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谢天振老师的长文一篇，谈我国文学翻译30年来的发展。（原载《文景》2009年第一、二期合刊）
谢天振：2008年翻译文学一瞥
2008年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别的历史纪念意义的时间，编选2008年的翻译文学卷，一种特别的感触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这三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所经历的曲折，所跨越的坎坷，所取得的辉煌。
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年底，国内第一本专门介绍国外通俗文学的杂志《译林》创刊，乘当时全国各地的电影院正在热映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之际，《译 林》创刊号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同名长篇小说的译本，引起读者热烈反响，几十万册的《译林》一销而空。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后来不得不一版再版。我当时也是 第一次读到当代西方的通俗小说，那种新鲜感和刺激感，至今记忆犹新。翌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后已经绝迹了几十年的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美国通俗文学名著 《飘》重新印刷出版，从而再次引发读者对西方通俗小说的阅读热潮。文革期间，我的一位朋友曾把一本已经翻烂了的《飘》的上半本偷偷借给我看，但要我第二天 就得归还，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要看。我于是花了整整一个晚上，通宵未睡，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但因为只看了上半本，女主人公郝思嘉后来的命运究竟如何 了，一直让我牵肠挂肚，心痒难熬。为此我在文革中开始自学英语，希望以后有机会阅读《飘》的原文，以一解心头之渴——当时根本不敢指望今后还有可能读到 《飘》的全译本。因此当我排着长队，终于购得完整一套三本的《飘》的中译本时，我的兴奋之情简直难以言表。
然而，如果说《尼罗河 上的惨案》和《飘》的出版，还仅仅是突破了“外国通俗文学不能翻译”这个禁区的话，那么1980年代初陆续推出的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四卷八册《外国现代派作 品选》和著名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长篇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突破的就是另两个更为敏感、也更为森严的禁区了。前者译介的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颓 废、腐朽、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典型代表——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后者涉及的则是长期以来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一个文学题材——“情色与性”。 1980年代初，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初度神州大地，但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中国文艺界几十年极左思潮的影响积重难返。所以，《尼罗河上的惨案》和 《飘》出版后不久即有国内一位外国文学界的“大人物”上书中央有关领导，斥之为“我国出版界的堕落”；萨特的存在主义名剧《肮脏的手》尽管克服了重重阻力 在上海的《外国文艺》上得到翻译发表，但它在舞台上却仍然难逃厄运——公演没多久就被禁演；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全译本的出版带来的后果则更为惊人 和严重：它让南方一家出版社因此而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被吊销出版资格！
不过以上所述，仅仅是1980年代初我国外国文学译 介所经历的一些曲折而已。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一个又一个的禁区相继被打破，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也取得了越来越辉煌的成就。这只要看一下我们这本自 2001年起每年编选出版的“翻译文学卷”后面所附的当年出版、发表的数以千、万计的翻译文学书目和篇目，即不难窥见今天我们国家的外国文学译介事业是何 等的兴旺和繁荣。可以说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要优秀作家作品，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几乎都得到了全面、及时的译介，有时候我们甚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以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为例：早在十年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已经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诉讼笔录》，而我本人也同样早在十年前就把他 的长篇小说《流浪的星星》收入我主编的“当代名家小说译丛”，交花城出版社出版。同时收入这套“译丛”的还有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的中短篇小说集 《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故事》。
具体说到2008年翻译出版、发表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样是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形式各异。但首先 引起我兴趣的还是那些带有中国文化因素的作品，如著名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日历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外国文艺4）和美国作家尤金迪斯的短篇小说《逼真 的记忆》（外国文学4）。
布莱希特一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的创作也多富有中国文化的因素，如他的戏剧作品《四川好人》和《高 加索灰阑记》。但中国读者多知道他的《高加索灰阑记》改编自中国的元杂剧《包特制智勘灰阑记》，却较少知道布莱希特还写过这样一篇相同题材的小说。小说 《奥格斯堡灰阑记》与剧作《高加索灰阑记》的情节可谓如出一辙，都是描写一个富家妇人在暴乱时为了财产弃下自己亲生儿子不顾，幸亏善良的女仆不顾自己安 危，历尽艰辛，才把孩子保护下来。后来由于生父去世，孩子享有财产继承权，于是为了这一笔财产，那位当初弃子的生母又要来争夺孩子，而女仆出于对孩子的深 厚感情也不愿放弃孩子。于是法官着人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圈（即灰阑），并要求两个女人各拉住孩子的一只手一起站在圈内，在听到他命令“拉！”后，就各 自开始用力把孩子向圈外拉。看中孩子的财产继承权的生母自然是把孩子死命地往外拉，而对孩子深含感情的女仆为了孩子免受痛苦，只好放手。法官由此判定，孩 子应该归女仆。饶有趣味的是，与据以改编的元杂剧相比，在《包特制智勘灰阑记》中，争子之战发生在一家大户人家的正室妻子与生母小妾之间，获胜者是生母， 彰显的是生母对孩子的亲子之情；而在布氏的小说以及戏剧中，获胜者全都是非生母。人物身份的颠倒显然进一步强化了布氏作品对“为了钱财连亲生孩子都不要了 ”的富家女人的鞭挞力量，从而也赋予了作品别样的力量和意义。
美国作家尤金迪斯的短篇小说《逼真的记忆》中的中国文化因素也很明 显：男主人公出生在波兰边界的一个小镇，后移居德国柏林，却是在中国的北京得到了一个“上海屁墩”这样一个绰号，并且在中国他也确实呆过一段时间——在北 京一所艺术院校进修。不过，与上述布氏作品不同的是，对于这篇后现代小说来说，作品中的这些中国文化因素只是给小说增添一点东方色彩、异国情调而已，对作 品的主旨来说并无实质性意义。小说通过“我”的叙述逐步展示了“上海屁墩”这个颇富个性的摄影艺术家跌宕起伏的命运。但与此同时，“我”的回忆给读者一种 似真似幻的感觉，既真实清晰，又虚幻模糊。小说的标题其实就隐含着某种反讽的意味：记忆是人类独具的能力，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记忆是否有可能做到真实逼真 呢？这也正是这篇后现代小说的主旨所在：当今社会中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不可捉摸性。
同样致力于揭示当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状态的荒诞 性的还有当代英国作家拜厄特的小说《流浪女》（译林6）：一个不善与人沟通、与人交际的公司高级职员的夫人达芙妮参加了一个出国旅行团，就在回国前几小时 导游把旅行团带到一个大型超市“好运大卖场”购物。然而进入大卖场后不久的达芙妮尽管一直在照着标示“出口”的方向走，却发觉总也找不到出口。“电梯的指 示灯显示的明明是‘下’，结果却是‘上’。楼梯井没有窗户，底层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她想给旅馆打个电话，发现钱包和信用卡都神秘地失踪了，再后来，连护 照也不见了。“她开始在大卖场里奔跑，结果袜子扯开了一个大洞，从脚面一直裂到了小腿，皱巴巴的，像脱落的皮肤。”肮脏、邋遢、衣冠不整的形象终于引来了 警察的干预：“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进来的。”那个警察甚至拿警棍戳她，命令她：“请离开这里！”——一个公司白领的太太，片刻之间居然就沦落成了一个流 浪女！这篇小说篇幅不长，仅两千余字，但结构紧凑，情节流畅，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熔为一炉。
《逼真的记忆》和《流浪女》让我们联 想到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作品的一些共同特点，诸如对当代社会中人所面临的无奈、荒诞、残酷、虚幻等的展示，以及（尤其是在小说中）在叙事手法上打破传 统方式、淡化故事情节、故意给人以一种无序的印象等。然而从近年来国际文学发展的最新走向中我感觉到，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发展，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 创作似乎已经开始出现疲态，曾经热衷于现代派或后现代创作实验的作家现在正在向传统的叙事手法回归，转而致力于构造一个精致耐读的生活故事。西班牙当代作 家胡安·何塞·米利亚斯及其小说《劳拉与胡里奥》（世界文学3）也许可视作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正如该小说译者周钦所说的，作为“68年一代”的代表人物， 米利亚斯的变色龙似的创作手法，他的生活流写作、无主题写作、元小说写作等等，曾经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然而，“时隔近二十年，我们在其新作《劳拉与胡里 奥》里看到了米利亚斯明显从理论走向了故事，从追求理论探讨（或演绎）的实验到对故事情节的重视”。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当今小说难得一见的丰富、曲 折、而又动人的情节。小说悬念不断，高潮迭起，同时又极富时代特征：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和婚外恋都与因特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当今网络时代的电子 邮件在这幕极具讽刺意味和戏剧效果的悲喜剧里也扮演着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米利亚斯的同胞西班牙女作家罗莎·蒙特 罗在评价米利亚斯创作风格的上述转变时说了一句话：“回到情节，回到小说本身，回到讲故事的乐趣。”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时隔那么多年，而我们今天 的译者和编者，仍然那么饶有兴致地翻译、发表大半个世纪前美国女作家艾迪斯·沃尔顿创作的短篇小说《罗马热》（外国文艺4），因为读者喜欢精致耐读的作 品，而这篇小说的魅力正在于它高超的讲故事技巧。小说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两个女人纠缠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阿丽达与斯莱德订婚时怀疑 女友格丽丝和自己的未婚夫有染，为了惩罚她，阿丽达冒充斯莱德给格丽丝写了封信，约她晚上在古罗马斗兽场见面。格丽丝回了信，信落到了斯莱德手里，两个人 当晚见了面。阿丽达以为自己捉弄了格丽丝，令她在寒风中苦等了一夜并为此发了烧，虽没死掉，但精神已垮，最后匆匆嫁人，为此得意了二十多年。二十五年后， 阿丽达得知了真相，原来正是自己的那封信促成了自己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恋情，并使其开花结果。这篇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作者超乎寻常的叙述方式却让这 个并不新鲜的三角恋故事读起来仍然能引人入胜，令读者难以释怀。作者让两人女人在二十五年后重逢于罗马，而那个她们爱了二十五年的男人却从没有出场，二十 五年前的那一幕是在两个人的对话中逐渐拉开的。如果说整个故事是一张大网的话，那么小说中两个女人的对话就是纺织这张大网的经纬，故事则在纺锤的来回穿梭 中向前发展，让读者一会儿走进过去，一会儿又回到现在。
当然，情节也好，技巧也罢，文学作品真正能打动人的却并不是情节或是讲故 事的技巧，而是通过情节、技巧传递出来的人的情感。因此，凡是包含感情的文学作品总是能让读者爱不释手。日本作家川本三郎的《航班停飞之后》（译林1）和 越南作家阮氏秋惠的《天堂的眼泪》（译林2）就是这样的小说。前者描写一对老夫妻外出旅游，恰遇航班停飞，要第二天才能成行。刚从报社退休下来的隆夫与他 的老伴纪子商量了一下，反正他们一早出来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就不要急着回家，索性先去一家有名的荞麦面馆共进早餐。以前纪子老是听隆夫说这家面馆如何如何 好，但隆夫忙于上班，一直没有时间带纪子去品尝这家面馆的面条，现在正好可以如愿。离开荞麦面馆后，隆夫想起这附近有一家小店居酒屋很有名，里面的菜又好 吃又便宜，于是提议去那里喝花啤酒。这个提议正中纪子下怀，因为纪子受其父亲影响倒是比较喜欢喝酒的，但平时隆夫忙着上班，所以总是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喝闷 酒。品尝了居酒屋的美酒佳肴，隆夫又提议带纪子去看“荒川全景图”。荒川虽然不是什么有名的旅游景点，但也别有一番景象：两岸芦苇丛生，天空飘着淡淡的几 片云彩，一阵小雨过后，河对岸烟雨迷蒙，而河这边却阳光明媚。老夫妻俩沐浴着阳光，欣赏着河上的绮丽风光，心中不禁暗想：“吃立食荞麦面条，喝花啤，游荒 川，到了这把年纪却一下子同时体验到三件从未体验过的事情，这都该归功于飞机停航呀！”小说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文字平白如话，但就在这娓娓而道的叙述 中，老夫妻俩朴实深厚的感情却跃然纸上，感人至深。相比较而言，后一篇越南作家的小说给人的则是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一位母亲不愿意她的女儿重复她不成功 的人生——因轻信男人而遭到欺骗，但十六岁的女儿却执迷不悟。母亲因骑自行车追寻女儿而遭遇车祸死亡，但仍心系女儿。她化作了风，化作了雨，拼命地吹，把 雨滴洒在女儿脸上，但女儿仍然陶醉在那个骗子男人的亲吻之中，不顾寒风在身边呼呼地刮着，更不知道那飘洒在她脸上的雨滴是来自她母亲“天堂的眼泪”。
同样让人感觉沉重、甚至沉重到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是日本作家中村文则的小说《泥土中的孩子》（外国文艺2）。这篇获日本2005年第133届芥川奖的作品 基于作者在东京的打工生活体验。小说主人公“我”从小给父母遗弃，由亲戚领养，在长大过程中饱受虐待，甚至被活埋在土中。成年后，他当了出租车司机，与一 个有着同样境遇的女人同居，由于少年时代的阴影，他始终有一种寂寥和恐怖的逼迫感，内心对过去的经历穷追不舍，常常渴望由自己去引发暴力的侵袭，生活于对 死的追求之中。最近几十年来，日本文学中以性和暴力为主题的作品可谓比比皆是，但中村文则的小说在展示暴力的同时，能够凸显社会的伦理问题，这就显得难能 可贵了。
俄罗斯当代作家尤里·马姆列耶夫《飞行》（外国文艺2）等四篇短篇小说和美国作家雷蒙特·卡佛的短篇小说《软座包 厢》（上海文学5）让我们认识了另一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前者被称为“玄学现实主义”，后者被称为“肮脏现实主义”（但更多被称为“极简主义”）。这两种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自然与我们熟识的现实主义文学大相径庭。马姆列耶夫笔下的人物，正如译者指出的，都是一些言行怪异的人，似乎都生活在奇怪和可怕的世界 里。这些人物同时又是思想家，他们的探索不为别人所理解，以至于在旁人看来，他们无异于疯子、傻子和白痴，总之是不正常的人。但读者如果细细品味这些身处 困境的人的思想探索，可能会发出某种赞同甚至共鸣。这些独来独往的、孤独的主人公大多似乎不与周围的现实中人发生多大瓜葛，然而在思想上却与很多现实中并 不存在的虚幻体存在交往、争论甚至交锋，如死神、幻象和魔鬼之类的虚幻体，好像他们只有在与自己幻想出来的幻象打交道时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马姆列耶 夫的作品往往吸收俄罗斯民间文学和经典文学某些因素，借用或改编这些故事或情节，借古讽今，在看似简单的叙述和怪诞的情节中传达出深刻的寓意和永恒的哲 理。譬如在小说《飞行》中，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引起主人公对生活感到厌倦：因为找不到袜子，他就想上吊自杀，因为在餐厅里久等服务员不来，他就拔出手 枪朝自己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属于另一种风格，但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作家卡佛的《软座包厢》与这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似也 存在某种异曲同工之妙：迈尔斯八年前与自己的妻子分手，并与儿子闹翻——他怀疑是儿子不怀好意的干涉才使他们夫妻关系恶化乃至分手的。但几个月前他收到了 儿子的来信，称他去年一直住在法国，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所大学上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给儿子回了封信，谈到他想去欧洲作一次小小的旅行，问儿子想不想在 斯特拉斯堡的车站见他一面。收到儿子的回信后，他便坐上了头等火车的软座包厢，横穿法国，去斯特拉斯堡看望儿子去了。途中，他先去了罗马、威尼斯，还去了 米兰。然后他便坐在软座包厢里，一心期待着此次旅行的高潮——在斯特拉斯堡车站与儿子的见面。期间他离开包厢去了一次厕所，回到包厢后发觉他放在大衣内准 备送给儿子的一块昂贵的日本手表不见了。问了同一包厢的男人，却毫无结果。他突然觉得，自己并不想见儿子。火车在一个站台停下了，迈尔斯没有发现儿子，他 觉得可能是自己睡过了头，也可能是儿子像他一样临时改变了主意。他登上了一节二等车厢，越过一排塞满了人的车厢，想挤回他自己的包厢。当他走进包厢时，突 然发现这不是他原先的包厢，原来他的那节车厢在他被挤在二等车厢时已经被卸掉了。他坐在包厢里，觉得窗外的风景正飞逝着远离自己。“他知道，自己正赶向什 么地方，但至于方向是否正确，那要等上一会儿才能知道了”。美国的评论家们给予卡佛的创作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极简主义“终于带着美国的叙事文学走出了 1960-1970年代以约翰·霍克斯、托马斯·品钦及约翰·巴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超小说的文字迷宫，而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皮·博尔达日的《剁掉我的左手》（世界文学3）是一篇紧张、刺激、充满悬念的科幻小说，但又是与我们中国读者印象中的科幻小说完全 不一样的科幻小说。作者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挪到了未来，但演绎的社会问题却仍然是现代的。一个穷困潦倒的无业人员“我”受其同居女友的怂恿，同时当然也是受 高额金钱的诱惑，报名参加了一个名为“追逐真人的游戏”：他得在一个名为“挨宰镇”的一个街区呆一个晚上，从子夜到凌晨五点，届时有四个人，各人手持一支 有两发子弹的步枪追逐他。如果他能平安脱险，那他就能得到两万欧元的丰厚回报。游戏开始以后，他马上发觉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无论他躲到何 处，逃到哪里，那四个枪手总能找到他。危急之中，他终于醒悟，原来是他的同居女友出卖了他出生时就植入他的左手的生物芯片接收密码，这个芯片里有他的身 份、健康卡、银行交易、购物、传输码、连接码、航空及太空旅游、驾驶执照、上网连接等各种信息。认识到这一点，他当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剁掉自己的左 手，以抹去他在世上的踪迹。他潜入一家住户，在一个护士小姐的帮助下，毅然决然地剁掉了自己的左手，护士小姐则帮助他把剁下的左手扔进远处的河中，让那四 个枪手误以为他已经溺水而亡，从而放弃追杀。故事的最后，护士小姐对主人公说，要带他去火星，因为“在那儿所有的梦想都是允许的”。
在2008年翻译发表的外国作家的散文中，英国作家莱辛的《小小的个人声音》（世界文学2）和美国作家爱·劳·多克托罗的《经典》（世界文学5）两文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小说家，莱辛特别重视文学应负的使命，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家要有担当”。她认为，“读小说为的是寻求启 迪，为的是拓展对人生的感悟”，为的是“了解时世”。她觉得，“小说就应该这样读”。在文中，莱辛大力推崇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 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认为他们的小说是“19世纪文学的最高峰”。她认为，“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故事，是散文作品的最高形式，远高 于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也远非它们所能比拟”。莱辛经常重读《战争与和平》或《红与黑》，但她在文中也坦然承认，她重 读这些书“不是在寻找重温旧书的快乐”，也“不是在寻求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再度肯定”，因为其中有很多她“也不能接受”。她要找的，是“那种温暖、同情、人 道和对人民的热爱”，“正是这些品质，照亮了19世纪文学，使那些小说表现出了对人类自身的信心”。
多克托罗的《经典》是一篇不 多见的谈论经典歌曲的散文。文章触及到一些与歌曲有关的问题，诸如“歌曲里是什么使之有别于言说，甚至是诗性的言说？是什么使话音成了歌声？说话的音调如 何变为音符的，本来是说出来的词怎么就唱了出来？”等等。作者指出：“我对歌曲想得越多，它们就越变得不可思议。它们作为某些时期的精神史留存在我们心 里；凭着歌词和一行行旋律，它们有能力再现战争及其他灾难、精神历程、经验的收获，还有，如同祈祷一般，超越损失的抚慰。它们缔造了各个民族。不论是企图 守住政权的保皇党还是要造反的革命党都要想从歌曲里寻求力量。”作者说：“当一首歌成为经典时，它可以从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出发进行自我复制。就算你仅仅 在背诵歌词，你也会听到旋律。而如果你哼唱旋律的话，那歌词也会油然心生。……我们生活中每个时期的经典之作都像索引一样保留在大脑里，等待着被全部或部 分地从记忆中召回，或者实际上有时是不请自来的。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如此突然和强烈地将我们过去的面貌、感觉和气味唤出来。我们在内心的隐秘之处将经典歌曲 作为我们行为与关系的所指。”
另一位美国作家巴巴拉·埃伦赖克的散文《崇尚忙碌》（译林3）尽管篇幅不长，倒是把当代社会中产阶 级人士那种忙碌相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对于男性和女性人士来说，忙碌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上层地位的重要标记。现今，没人会承认自己还有什么业余爱 好，尽管同时拥有两个或更多的职业——比如说，神经外科学和艺术品经销商—— 倒并不少见。……那些戴着耳机正在慢跑的小伙子并不是在听摇滚乐，而是在听国际金融原理或速效管理讲座的录音。我还从报刊上获悉，连吃饭都已经改称为‘啃 食’了——有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囫囵呑枣地咽下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食物的同时，正在起草一份法律文件，还在用电话哄骗一个客户，而在野心膨胀的情况 下，甚至还在书桌底下按摩自己的小腿。”但作者描述这些忙碌相的目的倒不是为讽刺这些中产阶级人士，而是出于一番好心。作者提请他们向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士 学习，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创作畅销小说的作家以及主要新软件的设计师，总的说来，“他们都不是那种不停地看手表、不停地在小纸条上写‘要做的事项 ’的人”。作者更精辟地指出：“真正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学会怎样使自己不忙。”
2008年翻译发表的诗歌作品 中，我首先看中的是由中国诗人北塔翻译、美国非裔黑人诗人阿法·迈克尔·威佛（中文名蔚雅风）的“诗七首”（外国文学1）。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 一，威佛的诗表现出超越种族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意图和能力。他会讲中文，到过中国，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情有独钟。“诗七首”中的一首诗“小路 ”就是描述他在河南一所寺庙中漫步的美妙体验：“……石头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弄明白/自己身上互不相连的凹槽和斜面，/从不同的角度斜入光中，一面斜向月， /一面斜向云。”有论者指出：“在这首诗中不仅能够体会到淡泊而静谧的中国色彩，而且也能体会到威佛因陌生感和自身深度而带来的全新感受，例如此处他对石 头的刻画与理解，不仅精确细微，而且将读者引向更高的审美维度，尤其对中国读者来说，威佛发现的情境不仅是结实的，而且也是新鲜的。”
接着，我又发现了罗马尼亚当代诗人尼基塔·斯特内斯库的“诗十一首”（外国文学2）。斯特内斯库的诗歌创作正好与我前面谈论西班牙当代作家米利亚斯的最 新创作的话可以呼应。如果说米利亚斯的小说《劳拉与胡里奥》表明了小说家对情节和讲故事的乐趣的回归，那么斯特内斯库的诗不无巧合地透露出诗人们开始从注 重诗歌的实验性而回归到关注诗歌的本质。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罗马尼亚诗人诗中“没有那种无休止的形式上和语言上的实验，……他保持和 发扬了传统抒情诗歌的明朗与简净，而更多的是从生活本身来提炼诗意，来表达人生的意蕴”。读斯特内斯库的诗，可以让我们想起普希金，想起密茨凯维奇。
发现弗·迪伦马特的《深秋的傍晚时分》（世界文学1），于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已经读过迪伦马特的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那种缜密周全的结构布局，紧张揪心的情节故事，出乎意料、却又能让人回味无穷的结局，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位瑞士著名的剧作家的名字。而眼前的这篇广播剧 依然保持着迪伦马特一贯的创作特色：独树一帜的悖谬思维方式，怪诞奇特的表现手法，既充满奇思妙想，又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读这样的作品，真的是一种享 受。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年翻译文学》即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