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bokov按】徐老师领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 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要要无期。 且现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以下是有关19世纪美国女性文学背景的第二部分，即所谓的世纪之交时期美国妇女文学：

1880年代中期前后至1910年前后

把这一时期单独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提取出来加以讨论，当然是因为它的独特的过渡性质。站在女性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首先，社会上两性之间的性别关系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就像一位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蕾伊·斯特拉凯（Ray Strachey）所指出的那样，到1900年为止，美国的妇女在社会上已经获得了“个人行为与拥有财产的自由、支配金钱与个性意识的自由、享有控制自己的身体与灵魂的自由”。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妇女问题，在不少领域甚至是决定性的问题。第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传统的经典的作家们仍然在进行着他们传统的经典的创作；新涌现出来的作家们冲破了传统的羁绊，开始了他们新的创作实验，他们在文学创作的风格、技法，创作的理念以及对社会的独特关注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第三，不断加快的工业化的步伐使得社会的变革跟不上节奏，造成各种问题益发凸显——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问题让人应接不暇，忧郁、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第四，如果说十九世纪之初的人们发现“上帝消失了”的话，那么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们则开始发现“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给人们留下的空虚和恐慌几乎无所不在。所有这些似乎既可以理解为一个世纪行将结束时自然产生的骚动，又可以理解为是为新世纪的到来做好铺垫。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世纪之交这个特定时期的过渡性特征。

女性的文学形象

探讨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我们仍然从女性的文学形象说起。笼统地讲，这一时期的美国的妇女不仅仅参预进了几乎所有的大的社会政治活动，而且也在积极地推动着改变两性关系的社会变革。尽管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教育家和卫道士们在喋喋不休地宣扬妇女应该作为花瓶、应该做没有自我的妻子和母亲的必要，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艺术家或义愤填膺、或兴高采烈地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即妇女们已经不是完全被剥夺了自我的花瓶了。

世纪之交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非常自以为是的、拼命地追求所谓高雅的、严格遵守种种清规戒律的妇女，但是，她们绝不是以所谓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出现的了。相反，她们总是令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与此同时，早先以丧失自我、脆弱感伤形象出现的所谓“理想女性”在此时看来都是那么的病态。当然，文学中的“天使”女性还存在着，但是与天使相对的越来越多的女性叛逆形象也在不断出现。就像之前被描绘成的疯女人一样，这些女性叛逆要么被描绘成荡妇（femme fatale），要么被塑造成新女性（New Woman）。总之，她们已经脱离开了社会赋予她们的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职责。基本上，大多数美国的作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多对这样的女性形象持宽容的态度。像斯蒂芬·柯蓝（Stephen Crane）对妓女麦琪（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1893）表示出的同情一样，这样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无论是所谓的“荡妇”还是所谓的“新女性”，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之间的区别也越来越大，而由此所造成影响绝对不容小觑。这是因为，正如批评家拉泽尔·奇夫（Larzer Ziff）所指出的那样，“妇女由于有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从而成为最大的小说阅读群体。她们自己也因此而形成了一支快速增加的小说创作队伍。脱离了男性影响的女性的态度和立场正越来越多地充斥于小说之中，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无论如何，世纪之交，文学作品中大量的所谓“荡妇”和“新女性”的描绘和铺成，不仅仅说明了妇女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重要程度，同时也表明了女性阅读群体的不断壮大以及女性作家的关注度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不断提升。

妇女的现实生活

妇女在这一时期也在经历着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变革。她们正在获得越来越的解放和越来越多的权利。而她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她们在服饰上变革。她们脱去了束缚她们身体的辎重的围环裙，取而代之的是轻便飘逸的裙装。这种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为止，几乎所有的女性解放所需要的必要条件都已经出现了）。

和她们的母亲或者是她们祖母辈不同，这一时期的已婚妇女已经享有了一定的拥有财产的权力以及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离婚法条款对男女双方的执行标准仍然存在着差异。尽管如此，法律针对妇女在财产、离婚、和监护权等方面所作的微调还是在表明妇女已经不再被当作其丈夫的私有财产来看待了。

一个更为可喜的变化出现在教育方面：女性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在社会改革活动家安娜·朱丽娅·库伯（Anna Julia Cooper）推动的“女性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促进下，就连黑人妇女也开始享有了更多的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机会。在男女享有同等的基础教育的机会的基础上，各种致力于改善女性新移民的生活状况的公共的社会教育活动也在推广。一些公立学校和教堂主动去组织起那些妇女新移民，教授各种生活技能，以期让她们尽快地融入到这个社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工作者积极地投身到这一推动改善妇女生活状况的社会变革活动中来。

妇女的形象大大地改变了，妇女的社会问题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妇女在社会上的越来越多的领域里都有了参预的机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于是各种妇女组织也开始应运而生。虽然不像男性社会团体那样组织严密、数量众多，但是各种妇女组织团体的产生以及她们所作的努力还是为妇女的社会活动范围的拓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妇女的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女性的创作

在女性作家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的同时，她们所取得的独特的成就也为整个社会所瞩目。她们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她们为了获得选举权而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作品方面。例如像夏洛特·伯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妇女与经济学》一书，由于其反映社会问题的全面和深刻，使得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都积极地对其进行推广发行。此外还有一批从事妇女问题研究的女性学者也纷纷推出她们的研究成果，如玛蒂尔达·珠斯林·盖奇（Matilda Joslyn Gage）的《妇女、宗教和国家》（Women, Church and State, 1893），茜茜莉·汉密尔顿（Cicely Hamilton）的《作为交易的婚姻》（Marriage as Trade, 1909），以及埃玛·古德曼（Emma Goldman）的《妇女的交易》（The Traffic in Women, 1910）等等。这些作品通过它们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揭示了这一时期妇女所处的文化环境，加深了社会上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

除了这些在女性社会问题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以外，由女性作者推出的各种妇女传记、自传、和日记也是层出不穷。在很多这样的出版物中，女性公开地讨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对生儿育女、对从事家务劳动、对女性之间的友谊以及女性的生老病死等问题的感受。例如爱丽丝·詹姆斯（Alice James）在《日记》（Diary, 1892）中不仅仅谈到了她对两个非常有名的哥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看法，还谈到了她对那个所谓的可以让她不用去过女性的病态生活的医疗体制的厌恶。而吉尔曼的《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1892）则从妇女对于男人以及母性的矛盾情感的角度分析了女性的所谓疯狂。女性作家在面对妇女的心理问题的同时，也在从她们自己的角度去营造一个真正属于她们自己乌托邦世界。她们向往着在这样的乌托邦世界中能够享有真正完全的自由。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她们利用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来描绘她们的乌托邦图景。

在世纪之交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男性作家在各种文学运动和技巧创新方面居于统治地位，什么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地方主义等等。但是女性作家们由于将她们注意的焦点放在这一特定过渡时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上，她们也同样没有失去人们对她们的关注。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们目睹了哈丽亚特·比彻·斯托所代表的女性文学传统走向衰落，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时期的过渡性特征，当然她们感受与她们的男性同行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世纪的更迭一样，她们经历了从深深庭院步入广阔的、公共的社会领域的转变。女性作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记录她们自己的反抗和诉求，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所关注的一些普遍的议题之上了，例如她们对种族问题的敏感关注以及妇女在更高层次上的解放，等等。她们的努力和成就无愧于亨利·亚当斯对于她们的评价，“恰如其分的人类的研究者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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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okov按】徐老师领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要要无期。且现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

19世纪美国妇女文学概论之一

在经历了法国民主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革命等一系列十八世纪革命风暴的洗礼之后，可以说，美国是带着一种革命的激情进入到十九世纪这个新纪元的。牛顿的科学研究和发现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约翰·洛克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的人们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帝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在美国，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面貌，感到非常的恐惧和担忧。他十分严肃地对民众们大声疾呼，“上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为了唤起人们的宗教热情，他还非常努力地致力于所谓的“伟大的觉醒”的运动。然而，爱德华兹本人对于圣灵的阐释——即圣灵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以求得与圣父和圣子的直接沟通——却反过来提升了人们对个体自我的信心。再加上站在爱德华兹对立面的他的同时代的另一位巨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imin Franklin）的影响，十九世纪的美国人越来越关注自我的生存状态、关注自我在社会中的发展、关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等等这些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样的背景，这样的趋势自然会影响到整个十九世纪的妇女的工作、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尤其会影响到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

1800年至1880年代中期前后

一般来讲，我们概念中的十九世纪主要就是指1800年至1880年中期前后。其后的延伸到二十世纪最初10年左右的那个阶段通常因其特点鲜明而被划分出来，称之为世纪之交时期。为了能够对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那一时期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尽管各种革命的风暴必然会带来人们世界观的变化，但是妇女在社会生活的中的地位和形象却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尽管在十八世纪末，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就出版了《捍卫妇女的权益》（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1792）一书，但是8年后，当人们在迎来十九世纪的曙光时，并没有看到这个方面的任何改变。更为糟糕的是，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在为所谓的“女性地位”（women sphere）的建立添砖加瓦。某种程度上看来，这些自由思想家对于女性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中世纪僧侣们的厌恶女性以及理性主义时代的反女权主义所造成的影响。
对于女性形象的设计，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埃弥儿》（Émile, 1762）中对于所谓的理想女性的描述：“所有的针对女性的教育都要围绕男人来进行。去取悦他们，对他们有用，让他们感觉到被爱和被尊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教育他们，在他们长大以后关心照顾他们，去安慰他们，有事向他们求教，努力使他们的生活充满甜蜜和和谐——所有这些应该成女性一辈子的职责；所有这些应该从她们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教给她们”。于是便有了所谓的理想的女性形象（the ideology of femininity）。卢梭倡导的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可谓影响深远。在他的影响下，其后的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理想的女性形象的引领下，妇女们被要求成为“家中的天使”，就像科文特里·派特莫尔在一首同名诗里所描述的那样。远在德国的歌德也喊出了“永恒的女性引领我向前”的口号。而歌德的所谓“永恒的女性”（Eternal Feminine）就是要能够帮助男人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所以，不难看出，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女性的楷模要么是“天使”，要么至少也得是“女王”——她们为男人操持家务，并使他们的家成为一个乐土。在那个男性主宰一切的时代，这样的观点可谓深入人心。妇女自己也默认了男人们为她们设计的这一理想的形象，并且作出她们自己的呼应。露易莎·梅·阿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在她的《小妇人》（Little Women, 1869）中就在不停地告诉人们“家是女人最幸福的王国”。
“天使”也好，“女王”也罢，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称背后，男人真正要求的所谓理想的女性又要是“心细如发、脆弱娇小、稀薄缥缈如空气”一样的人。这样情况到了十九世纪，甚至发展成为追求一种所谓的女性的病态的美——似乎只有垂死的或者已故的女人才能享有这份荣耀，就像埃德加·艾伦·坡的诗歌中所描绘的女人那样。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女性形象，主要还是根源于主导一切的男人们想要让所有的女性都始终被禁锢在一个被动的、一切以男人意志为转移的生活之中。如果她们对他们没有能够做到像“天使”或“女王”一样的话，那么她们就会沦为“魔鬼”或“婊子”，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从而必须承担起造成男人堕落、失败和痛苦的罪责。

妇女的真实生活

十九世纪生活在北美大陆上的妇女的生活状况真的就可以简单地归类为要么是“天使”或者“女王”，要么是“魔鬼”或者“疯婆子”吗？当然不是。其实在整个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妇女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使是表面上最有权威，或者最有天使和女王风范的已婚女子，也实际上没有甚么受到法律保护的权益。
由于美国早期的法律建设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英殖民帝国时期留下的基础性的框架和主要的条款，所以十九世纪美国的妇女和英国的妇女一样，在结婚以后，她们只能依附于她们的丈夫。除此以外，在家庭和社会当中，她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自1800年起，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已婚妇女是不可能拥有她们自己的财产的。她所有的一切，包括结婚时陪嫁而来的嫁妆，都成为她丈夫的财产。她的丈夫甚至可以完全占有原本属于她本人因继承而来的财产。而如果她的丈夫先她而去，在没有立好遗嘱的情况下，妻子的财产继承权也可以被降到最低。这就是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
不仅如此，如果夫妻一旦离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孩子的监护权永远属于男方。妻子的一切都由丈夫来控制。当然，妻子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的某种不良后果也都由丈夫来承担。直到十九世纪晚期，美国都还有这样的司法惯例，即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妇女都不可以提起法律诉讼，也不可以被诉诸法律。妇女实际上是被当作未成年人，或者心智不健全的人来对待的。所以，她们哪里是什么“家中的天使”，说她们是“笼中的小鸟”也许听起来更加确切一些。
姑娘们在结婚以前所收到的有限的教育大都由一些慈善学校提供，就像小说《简爱》中所描写的那样。而这些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子以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男人，能够更好地扮演好作为女人的角色。所以给她们提供的所谓教育其实剥夺了她们成为其他角色的可能。这样造就出来的女子自然也就只能呆在家里。她们与男人所代表的外面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在这样的女子教育的基础上，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的已婚妇女们通常都遵守着这样的行为规范：一个人不出门，尤其是一个人不逛街，当然更不能走夜路；一天所要做的就是操持家务，即管理好仆人、做些针线活、串串门、接待客人等；同时她们还需要了解大的社会动态、时尚趋势，也许还要适当地作一些善事——这些主要是为了提升男主人的社会形象。
可以想象的是，与上述的那些处于中上层社会的女性相比，那些来自于社会下层的妇女的境遇只能更为糟糕。如果她既没有社会地位较高的家族背景，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笔微薄的收入的话，那么她只能寻求找到一份所谓的体面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了。而且她们还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意识——即只有结婚才是她们唯一的救赎。与英国不同的，美国的妇女们并不会去做类似于保姆身份的家庭女教师，而是选择去做学校的教员。（这一点在后面的作家介绍中，也可以看出来：有不少女作家，她们无论是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都是通过在学校担当教员来挣得一份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但是不管是家庭女教师还是学校的女教员，她们的收入都非常低下，所受到的训练也不够充分，而且往往都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也许，作为学校教员的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最起码女教师在课堂上还能够享有一定权威。
所以，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中上层社会中的女性原型的理想生活（尽管这些中上层女性的真实生活与理想化的描写也是相去甚远，）根本不能代表那一时期的美国劳动妇女的真实的生活面貌。对于劳动妇女来说，无论是结婚与否，都被要求既要做家务活，又要出去工作。进入十九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劳动妇女进入各种各样的工厂矿山去工作。和男人们一样，她们得要去面对各种非常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有时候她们的工作强度甚至比男性还要大，工作时间还要长，可是她们的收入却要比男性的很多。然而她们越是这样不讲条件地辛苦劳作，生活状况却反而变得越发地恶劣——一方面是因为不管她们是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她们仍然是属于男人的财产，自主的权利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好多工厂愿意雇用她们这样廉价的劳动力，这就使得社会上的男性产生更多的抵触，他们认为是她们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于是便把怨恨倾注到无辜而又无助的劳动妇女的头上。如果说已婚的太太们没有什么个人权利可言的话，那么劳动妇女们的权利就更加无从说起了。她们挣来的工资当然得归她们的丈夫所有，她们自己没有支配的权力。当然她们也没有权力提出离开她们的丈夫，或者与她们的丈夫离婚。而在丈夫那一方，只要他对妻子的劳动不满意就可以肆意地鞭打她。对此，妻子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她们从小就被告知这就是她们的生活。在美国，穷苦人家的女孩子从小就要承担起家中缝补浆洗之类的家务活，而她们的哥哥弟弟们则可以去上学读书。说白了，女孩子们实际上成了家务奴隶，因为她们无论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她们的劳动都得不到任何的回报。

妇女革命

十九世纪美国妇女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是天使，是女王；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她们却毫无权利可言，普通的劳动妇女甚至就是沦为了家务奴隶。如此巨大的反差自然会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对于改善女性生活状况的呼吁。与此同时，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各种社会变革的层出不穷，女性要求得到高等教育以及进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当中去的呼声可谓此伏彼起。妇女为了自身的权益而进行斗争的帷幕终于在进入到十九世纪以后被徐徐拉开了。
有意思的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女权运动的高潮是由反对奴隶制运动引发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量的美国妇女都积极地投身到帮助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获得解放的活动当中。到1837年，便有了“全国妇女反奴隶制协会”的成立。在这个团体中就有很多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着清醒认识的女性代表（如格里睦凯姐妹、莎拉和安杰丽娜等），她们提出女性也应该可以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她们的观点是，如果不允许妇女做公开的演讲，那么她们怎么能够去证明她们所了解的公正？
1840年，世界反奴隶制大会拒绝让几位美国的妇女代表列席会议。这一事件进一步使得更多的女性认清了整个社会上的男人们对于女性的深深的蔑视，也激发了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斗志。1845年，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出版了她的激情澎湃的《十九世纪的妇女》一书。这本书对当时的妇女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露茜·斯通（Lucy Stone）开始了她为争取妇女权利而进行的一系列演讲。她不停地告诉人们说，“我希望我们不仅仅为这里的奴隶们祈求平等自由，我希望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忍受痛苦的生灵祈福，尤其要为我们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努力”。她们的工作进展缓慢而又艰辛。但是她们的工作最终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她们为1851年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召开的“妇女权利大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后，由于她们的不懈努力，美国逐步推出了早期的各种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如1856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1857年的《婚姻法和离婚法》，等等。但是妇女投票选举权的获得还要等上若干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妇女才真正拥有了选举权。无论如何，从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这两个方面来看，到世纪中期，美国妇女还是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十九世纪的妇女文学

十九世纪既是妇女运动蓬勃兴起的历史时期，也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历了由早期的女性作家如安·布拉德斯特里特（Bradstreet）、芬奇（Finch）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所建立起来的女性进行文学创作的传统之后，这个辉煌的时期又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不仅仅指那些活跃在纯文学领域的女性，也包括那些活跃在政治的和准政治领域的女性，如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哈丽亚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弗朗西斯·哈泼（Frances E. W. Harper）、佛罗伦斯·耐亭盖尔（Florence Nightingale）、以及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等。
当然，说到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她们最初的创作影响仍然来源于男性文学的创作传统。她们的创作发展轨迹似乎是为了呼应和补充男性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特征。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女性文学创作经过几代女性作家的努力，到十九世纪中期，已经显现出她自身创作传统的鲜明个性了——她们的创作不仅仅有虽然默默无闻但却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的先驱，也有大量涌现出来的创作实践者。女性作家的数量在十九世纪不断增长。而且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社会变革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妇女在文学领域创作方面的发展，从而使得十九世纪出现了女性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