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以学术为业(下)

以学术为业(下)

马克斯·韦伯 著    冯克利 译

6.价值的多元性

  我只想问一句,在讲授教会形式和国家形式或宗教史的课程上,如何让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名共济会[18]信徒得出同样的价值判断呢?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但是从事学术教育的人,必须希望并要求自己,以他的知识和方法,他对这两种人都会有所助益。诸位会十分正确地说,对于基督教兴起的事实,如果由某位对教义没有先入之见的教师来讲述,那么一个虔敬的天主教徒是不会接受他的观点的。诚哉斯言!但区别却在于: “无预设前提 “——从拒绝宗教皈依的意义上说——的科学,不承认 “奇迹 “和 “神启 “。如果科学认可这种事,它便违背了自己的前提。宗教信仰承认奇迹和神启。 “无预设前提 “的科学对信徒的期待不多不少,只是要他承认,假如对事件的解释不需要那些超自然因素——经验解释必须作为偶然因素加以排斥的因素——介入,那就必须用科学所浓度的方式进行解释。信徒即使不违背自己的信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那些不在乎事实本身,只以实际立场为重的人,科学的成就便是毫无意义的吗?大概如此。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 “令人不舒服的 “事实,我是指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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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以学术为业(上)

前言: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它影响了几代人,并作为一种信仰的发源将此后更多的人集中在学术理想的旗帜下。

以学术为业(上)

马克斯·韦伯 著    冯克利 译  

目录

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2.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3.理智化的过程
4.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5.学术与政治
6.价值的多元性
7.教师不应是领袖
8.科学对信仰所能做的贡献
译注

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诸位希望我来谈谈 “以学术为业 “[1]这个题目。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家[2]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部环境讲起,我也打算照此办理。这就意味着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今天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就是,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如何?为了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对照一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我们有所助益。这另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方面同德国形成最鲜明对比的美国。

  大家知道,在德国,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要从 “编外讲师 “(Privatdozent)开始做起。在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又得到他们表示同意的保证后,他以一本著作和一次系内的考试(这通常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做基础,可获准在大学里担任一名编外讲师。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可拿。而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先被任命为 “助教 “。这大体上类似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机构里发生的情形,在这些地方,只有一部分助理人员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职位,而且这种任命经常跚跚来迟。两国间的这种差别,在现实中表现为德国学术职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Plutokratie)的前提上,因为一个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的条件下,处境是极其危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而在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年轻人从一开始便有薪水,尽管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来说比一名半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多不到哪里支。但他看上去确实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不过就像我们这里(科研机构)的助理人员一样,他有被解雇的危险,不管他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他有负期望,他得常常做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些期望包括他得让学生来塞满他的课堂。德国的编外讲师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处境是,职位一旦到手,谁也无法让他离开。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 “要求 “。但是他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甚至在是否任命其他编外讲师的情况出现时,这一权利也同样适用——这一点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 “教学代课人员 “以优先权,换言之,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一种令人苦恼的困境,这同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稍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决定作出后一种选择。然而,由此也增加了这样的危险——有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审慎,多么端正,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一贯恪守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做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学者,他要想取得编外讲师的资格,还必须获得另一所大学某位教授的同意。结果是我最能干的学生之一,却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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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获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

68岁的加拿大女作家、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6月25日 获得了西班牙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

设在奥维多的评委会赞扬阿女士乃“当代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并称:“在其小说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针对世界和当代社会,表现出了一种有政治担当的、富于批评精神的视野,她以高超技巧笔耕出丰富的、充满诗意的作品,呈现了非凡的敏感。”

阿特伍德战胜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其他32位候选人——英国大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亦在其中,从而独享这一价值5万欧元的大奖。

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共设八个奖项,阿特伍德得到的是其中的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今年10月在奥维多举行,西班牙王储菲利佩届时将亲自为她颁奖。

去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的文学奖颁给了以色列大作家阿摩司·奥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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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拿着刚刚出版的小说《羚羊与秧鸡》。

1939年11月,阿特伍德生于渥太华,自小嗜读,曾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1969年以《可以食用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成名,自此以多产的作品、女性视角和性别主题广获国际声誉,被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她的主要小说作品,如《盲刺客》、《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别名格雷斯》、《猫眼》和《浮现》等,均已有中文版出版,此外,她的文论集《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早在1991年便被译成了中文。

2000年,她以《盲刺客》获颁布克奖,声誉更隆。

她有多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使女的故事》还被改编成歌剧。今年她本人也受邀为一部基于加拿大女诗人保琳娜·约翰逊(Pauline Johnson)生平的小型歌剧《保琳娜》(Pauline)写作歌词。该剧将由温哥华城市歌剧院于2010年首演。

阿女士还是位业余发明家,曾鼓捣出一种名为“长笔”(Long Pen)的远程签售机,可以坐在家中,为千里之外的读者签名。

在否认“长笔”将扼杀与读者面对面的传统签售方式时,她说:“我又不是摇滚歌星,我的扣子迸不开。”

20天前,在出席布拉格作家节时,阿特伍德参观了当地的卡夫卡博物馆,甚至见识了一脸惊愕的卡夫卡指偶。《布拉格邮报》随后问她关于苦难催生作家的问题,她是这样回答的:

“所有正常的动物都会尽力避免受苦。的确,你会受苦;每个人都会,除非你有一副铁石心肠。但是对孩子们说,他们离家后先得受苦,然后才能得到才华——那就太残忍了。它会让你自问:我受的苦对吗?我该受怎样的苦呢?要我说,你不能把任何人教成作家;如果他们是这块料,你倒是可以帮上一把。有些人遭了大罪,可还是什么也写不出来。痛苦总是会有的,你不必另求更多,对不对?相反,你应该尽可能地去追求快乐。”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7月2日 作者:慷慨】

王宁:德里达与解构理论

全文转载王宁老师的“德里达与解构理论”。该文是作者在德里达与中国:解构批评与思考国际研讨会(2004年10月23日,北京)上的主题发言全文。其中两部分分别先行发表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和《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004年10月8日,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对20世纪的人文科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因患有胰腺癌在巴黎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整个欧洲和北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们和人文知识分子都不为这位对当代人类思想和 学术研究发生了深远影响的理论大师的逝世而感到悲痛。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德里达毕生对法国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正是有了他,法 国才给了整个世界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对当代知识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毫无疑问,不管人们对他的理论和思想持何种看法,德里达的英名终将和马克 思、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思想巨人的名字永载史册。我们今天在中国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尤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他的理论思想不仅对中国当代的哲学和人文 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也产生了难以替代的影响。他生前十分关注中国文化和语言,对中国近二十多年内发生的变化感到由衷 的高兴。作为一位学者,他也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热情支持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和不少中国学者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学术交流关系。可以说,包括我本 人在内的一大批仍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先锋派批评家正是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启迪下成长起来并逐步走向世界的。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境中的德里达

德里达所生活和著述的时代一般被称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代,也就是说,这两种思潮曾在那时交替占据着当代思想的主导地位,而他本人则是从结构主义 过渡到后结构主义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无庸讳言,在当今后结构主义及其衰落后的各种理论思潮中,仍占有突出地位并且影响最大的理论家 当首推德里达。 Continue reading

科马克•麦卡锡获评25年最佳

《娱乐周刊》选出100本图书“新经典”;科马克•麦卡锡获评25年最佳。以下是来自中华读书报王胡2008年6月25日的报道:

为庆祝出刊1000期,美国《娱乐周刊》推出了一份“新经典”榜单,在1983-2008这25年间出品的电影、图书、电视和音乐等多种文化娱乐产品中,分别选出了100部最佳作品(产品)。科马克·麦卡锡的《路》战胜了《哈利·波特与火焰杯》,获选为图书榜的头名,昆廷·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系列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王子与革命乐队的《紫雨》(Purple Rain)分列电影、电视和音乐榜的冠军。

而在技术产品榜上,苹果公司的音乐播放器iPod列在DVD播放机、音乐分享软件Napster,电视点播机TiVo之后,位列第四,但领先排名第五的视频网站YouTube一个身位。图书榜前十名如下:

1.《路》(The Road),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 Carthy),2006
2.《哈利·波特与火焰杯》,JK·罗琳,2000
3.《宠儿》(Be loved),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87
4.《谎友会》(The Liars'Club),玛丽·卡尔(Mary Karr),1995
5.《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97
6.《神秘河》(Mystic River),丹尼斯·勒恩(Dennis Lehane),2001
7.《鼠》(Maus),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 lman),1986/1991
8.《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96
9.《冷山》(Cold Mountain),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1997
10.《发条鸟年代记》(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村上春树,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