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此番访华，有位低调至极却又十分引人注目的随行女士——2006年布克奖得主、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两人之间的关系至今未得到

确证，帕慕克本人回避所有相关话题，而德赛女士干脆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我们不想八卦，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文学事件。我们谈论“如果”——如果诺贝尔先生爱上布克小姐，他们理当首先得到中国读者的祝福。

没有不可能。土耳其和印度并不遥远——如果有两个相隔仅仅48小时的大奖，和一个小小的纽约校园。

2006年10月10日晚，德赛女士在伦敦捧得布克奖。两天后的半夜，帕慕克在纽约被手机铃声叫醒，在大西洋的另一头，瑞典学院的秘书通知他已成为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时的德赛，除了作家身份，还是女大学生，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写作，而帕慕克在获奖一周后，即被哥大艺术学院委以正式教职（此前，1985到1988年，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在此驻校），讲的正是写作。

于是，诺贝尔先生成了布克小姐的老师。一个在讲台上，另一个坐在听众们中间。其情形，也许正如5月22日，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时的状态。他坐在台上妙语连珠，她坐在台下——就在我前面一排，微笑着听讲，不时举起手中的袖珍相机，对着老师咔嚓两声。

再过9天，帕慕克将迎来56岁大寿，德赛女士尚不满37。他功成名就，她一书成名，没有阶级差距，或许也趣味相投：每被问及最喜爱的作家，帕慕克总是不忘提及博尔赫斯，而在德赛女士的布克奖获奖小说《失落》的卷首，亦引有博尔赫斯诗作一首。显然，他喜爱博尔赫斯婉转的迷宫，她爱的是博尔赫斯瑰丽的想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身份所系和时代所托，他们两人的作品均不可避免地触及到相似的重大主题：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尽管表现的方式截然不同。

30岁之前，帕慕克一直与母亲同住，直到1982年与历史学者艾琳·涂尔甘成婚，才搬出单独开伙。夫妇俩于1991年生女儿Rüya——土耳其语的意思是“梦”，沈志兴中译本妙译为“如梦”。2001年，帕慕克与艾琳离婚。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5月28日】

奥尔罕·帕慕克　　摄影：康慨

身处两难困境，生存在不东不西，不土不洋的夹缝地带，被催逼，被呵斥，被推搡；现代要把你拉走，传统却拽住你不放；政治驱赶着你，时刻提醒你注意后颈的冷枪，艺术却让你忘记脚下，只看向高远的地方；还有冷冰冰的宗教世界，以及五彩的世俗生活，各自在你身上，展现着针锋相对的力量。

谁会喜欢这种困境呢？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文学的代言人、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几天前在北京告诉读书报记者：“这种两难的境遇构成了我的故事，它是我幸福的源泉。”

为灾难而感到内疚

帕慕克初抵中国的首日，正是中国人民为四川大地震遇难者设立的全国哀悼日第三天。他深知地震带给人民心灵的巨大冲击，在访华行程中，他多次谈到地震，不仅表示了痛惜之情和慰问之意，亦回忆起1999年土耳其地震期间他自己的特殊感受：“我知道地震意味着什么，知道人民有多难过，国家有多么悲痛。”

1999年8月17日的土耳其地震，夺去了三万人的生命。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所住的小岛，距离震中仅有25英里，第一次震动持续了45秒，却带给他内心更为长久而深刻的震撼。他先后写下两篇关于地震的文章，皆收入即将出版中文版随笔集《别样的色彩》中。

“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人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帕慕克写道，“它摧毁了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这种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

几天后，他渡过海湾，到了对面受到强烈破坏的震区：“我们一个一个房间地徘徊，目瞪口呆地望着其中暴露的一切，这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面对恶魔的杰作，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一条街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

5月22日，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表演讲之后，帕慕克反复提及了自己在地震之后的“内疚”感受。在书中他也是这样写的：面对灾难，作为他这样的活着的人，那种“自我保护的愿望”十足令人难堪：“虽然人们很少说起，但它有时能从很多人眼中看出。我把它称作是一种羞耻感，一种夹杂着些许内疚与自责的羞耻感。”地震后，他几乎断绝了与一切人的来往，“就像一个刚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诺贝尔奖金绝非退休金”

今年2月，中华读书报曾刊出长文《保卫奥尔罕·帕慕克》，提及他所面临的三重威胁：因为公开评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事件而被控“侮辱土耳其国格”的未完结的法律诉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针对他的暗杀计划，以及某些评论家至今就他因“政治原因”才获得诺贝尔奖垂青的喋喋不休。那么，面对这些威胁，他怎样保护自己？对读书报记者的这个问题，帕慕克再三强调要拿作品说话。在来中国之前，“我刚刚写完了一部600页的小说。”他说。他指的应该是那本传闻已久的《清白博物馆》。“我很高兴能借此向世界证明，诺贝尔奖金绝非退休金。”他志得意满地说道，“我的书已被译成了56种语言，我的书也会流传下去。”

帕慕克作品的中译者沈志兴对读书报记者谈及自己对这位大作家的感受。“性情中人。”沈先生说，“喜怒形于色，但也不乏幽默。”

有位记者同行向我描述了“老帕”在北京期间因一位摄影师干扰而动怒的场面。但帕慕克给我留下的印象，好过此前人们对他不苟言笑、书呆子，以及缺乏幽默感的描述。他的个头比我想像中更高，一头栗色头发也几乎完全灰白。

2007年，帕慕克曾告诉朋友：“因为我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惧，我不得不与保镖一起旅行。时刻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但是，此番他来华访问，始终未见保镖踪影。他笑着说：“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

风光东亚行

帕慕克这一趟旅程着实不短，几乎可称“东亚一月游”。他先去了韩国，继而日本，然后中国。所到之处，则是大量的演讲、座谈、签售和游历——他喜欢美术，乐于拜访中、日、韩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还要接受无尽的采访。

不久前，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公开抱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简直是个“大祸害”，弄得她根本没法写作，而把无尽的时间用于应付拍照和接受采访。帕慕克倒没这么极端。在韩国接受当地《中央日报》的采访，他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的回答如下：“我跟人们开玩笑说，诺贝尔奖如何扩展了我的银行账号和电子邮件的账号。别看有作家抱怨，但我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我刚写完了一本600页的书。我比得奖前更努力工作。我在一个相对年轻的年龄得到了诺贝尔奖。”

是啊，现在他还不到56岁，而莱辛女士已经88岁了。

他在韩国赞美汉城的高楼，在日本向谷崎润一郎致敬，到了中国，则反复提及《红楼梦》和鲁迅，但也仅仅是提及而已。

日本文学界请出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他对谈。5月17日，帕慕克和大江健三郎一同来到名古屋的同朋大学，参加名为“21世纪的创造”的文学论坛。在此，帕慕克特别讲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谷崎润一郎，并称后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而陀氏和谷崎均在年轻时吸收了西方文化，但各自以不同方式批判了西方。

文学全球化

帕慕克在北京表示，小说艺术本是欧洲的发明，现在则用于全世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把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注入其中。在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以前至少一百年，文学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全球化。

现在，文学的全球化又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行遍世界，让帕慕克这样一个五年前还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土耳其人成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土耳其作家。来自世纪文景公司的数据显示，仅其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一部，便在中国销出了30万册。他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包括小说和非小说，都已经或即将出版中译本。在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帕慕克受欢迎的程度令人惊奇不已。

5月17日，在名古屋，大江当面赞扬了帕慕克“精细而微妙地处理政治主题”的能力。但帕慕克5月22日在中国社科院谈及这一话题时说，“与许多人认为的不同，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像，来自他将自己想像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使得他能够去探索从未被言说的人类现实——这使他成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的代言人，他们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这是小说家的独特能力所在，或许也因此成为他们的天然职责。

这篇名为《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的演讲，本是2005年秋他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在法兰克福的致辞，在中国虽是一稿两读，但仍不减其启迪意义。他谈到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指出其心理根源在于“一种非常深刻而又混乱的情感”，即“耻辱”。

“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他说，“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

他深刻地理解了这种复杂而又深藏的集体潜意识。这也是他作品灵感的源泉，以及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广受称道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德国书业和平奖在授奖辞中对他的赞扬：“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探究西方在东方，以及东方在西方所留下的历史足迹。”

“事实上，我反对区分东西方。我很高兴能同时属于两个世界，”5月21日，帕慕克在北京宣称，“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批评我不属于土耳其的传统，而是个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但我是土耳其人。我是东方与西方幸福的结合体，只有政客才会把单一的身份加在土耳其人身上。我们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读者现在高兴地看到，帕慕克所面临的三大威胁如今已大为缓解。一个月前，土耳其议会经过彻夜辩论，通过了支持政府修改刑法301条款的决议，该条款正是帕慕克等多位土耳其作家因侮辱国格而被告上法庭的重要依据；一个密谋行刺帕慕克等人的右翼黑帮也在今年3月被土耳其警方破获；至于评论家的质疑，正如帕慕克本人对读书报所说，他已经用更努力的工作，和一本600页的新书做出了回答。

帕慕克作品中文版

《我的名字叫红》（2006，沈志兴译）
《白色城堡》（2006，沈志兴译）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7，何佩桦译）
《雪》（2007，沈志兴、张磊、彭俊、丁慧君译）
《黑书》（2007，李佳姗译）
《新人生》（2007，蔡鹃如译）
《寂静的房子》（2008，沈志兴、彭俊译）
《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即出）
《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即出）

以上作品均由世纪文景公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5月28日】

文学伦理和生活伦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生活伦理是对人或事做出道德评判,能够表明主体一定的道德倾向;而文学伦理呈现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创作主体的 道德倾向可以是明确的,当然更可以是模糊的,甚至不做道德判断或无法做道德判断还可能是最好的。因为文学伦理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存故事和心 灵的细微颤动。

“叙事伦理学不探究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而是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刘小枫语)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在创作方法上仍以现实主义为主,但是在叙事伦理方面和以前有所不同。1980-2000年的中短篇小说的叙事伦理有些简单化倾向,而新世纪中短 篇的叙事伦理则有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权力叙事的鲜明伦理倾向。新时期中短篇小说大多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敢于直面生活,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不 乏权力叙事,对权力的态度明朗化,或赞赏或批判,但有些文本导致人文关怀的缺失。新写实小说关注权力对小人物生活的影响与人性的压抑,如刘震云《单位》 等。和20世纪最后20多年有一脉相承之处,新世纪作家关注权力制约下小人物中的命运,如《玉米》(毕飞宇)和《离婚申请》(刘庆邦);关注普通农民的命 运,如《好大一对羊》和《黑猪毛白猪毛》(阎连科)。新世纪中短篇的权力叙事也有鲜明的伦理倾向,批判权力对人的异化、对人性的压抑。《玉米》的深刻性在 于一种冷静的洞透,通过权力对女性命运的操纵达成对特定历史情境中政治批判的隐喻性表达。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浓郁的悲剧氛围中凸现权力对矿工生命的扼杀,同时把矿工家属被迫放弃哭别丈夫和埋葬丈夫权利后的无奈与痛苦举重若轻式地推到读者面前,使读者感觉权力背后的故事更加复杂。新世纪作家对权 力的批判显示了鲜明的伦理倾向。

二是人性叙事的模糊伦理倾向。新世纪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一样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再现生活的原生态。但在人性叙事上有两方面不同:一 是新写实小说中有些文本揭示人性恶,如方方的《风景》等;而新世纪小说有些文本描写人性的闪光,如《松鸦为什么鸣叫》(陈应松)等。二是新写实小说虽然标榜“零度叙事”,但阅读文本之后仍可以看出创作主体对书写对象的态度,如池莉对印加厚的同情(《烦恼人生》)等;而新世纪有些中短篇小说在人性叙事上呈现 的是模糊的伦理倾向,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在心灵的孤寂中建立的友谊在“不经意”中破碎,作者孙惠芬对破碎的始作俑者潘桃的态度是非常模糊的,强调的重点是 友谊破碎后的怅惘的感觉。周建新在《收获》中对老地主的人性叙事是另一种模糊的伦理倾向,超越了单一的道德上的审视,从文学伦理的角度关注一个生命个体在 特殊年代的特殊生存方式和人性的复杂呈现。因而他的人性叙事的伦理倾向是多元的,是复杂中的不明确和模糊。

三是无法评判的叙事伦理。新世纪带给作家对生活和艺术新的思考,他们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全新的叙事伦理塑造人物,作者和 读者都无法评判人物是非,不是不做判断而是无法做出判断。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英雄》(陈昌平)中的老高、《逃跑》(铁凝)中的老宋、《大老郑的女 人》(魏微)中大老郑的女人都是骗子,都是不道德的。作者不是从传统道德的角度揭示这些人物的不道德,而是从文学伦理出发,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故事。老高冒 充英雄讲故事,给自己、给更多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带来快乐与充实,他又把自己讲课得来的好处费统统捐给需要帮助的人。那一个“骗”字和这么多的“好处”放在 一起,我们无法判断老高的行为;大老郑的女人和大老郑、大老郑弟弟以及邻里之间的“和谐”又怎能是一个“骗”字所能概括?小说叙事伦理的复杂化使我们无法 判断,从而使其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新世纪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大都是现实主义的乡村叙事,这是现实主义不断吸纳更新、叙事伦理多元化追求的成功。缺少都市叙事的原 因之一,是对都市的叙事多止于社会学伦理批评,缺少文学伦理学观照。对于都市,创作主体想到的多是消费、欲望、堕落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叙事,单一的道德 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思维,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规约了人物心灵的多维敞开。潘向黎的《白水青菜》应该说是对这种“困境”的突破,写两个女人和一个男 人之间的平静的波澜,一切似乎平静如水,然而不动生色的日常生活叙事潜隐着两个女性内心深处曾经激起的波澜。

新世纪中短篇小说除了都市叙事的缺乏外,我们还感到沉重的压抑与诗意的缺失。我们看到生命的故事,较少看到生命的韧性;看到生活的沧 桑，如《发廊情话》(王安忆)、《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玉米》、《大老郑的女人》、《奔跑的火光》(方方)、《离婚申请》(刘庆邦)《明惠的圣诞》 (邵丽)等,看不到生活的诗意。有些文本缺乏心灵的激情与精神的超越,读者在深沉的叹息中感到生活与生存的压抑。粘附现实,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入乎其 内”、“出乎其外”的现实主义,才是有创造力的具有超越性的现实主义。新世纪的中短篇小说需要的就是这种超越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8-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