外温斯坦利还写过一首《掘地者之歌》(The Diggers’ Song, 年代不详),很好地描绘出了一幅那一时期的英国社会生活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