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岛上,残酷的现实,辛辣的嘲讽 ——评《岛上》

虚构的岛上,残酷的现实,辛辣的嘲讽

——评《岛上》

当国内评论界对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评论余温渐熄的时候,青年作家任晓雯又给“魔幻现实主义”这把火添了一把干柴。这部创作跨度十三年,三度修订的《岛上》,以一个“成熟的先锋”的姿态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

23634680-1_u_1《岛上》的故事主线并不复杂,主要讲述了“我”方蓁岷,在童年失去父亲的阴影下产生“恋父情节”,并因此导致了大学教师“明先生”的家庭纷争。“明太太”在这次纷争中意外死去,方蓁岷由此被诬为“精神病人”失手杀人,送到了青山精神病院。后被阴差阳错地从精神病院中被卖出,送到了一个座孤岛上“劳动改造”。孤岛由神秘的“康先生”控制,设置了禁林、电网和督察。在孤岛上的“囚徒”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内斗,人性的丑恶和权力压抑下的变型显露无疑。

虚构的“岛上”其实是一个人性的试验场,它是高度抽象化、符号化了的人类社会,与现实社会有着有趣的朦胧指涉关系。虚构的“岛上”是一个威权统治下的封闭空间,海岸、禁林、和电网勾勒了自由的边界,督察、被赋予特权的“民选1号”和植根于囚徒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保障了权力的运行。作者把人物像小白鼠一样安排到这样一个权力极度压抑下的“极限境遇”,饶有兴致并抽丝剥茧地将人性的裂变呈现给读者看。

实验的结果是残酷的。权力规定的“例会制度”,成了人人相互检举揭发的秀场。人们开始主动地“自我诬陷”,编造子虚乌有的故事,以迎合当权者变态的窥私需求。人们“习惯了”言语刻毒,“习惯了”卑微,并主动地踩着被规定舞点舞蹈,安于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安于现状实际上潜潮暗涌,“民选1号”的设置是这种内斗暗流的催化剂。所有的“劳改犯”都有身份的编号,大家选出来的1号,可以住更好的屋子,吃更好的餐食,并有拥有手枪的特权。温文尔雅的医生为了争夺“1号”身份,利用“赛太太”偷走了“赛先生”的手枪,并直接导致了“赛先生”的死亡。顺理成章地当上了“1号”的医生,前倨后恭,欺压选民,并抢了一个滑稽的眼镜,以彰显特权。眼镜使医生的眼睛变化,更有灼伤力,但到了家里,医生又忙不迭的丢掉眼镜,“像丢下了一个包袱”。“眼镜”是权力的一种隐喻,既是烫手山芋,又让人欲罢不能。

“美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她是方蓁岷来到岛上交的第一个朋友,热情地帮方蓁岷熟悉着岛上的一切。美佳是一个“变性人”,本是“男儿身”的他更倾向于将自己认定为一个“美娇娘”,变性手术之后,来到没有人认识的岛上,渴望过自由的生活。可是小岛并未给她自由,流言蜚语与世俗间无异。在方蓁岷眼中她是一个“超越性别的存在”,兼具了男性的坚忍和女性的同情,然而在世俗眼中,美佳只是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变态”。岛上和世俗世界一样缺乏沟通理解的耐心,人们只是凭借刻板的主观印象将他人归类为符号。美佳在她人武断地“暴力定义”中生存,而她与方蓁岷赖以“惺惺相惜”的基础恰是这种同病相怜。方蓁岷也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的焦虑当中,方蓁岷被大多数人认定为“疯子”,由此便陷入了“无力辩驳”的怪圈。“真正的疯子都不认为自己疯,就像醉鬼不承认自己醉”,被扣上了“疯子”的帽子,一同被剥夺的还有正常人的话语权力,辩驳被理解成疯话,不辩驳被理解成默认。而对于疯子的定义,则掌握在少部分人的话语权力之中。正如美佳对方蓁岷说的“保不齐其他人都是疯子呢,我们就是正常人了,只是被污蔑成‘疯子’而已”。作者在此处对于权力的思考,流露出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传递出的精神底色。

作者以清醒的姿态,画出了人类面对权力的“百丑图”。不失讽刺的描绘出人们面对权力那种“又爱又恨”、“又怕又觊觎”的复杂心态。“渔女”以身体为资本,在强权中“游弋”,虽说是一种自保的方式,可多少也有些攀附的成分。这很好的折射了当今很多人面对特权的态度,一面痛骂,一面接近,一面呼唤公平,一面又寄希望于特权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倾斜。而大部分人对于权力“不敢爱”也“不敢恨”的微妙心理,又恰恰是权力赖以运行的基础。

这和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以及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想从公共利益中得到好处,又希望公共利益得以维持壮大。每个人都希望有所改变,每个人又都是事情变得更糟。这也就是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论述的“群体的低效率”在权力方面的折射——心理上痛恨权力、实际上畏惧权力、行为上迎合权力。

并非所有人都是都逆来顺受的承认既有秩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否定和改变的因子。在岛上,唯一的“革命者”是大西北。似乎大西北是权力的天然蔑视者和反对者。大西北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在他人眼中是“政治犯”、“迫害狂”,是“无事生非者”。然而他却有一整套的自救计划,并自命不凡。他将人分为两类,强者和“猪猡”,强者会保存力量,韬光养晦,在关键时刻爆发。而猪猡,“没脑子,被环境赶着走,只要有一点口粮,就在地上哼哼”。正式基于这种武断地不公平的分类,他可以为了达成自己的计划,牺牲“猪猡”的生命,在逃跑时为了“减少负担”,他设计将“发婆”杀死,并毫无愧欠之意,颇为心安理得。如同日本法西斯在残杀所谓“支那”的心理机制一样——首先将人分级,优等种族人拥有天然的淘汰劣等种族的权力。这种残忍的法西斯因子使得大西北更像一个“政治狂人”。然而大西北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为公为民,毋宁说是为了自己“逃出生天”,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扭曲体现,本质上还是自私为己的。从这个角度说,其所有的疯狂的表现和残酷的行为,只是为了掌握权柄的一种用力过度的扭曲。

小说的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对人物的塑造,小说把窥探的笔触深入了意识流的深处,揭示了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内在张力。没有简单的善恶二分,而是“不善不恶”或者“有善有恶”。比如看似完美的美佳,也因为“贪欲”偷了发婆的戒指,并因此送命。美佳感叹道,每个人都有罪,自己也一直被罪折磨。比如明先生,一直以方蓁岷的完美梦中情人出现,兼具了一切完美的品格,但是在失手杀死妻子之后,用花言巧语和美好许诺哄骗方蓁岷“顶罪”,反映了他懦弱的一面,和黑暗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比如大西北,既是革命者,又是法西斯,很难用一个好坏的简单形容词去定性。再比如主人公方蓁岷也并非完全的道德正确,她因为对于所谓“父爱”的执着偏执,与亲生母亲的对抗,她的失手杀人,她对于周围人主观性的判断,都很难说做到了完全的无可挑剔。但恰是优缺点并存的人物,使读者更觉得亲切,读者可以将自己的性格弱点找到人物上的投射,因而建立一种“心理亲近”,人物也因此可触可及,有活力、会呼吸。

小说的结尾很吊诡,统治小岛的“康先生”,是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甚至没有头盖骨的“畸形人”,被人轻轻一掌就能捏成粉末的权力内核,竟然井然有序的一直高效地运作着。这也暗示了,剥除了统治机器、督察和电网,以及权力的实际和谋者——普通民众之后,权力的内核又腐败、又无能,还有一点变态。

对“康先生”的摧毁并没有毁坏整个权力的体制,正如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巨大的权力关系网中生存。康先生死后,小岛易主,督察成了新的当权者,而方蓁岷的“弟弟”,段仔却成了新的督察,重新将方蓁岷定义为“疯子”。正如鲁迅笔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在短暂的“发狂”揭示了社会的吃人本质之后,竟然“病愈”到某地候补去了。一个权力关系网上的单元的失灵,并不会导致权力运作的失效,权力网使人异化,并义无反顾地对其效忠。权力是疯狂的,可是践踏生命,更别说漠视人情了。然而原来的“督察”摇身一变成为“岛主”,就和打工的“马仔”一下子变成“老板”一样刺激和疯狂。转变的权力的法理合理性以及权力的运行效率都是存疑的,或许督察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康老板”。很显然,热热闹闹的小岛上将上演新的故事,但主题永远只有一个——铁打的权力网,流水的螺丝钉。

【作者:李劲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研究生】

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1922-1998)

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1922-1998),美国著名后现代派作家,一生共创作五部小说和一部非小说作品。曾于1982年荣获“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The MacArthur Foundation’s “Genius Award”),1989年当选为美国文学与艺术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院士,1993年获“蓝南文学终身成就奖”(The Lannan Literary Award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此外,他的作品《大小亨》(JR,1975)和《诉讼游戏》(A Frolic of His Own, 1993)都曾经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

虽然威廉·加迪斯的文坛影响力不容小觑,但他的作品却因为晦涩难懂的文字和内容,被部分评论家和读者拒之门外。普遍舆论认为,“他是最受人尊敬而又最少人阅读的重要作家之一”,而他的小说风格也被描述为“迷宫或百科全书似的、直接引语的叙事艰涩难懂”(转引自蔡春露,134页)。尽管如此,威廉·加迪斯在当代文坛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常常和品钦(Thomas Pynchon)、霍克斯(John Hawkes)、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等著名作家一起被誉为是美国后现代小说的先驱代表。 Continue reading

一次有关狄兰·托马斯座谈会上的乱想

悖论也许正是意义之所在吧——

于无意义中寻找意义。

你知道如此真相,

你还是在不经意间时而驻足于貌似宏伟的浅显和单一。

【其实你没说,你只是被发现了……】

嗨,那里不是意义的目的地!

你说 ——

但是狭隘的执迷于意义的人啊

又如何能够看到其他的地方 ……

琐记20140216

这两天看了爱丽丝·门罗的几个短篇小说:Child’s Play, Dimension, The View from the Castle Rock, Silence。再次体会了下这位诺奖获得者的文学魅力。The View 用一种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历史;另外的三个短篇都是对人性不同方面的深度探寻。门罗的叙述总是那么平稳淡定,没有刻意的渲染,却总能给人以震撼……接下来,还要再选读三四个她的短篇

这个假期又结束了!面对接下来的一年的工作安排,又是满心焦虑(总是这样!)。无论如何,不能总是常常只是被零零总总人或事感动,也得要真正做出几件让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动的事情才行……

最近触动我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一个毕业了两年、目前在英国留学的学生。老实说,她原本的基础不算好。在她申请的过程中,我曾委婉地提醒过她。她当时也接受了,但是好像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留学一年左右的时间让她彻底改变了。各种作业让她不得不直面自己的不足。于是她痛下决心,专注于学习。在她最近给我的来信中,她告诉我,她已经删除了一系列社交网站的账号,什么“人人”、“新浪微博”、“Twitter”、“Facebook”等等,甚至手机也很少用了……确实,现在太多分散我们专注度的东西了。没有专注,怎么会有成功,会有奇迹呢?——好孩子!现在下功夫还不算晚。你会成功地实现你的理想的。加油!

我的社交网站的账号是不是也太多了?!

札记

今天在“戈戈主机—低调小众之间的主机”续了费。

可是回首过去的一年,这里真的濒临荒废~

即使到了年底,
也是既没有总结过去
也没有畅想未来……

希望在马年里
能够再现野马本色
想飞的梦不死
狂奔的心永存
让这里虽不繁华也要葱郁!

加油!

……

201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上帝鸟》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在讨论过去时,能有自己发挥的空间,也允许错误的存在。即使我们对所探讨的主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智慧,我们仍然可以磕绊前行。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不存在对话。如果没有对话,话语就会枯竭,学习就会停止,相互理解的能力也就烟消云散了。”

—— 詹姆斯・麦克布莱德

James McBride and his The Good Lord Bird

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一美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于当地时间11月20日在纽约举行的晚宴上揭开了其获奖者的神秘面纱……

始于1950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至今已有64年的历史了。而此次获得该奖(小说类)的既不是之前短名单中的两大热门小说:《前沿》和《十二月十日》,也不是刚刚与英国布克奖失之交臂的茱帕・拉希里的小说《低地》,而是——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上帝鸟》。对于如此出人意料的结果,读者可能都早已有些心理准备了。文学界的获奖结果总是让人充满期待,而又不乏惊喜。

也许大部分读者都对詹姆斯・麦克布莱德及其获奖作品《上帝鸟》感到比较陌生。而此次其能一举夺得美国文学界最高奖,虽说是在意料之外,却也是在情理之中。

现年56岁的麦克布莱德是美国作家兼音乐家,生长于布鲁克林。他的父亲是一位非裔美国人,母亲是一位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1979年麦克布莱德于欧柏林学院获得音乐创作学士学位,此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新闻学的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作为新闻记者,他是多个知名出版物的撰稿人,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人物》周刊等。目前麦克布莱德是纽约大学著名的名誉驻校作家。

在发表此次获奖作品《上帝鸟》之前,麦克布莱德已有多部小说以及剧本问世。他于1996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水的颜色》,连续两年跻身于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名单,并成为了美国经典文学作品之一。其早期小说作品还包括《圣安娜奇迹》、《歌声悠扬》,前者经好莱坞黑人导演斯派克·李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者入围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形象奖和代顿文学和平奖决选名单。

麦克布莱德此次的获奖小说《上帝鸟》出版于2013年8月。小说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美国废奴运动为背景,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的一段故事……

1857年,堪萨斯领地正陷入如火如荼的奴隶制度存废之争。小说的叙事者亨利·沙克尔福德是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年仅12岁的黑奴。当史上著名的废奴运动领导者约翰·布朗抵达此地之后,与亨利的主人发生争执,并最终演变成暴力冲突。也就是在那个下午,亨利的父亲被杀害。变成孤儿的亨利最后被迫随布朗一道离开该地。由于亨利弯曲的头发、纤细的身躯以及柔弱的声音,布朗误认为他是个女孩,并把他叫做“小洋葱”;而亨利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也将错就错,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性别,以一个女性的身份一直跟随布朗辗转各地:在密苏里,他住进了妓院;在费城,他惊叹于那里的拥有自由的黑人公民,他们就同白人一样拄着拐杖,带着胸针和戒指,而对奴隶制毫不关心;在波士顿,他出席了一个废奴主义者集会,在会上每个人都会就黑人问题发表演讲,除了黑人。直到1859年,两人到达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费里,布朗在那里发动了起义。亨利最后也找回了自己。

对于约翰·布朗这一历史人物以及其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费里发动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想必读者们并不陌生。《上帝鸟》也显然不是第一部关于约翰·布朗的文学作品,赫尔曼·麦尔维尔、兰斯顿·休斯、罗素·班克斯等都曾描写过这个历史人物。

但是麦克布莱德对该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塑却独具创新:他将虚构的人物——年轻黑奴亨利加入到布朗的一小群跟随者中,并通过他的视角以及夸张、搞笑、讽刺的叙事手法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历史人物与事件。

麦克布莱德说:“关于约翰·布朗的作品已经有很多了。他们都是严肃的作品。……我想写一部让人们发笑同时也让他们思考的作品。同时,这种夸张搞笑的手法更容易接近于真实,而且不压抑。”

的确,《上帝鸟》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各种逗笑的情节。对于历史小说来讲,尤其是关于奴隶制和内战的小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但是,《上帝鸟》绝不是对约翰·布朗的挖苦。恰恰相反,对这位英雄的“戏说”,不是一种讽刺而是另一种尊崇。在麦克布莱德的笔下约翰·布朗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但同时,他也激进、偏执,他也有缺点,也有会做出荒谬的事。他仿佛就是我们身旁的一个朋友,栩栩如生。当我们读到小说末尾,看到监狱中的布朗,仍在不停说道,我们不禁为他感到悲哀。他是那么独特,就如书名所指的“上帝鸟”一样——如此的罕见,以至于谁见到它都不禁惊叹一声“上帝啊!”。麦克布莱德通过这种让约翰·布朗更人性化的手法,给约翰·布朗献上了自己的赞歌。

在小说中,约翰·布朗是一个疯狂不羁的老人,但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英雄的魅力。也许该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再次让人们思考历史书写与小说之间的关系。

麦克布莱德无疑是尊重历史的。他煞费苦心地加入了诸多历史细节,如和哈丽特·塔布曼的会面、道格拉斯和布朗最终的分道扬镳等。尽管“书中夸张的人物做着滑稽的事情,但它确是建立在真实的事件之上。” 其实,《上帝鸟》中所讲述的大部分的事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如何证明这一点呢?无法证明。我们对于约翰·布朗的了解都是从别人的讲述中得来的。麦克布莱德认为:“研究约翰·布朗的历史学家根据一系列标准频繁改变他们书写的目的。这些标准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相关的,或者不是那么值得信赖。事实上,决定写什么而忽略什么这一行为本身就让人对所有的非小说写作产生质疑。这样说来,小说也可以更加接近真实。”

对于历史书写和小说的关系,麦克布莱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的小说《上帝鸟》无疑是对其观点的实践。在该小说中,他将历史和幻想相糅合,立足小人物的视角让我们对约翰·布朗的传奇故事有了新的理解和看法。《上帝鸟》通过小说的形式实现了历史书籍不曾实现的效果。也许只有时间能说明它是否能够成为经典,但就其主题和写作手法而言,《上帝鸟》无疑是2013年最重要的小说之一。【陈妍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