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G·吉朋（Lewis Grassic Gibbon,1901-1935），原名詹姆斯·莱斯里·米吉尔（James Leslie Mitchell），是苏格兰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苏格兰文学的杰出代表，一位杰出的左翼作家。他著名的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1901年2月13日，吉朋出身于苏格兰东部阿伯丁郡的一个佃农家庭。因此他对苏格兰东北部的农村生活极为熟悉。后来，每当回忆起他在农村度过的影响了他一生的青少年时光时，吉朋总是无比自豪：乡村养育了他。乡村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记忆深处，呈现在他的创作之中。同时也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立场鲜明的左翼作家。在吉朋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吉朋认定自己是“革命作家”，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他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的社会革命题材的作品都“或明白或含蓄的宣传”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对统治者，他的批评犀利辛辣，而对共产主义，他则怀有一份深深的同情。

米切尔（吉朋）的作家之路其实并不平坦。虽然才华出众，具有创作天赋，但是他却几经周折：当过记者、服过兵役，甚至还到过南美进行过考古研究。直到1929年他结婚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为了十的缘故”（For Ten’s Sake）曾受到当时已经成名的威尔斯（H. G. Wells）的好评。他的主要作品除了那部声名卓著的三部曲以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开罗日志》（Calends of Cairo, 1931），长篇小说《被玷污的光辉》（Stained Radiance, 1930）、《第十三个信徒》（The Thirteenth Disciple,1931），《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33）等。吉朋的人生旅程只有短短的34年。而他的创作生涯更是只持续了不到十年的时光。然而他的短暂的一生却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

毫无疑问，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 1946）代表了吉朋的最高创作成就。吉朋的三部曲包括《落日之歌》（Sunset Song, 1932）、《云谷》（Cloud Howe, 1933）和《灰色花岗岩》（Grey Granite, 1934），原来并没有总标题。1946年开始被结集成合集，并以《苏格兰人的书》出版发行，并且被广大的读者们所接受。这部作品自最初的出版之日起便收到了读者们欢迎，受到了评论家的高度赞誉。直到20世纪末还在再版，并受到评论界的关注。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中比较少见的成就。三部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一直记述到30年代欧洲经济危机的发生。历时几十年的时间，以女主人公克丽丝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从家庭到社会，从乡村、田间到城市、工厂，表现了苏格兰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反映了从1911年到30年代期间苏格兰社会从乡村、城镇到工业城市的动荡、变迁。

三部曲的第一部《落日之歌》（Sunset Song, 1932）以农村为背景，从少年时期的主人公克丽丝写起，记录了克丽丝的成长历程。在这里，小说通过克丽丝的由少而长，结婚生子，又到丧夫成寡，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的经历，反映了苏格兰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小农经济的瓦解。小说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克丽丝丈夫的死暗示了小农经济模式的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发了战争财的人开始大肆兼并土地，大力引进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农田里机器的轰鸣显然是小佃农经济的丧钟。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落日之歌》是“一篇经典的宣言，宣告了小农经济的消亡”（268）[1]。除了将克丽丝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历史变迁的大背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之外，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其对于成长小说的贡献。吉朋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克丽丝从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再到寡母的成长历程。而且女主人公克丽丝成长经历贯穿整个三部曲。这在当时对于一位男性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可以说，吉朋的这部作品突破了传统欧洲成长小说的俗套，将视角集中一位来自底层的女性人物，从而让读者可以领略清晰可信的女性意识和世界观。帕梅拉·福克斯（Pamela Fox）在评论《落日之歌》时指出，这部小说“是一部有着特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史诗，它的叙述与克丽丝的身体节奏以及收获季节的呈现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195）[2]。在某种意义上说，吉朋的这部三部曲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女权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二部《云雾笼罩的深谷》（Cloud Howe, 1933）以苏格兰小镇生活为背景，以克丽丝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再以克丽丝的第二任丈夫的死结束。克丽丝的这段生活经历呼应了工业化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经济萧条和罢工斗争与再婚后的克丽丝一家三口的人物发展有机的交织在一起。这里的克丽丝越趋成熟。她的儿子也一天天长大成人。母子情深，相依为命。虽然克丽丝在生活中不仅要承受沉重的生存压力，还要面对同样沉重的舆论压力，但是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从容面对生活赋予她的一切。她的生活历程就是她在云雾弥漫的山谷里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她在生活的历练中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克丽丝试图寻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然而，正如第一部中读者们所看到的她所收到的教育无可避免地都是带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在这里，政治议题也是同样的无比避免。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工厂工人们中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在不断增强。他们试图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达到目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要改善生活状况的愿望并未得到实现，而他们的集体行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厂的破产。这使得人们产生了迷惘。克丽丝的第二人丈夫罗伯特想要推广一种可以变革社会的所谓的纯粹的信条。他不信任社会主义，也对正在蔓延的法西斯主义会有畏惧。他的所谓纯粹的信条其实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主张。而他栽倒在布道坛上恰恰证明了他的那种思想也根本行不通。因此，在《云雾笼罩的深谷》中，小农经济已经彻底崩溃，小资产阶级的发展遭受到了重创，宗教的社会改良主义也宣告失败。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方向，即工人阶级要想改变生活现状，就必须寻找新的方向。

《苏格兰人的书》第三部《灰色的花岗岩》（Gray Granite, 1934）的背景有乡村小镇转移到了正处于9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大工业城市。这里的克丽丝经历她的第三次婚姻。她本来是为了能够和儿子一起过上更好生活才来到大城市去经营一家旅店。在大都市，她目睹到更多的却是发达工业对于人的异化，也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与自己之间不断拉大的距离。儿子伊万准备参加由共产党发动的反饥饿进军运动，伊万是小说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他已经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中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克丽丝竭尽全力，想要把儿子重新来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最后，她不得不承认，儿子的信念就像灰色花岗岩一样坚硬。她已无法改变。而克丽丝更是清楚地看到，儿子的信念和她的第二人丈夫的改良思想一样，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小说结尾，克丽丝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她要离开都市的喧闹浮华，回到故乡去。

在克丽丝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作家寄托了自己对生活理想的寻求过程。三部曲中那时常伴随着克丽丝的谈谈的忧愁和绝望代表了一种对人生格局的理解和同情。克丽丝本人生活的跌宕变迁，尤其是她生命中对她影响极大的三个男人的结局则似乎影射了吉朋的历史观：她的第一任丈夫因为眷恋土地而死，象征着旧的小农经济体制的死亡；第二任丈夫因理想破灭而倒在布道坛上，似乎在告诉人们，改良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她的儿子伊万组织工人罢工，同资本家斗争，暗示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对未来的希望。整部小说贯穿着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他们世世代代所受苦难的强烈义愤以及对他们幸福未来的美好祝愿。饱经沧桑的克丽丝认为一切信仰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吉朋对此并没有予以否定。但是他同时也肯定了伊万的追求。第三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伊万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在《灰色花岗岩》中，伊万超越克丽丝成为主要人物。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

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的叙事结构和叙述技巧一直以来得到了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很多评论家认为，无论是形式还是风格，《苏格兰人的书》都达到三部曲创作的最高成就，更是达到了苏格兰文学的顶峰。帕梅拉·福克斯直言，吉朋在批评界的声誉是毫无瑕疵的，是苏格兰文学的第一宠儿（194）[3]。雷蒙·洛佩兹·奥特加（Ramon Lopez Ortega）认为吉朋以其振聋发聩的描述跻身20世纪经典作家行列当之无愧（139）[4]。当然，也有批评家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苏格兰人的书》在形式上和风格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吉朋过分追求在风格和技巧方面的雕琢，这显然是极力迎合小资产阶级审美情趣的一种表现[5]。无论如何，吉朋的《苏格兰人的书》都是及其重要的文学巨作，它的价值毋庸置疑，更是左翼思想家、左翼作家以及左翼文学研究者们所不可或略的。

参考资料：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George Watson. The New Cambridg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