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妇女文学概论之一

【mabokov按】徐老师领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要要无期。且现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

19世纪美国妇女文学概论之一

在经历了法国民主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革命等一系列十八世纪革命风暴的洗礼之后,可以说,美国是带着一种革命的激情进入到十九世纪这个新纪元的。牛顿的科学研究和发现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约翰·洛克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的人们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帝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在美国,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面貌,感到非常的恐惧和担忧。他十分严肃地对民众们大声疾呼,“上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为了唤起人们的宗教热情,他还非常努力地致力于所谓的“伟大的觉醒”的运动。然而,爱德华兹本人对于圣灵的阐释——即圣灵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以求得与圣父和圣子的直接沟通——却反过来提升了人们对个体自我的信心。再加上站在爱德华兹对立面的他的同时代的另一位巨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imin Franklin)的影响,十九世纪的美国人越来越关注自我的生存状态、关注自我在社会中的发展、关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等等这些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样的背景,这样的趋势自然会影响到整个十九世纪的妇女的工作、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尤其会影响到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

1800年至1880年代中期前后

一般来讲,我们概念中的十九世纪主要就是指1800年至1880年中期前后。其后的延伸到二十世纪最初10年左右的那个阶段通常因其特点鲜明而被划分出来,称之为世纪之交时期。为了能够对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那一时期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尽管各种革命的风暴必然会带来人们世界观的变化,但是妇女在社会生活的中的地位和形象却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尽管在十八世纪末,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就出版了《捍卫妇女的权益》(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1792)一书,但是8年后,当人们在迎来十九世纪的曙光时,并没有看到这个方面的任何改变。更为糟糕的是,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在为所谓的“女性地位”(women sphere)的建立添砖加瓦。某种程度上看来,这些自由思想家对于女性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中世纪僧侣们的厌恶女性以及理性主义时代的反女权主义所造成的影响。
对于女性形象的设计,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埃弥儿》(Émile, 1762)中对于所谓的理想女性的描述:“所有的针对女性的教育都要围绕男人来进行。去取悦他们,对他们有用,让他们感觉到被爱和被尊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教育他们,在他们长大以后关心照顾他们,去安慰他们,有事向他们求教,努力使他们的生活充满甜蜜和和谐——所有这些应该成女性一辈子的职责;所有这些应该从她们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教给她们”。于是便有了所谓的理想的女性形象(the ideology of femininity)。卢梭倡导的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可谓影响深远。在他的影响下,其后的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理想的女性形象的引领下,妇女们被要求成为“家中的天使”,就像科文特里·派特莫尔在一首同名诗里所描述的那样。远在德国的歌德也喊出了“永恒的女性引领我向前”的口号。而歌德的所谓“永恒的女性”(Eternal Feminine)就是要能够帮助男人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所以,不难看出,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女性的楷模要么是“天使”,要么至少也得是“女王”——她们为男人操持家务,并使他们的家成为一个乐土。在那个男性主宰一切的时代,这样的观点可谓深入人心。妇女自己也默认了男人们为她们设计的这一理想的形象,并且作出她们自己的呼应。露易莎·梅·阿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在她的《小妇人》(Little Women, 1869)中就在不停地告诉人们“家是女人最幸福的王国”。
“天使”也好,“女王”也罢,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称背后,男人真正要求的所谓理想的女性又要是“心细如发、脆弱娇小、稀薄缥缈如空气”一样的人。这样情况到了十九世纪,甚至发展成为追求一种所谓的女性的病态的美——似乎只有垂死的或者已故的女人才能享有这份荣耀,就像埃德加·艾伦·坡的诗歌中所描绘的女人那样。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女性形象,主要还是根源于主导一切的男人们想要让所有的女性都始终被禁锢在一个被动的、一切以男人意志为转移的生活之中。如果她们对他们没有能够做到像“天使”或“女王”一样的话,那么她们就会沦为“魔鬼”或“婊子”,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从而必须承担起造成男人堕落、失败和痛苦的罪责。

妇女的真实生活

十九世纪生活在北美大陆上的妇女的生活状况真的就可以简单地归类为要么是“天使”或者“女王”,要么是“魔鬼”或者“疯婆子”吗?当然不是。其实在整个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妇女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使是表面上最有权威,或者最有天使和女王风范的已婚女子,也实际上没有甚么受到法律保护的权益。
由于美国早期的法律建设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英殖民帝国时期留下的基础性的框架和主要的条款,所以十九世纪美国的妇女和英国的妇女一样,在结婚以后,她们只能依附于她们的丈夫。除此以外,在家庭和社会当中,她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自1800年起,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已婚妇女是不可能拥有她们自己的财产的。她所有的一切,包括结婚时陪嫁而来的嫁妆,都成为她丈夫的财产。她的丈夫甚至可以完全占有原本属于她本人因继承而来的财产。而如果她的丈夫先她而去,在没有立好遗嘱的情况下,妻子的财产继承权也可以被降到最低。这就是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
不仅如此,如果夫妻一旦离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孩子的监护权永远属于男方。妻子的一切都由丈夫来控制。当然,妻子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的某种不良后果也都由丈夫来承担。直到十九世纪晚期,美国都还有这样的司法惯例,即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妇女都不可以提起法律诉讼,也不可以被诉诸法律。妇女实际上是被当作未成年人,或者心智不健全的人来对待的。所以,她们哪里是什么“家中的天使”,说她们是“笼中的小鸟”也许听起来更加确切一些。
姑娘们在结婚以前所收到的有限的教育大都由一些慈善学校提供,就像小说《简爱》中所描写的那样。而这些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子以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男人,能够更好地扮演好作为女人的角色。所以给她们提供的所谓教育其实剥夺了她们成为其他角色的可能。这样造就出来的女子自然也就只能呆在家里。她们与男人所代表的外面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在这样的女子教育的基础上,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已婚妇女们通常都遵守着这样的行为规范:一个人不出门,尤其是一个人不逛街,当然更不能走夜路;一天所要做的就是操持家务,即管理好仆人、做些针线活、串串门、接待客人等;同时她们还需要了解大的社会动态、时尚趋势,也许还要适当地作一些善事——这些主要是为了提升男主人的社会形象。
可以想象的是,与上述的那些处于中上层社会的女性相比,那些来自于社会下层的妇女的境遇只能更为糟糕。如果她既没有社会地位较高的家族背景,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笔微薄的收入的话,那么她只能寻求找到一份所谓的体面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了。而且她们还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意识——即只有结婚才是她们唯一的救赎。与英国不同的,美国的妇女们并不会去做类似于保姆身份的家庭女教师,而是选择去做学校的教员。(这一点在后面的作家介绍中,也可以看出来:有不少女作家,她们无论是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都是通过在学校担当教员来挣得一份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但是不管是家庭女教师还是学校的女教员,她们的收入都非常低下,所受到的训练也不够充分,而且往往都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也许,作为学校教员的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最起码女教师在课堂上还能够享有一定权威。
所以,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中上层社会中的女性原型的理想生活(尽管这些中上层女性的真实生活与理想化的描写也是相去甚远,)根本不能代表那一时期的美国劳动妇女的真实的生活面貌。对于劳动妇女来说,无论是结婚与否,都被要求既要做家务活,又要出去工作。进入十九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劳动妇女进入各种各样的工厂矿山去工作。和男人们一样,她们得要去面对各种非常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有时候她们的工作强度甚至比男性还要大,工作时间还要长,可是她们的收入却要比男性的很多。然而她们越是这样不讲条件地辛苦劳作,生活状况却反而变得越发地恶劣——一方面是因为不管她们是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她们仍然是属于男人的财产,自主的权利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好多工厂愿意雇用她们这样廉价的劳动力,这就使得社会上的男性产生更多的抵触,他们认为是她们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于是便把怨恨倾注到无辜而又无助的劳动妇女的头上。如果说已婚的太太们没有什么个人权利可言的话,那么劳动妇女们的权利就更加无从说起了。她们挣来的工资当然得归她们的丈夫所有,她们自己没有支配的权力。当然她们也没有权力提出离开她们的丈夫,或者与她们的丈夫离婚。而在丈夫那一方,只要他对妻子的劳动不满意就可以肆意地鞭打她。对此,妻子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她们从小就被告知这就是她们的生活。在美国,穷苦人家的女孩子从小就要承担起家中缝补浆洗之类的家务活,而她们的哥哥弟弟们则可以去上学读书。说白了,女孩子们实际上成了家务奴隶,因为她们无论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她们的劳动都得不到任何的回报。

妇女革命

十九世纪美国妇女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是天使,是女王;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她们却毫无权利可言,普通的劳动妇女甚至就是沦为了家务奴隶。如此巨大的反差自然会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对于改善女性生活状况的呼吁。与此同时,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各种社会变革的层出不穷,女性要求得到高等教育以及进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当中去的呼声可谓此伏彼起。妇女为了自身的权益而进行斗争的帷幕终于在进入到十九世纪以后被徐徐拉开了。
有意思的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女权运动的高潮是由反对奴隶制运动引发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量的美国妇女都积极地投身到帮助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获得解放的活动当中。到1837年,便有了“全国妇女反奴隶制协会”的成立。在这个团体中就有很多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着清醒认识的女性代表(如格里睦凯姐妹、莎拉和安杰丽娜等),她们提出女性也应该可以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她们的观点是,如果不允许妇女做公开的演讲,那么她们怎么能够去证明她们所了解的公正?
1840年,世界反奴隶制大会拒绝让几位美国的妇女代表列席会议。这一事件进一步使得更多的女性认清了整个社会上的男人们对于女性的深深的蔑视,也激发了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斗志。1845年,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出版了她的激情澎湃的《十九世纪的妇女》一书。这本书对当时的妇女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露茜·斯通(Lucy Stone)开始了她为争取妇女权利而进行的一系列演讲。她不停地告诉人们说,“我希望我们不仅仅为这里的奴隶们祈求平等自由,我希望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忍受痛苦的生灵祈福,尤其要为我们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努力”。她们的工作进展缓慢而又艰辛。但是她们的工作最终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她们为1851年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召开的“妇女权利大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后,由于她们的不懈努力,美国逐步推出了早期的各种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如1856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1857年的《婚姻法和离婚法》,等等。但是妇女投票选举权的获得还要等上若干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妇女才真正拥有了选举权。无论如何,从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这两个方面来看,到世纪中期,美国妇女还是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十九世纪的妇女文学

十九世纪既是妇女运动蓬勃兴起的历史时期,也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历了由早期的女性作家如安·布拉德斯特里特(Bradstreet)、芬奇(Finch)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所建立起来的女性进行文学创作的传统之后,这个辉煌的时期又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不仅仅指那些活跃在纯文学领域的女性,也包括那些活跃在政治的和准政治领域的女性,如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哈丽亚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弗朗西斯·哈泼(Frances E. W. Harper)、佛罗伦斯·耐亭盖尔(Florence Nightingale)、以及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等。
当然,说到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她们最初的创作影响仍然来源于男性文学的创作传统。她们的创作发展轨迹似乎是为了呼应和补充男性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特征。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女性文学创作经过几代女性作家的努力,到十九世纪中期,已经显现出她自身创作传统的鲜明个性了——她们的创作不仅仅有虽然默默无闻但却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的先驱,也有大量涌现出来的创作实践者。女性作家的数量在十九世纪不断增长。而且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社会变革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妇女在文学领域创作方面的发展,从而使得十九世纪出现了女性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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