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絮语】中断了一段时间的“研究生专栏”重新登场。这篇是我安排给研究生的一篇作业。经过我的修改，已经全文在《天津日报》“满庭芳”版（2017年12月13日）上发布。

乔治·桑德斯和《林肯在中阴界》

南开大学  朱志远  蔡媛媛

现年58岁，素有“天才怪诞作家” 之称的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凭借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林肯在中阴界》荣获本年度英国文学大奖曼·布克奖。

桑德斯一直以来以短篇小说享誉世界。早在1994年桑德斯就开始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并多次获得国家杂志奖。1996年，37岁的桑德斯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衰败时期的内战疆土》并入围海明威奖。此后桑德斯又陆续发表了三部短篇小说集：《天堂主题公园》（2000）、《在信仰国》（2006）、《十二月十日》（2013），并斩获故事奖、弗里欧奖等多个奖项。此外他的作品还包括中篇小说《菲尔短暂而恐怖的王朝》、童书《浮丽村固执的怪皮虱》以及小说《有关未来的两分钟笔记》等。

桑德斯是一位反乌托邦主义的讽刺小说家，其作品多选择荒诞的超现实主义背景并且充满罪恶、暴力等黑暗元素，他善于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古怪荒诞的小说设定和出人意料的情节铺陈揭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和一般讽刺作家不同，桑德斯的作品在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会隐约流露出他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比如他的短篇故事集《十二月十日》中的《逃出蜘蛛头》：故事背景是一个蜘蛛状的实验室，“蜘蛛头”是控制中心。一些科学家正在研制可以改变人情绪的各种药剂，并拿囚犯作为实验对象，企图控制人类的七情六欲。故事的主人公杰夫也是实验对象之一。多次实验之后，他醒悟到这些肆意操纵别人感情的实验是疯狂而不人道的，而自己即使袖手旁观也会间接使一些实验对象牺牲，最终他选择了自杀来救赎自己。

桑德斯荒诞的故事背景多来源于被放大的社会问题，他善于把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放大到不合理的程度以引起人们的警觉，这样的超现实主义本身就有警世意味。在小说《逃出蜘蛛头》中，桑德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技发展和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问题。

尽管桑德斯通过作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往往沉重而尖锐，但他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和别出心裁的情节设定却依旧俘获了不少读者的心。

回顾美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桑德斯的作品延续了马克·吐温的幽默辛辣的语言风格，库尔特·冯内古特的超现实主义理念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离经叛道的创作思想。要说桑德斯的不同，那大概就是他始终“善心未泯”，这也是他的小说中的救赎色彩的来源。据2015年3月13日的北京晨报消息，十多年前桑德斯乘坐的航班在从芝加哥飞往雪城途中与一群大雁相撞并险些坠毁，死里逃生让他觉得“世界美好到了极致”。随后桑德斯还修习了宁玛派佛教文化（藏传佛教四大传承之一），他说佛教的“本善”思想对他的创作思路和写作风格很有影响。2013年，桑德斯在雪城大学做了以“与人为善”为主题的毕业演讲（后被印刷成书），并说“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及时表达对他人的善意”。从他自身经历可以看出，这些就是《十二月十日》较之其前三部短篇小说集有较为浓厚的救赎色彩的原因。其中该书的同名故事《十二月十日》正是桑德斯悲悯情怀的代表作。总之，“救赎色彩”已经成为了典型的桑德斯风格，既不同于乔治·奥威尔的冷峻也不同于冯内古特的愤世嫉俗。

一般而言，悲悯色彩是讽刺小说家避之不及的。因为它会淡化故事本身的讽刺意味。然而桑德斯的故事中的救赎情节一般都发生在最后千钧一发的时机，这样的情节处理会引发读者思考：如果最后主人公没有这样抉择会导致怎样的结局？这会让读者在感慨之余多一份“警醒”，也就达到讽刺小说的“警世”目的，这可以说是这位天才作家的“法宝”。

纵观桑德斯的作品，不难发现桑德斯的创作经历了从对前人写作手法的继承到形成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转变。作为一个辛辣的讽刺作家、一个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目击者，桑德斯从未原谅人类的种种罪行，但作为一个经历丰富的智者，桑德斯又不愿意放弃对所有人的希望，他在书中写道：“继续活下去，与亲人保持联系，生活中依然可能有很多点点滴滴的善良”。

由此看来，《林肯在中阴界》今日的成就应在意料之中。该书在2月份一经出版就轰动文坛，被《纽约时报》、《纽约客》、《华盛顿邮报》等三十多家权威媒体争相报道。据《华尔街日报》消息，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二十多年前关于林肯的幼子威利（11岁）不幸夭折的一则传闻。传说林肯在葬礼之后独自返回墓地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这个画面在桑德斯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最终促使他落笔成书。

桑德斯在书中进行了一场大胆的文体实验：整本小说仿佛是在一个由对话组成的电影剧本中穿插了各种关于林肯的新闻剪报——一些是真实的历史新闻，一些则是桑德斯的杜撰。他在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尝试如此新颖的叙事手法，颇有点向先锋小说致敬的意味。

故事基于真实历史事件：1862年正值南北战争焦灼时期，2月20日，林肯感染伤寒的幼子威利在林肯夫妇举办宴会时病情恶化去世，后被葬在橡树公墓。小说中威利死后灵魂出现在公墓，并结识了故事的几个主要叙述者：汉斯·沃尔曼（中年印刷工，在和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圆房前不幸被房梁砸死）和他的好朋友罗杰·贝文三世（年轻的同性恋者，在遭到情人抛弃后自杀身亡）。两人死去都已20余年，却坚持认为自己只是生病了，不肯进入轮回。他们称自己的棺材为“病匣”，称自己所在的公墓为“医院的院子”，公墓里的鬼魂有些还没有准备好死去，有些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因此逡巡不散，他们所在的空间就是藏传佛教所谓的“中阴界”。

小说中出现的幽魂多是悲惨者、被剥削者和无产者的形象，他们之中有士兵、杀人犯、名誉扫地的银行职员、强奸受害者、猎人等。借众多鬼魂之口，桑德斯得以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各种尖刻的社会问题，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后殖民主义等，揉合到一本书中。通过幽魂林肯这一角色的串联，桑德斯多角度地展示了美国内战时期处于战争压力下的美国现实，以及“处在普通和非凡压力下的人类自我。”

桑德斯通过这部作品也向世人宣告了他对“包容融合”的和谐社会的信仰。甚至可以说，这是桑德斯的政治主张。他相信“共情”（即“同理心”）就是解决美国众多社会问题，维护国家统一的办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核心问题非常简单：我们是否抱持着那份古老的信仰，并努力以爱意回应他人？并且是否相信这么一个理念：那些看似是他者的并不是别人，只是另一个时候的我们自己。”

回顾桑德斯历年的作品可以发现，这位传统的讽刺小说家逐渐由一个批判者转变成了一个呼吁者。如今桑德斯已经把《衰败时期的内战疆土》和《海橡树》搬上了银屏，《逃出蜘蛛头》的版权也卖给了康泰纳仕制片公司，而且这位天才作家的创作热情依旧高涨，他的下一部作品值得期待。

虚构的岛上，残酷的现实，辛辣的嘲讽

——评《岛上》

当国内评论界对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评论余温渐熄的时候，青年作家任晓雯又给“魔幻现实主义”这把火添了一把干柴。这部创作跨度十三年，三度修订的《岛上》，以一个“成熟的先锋”的姿态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

《岛上》的故事主线并不复杂，主要讲述了“我”方蓁岷，在童年失去父亲的阴影下产生“恋父情节”，并因此导致了大学教师“明先生”的家庭纷争。“明太太”在这次纷争中意外死去，方蓁岷由此被诬为“精神病人”失手杀人，送到了青山精神病院。后被阴差阳错地从精神病院中被卖出，送到了一个座孤岛上“劳动改造”。孤岛由神秘的“康先生”控制，设置了禁林、电网和督察。在孤岛上的“囚徒”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内斗，人性的丑恶和权力压抑下的变型显露无疑。

虚构的“岛上”其实是一个人性的试验场，它是高度抽象化、符号化了的人类社会，与现实社会有着有趣的朦胧指涉关系。虚构的“岛上”是一个威权统治下的封闭空间，海岸、禁林、和电网勾勒了自由的边界，督察、被赋予特权的“民选1号”和植根于囚徒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保障了权力的运行。作者把人物像小白鼠一样安排到这样一个权力极度压抑下的“极限境遇”，饶有兴致并抽丝剥茧地将人性的裂变呈现给读者看。

实验的结果是残酷的。权力规定的“例会制度”，成了人人相互检举揭发的秀场。人们开始主动地“自我诬陷”，编造子虚乌有的故事，以迎合当权者变态的窥私需求。人们“习惯了”言语刻毒，“习惯了”卑微，并主动地踩着被规定舞点舞蹈，安于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安于现状实际上潜潮暗涌，“民选1号”的设置是这种内斗暗流的催化剂。所有的“劳改犯”都有身份的编号，大家选出来的1号，可以住更好的屋子，吃更好的餐食，并有拥有手枪的特权。温文尔雅的医生为了争夺“1号”身份，利用“赛太太”偷走了“赛先生”的手枪，并直接导致了“赛先生”的死亡。顺理成章地当上了“1号”的医生，前倨后恭，欺压选民，并抢了一个滑稽的眼镜，以彰显特权。眼镜使医生的眼睛变化，更有灼伤力，但到了家里，医生又忙不迭的丢掉眼镜，“像丢下了一个包袱”。“眼镜”是权力的一种隐喻，既是烫手山芋，又让人欲罢不能。

“美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她是方蓁岷来到岛上交的第一个朋友，热情地帮方蓁岷熟悉着岛上的一切。美佳是一个“变性人”，本是“男儿身”的他更倾向于将自己认定为一个“美娇娘”，变性手术之后，来到没有人认识的岛上，渴望过自由的生活。可是小岛并未给她自由，流言蜚语与世俗间无异。在方蓁岷眼中她是一个“超越性别的存在”，兼具了男性的坚忍和女性的同情，然而在世俗眼中，美佳只是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变态”。岛上和世俗世界一样缺乏沟通理解的耐心，人们只是凭借刻板的主观印象将他人归类为符号。美佳在她人武断地“暴力定义”中生存，而她与方蓁岷赖以“惺惺相惜”的基础恰是这种同病相怜。方蓁岷也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的焦虑当中，方蓁岷被大多数人认定为“疯子”，由此便陷入了“无力辩驳”的怪圈。“真正的疯子都不认为自己疯，就像醉鬼不承认自己醉”，被扣上了“疯子”的帽子，一同被剥夺的还有正常人的话语权力，辩驳被理解成疯话，不辩驳被理解成默认。而对于疯子的定义，则掌握在少部分人的话语权力之中。正如美佳对方蓁岷说的“保不齐其他人都是疯子呢，我们就是正常人了，只是被污蔑成‘疯子’而已”。作者在此处对于权力的思考，流露出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传递出的精神底色。

作者以清醒的姿态，画出了人类面对权力的“百丑图”。不失讽刺的描绘出人们面对权力那种“又爱又恨”、“又怕又觊觎”的复杂心态。“渔女”以身体为资本，在强权中“游弋”，虽说是一种自保的方式，可多少也有些攀附的成分。这很好的折射了当今很多人面对特权的态度，一面痛骂，一面接近，一面呼唤公平，一面又寄希望于特权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倾斜。而大部分人对于权力“不敢爱”也“不敢恨”的微妙心理，又恰恰是权力赖以运行的基础。

这和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以及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想从公共利益中得到好处，又希望公共利益得以维持壮大。每个人都希望有所改变，每个人又都是事情变得更糟。这也就是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论述的“群体的低效率”在权力方面的折射——心理上痛恨权力、实际上畏惧权力、行为上迎合权力。

并非所有人都是都逆来顺受的承认既有秩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否定和改变的因子。在岛上，唯一的“革命者”是大西北。似乎大西北是权力的天然蔑视者和反对者。大西北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在他人眼中是“政治犯”、“迫害狂”，是“无事生非者”。然而他却有一整套的自救计划，并自命不凡。他将人分为两类，强者和“猪猡”，强者会保存力量，韬光养晦，在关键时刻爆发。而猪猡，“没脑子，被环境赶着走，只要有一点口粮，就在地上哼哼”。正式基于这种武断地不公平的分类，他可以为了达成自己的计划，牺牲“猪猡”的生命，在逃跑时为了“减少负担”，他设计将“发婆”杀死，并毫无愧欠之意，颇为心安理得。如同日本法西斯在残杀所谓“支那”的心理机制一样——首先将人分级，优等种族人拥有天然的淘汰劣等种族的权力。这种残忍的法西斯因子使得大西北更像一个“政治狂人”。然而大西北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为公为民，毋宁说是为了自己“逃出生天”，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扭曲体现，本质上还是自私为己的。从这个角度说，其所有的疯狂的表现和残酷的行为，只是为了掌握权柄的一种用力过度的扭曲。

小说的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对人物的塑造，小说把窥探的笔触深入了意识流的深处，揭示了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内在张力。没有简单的善恶二分，而是“不善不恶”或者“有善有恶”。比如看似完美的美佳，也因为“贪欲”偷了发婆的戒指，并因此送命。美佳感叹道，每个人都有罪，自己也一直被罪折磨。比如明先生，一直以方蓁岷的完美梦中情人出现，兼具了一切完美的品格，但是在失手杀死妻子之后，用花言巧语和美好许诺哄骗方蓁岷“顶罪”，反映了他懦弱的一面，和黑暗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比如大西北，既是革命者，又是法西斯，很难用一个好坏的简单形容词去定性。再比如主人公方蓁岷也并非完全的道德正确，她因为对于所谓“父爱”的执着偏执，与亲生母亲的对抗，她的失手杀人，她对于周围人主观性的判断，都很难说做到了完全的无可挑剔。但恰是优缺点并存的人物，使读者更觉得亲切，读者可以将自己的性格弱点找到人物上的投射，因而建立一种“心理亲近”，人物也因此可触可及，有活力、会呼吸。

小说的结尾很吊诡，统治小岛的“康先生”，是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甚至没有头盖骨的“畸形人”，被人轻轻一掌就能捏成粉末的权力内核，竟然井然有序的一直高效地运作着。这也暗示了，剥除了统治机器、督察和电网，以及权力的实际和谋者——普通民众之后，权力的内核又腐败、又无能，还有一点变态。

对“康先生”的摧毁并没有毁坏整个权力的体制，正如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巨大的权力关系网中生存。康先生死后，小岛易主，督察成了新的当权者，而方蓁岷的“弟弟”，段仔却成了新的督察，重新将方蓁岷定义为“疯子”。正如鲁迅笔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在短暂的“发狂”揭示了社会的吃人本质之后，竟然“病愈”到某地候补去了。一个权力关系网上的单元的失灵，并不会导致权力运作的失效，权力网使人异化，并义无反顾地对其效忠。权力是疯狂的，可是践踏生命，更别说漠视人情了。然而原来的“督察”摇身一变成为“岛主”，就和打工的“马仔”一下子变成“老板”一样刺激和疯狂。转变的权力的法理合理性以及权力的运行效率都是存疑的，或许督察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康老板”。很显然，热热闹闹的小岛上将上演新的故事，但主题永远只有一个——铁打的权力网，流水的螺丝钉。

【作者：李劲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研究生】

悖论也许正是意义之所在吧——

于无意义中寻找意义。

你知道如此真相，

你还是在不经意间时而驻足于貌似宏伟的浅显和单一。

【其实你没说，你只是被发现了……】

嗨，那里不是意义的目的地！

你说 ——

但是狭隘的执迷于意义的人啊

又如何能够看到其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