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杰恩·帕里尼（Jay Parini），小说家，诗人，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英语教授。新著《诗歌为什么重要？》二00八年四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许多人来说，诗歌无关紧要。他们很少求助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弗罗斯特，照样可以做从前做的事。当诗歌遭遇比如音乐影碟、卫星电视这样更吸引人的竞争者时，当欣赏诗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相当程度的分析能力以及对诗歌传统的知识等要求时，人们不由得担心诗歌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能存活。

　　十九世纪时，司各特、拜伦、朗费罗等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他们的作品是畅销书，他们是公认的文化英雄。不过当时读者没有多少选择。认为诗歌受到大众的喜欢的观点或许是错误的。诗歌的叙述为人们带来快乐、催人奋进，表达了人们的内心感受。民歌和歌谣同样得到人们的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音乐和诗歌是携手而行的。

　　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些毛病。诗歌变得“难懂了”。也就是说，诗人开始表达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和残酷分裂。庞德、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艾略特、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华莱士·斯蒂文森（Wallace Stevens）等人的诗歌对读者要求很高，里面包括众多文化指涉，其中的话题甚至在一九ΟΟ年代初期都是很少人知道的。比如，要轻松地阅读庞德和艾略特，读者需要有希腊和拉丁语诗歌的知识，那种学术水平对于过去受过教育的读者来说是很平常的，因为当时古典文学的学习是任何中产阶级教育的基石。但是对于二十世纪的多数读者来说，就未必如此了，到了今天，教育已经越来越民主化，对于经典的学习已经降级到少数热心人士。高度现代性的权威诗人的诗歌需要大量的注释。

　　但是诗歌能够给读者的生活带来变化。就我自己来说，我阅读和创作诗歌至少四十年了。每天早上起来新的一天的开始就是在早餐桌上打开的诗集，读一两首诗歌。我思考诗歌，常常在日记里做注释。读诗贯穿在我的生活中，给我的步伐添加亮色，创造感觉上的阴凉，而这些在读诗前是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时候，我记得某些诗行，甚至整首诗整天都在我的头脑中流动，就好像歌曲的片断。我坚信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它的音乐，没有它的深刻智慧的话，我的生活肯定时非常可怜的。

　　人们倾向于忘记诗歌是智慧。最近我在摩洛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给我提及先知穆罕默德在他的格言集《哈迪斯圣经》（the Hadith）中也这样说。但是他也告诉我《古兰经》还教导我们诗人是危险人物，体面的人应该远离诗歌。这让我想起柏拉图，他希望在理想国里限制所有诗人的存在，因为他认为诗人是撒谎者。在柏拉图看来，现实是深刻、完美的思想世界。物质世界代表了那个理想的反映，虽然总是不完美的。因此，对于大自然的艺术表现总是对理想的偏离，是让人怀疑的。

　　但是柏拉图对于诗人还有其他的担心。在《理想国》中，他抱怨说他们倾向于用无益的方式煽动读者的感情。他们挑动读者的“欲望、愤怒、以及其他感情，渴望、痛苦、欢乐等。”他说“诗歌不是让感情干涸，而是给感情添加燃料和营养”，而只有“上帝的赞美诗和著名人物的称赞”才值得读者阅读。法律和理性要好多了。

　　尽管柏拉图没有完全贬低诗歌艺术，但他对这个行当充满怀疑，从此后诗人很少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感到舒服和自在。甚至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柯勒律治、济慈、雪莱、华兹华斯等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并不十分受人尊重。最近的诗人比如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嘲笑他们的国家。诗人身上有桀骜不驯的天性，并不是社会餐桌上招人喜欢的客人。

　　老师和教授长期以来认为诗歌是课程非常有用的组成部分，诗歌成为文化的核心，最后领地之一就是课堂上。在一定程度上，诗人被学术村落“驯化了”，被迎接到小树林。弗罗斯特是第一个在校园受到热烈欢迎的诗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教书，也曾在其他地方短期任教。最后几十年他在全国各地巡回出现，在大学里朗诵诗歌或者做报告。他坚信诗歌是在重要的方式上影响人们心灵的手段。

　　弗罗斯特在他最好的文章之一“诗歌教育”中说，了解诗歌运作过程是训练智慧必须的过程。他甚至建议除非你能熟练地使用比喻，否则就不是安全的。因为你不能舒服地接受比喻的价值，“你不知道你可以期待乘坐它飞多远，不知道什么时间它会把你摔下来。”这是非常大的主张。

　　诗人确实提出大主张，而且往往有点夸张。在“为诗歌辩护”中，雪莱的名言是“诗人是世界上没有被确认的立法者”。我更喜欢后来的诗人乔治·奥朋（George Oppen）做的修改，他说“诗人是没有被确认的世界上的立法者。”

　　我并不特别希望诗人制订法律或者统治世界。在多数情况下，在这些公共领域他们的表现很糟糕。诗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人都生活其中的智慧和感情的内在世界。诗歌支持这个内在的世界。1942年世界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斯蒂文森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回顾了二十世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变得“如此暴烈”的事实，他简洁地把诗歌定义为“从内部出现的暴力，用来保护我们免于外来的暴力。它是对抗现实压力的想象力，从最终的分析来说，它似乎和我们的自我保护有关，毫无疑问，诗歌表达文字的声音帮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

　　现实的压力确实是巨大的，但是诗歌提供了一种抗压力，把试图吞没和消除个人的外部力量推回去。诗人以从前没有被确认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声音。当我们阅读诗歌的时候，我们在倾听静静的小小的诗歌声音，这个声音和庞大的文化喧闹和社会的爆炸声形成强烈对比。

　　我总是向学生把诗歌定义为足够描述经验的语言，描述包括内部的河谷、高峰、广阔的平原在内的充分经验。它表达微小的思想声音，描述苏格兰诗人和学者阿拉斯塔尔雷德（Alastair Reid）在一首可爱的诗歌中称为“零星的迹象、征兆的瞬间”的东西。人们不指望诗歌能改变世界。奥登（Auden）在写济慈挽歌的时候写到“诗歌不能造就任何事情。”它不能改变股票价格走向，不能劝说独裁者下台，也不能总是把群众送上街头抗议战争或者呼吁经济正义。它以静悄悄的方式起作用，改变读者的内在空间，在他们的思想上增添一些精细深刻，为他们把世界弄得复杂一些。

　　语言让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存在。我们有神奇的能力用文字表达手势、做出声明和请求、表达感情、论证观点、得出结论。诗歌语言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精确和具体，把我们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近的地方去。在《自然》中，爱默生认为文字的物质性把我们指向一个可以称为“精神的”方向。他提出了值得考虑的三个原则：

　　“文字是自然事实的符号。”

　　“具体的自然事实是具体的精神事实的象征。”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

　　这些命题形成了某种追求形而上学运动的平台，仔细研究自然以发现

作者简介：拉塞尔·雅各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新著有《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本文翻译：吴万伟】

　　为什么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从各自的学科中被赶出去了？

　　心理系不讲弗洛伊德，经济学系不讲马克思，哲学系不讲黑格尔，这到底怎么啦？相反，这些西方思想的大师却出现在远离自身学科的地方。如今，弗洛伊德出现在文学系，马克思出现在电影系，黑格尔出现在德语系。他们是移民还是被驱逐出去了呢？或许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自身领域现在不景气，或许这些学科开始推崇科学性，把不合规矩的思想家剔除了，或许它们不过是通过抛弃过去来取得进步。

　　在三个随意挑选的大学里进行的根本不科学的调查证实了这种放逐。对堪萨斯大学哲学课程的搜索发现黑格尔被一门十九世纪概论课提到一次；马克思被讨论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学课程里引用过一次；弗洛伊德在心理学课程中的根本就没有被提到。在亚利桑纳大学，黑格尔再次出现在十九世纪哲学概论课；马克思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像往常一样，弗洛伊德消失了。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黑格尔没有出现在哲学课程中，马克思没有出现在经济学课程中，弗洛伊德被心理学忽略了。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突出显示有根据的评论和学术智慧之间的分裂了。如果请一个受到教育的人列举心理学、哲学、经济学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杰出思想家的名字，弗洛伊德、黑格尔、马克思肯定榜上有名。但是他们却都从本学科中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单一的观点很难解释跨越几个领域的一些思想家的命运，但是，笼统的趋势能够指导不同的学科。首先，支配当今学术界的冷酷的反历史或者非历史视角鼓励人们把过去的天才束之高阁，这种心态肯定影响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协会关于专业本科生“学习目标”的特别工作组赞同讲授心理学历史，但是把这个学科降级到选修的等同于“群体动力学”的附属学科。专家顾问说“我们不鼓吹在本科课程中包括心理学史和群体动力学在内分开讲授的课程，由各自院系的智慧来决定学生们学习相关技能和角度的自由空间。”院系的智慧显然把弗洛伊德当作过时的人物而抛弃了。美国心理分析协会的“一百五十名最好的大学的本科课程中关于心理分析思想的讲授”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弗洛伊德观点在心理学系外繁荣昌盛。

　　同样的非历史指令在经济学系和哲学系同样得到有效贯彻，虽然可能程度上稍微逊色一些。笼统的概括再次只能在有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做出，但经济学系像心理学系一样，倾向于强烈的关注现在。他们的基本伙食包括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博弈理论、统计学等。当然，院系常常提供考察从希腊到现在的经济思想的经济思想史课程。但是在这个穿越历史的走马观花中，马克思不过是个模糊的影子。比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在经济理论史课程中学习马克思的时间只有一周。一个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估计在美国两千多个经济系中，只有四个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讲德国革命。在一九三六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开设了关于马克思的讨论课，现在这样的讨论课也没有了。

　　和经济学相比，哲学更看重历史研究，通常都开设关于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思想家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往往在十八世纪的康德时终止，然后再从二十世纪讲起。关于黑格尔（以及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让人讨厌的十九世纪被刻意忽略或者掩盖过去。哲学系课程目录上可能列举了黑格尔课程，但是很少开。主要大学的哲学系很少讲授黑格尔或者黑格尔思想。

　　至少在一个方面，哲学系站在与心理学系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在很多大学，哲学系往往是比较小的系，心理学系往往是最大的系。但是像心理学系一样，哲学系同样排斥那些和主流观念对立的思想家。像理查德·罗蒂这样的严厉批评家因为对其狭隘性感到沮丧愤而离开哲学系来到比较文学系，还有大批教授离开哲学系到其他学科，让哲学本身成为思想上干瘪和枯萎。

　　这是研究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者约翰·麦克卡伯（John McCumber）的观点，他本人也从哲学系离开到了德语系。他的书《阴沟时代：美国哲学和麦卡锡时代》(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激烈抨击当今美国哲学界以及它们逃离历史的行为。比如，他注意到一九八七年里程碑意义的文集《作为批评的女权主义》出版十年后，从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到艾利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的所有投稿者没有一个仍然在哲学系任教。麦克卡伯注意到迫使或者诱惑比如罗蒂和玛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大家离开哲学系的压力同样施加给那些远离公众关注目光的教授们。比如，他指控说高级编辑摈弃同行评审，就好像是自家庄园一样来经营主要的哲学刊物。个别大牌教授挑选能够出现在学科年度会议上的文章。专制主义和任人唯亲把标新立异者全部驱逐出去了。

　　对于学科拉拉队长们来说，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没有黑格尔的哲学证明了思想的进步。从前这些模糊不清的思想家让位给新的科学研究者。但是付出了什么代价呢？过去的改革者都表现出对历史的忠诚。黑格尔说“通过历史我们才成为我们自己”；对弗洛伊德来说，虽然存在生物学决定论的问题，但他相信人必须掌握过去才能掌握现在。如今，我们缺乏耐心来深入挖掘，我们没有耐心阐明历史对于发现的隐含意义。我们想一下子找到特效药品或者准确的基因。心理学蜕变为生物学，在一定程度上化学不平衡造成了情绪低落或者一种基因产生了肥胖，通过药物或者手术来恢复健康的努力被看作无可厚非。但是个人的历史可能在这些问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成功地把影响等同于起因，作为实际的措施，这个途径或许是可以被辩护的，但它回避了深入探索。

　　逃离历史同样体现在经济学和哲学上。经济学看着越来越像数学了，其中历史彻底消失了。有时候它甚至看着像生物心理学。《美国经济学评论》最近一期上包括了几篇文章，题目中有诸如“经济学决策的神经科学基础”、“经济行为的认知神经科学基础”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问题的历史渊源的话，我们真的能弄清今天的经济学问题吗？哲学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它主要集中在语言分析和攻击逻辑的做法把十九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作为晦涩难懂的劳什子给抛弃了。擦亮哲学的眼镜片是徒劳的，如果你很少用眼睛观察的话。

　　毫无疑问，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进步，但是如果不了解历史能够有进展吗？如果没有历史的指引，学者很可能像旅游者一样兜圈子。而且，就应该如此冷酷和机械地抛弃过去的大师吗？文化不像汽车，能够在破旧失修的时候扔到垃圾堆里。我看不出如果我们把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关于战争的交锋、马克思描述的“商品的便宜价格”摧毁国家边界、或者黑格尔的主奴关
系的观点等扔到垃圾堆里，我们还能得到教育或者教育他人。那些观点应该被讨论，而不是回避，应该被讲授，而不是抛弃。

　　当然，其他领域接受了心理学、哲学、经济学抛弃了的思想家。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问题。不是按照人家自己的术语对待这些难缠的思想家，这些新学科把他们切成碎片。弗洛伊德成为文本阐释者，黑格尔成为艺术哲学家，马克思成为电影理论家。这让他们免遭遗忘的命运，但是却付出了被归化的代价。弗洛伊德不再挖掘文明及其不满，而是满足于拆解文字游戏。黑格尔不再探索自由的辩证法，而是以美自慰。马克思不再提出资本运行的提纲，而是在解构观众。

　　因为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太晦涩难解或者太过时而被赶出自身的领域，屈服于学术界的翻新改造。他们在教育的超市里获得了新生，不过成了华而不实的思想家。

　　（译自：“Gone, and Being Forgotten”by Russell Jacoby）

因为看BJOG，再加上一些别的事情，所以直到现在8月快结束了，才说7月的事情：

1. 7月13日《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介绍了Ma Jian的新书《肉土》。我也搞不清会不会敏感，所以不多说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这里

2. 此前我介绍过，下一任的美国桂冠诗人已经选出，她就是凯·瑞安。详情见这里。

3. 下面是两则有关爱尔兰伟大诗人叶芝的视频资料。一则是关于叶芝如何创作他的诗歌《驶往拜占庭》；另一则是关于叶芝的社会生活的。有兴趣的，可以点击下面的两个链接观看：

• 是什么激发了叶芝的诗歌创作；
• 公众人物：叶芝

4. 来自佛罗里达里士堡的69岁白须男子汤姆·格里扎德7月19日战胜了其他141位选手，在佛州西礁岛举办的海明威模仿秀中夺冠。
7月21日是海明威诞辰109周年，当地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海明威于20世纪30年代长居西礁多年，在此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乞力马扎罗的雪》和《有的与没有的》等多部名篇。【这条消息来自中华读书报王胡的报道】

5. 美国文坛上弄虚作假事情也不少。去年李·以色列（Lee Israel）女士出版了一本颇受批评界推崇的书，书名是《努埃尔·考沃德书信集》（The Letters of Noël Coward）。现在，她承认编造了其中的许多细节。

6. 从事亨利·詹姆斯研究，或者威廉·詹姆斯研究的学者们有得可做了。有一位叫做保罗·费舍尔（Paul Fisher）的传记作家最近推出了他的传记新作，《智慧之家》（HOUSE OF WITS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the James Family）。这部传记详细描述了詹姆斯家庭的方方面面，也披露了不少原本不为公众所知的内幕。堪称詹姆斯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大成果。这面这位是这部传记的作者：

这是一个视觉艺术的时代，各路人马必须像演员、政治家那样频繁登台表演并能提升“人气”才算得上真正的英雄豪杰。作家本以作品打动人为本职，是不必现身说法的，但现在你必须频频露脸，还要侃侃而谈，力争讨人喜欢，于是口才出众的与所谓的美女俊男作家就拣了不少便宜。钱锺书先生曾对其一位国外“粉丝”说： “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一定要见识那个生蛋的母鸡呢？”然而，当今社会的习惯确实是非要那母鸡登台述说其酝酿、生蛋感受以及与此有关无关的一切不可的。

据说，这在西方文学史上早已有之。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曾分别于1842、1867年两度访美。尤其是在第二次，他在那里举行朗诵表演，专门朗诵自己小说中的精彩篇章，结果在美国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周游美国推广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爱默生的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一些最著名的散文就是源于其在波士顿的演讲。当然，这些旅行、朗诵、演讲大致都不离自己作品及其主题，但他们今日的同行在台上演绎什么可能就连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70年代曾在英国电视上风靡一时的讽刺喜剧片《踩八字步的部委》（Ministry of Silly Walks）、《有缺陷的群塔》（Fawlty Towers）的作家约翰·克利斯（John Cleese）现在“秀”起了新节目：给商业机构开课，专讲幽默是如何“释放创造力”以及创造力如何能够导致“更好的与更愉悦人心的客户服务”。专门研究美国总统历史的专家、描述林肯内阁的《对立面的团队》（Team of Rivals）的作者多蕾斯·古德温（Doris K. Goodwin）在演说方面更是如鱼得水。她的每次出场费是40000美元，一周一次。她说自己常用林肯的例子来指点那些商业机构“我们可以从林肯管理人的技巧方面学到许多经验。他把自己的对手招进了内阁，用管理学的术语来说，会对人们起多种暗示作用”。据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原属候选人等政界人物不得不参加的）单调乏味的巡回鸡宴上发表演说，当然这也是有偿的。一位中等名气的作家往往要出场费2500美元，而畅销书作家的要价可能会高达 80000美元！看来，这是个出版者（兼书商）与作者双赢的差事。演讲场合五花八门，高雅低俗都得去，有大学、公司、商业会所、展销会、医学大会以及你绝难想象的一些场所。例如，美国作家小罗伊·布朗特（Roy Blount Jr.）回忆说自己曾去北卡罗莱纳的“活动家具大会”上作演讲。他解释说，“活动家具”就是指“能够往后翻、震动或变形成床的椅子”。关于听众的反馈，他不无遗憾：“就像鱼看不见水中的任何有趣的事物，活动家具的从业人员也对关于活动家具的各种最有创意的笑话无动于衷。”但他还是要继续地讲下去，因为“钱对我是个安慰”。当然，还有比这个更离谱的。《拉丁时尚：优雅与粗鲁的招待》（Latin Chic:Entertaining with Style and Sass）的两位女性作者卡洛琳娜·布伊厄（Carolina Buia）和伊萨贝尔·龚萨蕾（Isabel Gonzalez）被出版商逼迫出任美国全国猪肉理事会的代言人。记得英国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常出现罐装肉与柠檬香肥皂，但手头永远拮据的他及其出版商却从未想过巡游欧洲为这两个产品代言推广！

现在有些美国出版商同时又当起了演出经纪人。哈泼·科林斯出版集团成立了机构内部演讲局，克诺夫与企鹅公司也随后跟上，甚至连兰登书屋与西蒙·舒斯特也与人合资成立类似的机构。其目的除了赚钱之外，就是推广作者与图书。随着书店与报刊书评的减少，出版家正想方设法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图书与读者之间最有效联系。相比之下，出版商对作者“出演”的收费还算低廉，大多数外部代理机构为作者的要价从10000美元起，自己收取25-30%的佣金。他们残酷地遵循“人气高低”的市场法则来不断地让新人进入，“过气”的出局。有些作者觉得公开演讲不仅收入不菲，而且对自己的创作颇有益处。但也有些作者认为与读者的见面会有时会很尴尬。理查德·拉索（Richard Russo）就说：“人们想要知道隐私。因为我描写了很多不成功的婚姻，他们总对我36年来仅与一个女人结婚表示失望。”有些作家觉得图书推广旅行让人精疲力竭。吉姆·哈里森（Jim Harrison）说：“几年前，为推广我的小说《真实的北方》（True North），30天之内走了19个城市，累得人死去活来！”当然，还有一种是“严重打击自信心”的经历。小说家戴维·莱维特（David Leavitt）说自己今年6月份在米兰的艺术节上与摇滚乐明星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同台，那些买票入场的观众明确表示自己希望听的是摇滚乐队的演出，而非作家演讲。“毕竟，从来没有像一个真正的表演家让你感觉自己如此的寒碜，”他不无感慨。

近年来，我们的文学文化界在这个方面也迎头赶上。余秋雨出任多种文艺比武的评委；于丹、易中天更是受到邀请谈论语、论三国，颇有复兴 “半部论语治天下”与“以史为鉴、指点江山”的势头。过去说“学而优则仕”，后来有“演而优则导”，现在是“作者一畅销就开讲”，这看来是中西皆然。

说到论语，有必要提一下不久前在美国出版的一个新译本《孔夫子的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62pp.）。译者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现旅居日本的美国学者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四十余年前，他就曾以撰《司马迁传》、翻译《史记》等中国经典史学著作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等散文作品而著称。当然他同时又是位日本学专家。于是，有人不无幽默地说：“如果这是20世纪初叶，他又是日本人，他就会被看做是文化珍宝，只有获得天皇的许可才能出国的。”论语在西方的翻译史已达四个世纪，最初在欧洲出版的译本是西方17世纪传教士的拉丁文《中国先哲孔子》。第一个英文译本是号称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1861年翻译的。至今，论语仅英文译本就不下二十余个。既然论语翻译与其他中国经典的外译相比在质与量上都已几乎 “登峰造极”，今年又非孔子的某个整数生卒纪念年，远在彼岸的他又不大可能受当今中国大陆“论语热”的波及，那沃森又何必费这个工夫呢？其实，语言在变化，读者的接受也在变化，每个时代对于外国经典都会有新的标准，这些势必催生新的译本的层出不穷。我们先来看看沃生对论语里两个警句的翻译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沃森译：When the wind blows over the glass,surely it will bend.理雅各译：The grass must bend,when the wind blows across it.“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沃森译：To have a friend come from a long way off–that’s a pleasure isn’t?理雅各译：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我的感觉是，沃生的译文更为清晰畅达，舒缓平稳。

若要问英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最大型著作是哪部？那无疑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著的七卷本《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1954-），第四卷后的每卷又分若干分册，现已出版的已达24个大部头，但至今尚未全部出完，这一未竟的事业已交给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继续下去。李约瑟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关于中国的西方最著名权威之一，是他向西方世界证明了中国科技的曾经辉煌，尤其以确凿的证据基本平息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中国重大发明的归属之争。今年6月，哈泼出版公司推出了李约瑟的第一部传记：《中国的热爱者：揭开中央帝国神秘面纱的古怪科学家的神奇故事》（The Man Who Loved China.The Fantastic Story of the Eccentric Scientist Who Unlocked the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Kingdom.By Simon Winchester.316pp.），作者是位曾长驻东亚的英国记者，他揭开了这位几乎一辈子求学并服务于剑桥大学同时又几乎是一辈子写一部大书的科学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例如，他是一位执着的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曾在朝鲜战争期间实地调查美国军队在中国东北与朝鲜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的事实并向全世界公布结论，这使他直至70年代都被保留在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上并被英国政府斥责为“政治幼稚”。据该传记说，李约瑟自大学时代起就是个怪癖的人，小至早餐的面包片必须要烤焦，大至裸体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在女生面前还颇有市场，当然一有机会他也从不轻易放过。他与自己40年代带回英国的中国助手陆桂珍女士（1904-1991）长期同居，在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让英国妻子、中国情人、自己的三角关系不但相安无事，据说还相互满意。据作者说，他的妻子多萝西（Dorothy Needham,1896-1987）曾非常甜美地回忆起自己丈夫惊人的记忆力与语言能力：“我看着他躺在床上，醒着，在脑子里想象着书稿的清样，然后在笔记本上把错误或不当之处逐一改正。一旦这个工作变得乏味了，他就进一步在脑海里把那些内容从英文译为法文，然后把仅停留在思维里的这个新的译本仔细订正。”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