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到来了。怀揣着几分期待，悄悄地展望一下未来：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继续忙并傻乐着，但是要努力让自己的成就感更加真切一些、强大一些——具体的，也说不好。就先展望这些吧~~~

最后
我们大家一起来

新年快乐！

The 10 Best Books of 2011

1975年出生的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堪称当今英伦最富盛名的后起之秀。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创作并发表了三部作品：《白牙》（White Teeth，2000）、《签名收藏家》（Autograph Man，2003）、和《关于美》（On Beauty，2005）。不仅每一部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而且几乎全部赢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赞誉。《白牙》是扎迪·史密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正是凭借此部作品，作者得以成名，其影响已不仅止于英美文学界。在《白牙》面世之后不久，各种奖项便扑面而来：2000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的小说奖、2000年“惠特布莱德图书奖”最佳小说一等奖、“卫报杰出图书奖”一等奖、“共同体作家图书奖”一等奖，以及“贝蒂·特拉斯克奖”，等等。此外，《时代》杂志还把这部作品收入了《1923-2005〈时代〉百部最佳英语作品集》。可见，《白牙》已经成功跻身经典作品的殿堂。

虽然在作品的出版过程中，商业运作也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但是更为重要的当然是其自身的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牙》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正是当今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引人关注的有关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也许与其自身的身份特征有关^[1]，作者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处于这一问题中心的“离散”人群。

所谓“离散”（Diaspora），通常是指某一族群中的个体或者群体在自愿或者被迫的前提下移居到自己本族群常居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和原居住地的文化发展相比，“离散”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离散”者（diasporas）努力保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习俗的传承；而另一方面，他们由于远离了原初的居住地和文化氛围，因而又与本族群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距离。在2004年澳门召开的“‘离散’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对“离散”这一概念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共识，一致认为“离散”人群就是定居在别国并籍以确立其身份的那些社会团体，而他们自身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属性（Smith and Stares, 2007: 5）。以此概念为基础，本文将围绕人物对《白牙》中的“离散”主题展开论述。

一

小说主要围绕琼斯和伊克鲍这两个家庭展开。这两位1945年曾一起为英国在欧洲征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阿奇鲍尔德·琼斯是英格兰人，萨马德·伊克鲍是孟加拉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克鲍移民到了英国。两位好友成了邻居。琼斯在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与移民到英国不久的牙买加姑娘克拉拉结婚。而萨马德·伊克鲍经过了多年在英国的独自闯荡，也终于娶了一位同样来自孟加拉国的姑娘阿尔萨娜。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典型的“离散”者家庭模式。而伊克鲍一家则更具代表性。事实上，尽管《白牙》是以琼斯的故事开始，以琼斯的故事结束，但是整部作品的核心却是伊克鲍一家。

通常，对于“离散”者而言，当生存问题仍然是个人生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时，各种文化、宗教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往往都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甚至似乎被人们忽略。而当生活渐趋稳定，尤其在第二代出现以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则变得越来越重要，随之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会逐渐显露。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精神需求往往会逐渐增强，或者在经历了某次偶然的事件之后而变得异常强烈。这几乎是“离散”者人群中的一种普遍状况。伊克鲍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证。

伊克鲍有着强烈的本民族文化情结。而他的这种情结在遭遇了一次表面上的情感问题实质上的文化冲突之后变得更加清晰和强烈。伊克鲍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生活也渐趋稳定。而不如意的夫妻生活使得他有了再次燃烧一下激情的冲动。他邂逅了一位英格兰白人姑娘珀珮·布尔特-琼斯，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去实践婚外情给他带来的刺激。他们第一次真正的约会意味深长。珀珮特意给他带来一件礼物。然而，与他想象的浪漫完全不同，情人的礼物竟然是“一把牙刷”（Smith, 2000: 152）[†]。这令他感到错愕惊讶，同时也促使他意识到了自己民族文化情结的存在和牢固。

透过这一带有几分荒诞的细节，读者至少可以领会到这样一个信息——生活的真实其实是冷冰冰的，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温馨和浪漫。而“牙刷”在这里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代表文化差异的符号。此前，叙述者已经介绍过，像伊克鲍这样的孟加拉国移民有不刷牙的习惯。珀珮也许真的享受和伊克鲍在一起交谈的乐趣，甚至对伊克鲍本人也算真有志趣相投的好感，但是她却无法忽略伊克鲍不刷牙的陋习。她作为礼物的牙刷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提醒伊克鲍他们之间的差异；二是提出进一步交往的前提条件，即要求伊克鲍寻求以珀珮为中心的趋同。引申一步讲，珀珮以牙刷所暗示的交往条件代表了主流文化对想要获取认同的“离散”者所采取的一贯做法，即要求“离散”者寻求向主流文化的趋同。

牙刷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伊克鲍和珀珮讲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雷蒙德·威廉斯对“我们其实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有过如下的阐述：

当我们说“我们说的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更具一般意义的东西：即我们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或者不同类型的评价方式；或者我们似有所悟地意识到了能力和兴趣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分布。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方都在讲着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但是其用法却大相径庭，尤其当涉及到一些处于争论中的强烈的情感问题抑或重大观点的时候。虽然暂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可能会试图将它自己的语言作为“正确”的用法强加出去，但是，按照无论哪种语言学的标准，没有哪一方是“错误”的。（Williams, 1976: 11）

根据威廉斯的这段阐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伊克鲍和珀珮的关系中，珀珮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处于“正确”的一方，并将伊克鲍置于“错误”的一方。伊克鲍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为图一时之欢，伊克鲍似乎做出了让步。但他内心的挣扎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文化情结的“离散”者，以其南亚人所特有的个性^[2]，伊克鲍当然不会甘愿俯首屈从。相反，在这一刺激之下，其民族文化情结反而有了强劲的反弹。

于是我们看到，有此经历之后的伊克鲍更深地退回到了他自己最为熟悉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中去。他主动去强调自己的宗教身份，严于律己，不惜放弃自己在英国多年养成的饮食习惯。他会强调说“我是个穆斯林，……我不会再放纵自己”（155）。虽然他和好友琼斯多年来在同一家由他的孟加拉同乡开的餐馆里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用餐习惯，但是那段经历之后，他却和好友多次因为点餐发生争执。他开始不断地谈论其祖先的光辉历史，并且不容别人质疑。他还有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要将他的儿子送回孟加拉国以继承其民族文化的光荣传统，因为

对于萨马德来说，……传统就是文化，文化导向根基，而这些都是好的，是毫无瑕疵的原则。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按照这些原则生活，遵守它们，或者按照它们所要求的方式成长。但是根基就是根基。根基就是好的。……根基就是所获得救赎的，是扔出去拯救溺水者的绳索，去挽救他们的灵魂。当萨马德自己在大海上漂得越来越远的时候，当他被一个名叫珀珮·布尔特-琼斯的女妖拉入海底的时候，他就更加坚定了要为他的儿子们在海岸上筑就根基——任何狂风暴雨都无法撼动的深深的根基——的决心。（161）

通过这段描述，我们看到伊克鲍深深体会到自己作为无根浮萍的痛苦和危险，同时也看到了他内心强烈的寻根求源的欲望。换言之，困扰伊克鲍的其实就是“离散”研究专家艾多尔德·吉尔桑特（Edouard Gilssant）所讨论的有关“回归”（return）的迷思。按照吉尔桑特的说法，只有“回归”才可以获得神圣的恒久稳固的精神境界（Gilssant, 1989: 16）。然而，正如雅克布·贝尔科维奇（Jacob Bercovitch）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已经移居他乡的“离散”者来说，在他的身份特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层次性：一方面他在情感上会忠诚于他已经远离了的故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他又要在多个层面上忠诚于他所移居的国家（Bercovitch, 2007：18-9）。而且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移居他国，任何一位“离散”者背后可能都有着一段长长的故事。所以，简单干脆的“回归”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对于伊克鲍来说，把儿子送回孟加拉去就成为他可以实现的一种可以把他从“回归”的迷思中解脱出来的变通手段。

然而，即使是这种变通的“回归”寄托也依然难以圆满实施。虽然伊克鲍费尽周折地将他最喜欢的大儿子马吉德送走，但生活却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平衡和安宁。妻子阿尔萨娜下定决心在儿子回来之前绝不跟伊克鲍直接对话。即使面对面，阿尔萨娜也总是以此人仿佛不在场的第三人称来指称。而他的二儿子米拉特由于在一系列家庭变故当中倍感遭受冷落而变得异常叛逆。这也成了伊克鲍的又一个痛苦。可见，想要通过这样一种变通的“回归”以达到恒久稳固的精神境界的做法也只是一种虚妄的幻象而已。通过所有这些事实以及有关泰国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溺水身亡的故事（161），我们不难看出小说对于伊克鲍这种抱残守缺、固守所谓的文化传统的态度和做法所持有的明确的批判立场。

伊克鲍在生活中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的逃避方法就是将自己深深地埋入往事的泥沼之中。“当一个人只有他身上流淌的血液可以让他引以为傲的时候，那么每一滴血都意义重大，至关重要。每一滴都必须要忠实地加以捍卫”（212）。伊克鲍的这一行为表现代表了像他这样的生活并不如意的“离散”者们寻求精神抚慰的一种手段。不管效果如何，也不管是否虚构幻想出来的过去，让自己躲藏在“往日的好时光”里总能够使自己得到一丝精神上的安慰和放松。“因为这是涉及移动人口（难民、移民、游客）的又一重要事件：他们无法逃脱他们的历史，就像你无法丢掉你的影子一样”（385）。

尽管如此，伊克鲍的这种躲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这是由他身份特征中的多层次性决定的。首先，他无法抹除其背负的历史。其次，在地域意义和法律层面上，他是英国公民；是来自南亚孟加拉国、现居住生活在英国并且已经成为英国公民的“离散”者。他不可能凭借其故国的历史来满足和完善自己身份特征中作为英国公民的需求。所以他的痛苦和不如意是必然的，是“离散”者身份特征中内在矛盾性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伊克鲍的迷惘和挣扎在“离散”者中具有普遍性。是几乎所有“离散”人群都会或多或少地去面对的共同问题。对于像米拉特、马吉德和伊瑞这样的第二代“离散”者也不例外，只不过表现方式可能会各有不同。而透过米拉特和伊瑞这两位人物的生活经历，我们还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于“离散”人群当中的另一些常见问题及其根源。

二

米拉特是伊克鲍的次子，只比他哥哥马吉德晚到这个世界几分钟。在马吉德被送回孟加拉国的这8年间，家庭中的话题中心永远是那个远离了家门的孩子，以及围绕那个孩子而产生的纷争和吵闹。因此米拉特感到倍受冷落，很少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和来自父母的关爱，于是变得异常叛逆乖张。他经常参与打架斗殴。小小年纪便抽香烟吸大麻。在伊克鲍的眼里，米拉特是一个已经堕落得没有任何希望的问题少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寄予了厚望的马吉德最终与民族文化和宗教渐行渐远，倒是一直留在英国的米拉特皈依了他父亲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当中的一个派别，成了宗教活动的积极参加者。

混迹街头，又为人豪爽，米拉特所接触到的人自然也是形形色色。这其中就包括一支在当地的伊斯兰教组织“凯文”。“凯文”（KEVIN）意指“永恒不败的伊斯兰民族的守护者(The Keepers of the Eternal and Victorious Islamic Nation)”（385），是“一支崇尚采取直接的、并且通常为暴力行动的极端分子团体，是一支为其他的伊斯兰团体所不齿的小派别；在16～25岁的年轻人中却很受欢迎”（390）。对于这样一支带有暴力倾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小团体，米拉特并非一开始就感兴趣，也非出于宗教的虔诚。但是，他在这里找到了归宿感，个人价值得到了认同。即使他成了这个组织的积极分子，他也仍然认为“像他自己的父亲那样依靠信仰过日子是可鄙的”（365）。他一方面百分之百地投入到“凯文”的各项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又有选择地去规避一些“凯文”所列的清规戒律。由此可见，米拉特皈依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门下，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跟单纯的宗教信仰并无瓜葛。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伊瑞的身上。伊瑞是琼斯夫妇的独生女儿，和米拉特兄弟同岁，从小一起长大。乖巧伶俐，聪明好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的增强，伊瑞的心理成长却不够健康。由于她在家里缺少关爱，在社会上缺少朋友，加之她并不苗条的身材，所以她时时被挫败感和沮丧所包围。由于和母亲在观念上的分歧，伊瑞只好投奔她的外祖母。从此与基督教见证教派开始了越来越密切的接触。最后在外祖母的带领下正式皈依，成了见证教派的信徒。

伊瑞原本和母亲一样是无神论者。出于对父母的反叛，她才离家出逃。同样有着“离散”者身份的外祖母及其周围的人们让她进入了另一种生活。宗教是他们的慰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要与宗教规条扯上关系。伊瑞在被动的情况下接受了见证派教义的全方位轰炸。以至于当她再回学校上课，或者偶尔回家的时候，反而会感到极其不适应，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种极端的做法，其他的一切一下子就都不管事儿了”（367）。可见“极端”就是让你别无选择。而“离散”者往往由于生活圈子所限而时常被笼罩在某种类似的“极端”氛围之中。

除了受到宗教信仰的强力影响之外，伊瑞在外祖母家还接触到与其母系源头相关的一些材料。从而使得她的“离散”者身份意识有了自觉地明确和加强。通过阅读，她了解到“牙买加”原来是她的源头所在。虽然，伊瑞只有一半的牙买加血统，出生在英国，成长在英国，但是她的肤色和发型以及强烈的自我意识时刻都在提醒着她的与众不同。在她还没有接触到与牙买加有关的任何材料之前，她努力想瘦身，把头发烫直。显然，这些都是她寻求趋同、渴望得到认可的努力。然而，在别人的眼中，直发的她却不是她自己了。伊瑞对于自己身份的困惑使她感到非常迷惘。她那个时候不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而现在，伊瑞似乎找到了困扰她的一切根源之所在。而此后她追随她的外婆，成为基督教见证派信徒，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通过米拉特和伊瑞，涉及“离散”者个体和“离散”人群的另一个侧面得到凸显：这就是“团体”或者“组织”（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各种宗教团体）对于他们享有归宿感、保有多层次身份特征的重要性^[3]。对于离散者来说，在这样的团体当中，他们很容易获得亲近和认同。由于不存在太多的差异性，同根同源是他们沟通交流的基础，因而在观念和价值的认同方面几乎不存在什么困难。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团体”也好，“组织”也罢，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内奥米·斯齐曼所谓的“觉悟社”(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这些社团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政治的诉求。根据斯齐曼的分析，

这些觉悟社所提供的理解人们的情感和行为的诠释结构都显而易见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它应该直截了当地表明每个人在让自己的经历变得有意义的时候都有一套特别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又与某种有争议的政治观点密不可分。在这一方面，觉悟社也并无什么非同寻常之处。它们的本质特征异常清楚明白：即政治的框架毋庸置疑（尽管常常表现得含混不清），并且饱受争议。（Scheman, 1980: 186）

所以，当米拉特和伊瑞对自己身份认同产生困惑，并且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他们开始接触到这样的“觉悟社”，进而主动积极地加入其中。在个体来看，这只是他们各自为了完善自身身份特征的一种需要；而在他们各自所加入的团体来看，其饱含争议的政治框架也都明白地体现在各自成员所积极参与的活动之中：比如，策划反对马尔库斯·乔汾的抗议示威，以反对他所从事的与动物相关的科学实验，等等。

牛津大学的“离散”问题研究专家，史蒂文·福尔托维奇教授在探讨“离散”人群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的时候指出：

在“离散”人群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活动，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不同的离散人群所构成的团体可以游说所在国政府制定或者调整相关政策，以对自己的祖国有利，或者挑战自己祖国的政府；可以通过他们的支持和反对来影响自己祖国的政府；可以给一些政治团体、社会运动和民间社团提供资金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或者可以资助恐怖主义在自己祖国内部的持续的暴力冲突。（Vertovec）

凡此种种。笼统地说，大多数离散者团体都不会是简单的只为了有利于维护自己身份特征中的多层次性而存在。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米拉特和伊瑞各自所在的完全不同的宗教团体都不约而同地首先选择攻击马尔库斯·乔汾和他的“未来老鼠”。虽然看似荒诞，但这却正是他们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福尔托维奇所说的“离散”人群对社会活动的支持。也是这些团体表明自身存在的一种手段。不管怎样，“离散”人群所结成的各种团体、组织所形成的影响不可小觑。这也是2004年在澳门召开的“‘离散’问题国际研讨会”把“和平制造者”与“破坏和平者”作为大会讨论主题的原因（Smith and Stares, 2007: viii-ix）。

三

除了上述这几位主要人物以外，《白牙》中的主要的“离散”者个体还包括克拉拉、阿尔萨娜和马吉德。克拉拉和阿尔萨娜不在故事的中心，但在强化“离散”主题方面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点就是两位不同族裔的妇女都对乔汾一家的友好表示不信任，甚至厌恶。两位都认为“一星半点的英语教育会是很危险的。……英国人就是这样，一边教给你东西，一边又偷偷地拿走你的东西”（295）。显然，英语对于她们而言仍然是一种“权威话语”（赵一凡等，2006：226）。由于在她们的身后都有着曾经遭受过英国殖民化统治的故国历史，所以通过她们揭示出的是“离散”者与寄居国的国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平等沟通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和深深的隔阂。这样的问题在“离散”人群中带有普遍性。

马吉德这个“离散”者形象非常特别。虽然他和米拉特是孪生兄弟，但是由于他被父亲伊克鲍在寻根情结的驱使下送回了孟加拉国长达8年，所以他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有相当长时间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另一方面，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与英国的联系却又未曾中断过：先是他与其父亲的书信往来，汇报其在故土的所见所闻；后又与马尔库斯·乔汾成了笔友，探讨共同感兴趣的科学问题。虽然相距遥远，彼此各自身处不同的文化氛围之中，而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却毫无障碍。

在一定意义上，马吉德这一形象似乎暗示了小说针对“离散”者和主流文化之间的隔阂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即如果双方能够抛开狭隘的种族文化和宗教的议题，在科学的态度基础之上展开沟通交流，那么所有的隔阂和鸿沟其实都可以化解，相互的理解也能够实现。

而马吉德回到英国之后，遭到的却是父亲的不解和兄弟的反目。这一方面恰恰说明对于像马吉德这样的“离散”者来说，要想放开狭隘的种族文化和宗教的规范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狭隘的种族文化和宗教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所起到的阻碍作用。

与马吉德相互呼应的另一个人物是阿奇鲍尔德·琼斯。在这个人物身上则似乎暗含了小说对“离散”问题中的另一方——承载主流文化的个体——所提出的示范性的建议：即要充满仁爱和体恤宽容之心。作为一位地地道道的英国人，琼斯也面对着和那些“离散”者们相同的生活的烦恼和艰辛。正如扎迪·史密斯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是相同的人”（Weich）。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放走了向他开枪的俘虏；在生活中，他容忍伊克鲍的怪癖，对他的行为能够给予足够的理解；机缘巧合，在故事的结尾处，他的身体又一次挡住了射向马尔库斯·乔汾的子弹。琼斯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小人物。但是他的行为处处闪现着宽容和仁爱的光芒。他和伊克鲍及其同乡们的沟通没有隔阂。通过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包容差异性应该成为解决主流文化与“离散”者之间隔阂的前提和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与探讨，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史密斯的《白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和理解“离散”问题的窗口。让我们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离散”问题已经与种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世界和平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是不容忽略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白牙》的出色之处也正在于它紧扣时代的脉搏，依托这一宏大主题，通过具体生动的叙述，引发读者对“离散”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这是《白牙》能够被批评家们誉为“新世纪的第一部伟大作品”，并且受到广泛赞誉的一个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作品中所隐含的解决相关“离散”问题的方案可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完美构想，并不具有多少现实可行性。正如作品中所展示的那样，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是只要能够引发人们的更多思考，作品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

注释

^[1] 扎迪·史密斯的母亲是上个世纪60年代移民英国的牙买加人，父亲则是英格兰人。这与《白牙》中的琼斯一家有几分相似。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Zadie_Smith。

^[2] 亚裔美籍“离散”者研究专家拉杰夫·冼卡尔（Rajiv Shankar）在他的A Part Yet Apart: South Asians in As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8）一书中指出：南亚人总是希望他们自己的独特性得到认可，希望他们的具体问题被人关注。详见该书序言“Foreword: South Asina Identity in Asian America，”ix-x。

^[3] 雅克布·贝尔科维奇认为离散者多层次身份特征的保留就是通过建立并拥护形形色色的组织来实现的。参见：Bercovitch，第19页。

参考文献

[1] Bercovitch, Jacob. “A neglected relationship: Diaspora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J] quoted in Diasporas in Conflict: Peace-Makers or Peace-Wreckers? [C] Ed. Hazel Smith and Paul Stares.New York: UnitedNationsUniversity Press, 2007.

[2] Gilssant, Edouard. Caribbean Discourse: Selected Essays. [C] Tr. J. Michael Dash.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Virginia Press, 1989.

[3] Scheman, Naomi. “Anger and the Politics of Naming,” [J] Women and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C] Ed. Sally McConnell-Ginet, Ruth Borker, and Nelly Furman.New York: Praeger, 1980.

[4] Shankar, Rajiv. A Part Yet Apart: South Asians in Asian America. [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5] Smith, Hazel and Paul Stares, ed. Diasporas in Conflict: Peace-Makers or Peace-Wreckers?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6] Smith, Zadie. White Teeth. [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0.

[7] Vertovec, Steven. “The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Diasporas,” [J]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June 1, 2005). (1/31/2009)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Feature/print.cfm?ID
=313>.

[8] Weich, Dave. “Perhaps Soon Zadie Smith Will Know What She’s Doing,” [J] Author Interviews. Powell’s City of Books. (1/20/2009) <http://www.powells.com/author/
zadiesmith.html>

[9]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 赵一凡等编. 西方文论关键词. [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早起是学语言和收破烂的；晚睡是学语言和按摩院的；没饭点儿是学语言和要饭的；男人不着家是学语言和花天酒地的；女人不顾娃是学语言和搞婚外恋的；随叫随到是学语言和发快件儿的；加班不补休是学语言和摆地摊儿的；24小时接客是学语言和天上人间的；周末节日不休是学语言和淘宝开店。【by @杨禹龙_Thomas】

把“学语言”的描述得如此悲催——真的有这么不堪吗？

不至于吧~~~

反正我没觉得……

The poet John Ashbery was honored for his lifetime of work.

2011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各个奖项已经揭晓？

• Jesmyn Ward描写飓风卡特林娜的小说Salvage the Bones因其犀利的卓尔不凡的比喻赢得本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
• Nikky Finney的Head Off and Split获国家图书奖诗歌奖；
• Thanhha Lai的Inside Out and Back Again 获青少年文学奖；
• Stephen Greenblatt的传记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获非虚构类图书奖；
• 诗人John Ashbery获颁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The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John Ashbery已经出版了 20多部诗集，获得过一次普利策奖（ Pulitzer Prize）和一次国家图书奖。

以下是一篇来自BBC NEWS的报道：

Salvage the Bones wins US National Book Award

A novel about a Mississippi family confronting Hurricane Katrina has won the US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fiction.

The judges praised Jesmyn Ward’s Salvage the Bones for its use of “piercing metaphor and simile”.

Nikky Finney’s Head Off and Split took the poetry prize, while Thanhha Lai’s Inside Out and Back Again won the award for young people’s literature.

Stephen Greenblatt’s The Swerve, about Latin poet Lucretius, triumphed in the non-fiction category.

Author Ward (far right) was in Mississippi with her family when Hurricane Katrina hit

In her acceptance speech, Ward said the death of her younger brother – who was hit by a drunk driver when she was in college – had inspired her to become a writer.

She said she realised life was a “feeble, unpredictable thing,” but that books were a testament of strength in the face of a punishing world.

Greenblatt, tearful in victory, noted the miracle of words in making an ancient poet such as Lucretius matter so greatly centuries later.

University of Kentucky creative writing professor Finney also gave a poetic acceptance speech for her work, which delves into African-American life.

Actor John Lithgow, the show’s host, called it “the best acceptance speech for anything that I’ve heard in my entire life”.

The winners of the awards – which are among the most prestigious in US publishing – each received $10,000 (£6,400).

The awards were hit by controversy last month when the nominees were first announced and author Lauren Myracle mistakenly appeared on the shortlist, in the young people’s literature category, for her book Shine.

The book was withdrawn after the National Book Foundation cited a “miscommunication”. It appeared Myracle’s book had been confused with Franny Billingsley’s similar-sounding novel Chime.

Shortly after, the Foundation welcomed Shine back into the category “based on its merits”, but Myracle was asked to withdraw a number of days later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the award”, the author said.

出生于南部威尔士的克莱德克河谷的琼斯和他同时代许多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一样，于1923-25年，就读于伦敦的中央劳动学院。学习期间，琼斯加入了大不列颠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1926年英国工人大罢工期间，琼斯因为在诺丁汉郡煤场积极从事工会活动而被拘押了三个月。 获释后的他开始担任南威尔士矿工联盟钱布里安分会主席和矿重监秤人（checkweighman），为矿工争取合法工资做出了巨大贡献。1929年，由于他不愿意和那些非工会成员一起工作，琼斯辞去了矿重监秤人的职务。此后便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正式工作。但是他的政治活动一直比较频繁，在普通党员中间特别受欢迎。但是由于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以及他对于党内生活的一些不同认识，琼斯在党内的常常遭到处分，甚至禁止他参与一些相关工作。在当时被广泛视为共产主义前线的英国全国失业工人运动中，作为威尔士的活动组织者，琼斯领导了1932、1934和1936年的失业者反饥饿游行。1939年1月27日，琼斯一天参加了30多场集会，发表演说，支持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一方。不幸的是，他的生命也随着这一天的结束而就此终结了。

刘易斯·琼斯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表现，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揭示这场斗争的必然性。他的小说对于他那个时代威尔士矿区生活的描述非常精彩生动，引人入胜。他对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斗争的描述客观、犀利，毫不矫饰。同时他的作品也关注到大规模的失业给社区男性带来的精神危机。南部威尔士矿工联盟主席阿瑟·霍纳（Arthur Horner）以及大不列颠共产党成员都认为琼斯将他的生活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琼斯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描写威尔士矿区生活的系列小说《库玛地》（Cwmardy, 1937）和《我们活着》（We Live, 1939）。

小说《库玛地》和《我们活着》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从1890年到1936年间的工人阶级历史。这两部小说是以威尔士山谷里的一个煤矿为背景，记述了主人公罗伯茨从幼年起至西班牙牺牲止的经历，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工人作家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英雄史诗。这两部小说歌颂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精神，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向往之情。

琼斯在《库玛地》的前言中说这部小说是集体的创作，他的工人同伴进行战斗，而他只是描绘这些战斗。《库玛地》记述罗伯茨的童年时代——他幼年时在矿井里的可怕日子、矿工所遭到的欺凌压榨以及他逐渐成熟起来的反抗意识。他阅读社会主义书籍，并在腥风血雨的1910年煤矿大罢工中受到了锻炼。续篇《我们活着》自1921年罗伯茨加入共产党开始，在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议会社会主义者半途而废，只有共产党人坚持到底。工人斗争的曲折性使罗伯茨和他的妻子玛丽认识到机会主义必然导致失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引向胜利。玛丽是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委员，罗伯茨是失业工人的组织者。他们把爱情和家庭幸福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后，罗伯茨被党组织派往西班牙前线，不幸牺牲在战场上，他在临死前的家书中写道：“法西斯可能杀死我……但它决不能杀死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永远也不能！我们的牺牲是创造，我们的死亡代表新生、力量和运动”。玛丽听到丈夫牺牲的噩耗后忍住悲痛继续战斗。小说最后，玛丽站在工人队伍中欢迎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士回国，街道上红旗如林，预示着工人阶级斗争的灿烂前景。这两本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们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工人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来自他们所受的阶级苦难，来自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减轻信念。

参考文献：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阿尔丁顿打过不少零工，主要做过报纸体育版记者的助理。但是很快阿尔丁顿就觉得这样下去很难有所作为。于是就选择了更加简朴的生活方式，以便腾出时间来致力于他的诗歌创作。凭借自己的努力以及当时的伦敦文化名人布里吉特·帕特慕（Brigit Patmore）夫人的帮助，阿尔丁顿很快进入到伦敦的先锋派文人的圈子，结交了福德·玛多克斯·霍福尔（Ford Madox Hueffer）、哈罗德·门罗（Harold Monro）、叶芝（W.B. Yeats）、庞德（Ezra Pound）等一批先锋派作家。并且在庞德的引荐下，结识了后来成为其第一任妻子的著名意象派诗人H. D.（Hilda Doolittle）。

1912-1913年间，阿尔丁顿先后游历了巴黎和意大利。1916年6月，阿尔丁顿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投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他的第一部小说《英雄之死》（Death of a Hero, 1929）被认为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好的作品之一。在他的这部成名作中，阿尔丁顿根据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讲述了主人公乔治·温特伯恩的短暂一生，直到他于1918年在战争中丧命。小说共分三个部分。前面的两个部分侧重讲述了乔治·温特伯恩的青年时代以及其即将到来的婚礼。对于战前弥漫中中产阶级阶层中的轻浮放荡和自命不凡也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第三部分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在法国前线的可怕的战争场面。年轻的温特伯恩的死表明这场流血应该归罪于被虚伪的宗教、僵化的道德、罪恶的教育和庸俗的文化所统治的社会。温特伯恩的死象征着战争所造成的野蛮、愚蠢的暴行，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残酷的现实所做的孤单、软弱的反抗。以温特伯恩为代表的一代青年，以有意违背道德常规的行为来表示他们对传统和环境的不满和反叛。然而，他们的极端行为，也反映了他们的无知、任性和不负责任。他们本来以为他们所乐于高谈阔论的信念坚如磐石，然而在战争炮火的猛烈轰炸之下，他们才发现这种信念就像建立在流沙上面一样不稳定。温特伯恩的死不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之死，而是一种怯懦的逃避，而是他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矛盾，没有勇气去对付这样的现实冲突的体现。

奥尔丁顿的另一本小说《人人皆为仇敌》通过主人公战争前后的经历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普遍的失望和沮丧的情绪。这种情绪弥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许多小说与诗歌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作家对现实不满、对前途绝望的典型心理。

这一时期，阿尔丁顿还创作了大量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发表于1919年的诗歌“情人”（The Lover, 1919）。将残酷的战争当作“情人”来描写，这是阿尔丁顿才华的体现，也是他深受意象派影响的一个佐证。

20世纪2、30年代，作为作家和批评家的阿尔丁顿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20-1929这10年间，阿尔丁顿或编辑或翻译，共出版发行了24部作品。这其中也包括他本人的诗集以及一部他为好友D. H. 劳伦斯撰写的传记《劳伦斯传》（D. H. Lawrence, An Indiscretion）。在随后的10年中，阿尔丁顿有陆续出版了几部短篇小说集、3首长诗、4部诗歌合集，以及若干文学批评文章。此外，他还创作发表了7部长篇小说。《卡萨诺瓦传奇》（The Romance of Casanova）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6年。

1935年，阿尔丁顿来到美国，在康尼狄克河畔一住就是10年之久。20世纪的4、50年代是阿尔丁顿所经历的最低谷。他的英雄传记《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 A Biographical Inquiry）招致一片恶评。直到1950年代末期，公众对他的不良印象才有所缓解。

1962年，阿尔丁顿接受当时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主席阿力克塞·索尔科夫（Alexei Surkov）的邀请前往苏联进行了参观访问。这段经历在他自己的记述中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

参考文献：

Gates, Norman T., A Checklist of the Letters of Richard Aldington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7).

________, ed., Richard Aldington: an autobiography in letter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Doyle, Charles, Richard Aldington, a biograph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Drabble, Margare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New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85

刁绍华主编，《外国文学大词典》,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吴明明主编，《二十世纪世界名人辞典》,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汪守德编著，《世界战争小说》,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

石云龙，王晶主编，《英语学习百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1. Bartleby（Nov. 22）【下载地址1；下载地址2】

2. The Cousins（Dec. 27）【下载地址1；下载地址2】

注：圆括弧中的日期为课堂讨论时间。

克洛宁出生在位于邓巴顿郡卡德罗斯镇，是家里的独生子。克洛宁很早就显露了他的聪明和智慧：在邓巴顿学院学习期间，他在众多的写作比赛中拔得头筹并获得许多奖励。然而，由于来自家庭的压力，克洛宁最终选择了学医。1919年，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当年晚些时候，他以班轮上的外科医生的身份随船去印度旅行。此后，他继续努力学习，并于1923年获得了公共健康学历证书。次年，他获得了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MRCP）的资格。1925年，他凭着论文《动脉瘤史》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洛宁作为战地医生在海军服役，并被授予中尉军衔。战争结束后，他转到地方行医。1924年，他被任命为大英帝国煤矿医学督查。1930年，他因为自己的健康原因而弃医从文。于是，英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位著名的医生，多了一名著名的作家。    克洛宁的写作速度惊人，由于提前对情节的细节有了详细的计划，他平均每天能够写5000字。除了小说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小故事和散文在多国出版。

他的许多作品都很畅销，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精湛的写作技巧、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准确贴切的描述。尽管作品主题多涉及到人们的社会良知之类的严肃的社会话题，但其中却不乏多彩的人物以及诙谐的对话。他的一些作品取材于他的从医生涯，将现实、浪漫以及社会批评很好的融为一体。克洛宁在作品中塑造了为普通民众伸张正义的理想的英雄人物形象，借此审视个人与社会间的道德冲突。他的早期作品《满天繁星》（The Stars Look Down）记录了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矿区的罪恶，以及一位野心勃勃的煤矿主如何可以平步青云，成为国会议员。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文主义精神持续激励着后人。作品也被改编成电影、音乐剧等而广受好评。

《卫城记》通过讲述了一位煤炭公司的医生试图在科学求实和社会责任两方面寻求平衡，揭露了当时医疗活动中的不公以及医生的不称职。该小说的发表促进了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作品发表后，克洛宁在医学领域树敌颇多，许多医学专家们甚至一致抵制《卫城记》。但该作品一经出版就迅速成为畅销书，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它使得公众看到了医疗系统内普遍存在的腐败堕落，并为以后的改革埋下伏笔。

也许是因为其家庭有着复杂而又浓重的宗教色彩，克洛宁的许多小说都涉及到宗教主题。其实，他在求学和行医期间一直忽略宗教的影响，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位不可知论者。但在30多岁时，他又重新意识到了宗教的意义，并将他的新的认识呈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由于他的作品在美国颇受好评，1939年，克洛宁全家搬往美国。1945年，克洛宁举家返回英国。仅仅一年之后，于1946年又回到了美国。直到1957年，才又叶落归根，回到欧洲，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25年时光。他笔耕不辍，一直到80多岁，还在坚持创作。

1981年1月6日，克洛宁在瑞士去世。他的许多著作，包括出版以及未出版的文学手稿、草稿、书信、上学时的练习册、散文、实验室的书籍以及他的博士论文被分别保存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以及田纳西大学的哈里·兰莎姆中心。

参考文献：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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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继海，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