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德斯和《林肯在中阴界》

【野马絮语】中断了一段时间的“研究生专栏”重新登场。这篇是我安排给研究生的一篇作业。经过我的修改,已经全文在《天津日报》“满庭芳”版(2017年12月13日)上发布。

乔治·桑德斯和《林肯在中阴界》

南开大学 朱志远 蔡媛媛

现年58岁,素有“天才怪诞作家” 之称的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凭借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林肯在中阴界》荣获本年度英国文学大奖曼·布克奖。

桑德斯一直以来以短篇小说享誉世界。早在1994年桑德斯就开始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并多次获得国家杂志奖。1996年,37岁的桑德斯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衰败时期的内战疆土》并入围海明威奖。此后桑德斯又陆续发表了三部短篇小说集:《天堂主题公园》(2000)、《在信仰国》(2006)、《十二月十日》(2013),并斩获故事奖、弗里欧奖等多个奖项。此外他的作品还包括中篇小说《菲尔短暂而恐怖的王朝》、童书《浮丽村固执的怪皮虱》以及小说《有关未来的两分钟笔记》等。

桑德斯是一位反乌托邦主义的讽刺小说家,其作品多选择荒诞的超现实主义背景并且充满罪恶、暴力等黑暗元素,他善于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古怪荒诞的小说设定和出人意料的情节铺陈揭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和一般讽刺作家不同,桑德斯的作品在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会隐约流露出他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比如他的短篇故事集《十二月十日》中的《逃出蜘蛛头》:故事背景是一个蜘蛛状的实验室,“蜘蛛头”是控制中心。一些科学家正在研制可以改变人情绪的各种药剂,并拿囚犯作为实验对象,企图控制人类的七情六欲。故事的主人公杰夫也是实验对象之一。多次实验之后,他醒悟到这些肆意操纵别人感情的实验是疯狂而不人道的,而自己即使袖手旁观也会间接使一些实验对象牺牲,最终他选择了自杀来救赎自己。

桑德斯荒诞的故事背景多来源于被放大的社会问题,他善于把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放大到不合理的程度以引起人们的警觉,这样的超现实主义本身就有警世意味。在小说《逃出蜘蛛头》中,桑德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技发展和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问题。

尽管桑德斯通过作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往往沉重而尖锐,但他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和别出心裁的情节设定却依旧俘获了不少读者的心。

回顾美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桑德斯的作品延续了马克·吐温的幽默辛辣的语言风格,库尔特·冯内古特的超现实主义理念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离经叛道的创作思想。要说桑德斯的不同,那大概就是他始终“善心未泯”,这也是他的小说中的救赎色彩的来源。据2015年3月13日的北京晨报消息,十多年前桑德斯乘坐的航班在从芝加哥飞往雪城途中与一群大雁相撞并险些坠毁,死里逃生让他觉得“世界美好到了极致”。随后桑德斯还修习了宁玛派佛教文化(藏传佛教四大传承之一),他说佛教的“本善”思想对他的创作思路和写作风格很有影响。2013年,桑德斯在雪城大学做了以“与人为善”为主题的毕业演讲(后被印刷成书),并说“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及时表达对他人的善意”。从他自身经历可以看出,这些就是《十二月十日》较之其前三部短篇小说集有较为浓厚的救赎色彩的原因。其中该书的同名故事《十二月十日》正是桑德斯悲悯情怀的代表作。总之,“救赎色彩”已经成为了典型的桑德斯风格,既不同于乔治·奥威尔的冷峻也不同于冯内古特的愤世嫉俗。

一般而言,悲悯色彩是讽刺小说家避之不及的。因为它会淡化故事本身的讽刺意味。然而桑德斯的故事中的救赎情节一般都发生在最后千钧一发的时机,这样的情节处理会引发读者思考:如果最后主人公没有这样抉择会导致怎样的结局?这会让读者在感慨之余多一份“警醒”,也就达到讽刺小说的“警世”目的,这可以说是这位天才作家的“法宝”。

纵观桑德斯的作品,不难发现桑德斯的创作经历了从对前人写作手法的继承到形成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转变。作为一个辛辣的讽刺作家、一个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目击者,桑德斯从未原谅人类的种种罪行,但作为一个经历丰富的智者,桑德斯又不愿意放弃对所有人的希望,他在书中写道:“继续活下去,与亲人保持联系,生活中依然可能有很多点点滴滴的善良”。

由此看来,《林肯在中阴界》今日的成就应在意料之中。该书在2月份一经出版就轰动文坛,被《纽约时报》、《纽约客》、《华盛顿邮报》等三十多家权威媒体争相报道。据《华尔街日报》消息,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二十多年前关于林肯的幼子威利(11岁)不幸夭折的一则传闻。传说林肯在葬礼之后独自返回墓地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这个画面在桑德斯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最终促使他落笔成书。

桑德斯在书中进行了一场大胆的文体实验:整本小说仿佛是在一个由对话组成的电影剧本中穿插了各种关于林肯的新闻剪报——一些是真实的历史新闻,一些则是桑德斯的杜撰。他在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尝试如此新颖的叙事手法,颇有点向先锋小说致敬的意味。

故事基于真实历史事件:1862年正值南北战争焦灼时期,2月20日,林肯感染伤寒的幼子威利在林肯夫妇举办宴会时病情恶化去世,后被葬在橡树公墓。小说中威利死后灵魂出现在公墓,并结识了故事的几个主要叙述者:汉斯·沃尔曼(中年印刷工,在和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圆房前不幸被房梁砸死)和他的好朋友罗杰·贝文三世(年轻的同性恋者,在遭到情人抛弃后自杀身亡)。两人死去都已20余年,却坚持认为自己只是生病了,不肯进入轮回。他们称自己的棺材为“病匣”,称自己所在的公墓为“医院的院子”,公墓里的鬼魂有些还没有准备好死去,有些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因此逡巡不散,他们所在的空间就是藏传佛教所谓的“中阴界”。

小说中出现的幽魂多是悲惨者、被剥削者和无产者的形象,他们之中有士兵、杀人犯、名誉扫地的银行职员、强奸受害者、猎人等。借众多鬼魂之口,桑德斯得以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各种尖刻的社会问题,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后殖民主义等,揉合到一本书中。通过幽魂林肯这一角色的串联,桑德斯多角度地展示了美国内战时期处于战争压力下的美国现实,以及“处在普通和非凡压力下的人类自我。”

桑德斯通过这部作品也向世人宣告了他对“包容融合”的和谐社会的信仰。甚至可以说,这是桑德斯的政治主张。他相信“共情”(即“同理心”)就是解决美国众多社会问题,维护国家统一的办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核心问题非常简单:我们是否抱持着那份古老的信仰,并努力以爱意回应他人?并且是否相信这么一个理念:那些看似是他者的并不是别人,只是另一个时候的我们自己。”

回顾桑德斯历年的作品可以发现,这位传统的讽刺小说家逐渐由一个批判者转变成了一个呼吁者。如今桑德斯已经把《衰败时期的内战疆土》和《海橡树》搬上了银屏,《逃出蜘蛛头》的版权也卖给了康泰纳仕制片公司,而且这位天才作家的创作热情依旧高涨,他的下一部作品值得期待。

虚构的岛上,残酷的现实,辛辣的嘲讽 ——评《岛上》

虚构的岛上,残酷的现实,辛辣的嘲讽

——评《岛上》

当国内评论界对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评论余温渐熄的时候,青年作家任晓雯又给“魔幻现实主义”这把火添了一把干柴。这部创作跨度十三年,三度修订的《岛上》,以一个“成熟的先锋”的姿态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

23634680-1_u_1《岛上》的故事主线并不复杂,主要讲述了“我”方蓁岷,在童年失去父亲的阴影下产生“恋父情节”,并因此导致了大学教师“明先生”的家庭纷争。“明太太”在这次纷争中意外死去,方蓁岷由此被诬为“精神病人”失手杀人,送到了青山精神病院。后被阴差阳错地从精神病院中被卖出,送到了一个座孤岛上“劳动改造”。孤岛由神秘的“康先生”控制,设置了禁林、电网和督察。在孤岛上的“囚徒”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内斗,人性的丑恶和权力压抑下的变型显露无疑。

虚构的“岛上”其实是一个人性的试验场,它是高度抽象化、符号化了的人类社会,与现实社会有着有趣的朦胧指涉关系。虚构的“岛上”是一个威权统治下的封闭空间,海岸、禁林、和电网勾勒了自由的边界,督察、被赋予特权的“民选1号”和植根于囚徒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保障了权力的运行。作者把人物像小白鼠一样安排到这样一个权力极度压抑下的“极限境遇”,饶有兴致并抽丝剥茧地将人性的裂变呈现给读者看。

实验的结果是残酷的。权力规定的“例会制度”,成了人人相互检举揭发的秀场。人们开始主动地“自我诬陷”,编造子虚乌有的故事,以迎合当权者变态的窥私需求。人们“习惯了”言语刻毒,“习惯了”卑微,并主动地踩着被规定舞点舞蹈,安于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安于现状实际上潜潮暗涌,“民选1号”的设置是这种内斗暗流的催化剂。所有的“劳改犯”都有身份的编号,大家选出来的1号,可以住更好的屋子,吃更好的餐食,并有拥有手枪的特权。温文尔雅的医生为了争夺“1号”身份,利用“赛太太”偷走了“赛先生”的手枪,并直接导致了“赛先生”的死亡。顺理成章地当上了“1号”的医生,前倨后恭,欺压选民,并抢了一个滑稽的眼镜,以彰显特权。眼镜使医生的眼睛变化,更有灼伤力,但到了家里,医生又忙不迭的丢掉眼镜,“像丢下了一个包袱”。“眼镜”是权力的一种隐喻,既是烫手山芋,又让人欲罢不能。

“美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她是方蓁岷来到岛上交的第一个朋友,热情地帮方蓁岷熟悉着岛上的一切。美佳是一个“变性人”,本是“男儿身”的他更倾向于将自己认定为一个“美娇娘”,变性手术之后,来到没有人认识的岛上,渴望过自由的生活。可是小岛并未给她自由,流言蜚语与世俗间无异。在方蓁岷眼中她是一个“超越性别的存在”,兼具了男性的坚忍和女性的同情,然而在世俗眼中,美佳只是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变态”。岛上和世俗世界一样缺乏沟通理解的耐心,人们只是凭借刻板的主观印象将他人归类为符号。美佳在她人武断地“暴力定义”中生存,而她与方蓁岷赖以“惺惺相惜”的基础恰是这种同病相怜。方蓁岷也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的焦虑当中,方蓁岷被大多数人认定为“疯子”,由此便陷入了“无力辩驳”的怪圈。“真正的疯子都不认为自己疯,就像醉鬼不承认自己醉”,被扣上了“疯子”的帽子,一同被剥夺的还有正常人的话语权力,辩驳被理解成疯话,不辩驳被理解成默认。而对于疯子的定义,则掌握在少部分人的话语权力之中。正如美佳对方蓁岷说的“保不齐其他人都是疯子呢,我们就是正常人了,只是被污蔑成‘疯子’而已”。作者在此处对于权力的思考,流露出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传递出的精神底色。

作者以清醒的姿态,画出了人类面对权力的“百丑图”。不失讽刺的描绘出人们面对权力那种“又爱又恨”、“又怕又觊觎”的复杂心态。“渔女”以身体为资本,在强权中“游弋”,虽说是一种自保的方式,可多少也有些攀附的成分。这很好的折射了当今很多人面对特权的态度,一面痛骂,一面接近,一面呼唤公平,一面又寄希望于特权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倾斜。而大部分人对于权力“不敢爱”也“不敢恨”的微妙心理,又恰恰是权力赖以运行的基础。

这和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以及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想从公共利益中得到好处,又希望公共利益得以维持壮大。每个人都希望有所改变,每个人又都是事情变得更糟。这也就是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论述的“群体的低效率”在权力方面的折射——心理上痛恨权力、实际上畏惧权力、行为上迎合权力。

并非所有人都是都逆来顺受的承认既有秩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否定和改变的因子。在岛上,唯一的“革命者”是大西北。似乎大西北是权力的天然蔑视者和反对者。大西北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在他人眼中是“政治犯”、“迫害狂”,是“无事生非者”。然而他却有一整套的自救计划,并自命不凡。他将人分为两类,强者和“猪猡”,强者会保存力量,韬光养晦,在关键时刻爆发。而猪猡,“没脑子,被环境赶着走,只要有一点口粮,就在地上哼哼”。正式基于这种武断地不公平的分类,他可以为了达成自己的计划,牺牲“猪猡”的生命,在逃跑时为了“减少负担”,他设计将“发婆”杀死,并毫无愧欠之意,颇为心安理得。如同日本法西斯在残杀所谓“支那”的心理机制一样——首先将人分级,优等种族人拥有天然的淘汰劣等种族的权力。这种残忍的法西斯因子使得大西北更像一个“政治狂人”。然而大西北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为公为民,毋宁说是为了自己“逃出生天”,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扭曲体现,本质上还是自私为己的。从这个角度说,其所有的疯狂的表现和残酷的行为,只是为了掌握权柄的一种用力过度的扭曲。

小说的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对人物的塑造,小说把窥探的笔触深入了意识流的深处,揭示了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内在张力。没有简单的善恶二分,而是“不善不恶”或者“有善有恶”。比如看似完美的美佳,也因为“贪欲”偷了发婆的戒指,并因此送命。美佳感叹道,每个人都有罪,自己也一直被罪折磨。比如明先生,一直以方蓁岷的完美梦中情人出现,兼具了一切完美的品格,但是在失手杀死妻子之后,用花言巧语和美好许诺哄骗方蓁岷“顶罪”,反映了他懦弱的一面,和黑暗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比如大西北,既是革命者,又是法西斯,很难用一个好坏的简单形容词去定性。再比如主人公方蓁岷也并非完全的道德正确,她因为对于所谓“父爱”的执着偏执,与亲生母亲的对抗,她的失手杀人,她对于周围人主观性的判断,都很难说做到了完全的无可挑剔。但恰是优缺点并存的人物,使读者更觉得亲切,读者可以将自己的性格弱点找到人物上的投射,因而建立一种“心理亲近”,人物也因此可触可及,有活力、会呼吸。

小说的结尾很吊诡,统治小岛的“康先生”,是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甚至没有头盖骨的“畸形人”,被人轻轻一掌就能捏成粉末的权力内核,竟然井然有序的一直高效地运作着。这也暗示了,剥除了统治机器、督察和电网,以及权力的实际和谋者——普通民众之后,权力的内核又腐败、又无能,还有一点变态。

对“康先生”的摧毁并没有毁坏整个权力的体制,正如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巨大的权力关系网中生存。康先生死后,小岛易主,督察成了新的当权者,而方蓁岷的“弟弟”,段仔却成了新的督察,重新将方蓁岷定义为“疯子”。正如鲁迅笔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在短暂的“发狂”揭示了社会的吃人本质之后,竟然“病愈”到某地候补去了。一个权力关系网上的单元的失灵,并不会导致权力运作的失效,权力网使人异化,并义无反顾地对其效忠。权力是疯狂的,可是践踏生命,更别说漠视人情了。然而原来的“督察”摇身一变成为“岛主”,就和打工的“马仔”一下子变成“老板”一样刺激和疯狂。转变的权力的法理合理性以及权力的运行效率都是存疑的,或许督察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康老板”。很显然,热热闹闹的小岛上将上演新的故事,但主题永远只有一个——铁打的权力网,流水的螺丝钉。

【作者:李劲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研究生】

一次有关狄兰·托马斯座谈会上的乱想

悖论也许正是意义之所在吧——

于无意义中寻找意义。

你知道如此真相,

你还是在不经意间时而驻足于貌似宏伟的浅显和单一。

【其实你没说,你只是被发现了……】

嗨,那里不是意义的目的地!

你说 ——

但是狭隘的执迷于意义的人啊

又如何能够看到其他的地方 ……

最年轻的布克奖得主埃莉诺•卡顿及其小说《发光体》

【这是我安排研究生陈妍颖同学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本年度最年轻的布克奖得主埃莉诺·卡顿及其获奖作品《发光体》。文章已经在《文艺报》上发表。现转载于此,与大家分享。】

Eleanor Catton

10月15日,2013年度英国布克奖获奖名单新鲜出炉。新西兰小说家埃莉诺·卡顿,凭借其长篇小说《发光体》摘得桂冠。

作为第二个获得此项殊荣的新西兰作家,埃莉诺·卡顿创造了布克奖的两大历史之最—— 年仅28岁的她不仅是史上最年轻的布克奖得主,同时,其长达832页的获奖小说,也成为布克奖史上最长的一部获奖作品。

布克奖评审主席称:“这是一部耀眼、发光的作品,浩瀚却不涣散……我们反复读了三遍,对其进行了深度的挖掘,每一次阅读都会有非凡的收获”。新西兰总理赞誉到:“这是新西兰人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大的成就……它证明了埃莉诺·卡顿突出的才能和勤奋。”

埃莉诺·卡顿1985年出生于加拿大,6岁时随家人回到新西兰。曾在坎特伯雷大学学习英语,并在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现代文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2009年,她获颁“年度小说黄金女孩”的称号。目前,卡顿居住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并在马努卡理工学院教授创意写作课程。

卡顿的处女作《彩排》,在2008年出版之后便备受好评。此次获奖小说《发光体》是其第二部作品。卡顿于25岁时便开始创作该小说,并于27岁时完成。小说《发光体》能从此次参赛的151部小说作品之中脱颖而出,受到评委的青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其小说的结构和技巧,二是其小说的情节和内容。

在结构上,《发光体》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其与占星术的联系。卡顿将这800多页的史诗巨著按照占星术的原则而安排。其中的人物不仅和十二宫图以及日月(也就是小说题目所指的发光体)相联系,并且按照预定的天体运行轨道彼此互动。

卡顿的这一创意来源于她对星座的兴趣。当她最初打算写一本关于新西兰淘金热的书时,她正好开始接触到星座。当她开始着手写该小说时,卡顿惊喜地发现三颗行星在射手座重合。通过一年的观察,她发现一些星球一直都跟随着彼此。于是她便萌发了把这样现象与小说相结合的想法。因此,卡顿使用了《天文和望远镜》杂志中的图表以及一个叫做虚拟天文馆的软件来安排各种星体的运行。小说中有12个与12星座相对应的“恒星”角色:一个毛利宝石猎人、一个银行家、一个新闻记者、一个旅店老板、一个金矿大亨、一个中国金匠、一个代销商、一个药剂家,一个船务代理商、一个法院职员、一个吸鸦片的淘金工人以及一个牧师。他们是这个故事里固定的恒星星座(每个人的星象图都决定着他的行动以及其作用)。在他们的外围,围绕着其轨道运行的是7个“行星”人物:一个寡妇和一个商贩、一个政客和一个监狱长、一个探矿者和一个妓女,最后还有作为阐释者的侦探穆迪。而这12个恒星角色和7个行星角色都围绕着小说中的“地球”角色:克罗斯比·威尔斯运行。小说中的一系列神秘事件也围绕着这个被谋杀的角色而展开。同时,小说的12部分,每一部分的篇幅均为前一部分的一半,正如月亮由圆到缺的变化过程。

这样的结构安排似乎有些复杂而矫揉造作,但事实上它是与小说主题是紧密联系的。该小说的悖论就在于:人物既定的命运和对自己命运的主宰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卡顿对于什么是小说,小说可以有怎么样的形式进行了探索。如果一个故事的情节已被预先设定,这会改变我们的阅读它方式吗?小说能给人们带来怎样的精神慰藉?小说的意义是存在于个体人物还是结构?​

从情节上来说,《发光体》是一部用传统的维多利亚式的悬疑小说。卡顿融合了威尔基·柯林斯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的风格,同时也有所创新。“当你最开始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是一个慵懒的怪物,但是随后情节发展逐渐加快,扣人心弦。”评委们认为《发光体》是一部具有灵魂的小说,是一个关于爱,欲望,贪婪和谋杀的故事。小说中美、希望和爱最终战胜了贪婪与丑恶。即使读者完全不懂星相学,他们仍然可以享受这个故事。

小说以19世纪中叶新西兰南部岛屿西海岸的淘金热为背景,讲述了通奸、盗窃、阴谋、非法交易、敲诈以及谋杀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犯罪案件:在1866年1月27日的晚上,刚刚到达新西兰霍基蒂卡淘金城的穆迪闯进了一个酒店的吸烟室。有12个男人正在那儿讨论一系列神秘事件:一个探矿者消失了,一个隐居者死亡了,一个妓女惨遭毒打。所有这些人都彼此相互联系,并与这些事件脱不了干系。小说的第一部分,用将近400页的篇幅回忆了12个人在这一天的经历,错综复杂的事件让他们最终在一个夜间会议上相聚。随着各个人物逐一诉说自己的故事,在新西兰南部岛屿上的霍基蒂卡小镇上所发生的一切也随之明了……

评委会主席罗伯特·麦克法兰认为《发光体》是一部宏伟的巨著。小说“复杂的结构让人惊叹,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对那个充满黄金和贪婪的世界进行了充满富有想象力的描述。”他希望读者们不要因为其篇幅长度而望而却步,因为《发光体》就像是一个金矿,它给予读者的回报是丰厚的。相信每个读者都能从小说纷繁的人物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影子。【作者:陈妍颖】

漫谈爱丽丝·门罗及其短篇小说“寂静”

【爱丽丝·门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各种介绍性文章不少。我也给我的学生布置了一篇,让她从分析短篇小说“寂静”(Silence)入手,谈谈门罗的独到之处。作业完成得不错。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2013年10月10日下午1时(北京时间10月10日19时),瑞典学院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

Canadian author Alice Munro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门罗“以其精致的讲故事的方式著称,表达清晰与心理现实主义是她的写作特色”。门罗的小说世界主要展现普通女性的爱情和家庭生活:“表达清晰”是因为门罗的作品语言朴实,句式简短,故事发展脉络极为清楚;“精致”是因为门罗的作品“轻情节、重细节”,于细微的内心活动的描写就能展现出人物的挣扎与困境。如此,门罗就将故事娓娓道来,为读者提供极大的空间去深思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处情节,由此获得更加深刻的人生感悟。

尽管门罗的作品早已蜚声世界文坛,获奖无数,但是对于更加注重长篇小说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位曾在上世纪80年代来过中国的短篇小说大师还是相当陌生的。有关门罗的相关译介和研究也相当匮乏。在她的十四部作品中,仅有200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逃离》,由翻译家李文俊先生于2009年翻译出版。

作为门罗在中国最知名的作品集,《逃离》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一群女人的“逃离”经历。《沉寂》就是其中较为经典的一篇。

《沉寂》以全知的视角描绘了四位女性的悲情沉寂。朱丽叶 (Juliet)原本是一位极有名气的主持人,在经历了女儿离家出走、好友离世等变故后,变得愈发否定现有的生活状态,她最后远离公众视线,埋头于书本,湮没于人流之中。女儿Penelope(佩内洛普)原本离家是要到“精神平衡中心”去追求纯粹而崇高的精神生活、远离充满铜臭气的物质世界的,但最终她还是回到了物质生活之中,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只是她在母亲的世界中渐渐沉寂陌生。好友Christa(克里斯塔)原本乐观开朗,总是能够开解朱丽叶,但是在病痛的折磨下,她越来越郁郁寡欢,最后病重离世。最后一位女性是诱导着佩内洛普到“精神平衡中心”的琼安,她总是以一副领导者的姿态感化年轻人以宗教信仰为中心,远离世俗生活。但是到了最后,为了生存,琼安只能到商店当一名普普通通的理货员,“精神平衡中心”早已不复存在。

虽然故事情节简单,门罗的用词也不复杂,但是在故事结束之际,读者们会被故事中所营造出来的悲伤而无奈的氛围所感染,不自觉的投入到角色之中,体味到人生的许多不得已。这正是门罗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的魅力所在。

以朱丽叶为例,她的沉寂过程体现在多个方面。就信仰而言,她从开始的极其渴望自由、张扬个性、不屑宗教到最后成为虔诚的宗教拥趸的过程,门罗只描写了朱丽叶对一个词语的截然不同的态度,spirituality(性灵)。一开始,朱丽叶听到这个词语只会觉得恶心作呕;最后,朱丽叶却总希望人们重视自己的性灵,在宗教中获得从容与平静。就佩内洛普对她的意义而言,门罗只用了几个形容词就将各个阶段朱丽叶的情感跃然纸上。在佩内洛普离家之前,朱丽叶认为女儿给她带来的是delight (欢乐);最初知道女儿离家出走时,朱丽叶也只是哀求地哭出声来;女儿断绝与其所有联系的时候,朱丽叶觉得狂怒;到了最后,朱丽叶接受了女儿离她远去的事实,表面上采取着无所谓的态度,她连有女儿的事情都不愿意再与亲近之人提起,可见哀莫大于心死。读者们随着门罗的精妙用词会深深体会到朱丽叶的悲伤、无可奈何以及最终对生活的妥协。

那么,小说的主题意义到底在于何处?我们应当将小说的标题“沉寂”与小说集的标题“逃离”结合起来一起分析。小说题目 “silence” 一词,不仅是指几位女性的沉寂,更是她们梦想或是幻想的破灭,也是其自我意识的不断衰弱。而文中女性之所以沉寂,是因为她们逃离而不得:朱丽叶与琼安都想逃离平凡生活而终归于平凡;佩内洛普想逃离物质生活而最终被物质所牵绊;克里斯塔想逃离疾病却最终为其所缠。这正是现实生活中女性,或是所有人的无奈。因此,读者们也意识到了生活的无情,只能与角色们一起困于沉寂之中,屈服于世俗生活的要求之下。这种读者与角色的情感互通与互动正是门罗小说的精髓之处。

因此,虽然门罗自己也坦承其写作风格并不华丽,但是她的创作却胜在用词精确,在不多的篇幅中充分运用平实的语言描绘了普通人的小事,却又极其细致的捕捉到了每一位角色的每一丝心理变化,使得读者切身体会到了许多共同的人生困境,在小说中也体味着自己的经历。文字平实而意义深远,这正是瑞典学院将门罗赞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原因之一吧。【作者:韩晓萌】

《大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及其犹太寻根主题

【妮可·克劳斯是美国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大宅》是其广受赞誉的一部最新的力作。本文从情节构建的虚构与真实、话语转义以及小说文本的多重叙事视角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大宅》中的后现代历史叙事技巧与犹太寻根主题。指出小说作者克劳斯巧妙地运用后现代叙事技巧,重述了一段艰辛的犹太寻根历程,并提醒人们注意到直面过去和反思历史的重要性。文章已发表于《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三期。】

《大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及其犹太寻根主题
(On the Post-modern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Theme of Root-Searching Jews in Great House)

作者:马红旗 张雪

美国年轻女作家妮可·克劳斯(Nicole Krause)曾被《纽约时报》评为“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因其前两部作品,《走进房间的人》(The Man Walks into a Room, 2002)和《爱情史》(The History of Love, 2004),而于2007年被授予“美国格兰塔最佳年轻小说家”称号。2010年,《纽约客》评选出20位“40岁以下最优秀的小说家”,克劳斯位列其中。《大宅》(Great House)是克劳斯发表于2010年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并成功跻身当年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评选的最终短名单。但是,迄今为止,除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等英美报刊刊载过访谈和书评,并给与高度评价之外,有关克劳斯和《大宅》的深度剖析和批评尚未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小说《大宅》的所有故事围绕一张书桌展开,分上下两部,分别由四个小故事组成,叙述了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及90年代间的一系列历史传奇。而由书桌所引发出来的则是二战期间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以及犹太人漫长而又艰辛的寻根史。《大宅》的叙述风格独特:叙述者的思绪在过去和现实间的游移穿梭增加了文本表现历史的复杂程度;后现代文学叙事嵌套大屠杀叙事则增加了文本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更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元文本”的深度。基于此,本文拟从情节构建的虚构与真实、话语转义以及小说文本的多重叙事视角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大宅》中的历史叙事技巧以及犹太寻根话题。

一、犹太寻根:虚构与历史的真实

通常人们认为对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记载即为历史,即为真实;而文学创作则是与之相对立的虚构。然而,后现代主义史观已经摒弃了这种二元对立关系,认为“文学就是历史;文学深陷于历史之中”(Griffith 199)。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创作完全等同于对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录,而是说文学创作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某一段历史的真实,能够对通常被视为历史的解读起到补充和深化的作用。海登·怀特也曾指出,“历史与虚构的区分已不像是从前那样:虚构是对想象的再现,历史是对事实的再现。目前,这种区分必须让位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只能通过将事实与想象对照或者将事实比喻为想象才能了解事实”(190)。历史和虚构相互交融,交相辉映。小说《大宅》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虚构和历史的关系。围绕书桌的命运,小说《大宅》很快将读者关注的焦点引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沉重的历史背景,引向一段漫长的犹太寻根史。克劳斯在创作中并不拘泥于所谓的历史的真实记载或卷宗,而是将大量零散的历史史实与斑驳的艺术虚构融合在一起。她利用后现代历史叙事模糊历史与现实、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的理念,在一幅历史的画布上塑造了一群形象各异的犹太人。通过这些虚构的人物,小说更好地突显了犹太寻根的主题。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