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个时髦，也来说说新科诺贝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上面的标题有点没边没沿儿的。其实我只是通过阅读了解到一点点。现在再把我知道的一点点分享给大家。以下是来自《中华读书报》的两篇短文，能够提供给关心米勒的爱好者们一些相关信息。补充说明一下，此前，我将Herta Müller译成赫塔·穆勒（似乎有过这样的传统）。后来发现各类新闻通稿都翻译成“米勒”。咱不能搞特殊，在此纠正一下。
生平与作品
1953年8月17日，赫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蒂米什县的尼茨基多夫村，父母均是讲德语的巴纳特斯瓦比亚少数民族。她长大后进入蒂米什瓦拉大学，研读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期间加入了德裔罗马尼亚人追求创作自由的文学团体“巴纳特行动组”（Aktionsgruppe Banat）。大学毕业后，米勒进了工厂，做德语资料译员。1970年代，因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她被开除出厂，遂以在托儿所当阿姨，以及做德语家教谋生，终在1987年，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一起移民西德。
1982年，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低点》（Niederungen）经过重重审查，并大幅删改之后，获准在布加勒斯特出版。原稿则经人偷带出国，两年后在西德以同一书名付梓。在书中，米勒以近似高尔基《童年》的风格回忆老家尼茨基多夫，道出乡村生活光鲜外表之下压抑的现实。
1984年，米勒女士在罗马尼亚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压抑的探戈》（Drückender Tango）。此书改以成人视角，描写的却仍然是所谓乡村乐园的伪善，尤其是德裔村民中间弥漫的狂热的法西斯心理、不宽容和腐败。
1986年，在等待移民许可时，她再次在柏林出版了小说《人是世上大傻瓜》（Der Mensch ist ein grosser Fasan auf der Welt），描写一个德裔罗马尼亚农民家庭一心取得出国护照的艰辛历程。他们面对的农村干部，甚至邮政所长和乡村牧师，几乎个个腐败透顶，在其位，谋其私，毫无廉耻地施弄权术，对有心离开这个国家的人索要钱物和性贿赂。
《独脚旅行记》（Reisende auf einem Bein）出版于1989年，米勒自此进入了“自传性小说”（autofiktional）阶段。此书的主人公伊蕾妮与作者本人更为接近，所述虽为西柏林的新生活，却充满被视作外人的苦恼和政治流亡的困境。
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后，她开始更为直接地描写罗马尼亚的昔日生活及其对个人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个人经验和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隐喻。如1992年的《曾几何时，狐狸就是猎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ager），主人公是个不断受到秘密警察骚扰的女教师，最终由于恐惧而导致自我分崩离析。1994年的《心兽》（Herztier）则不仅成了米勒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而且为她赢得了克莱斯特奖，其英译本《风中绿李》（The Land of Green Plums）则荣获了1998年的都柏林文学奖。小说的女人公不断回忆起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往事与现实互相映衬，再现了罗马尼亚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和肃杀的文化环境。
1998年，米勒出版了《今天我宁愿不见自己》（Heute war ich mir lieber nicht begegnet），故事仍然发生在罗马尼亚，讲某天早晨，女主人公被秘密警察请去喝茶。她上了电车，这一路上，对旧事的回忆纷至沓来，从小到大，竟有那么多的谎言、背信和叛卖。
简而言之，赫塔·米勒小说的三大特色是：压抑的主题、诗化的语言、断片式的叙述。
赫塔•米勒：典型诺贝尔
慷慨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是个典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洲人，跨文化，很低的国际知名度，很不畅销，响当当的履历表，勇敢，正直，批判精神……同时，她也有“两不一没有”：一、她不是无名之辈；二、她不是无足轻重的作家；三、她获奖与政治没有关系。
“赫塔啥”背后的文化心理
瑞典学院10月8日宣布，米勒女士“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平白，描写无所寄托的状态”，获得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媒体普遍以“爆冷”形容之，美国媒体同样充斥着“赫塔啥”（Herta Who）的态度，似乎又一次抓住了学院十八位老爷们孤高、自闭、欧洲中心以及黑箱操作的把柄。
《华盛顿邮报》当天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采用了如下标题：《抱歉，乔伊丝，今年还不成》，为多产美国女作家乔伊丝·卡罗尔·奥茨鸣不平。第二天，该报又以更为耸动的标题，综述美国文坛对该奖的反应：《作家获诺奖激起震惊与“呸”》。
“没啥好讲的，因为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作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如此回答该报的采访。纽约一位不具名的作家兼编辑则形容瑞典学院的十八位委员“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如果让他们这样颁（诺贝尔）医学奖，我们还得着小儿麻痹症呢。”他说。
假如这就是美国文坛的态度，我们将不得不充满敬意地怀念四个月前去职的贺拉斯·恩达尔———瑞典学院的前常任秘书。去年他公开表示，美国作家得奖少，一点都不冤，因为他们“无知”，过于孤立，过于自闭，翻译的不够，没有真正参与广泛的文学交流。
自1993年获奖的托妮·莫里森之后，美国作家已有整整16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两者之间的隔阂似乎越来越大。每年初秋，媒体照例大谈热门的候选人，菲利普·罗斯和奥茨女士总是榜上有名，有时还要加上托马斯·品钦和歌手鲍勃·迪兰。然而，在瑞典学院帮会式的保密原则面前，这是一份五十年内都无法证实的名单，只是由于英语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强势地位，公众相信了所谓“热门人选”的说法。于是大奖公布时，“爆冷”自然难以避免。
一两次爆冷还说得过去，如果年年爆冷，我们就该摸摸后脑，思考一下为什么。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瑞典人成心和全世界作对，否则我们必须无畏地怀疑自己是否孤陋寡闻。出版界和外国文学专家也该检讨有无失职，或者曾经在脑中自设禁区，主动放弃了许多研究和引进好书的机会。
还有另一个布鲁姆———阿兰·布鲁姆，他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虽然谈论的是大学教育，仍然言中今日美国的现状，即拥有开放与多元的昔日盛名，实际日益躲避崇高，消弭是非，最终导致文化上的封闭与知识界虚无主义的盛行———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视而不见的态度想必是个很好的证明。前年，他也曾非议多丽丝·莱辛的获奖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正确”。有人就此传话给莱辛女士，老太太故意打趣，反问：“哈洛德啥？”
追问背后的“诺贝尔情结”
正像年年爆冷一样，年年都有人在执著地追问：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答案通常是：很远，不过鲁迅曾经离它很近，有人还会加上沈从文或巴金。更有人焦急地掐算马悦然的有生之年，以此激励中国作家快马加鞭。出版商平时不去研究外国文学的佳作，只做畅销书，一俟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产生，便蜂拥于法兰克福书展的收银台前，以天价展开版权争购大战。两三个月后，读者不明就里，受到腰封上诺贝尔三字的诱惑，以为里面的故事要比《哈利·波特》或《暮光之城》更好看，于是买回家并永远不会读完。所有这一切，十几年来，几乎年年在重演。由此诞生了一个专门的名词：诺贝尔情结。
2006年，剑桥大学女王学院的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员蓝诗玲（Julia Lovell）曾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文化资本的政治：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由2000年得主在中国国内，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引起的争论开始，重点分析了中国知识界从 1980年代产生的“诺贝尔情结”问题，纵论民族身份、国际地位，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她以为，因此所产生的集体焦虑，混合着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羡慕、怨恨和猜疑，实际上与五四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力图（重新）融入世界的努力紧密相连。
“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失衡的诱因，成了一种象征，在中国的想像中，其价值和威望大大超出了其真正的意义或国际文学的交流价值。”蓝诗玲写道，“以弗洛伊德术语解释，它是欲望的客体，诺贝尔文学奖的缺失，更进一步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虚弱地位的象征。”
政治风云背后的道德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受到了“政治化选择”的质疑。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恭贺米勒获奖时，也无意间指出了其中的政治意义：“特别是现在，”她说，“在那座墙倒掉20年之际，这是个非常好的信号。”
表面看上去，赫塔·米勒的确是最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位。在她的履历表上，带有20世纪鲜明印记的词汇比比皆是：在武装党卫队服役的父亲和叔叔，在苏联劳动营接受惩戒的母亲，秘密警察，审查、禁书与流亡……然而她更多在描写自己，回忆过去。怎样在那种痛苦中活下来，而不致堕落，或向死亡低头，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正像她本人的经历一样，此时你所做出的人生选择，也将同时成为你的道德选择和政治选择。
当大墙倒下，铁幕融蚀，许多曾经反抗过的作家突然失去了目标，从而也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动力。但赫塔·米勒并未如此，她在继续。她不断地回忆，反复咀嚼她自己和那一代人的经历。你一定会问：为什么？不是都结束了吗？我相信，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抱着政治目的来写作。诚如伊凡·克里玛所言：“我的写作激情不是来自反对什么，而是为了什么。”
被记者们簇拥包围着的这位女士就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的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形象——好像是那种电影里的那种角色。怎么看都感觉怪怪的，有点不舒服。这里有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