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8月10日发表了最新的一篇谭恩美访谈，题目是“乖女儿”（“The Good Daughter”）。采访者叫德波拉·所罗门（Deborah Solomon）。摘要翻译于此，与同好分享：

你给你的第一部歌剧《接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创作了剧本。这部歌剧将于下个月在三藩市歌剧院首次演出。这部歌剧是根据你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是什么使你转向歌剧的呢？
怎么说呢，这个想法开始于我50岁生日的那天。我的朋友斯图亚特·华莱士（Stewart Wallace）根据我那本小说的前三行文字写了三页剧本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我。后来华莱士就把我拽进了歌剧的殿堂。

和你的其它小说不同，《接骨师的女儿》讲述的是一位焦虑不安的美国妇女和她的傲慢的中国妈妈之间的故事。这其中自传的成份有多少？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妈妈。我做什么事情她都会支持我。从一开始她就说我会是一个没有家的人。

真有意思。
我妈妈过去对我也很苛求。我觉得我在各个方面都曾非常令她失望。她曾想让我成为一位钢琴家，每个周末都要我练习钢琴。而我白天则要学习脑外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妈妈过去想让我当脑外科医生，因为我们家里有很多神经方面的疾病患者。

是啊，你父亲和你的哥哥都是因为患有脑肿瘤而去世的。那时候你才十几岁。
我妈妈后来也得了早老性痴呆，而我本人则患有莱姆关节炎。

所以她是对的。你应该成为一位神经外科医生。
那样我就可以给我自己动手术了。

1989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发表的时候，她高兴吗？那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描写在美国的移民生活的小说的无休止的潮流啊。
当我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第四的时候，我告诉了我妈妈。她说，“怎么回事儿？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都是谁？”

你觉得赛珍珠（Pearl 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怎么样？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按照她的说法，中国人似乎都非常勤劳。
那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但是也有人说，嗨，就是因为这本书，就是因为赛珍珠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所以现在人们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戴着毡帽，妇女都在地里生孩子。

…… …… 【注：此处删除了两个涉及中国的敏感问题】 …… ……

你准备看奥运会的比赛吗？
也许吧，如果我丈夫正好开着电视的话。

喜欢看女子体操吗？
不喜欢。我会感到不安。

你是怕她们从平衡木上掉下来吗？
没错。这还会使我想起我自己对表演的恐惧。我6岁的时候，在钢琴表演的时候，我犯了个错误，观众就开始笑。我是哭着逃离了舞台。这件事从此给我精神上留下了永久的阴影。

为表演创作剧本不会有那种影响吧？
不会。创作是一种思考。在此过程之中，你不必蒙受羞辱。过后，人们会去辱骂你。但是我可以不去读那些评论。

尽管你有表演恐惧，可你还是在“最低点残余”（Rock Bottom Remaiders）乐队里演奏过手鼓。那个乐队有包括史蒂夫·金（Stephen King）、麦特·格罗林（Matt Groening）等准超级的摇滚明星参加。那是一支慈善乐队吧？
我想我们为文学项目筹集了超过200万美元吧。

你学了那么多年钢琴，为什么在乐队里演奏的是手鼓而不是钢琴呢？
你在摇滚乐队里不会去演奏肖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