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三部早期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研究

【按】本文已全文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五期(pp.118-125)。

逃离·守卫·绝望
——纳博科夫三部早期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研究

一.引语

《玛丽》、《防守》和《眼睛》分别是著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于1920年代后半叶的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小说。所描写的主要是流亡在西欧国家如德国和法国的俄罗斯移民。这三部作品涉及到了同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即作为流亡者在确立个人身份时所遇到的困境。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在纳博科夫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其所塑造的人物的身份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当然,涉及身份的定义多种多样,各有侧重。比较而言,身份研究专家S. K. 惠特伯恩(S. K. Whitbourne)的定义较为全面,具有代表意义。惠特伯恩认为,“身份概念是一个具有广义的生物心理社会属性的自我定义。这个定义包含个体在相关领域内——如生理机能、认知、个性、关系、职业以及广义上的社会角色——的自我表现”(Whitbourne 29-30)。本文依据这一论断,从身份研究的视角对纳博科夫这三部早期作品中的三位流亡者加宁、卢勤和“我”/斯缪洛夫展开分析探讨,并透过他们的身份特征窥探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二.加宁的逃离

《玛丽》中的主人公加宁是流亡在德国柏林的俄罗斯移民。在一群俄罗斯移民中间,他最年轻,但是却整日恍惚彷徨,无所作为。正如米克海尔·欧索尔金所总结的那样,“他因为乏味无聊而东闯西撞;因为漫无目的而玩世不恭。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的只是空洞虚无”(Roth 44)。在他获知玛丽要来柏林之前,加宁仿佛只是一具会行走的尸体。他虚弱无力(“feeble”),内心怯懦(“spineless”)(Nabokov, Mary 20)。外部的任何刺激都无法激起他做任何事情的欲望(Nabokov, Mary 19)。虽然满脑子纷繁思绪,却不知到底有何所思所想。这样的无欲无想没有方向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他。

“而所有的那一切今又何在?”加宁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些快乐和阳光哪去了?那些被撞后会弹出美妙弧线的木制九柱球哪去了?我的那辆车把很低、齿轮很大的自行车哪去了?似乎有一条定律说物质不灭,存在永恒;那么从我的九柱球上剥落的碎片以及我自行车上的辐条都应该还在某处存在着。遗憾的是我永远也找不到它们了——永远。我曾经读到过有关‘永久回归’的说法。可是,假如这一复杂的考验耐心的游戏不会出现第二次,那会怎么样呢?让我想想——有什么东西我没有抓住……没有办法抓住”。(Nabokov, Mary 34)

透过加宁的这段内心独白,我们可以看出困扰着他,令他恍惚彷徨的根源所在。他想念他的俄罗斯故土,想念那些曾经的好时光。那些已经丢失的快乐、阳光、木制九柱球和自行车辐条是构成其过去身份的基本元素;而作为一位俄罗斯移民,他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他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生活之间是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

尽管在加宁周围出现的都是些俄罗斯移民,但是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俄罗斯人的身份已经离他远去。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无法重新定义自己新的身份。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傀儡。这一点可以在他的假护照上得到佐证。

通常,护照是身份的标识。护照可以用来证明“我是谁?”加宁有两本护照:一本是已过期的俄罗斯护照,一本是正在使用的伪造的波兰护照。这一细节极具讽刺意味,且寓意深刻。过期的俄罗斯护照恰恰暗示了他的身份与那个他记忆中的既往的俄罗斯的分离。而他的波兰护照本身就是假的。甚至于他的姓氏也不是真的:他有一次告诉他的一位伙伴说,实际上,他的名字叫“勒夫”,而“加宁”并不是他的真实姓氏。那么,“他是谁?”对这个问题加宁自己也无法回答。他变成了一位拥有两本护照的没有身份的人。

他身边的那些俄罗斯移民不是令他感到少许的安慰和平静,而是在增强着他的失落感。他们总会谈起他们共同的俄罗斯,那是构成他们身份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而其他人所谈论的“俄罗斯”之于加宁却显得非常陌生,非常遥远。仿佛与他毫无关系。别的俄罗斯流亡者认为他忘本,并对此感到愤怒;而他们所不理解的是加宁所遗失的其实是他的身份:他的俄罗斯无法随身携带;他的俄罗斯已经随着他记忆中的九柱球和自行车一起遗失在了遥远的俄罗斯,被埋葬在了无法挽回的过去。所以他近乎疯狂地试图找回那段过去来填补自己残缺的身份。于是,即将从俄罗斯来柏林的玛丽便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玛丽是加宁过去在俄罗斯时交往过的女友。而现在,她已经是和加宁同住在一个公寓里的阿尔非奥洛夫的妻子。玛丽这次来,其实是要和阿尔非奥洛夫夫妻团圆。加宁是通过阿尔非奥洛夫钱包里的照片才知道原来这个玛丽正是他的前女友。

可以说,是玛丽让处于浑沌之中的加宁看到了一丝虚幻的光芒。在他看来,周围的一切都只是幻影,只有玛丽才是真实的。因为玛丽与他过去的真实身份及生活联系在一起,是他过去的真实身份和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他曾一直纠结于如何找回过去来重建自己现在的身份。而现在他确信与玛丽的再次会合可以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随着玛丽的到来日益临近,加宁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所谓的与玛丽共享过的往昔的真实之中。现在的一切则成了在过去的真实之上漂浮着的影子。

在他记忆中的玛丽是真实的;玛丽的到来也是真实的;真实的玛丽的到来也会给他带来真实的身份和生活——这就是加宁的逻辑。于是他很自私很狡猾地将阿尔非奥洛夫的闹表拨慢了一个小时,以便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到车站将玛丽接走。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加宁的逻辑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重大破绽。这个破绽就在于他对过去的玛丽的记忆残缺不全。这一点,其实加宁自己也有所意识:“记忆可以还原生活中的一切,除了气味;而除了与过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气味,没有什么还真正能够让往昔完全复活”(Nabokov, Mary 60)。虽然他觉察到他的记忆里缺少了一样最为重要的东西,但是他却不愿意放弃与玛丽一起离去,以重建自己的身份的念头。

身份研究专家莫汗蒂在分析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中的身份主题时曾经指出,诚实完整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确立我们的文化身份(Mohanty 54-5)。以此来比照加宁的努力,我们发现,首先,加宁的记忆是不完整的:关于玛丽,只有他自己相信的零碎片段;就连他自己也承认,他无法找回其中最重要的气味。其次,加宁的记忆更是不诚实的:他甚至无视玛丽已经是阿尔非奥洛夫的妻子这一事实。他的记忆实际上建立在选择性失忆的基础之上。

当加宁来到火车站站台等待玛丽到达的时候,当他看到站台上熙攘的旅客、忙碌的商贩、五颜六色的招贴海报的时候,他一下子看到了自已在记忆上的不诚实。在那一刻,他才有所“觉醒”(Nabokov, Mary 113)。他看到了他周围世界的真实远比他记忆中的真实更加鲜活、更加具体;也看到了自己想要通过玛丽找回过去重建身份的虚妄和滑稽。这时候的加宁才真正明白了“他的青春和他的俄罗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在玛丽出现之前,他跳上了另一列火车。

我们知道,任何有关个体身份的讨论都无法避免地涉及其赖以形成的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大背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份是明确的,可以把握的。而脱离了文化和社会历史这一身份赖以形成的大背景,任何个人的身份都难以获得稳固。加宁的问题就在于此。一方面,他被迫脱离了帮助其确立原有身份的俄罗斯文化和社会历史;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接受其作为流亡者的身份,在柏林的俄罗斯移民的身份。当一个人过去的经验与现实的存在状况不吻合时,首先需要他/她努力接受新的生活环境的需求,以期获得身份的同化(identity assimilation);如果过去的经验与现实的状况分歧过大,则要求一个人根据生存的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以期实现身份的顺应(identity accommodation);通过这样的同化和顺应机制的调节才能达到身份的某种平衡[①]。而加宁在这样的情况下所缺少的就是这种身份的同化和顺应的愿望和能力。因此也就难以达到其身份的平衡状态。他在整个故事中的那种恍惚、彷徨、无所作为的倦怠懒散也就容易理解了。

有批评家认为,加宁最后的离去意味着他的未来从此拥有了确定而又光明的真实[②]。然而小说的结尾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他所乘的列车开动以后,他打起了盹儿,脸埋在悬挂在木头座椅上方钩子上的外套的皱褶里”(Nabokov, Mary 114)。这让我们又看到了小说开始时加宁的样子。他还是那样恍惚和无精打采。所以,加宁的身份能否得以重建仍然是一个迷。就像他先前逃离现实世界而躲进虚幻的记忆一样,这一次谁能说他的离去不是又一次逃离呢?

三.卢勤的防守

纳博科夫的《防守》帮助作者在柏林的俄罗斯移民中间初步确立了其小说家的地位[③]。作品讲述了国际象棋大师,生活在柏林的俄罗斯移民卢勤的短暂一生。而主人公卢勤在身份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扰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小说中的这位国际象棋大师一直被人们叫着“卢勤”;而在故事的开始,读者就被告知他的父亲才是“真正的卢勤”(Nabokov, Defense 15)。直到小说的结尾,他的真名才被人们提起:“‘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一个声音在一次次地呼喊。可是已经没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这个人了”(Nabokov, Defense 256)。因此,卢勤的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着其饱受身份困扰的一场悲剧。

其实卢勤的身份问题在故事一开始就引人关注。刚上学的时候,给小卢勤留下唯一深刻印象的就是从此人们开始用他父亲的名字来称呼他。而处于创建个体身份朦胧阶段的他发现父亲的影子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一点空间。这无疑严重加剧了他的反叛心理,造成他一定程度的心理扭曲。其表现为孤僻自闭,难与交往。甚至对父亲的关爱都有一种仇恨的反应。这种父子亲情关系的扭曲和失落对卢勤的身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无论如何,正如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专家克鲁格所言,“这种亲密关系的缺失常常被看作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之下,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适应这个世界、与他人相处的基本途径遭到粉碎。他会因此而倍感失落和迷惘”(Kroger 225)。因此,他总是躲开与任何人的接触,完全沉浸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卢勤开始踏入了国际象棋的天地,并且从此不能自拔。国际象棋之于他是有着“无限可能”的“神的游戏”(Nabokov, Defense 43)。卢勤把这个游戏看作一种最有效的防卫自己遭受外界伤害的堡垒。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的避难所和防御堡垒逐步演变成了卢勤生活的全部。“真正的生活,下棋的生活,井然有序,清晰明了,而且充满历险的喜悦。卢勤注意到在这个世界里他多么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驾驭自如:一切都听命于他的意旨,尊奉他的策划指挥”(Nabokov, Defense 15)。在这个堡垒内,卢勤觉得他不仅仅是自己的主人,也是那个小世界的主宰。

然而,如果说由于对父亲的阴影的排斥,卢勤选择国际象棋作为有效防卫手段的话,那么这种在逆反心理作用下的防卫逐步表现出其防卫过当的特征。由棋盘所代表的卢勤的内在生活与外部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以至于他几乎彻底分不清棋盘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区别,分不清真实世界中的自我和象棋世界里的虚幻自我。在别人眼里,他是国际象棋大师。而这个标签对于他本人却毫无意义。偶尔感受到的现实世界的喧哗吵闹和真实的人体体温会令他烦躁,甚至痛苦(Nabokov, Defense 122)。因为那些仿佛在提醒着他,令他痛苦不安的现实世界还在他的周围;他还没有完全摆脱那个世界的纠缠。再加上一直以来遭受到经纪人瓦伦提诺夫对其才华的肆意剥削和掠夺,使得他对现实的恐惧日渐加深。他倍感个体自由遭受严重侵犯,因此,只有更深地躲进象棋的虚幻王国里。就像加宁把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实生活看作是漂浮在记忆的真实之上的影子一样,卢勤则把现实世界完全看作是鬼魅幽灵。

然而,象棋的物质性和机械性毕竟无法完全替代人的本质及情感反应。在马不停蹄的比赛间隙,在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的旅途上,周围的现实世界一方面在不断地提醒着他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也让卢勤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寂寞孤独,“他的耳中回响着寂寞的狂吼”(Nabokov, Defense 96)。有时候,他会渴望和真正的人进行沟通。因为和“真正的活人”的交谈令他体会到自我在那一刻的真实存在。然而,短暂接触到的现实世界在卢勤的眼中又是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现实生活远不如象棋那样易于操控。另一方面,看似规则清楚、操控简单的象棋也有其无限深邃的一面。这也常常会令卢勤感到恐惧。正是在这样进退两难的矛盾的撕扯之下,卢勤最终完全走向了人格分裂。他的疯癫也正式宣告了他的身份的彻底崩溃。

纳博科夫在题为“文学艺术和常识”一文中探讨过疯子以及疯癫的深层意义。纳博科夫指出:“疯子不愿意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脸。他的人格已经被斩首了……疯子之所以成为疯子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地义无反顾地割裂了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却没有能力——或者说已经失去那种能力——去创造一个和旧有的世界一样和谐的新的世界”(Nabokov, Lectures 37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卢勤的人格已经被斩首。他义无反顾地挣脱现实世界的虚妄,却同时更深地跌入了虚幻的象棋世界。在他与现实渐行渐远的过程中,他虽然偶尔也能够感受到真实的温馨和难能可贵,但是却已经无力自拔。面对这样一个几乎无解的“棋局”,卢勤又一次选择了较为极端的防卫手段——“自杀”——以获得彻底的解脱。

在卢勤的身份问题上,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的是民族文化及社会历史语境的缺失。而这一缺失通过卢勤夫人的努力得以彰显。在卢勤遭受第一次精神崩溃的时候,卢勤夫人为了让丈夫尽快摆脱莫名的精神困扰而极力将他置身于俄罗斯的文化氛围之中:俄罗斯的报纸、杂志以及同样来自俄罗斯的移民朋友。只有在这个时候,卢勤身份元素中的俄罗斯背景才被重视起来。在抚慰宽解丈夫的过程中,卢勤夫人反复劝说丈夫,俄罗斯对于他们的意义已经改变。“这里的人们和俄罗斯的人们都折磨过人,或者渴望过去折磨人。但是在[俄罗斯],那种折磨和折磨的欲望都要比这里强过一百倍。所以还是呆在这里更好”(Nabokov, Defense 226)。这样的话语除了可以暗示小说作者借题发挥的政治批评之外,还强调了卢勤身份元素中被模糊到几乎完全被忽略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包括本民族语言在内的文化不仅仅是人们依赖其谋生的社会环境的一个方面,也是构成他们独特身份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据身份政治专家赫德的观点,人的身份仅仅存在于一个“理解框架”(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之内。“这个基本框架由语言和文化符号来提供。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语言和文化符号来形成对自己以及他人的认识”(qtd. in Alcoff 271)。在其成长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人格的扭曲和心智的紊乱当然严重妨碍了卢勤对自身身份形成明确的认识。而缺少社会历史文化之根也是卢勤的身份始终无法确立的重要原因。对于卢勤来说,父亲没有能够给他健康成长的童年;躲进象棋的世界既是他为保护其独立个性身份而采取的消极防御,也是对其身份赖以形成的俄罗斯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缺失所作出的一种本能的消极反应。而这后一点似乎正是讨论卢勤身份困扰的意义所在。

四.“我”/斯谬洛夫的绝望

《眼睛》发表于1930年,是纳博科夫最为短小的一部小说。根据纳博科夫自己的说法,这部作品和他的前几部小说一样,所描述的仍是“生活在柏林、巴黎、或者伦敦的俄罗斯流亡者”,时间大约在“1924到1925年间”(Nabokov, Eye foreword)。纳博科夫在英译本前言里还强调指出,“《眼睛》的主题是一种执着的探索。他引领着主人公穿越镜子构成的地狱,并且以双重形象(twin images)而告终”(ibid)。透过小说的描写,我们发现这种“执着的探索”是主人公对他人定义和规范其身份的能力所怀有的焦虑和不安。而主人公为镜子所包围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主人公缺乏自我定义的能力,因而害怕别人,却又不得不依赖别人来检验其身份及其存在。

小说标题中的“眼睛”其实就是叙述人“我”。前三分之一的故事都由“我”来叙述展开。“我”也是故事的主人公,也即后三分之二内容的主人公,斯谬洛夫。“我”和斯谬洛夫的关系正是纳博科夫所说的“双重形象”。因此主人公的“执着的探索”也可以看着是“我”/斯谬洛夫对自我身份定义的追求。

主人公对于身份的困顿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出来。他害怕别人的目光。他是家庭教师。两个孩子的目光都会令他感到卑怯、拘谨。而当他遭到情人的丈夫在两个孩子面前毫不留情地痛揍之后,他的自我意识更是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从此不敢面对任何人的目光。莫名的恐惧笼罩着他。而其缺乏明确的身份定义这一事实也构成了其恐惧的来源之一。但是同时,这位主人公又需要别人的审视来确定自己的身份;没有了别人的目光,他也许就不再存在了。因为,通常,“每个人都有对他自身身份的自主意识,以及他对自己是谁,是什么的自我定义。我总是希望你会认出我。也就是说,我已经习惯了期待你对我的评判会和我认为我自己所具有的身份多多少少是相符的”(Laing 36)。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我”既没有自主的自我意识,也没有身份的自我定义。他所拥有的是无边的“寒冷”(Nabokov, Eye 4)。他害怕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根据苏格兰精神病学家莱茵(R. D. Laing, 1927-89)的观点,时刻笼罩着“我”的恐惧其实是他的“本体无保障(ontological insecurity)”(39)意识。一方面,他害怕被别人操控,害怕淹没在现实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害怕退化成为别人手中的玩物;另一方面,他又渴望通过别人的注视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存在。于是,他就让自己的那双眼睛时刻注视着自己:“即使在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停止注视我自己”(Nabokov, Eye 7)。而这样做的另一层含义是,他需要确保自己漂浮在空气中的身份不至于完全被别人吸走。

“我”的这种对自我的全天候注视正是莱茵所描述的“自我吞噬(engulf oneself)”表现。莱茵指出,“另一个人对某个自我的理解方式就像一个漩涡。为了避免被吸入其中的风险,彻底理解自我(自我吞噬)就是一种防御手段。用自己的爱将自己包围、充溢,以防止被另一个人吞噬的可能”(Laing 51)。而主人公“我”的“自我吞噬”还远不止于此。他将这一策略运用到了极致——他甚至努力想要消除自己的外在存在,消除他在镜子里看到的影子。

在遭受了当着两个孩子的面被别人暴揍的奇耻大辱之后,主人公本能地想到了自杀——通过自杀,他才可以逃脱这个他在其中无法实现自我定义的世界。而且死还可以将他从肉身中解放出来,令他得以从远处,从外部注视自己。

主人公宣称他用枪打死了自己。对此他坚信不移。然而故事的继续推进和展开却让读者增强了对他的死亡的怀疑。那么,一个活着的人为什么要宣称自己已经死了?对“我”/斯谬洛夫的简单分析即可让我们看到他这个拙劣伎俩的真实意图。因为那是他采取自我保护的一种消极策略,是他“保护自己不受他人威胁,主动抢夺控制创造的杠杆的方法。他试图在他的世界里主宰他自己以及他人”(Connolly 101-2)。因此,“我”通过宣称自己的死亡而获得新生。至少,他本人相信这一点。

然而,他的新生只是他的想像投射在现实世界中的幻影。“我”从现实世界里隐去,彻底沦为从远处观瞧的那双眼睛;斯谬洛夫则是那个“我”的意志的投影,形成双重影像。“我”胆小懦弱、委屈乞怜;斯谬洛夫似乎显得胆大威猛。斯谬洛夫被描述成幽默健谈、口若悬河;可是在玛丽安娜面前,却又张口结舌,找不到插话的机会。有时候斯谬洛夫是举止优雅,缄默而不造作的谦谦君子;有时候他又是个信口雌黄,没个正形的混蛋。他吹嘘自己是红色苏维埃的秘密警察;又说自己是俄罗斯白军中的一员勇猛异常的战士。所有的这些都无法获得证明。所有这些捉摸不定恰恰证明了斯谬洛夫在现实世界里的虚幻本质。正如莱茵所指出的那样:“逃避现实世界导致‘自我’的匮乏。他的无所不能建立在无能的基础之上。他的自由只能在真空里施展。他的行动没有生命。这样的自我变得干枯凋萎”(Laing 141)。虽然“我”/斯谬洛夫千方百计,想要重新定义自我身份,但是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自我可言,所以他的努力只能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双重影像之间的距离时远时近。当斯谬洛夫形象比较正面的时候,“我”是远处的一双眼睛。而当斯谬洛夫吃瘪挨欺时,他们则趋于重合。这双重形象的远近亲疏的含义显而易见。然而,除非完全摆脱现实世界,否则虚幻无法不受到现实的干扰和打击。当斯谬洛夫终于还是在大街上与曾经暴揍过他的卡什马林不期而遇的时候,“我”和斯谬洛夫被迫合体。他气急败坏地宣布,“我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反射出我的影子的成千上万个镜子。……我本人不存在。而斯谬洛夫还会继续活很长时间”(Nabokov, Eye 102-3)。由此,我们看到,如果此前他还承认与现实的某种关联的话,那么他现在则完全退缩进了虚幻的想像,完全否认现实的存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要煞有介事地描述他找到了自杀的现场和墙上的弹孔。

在“我”/斯谬洛夫近乎歇斯底里的挣扎、努力之中,前面提到的一个细节似乎叙述者并未予以足够的强调,而我们读者却不能够因此忽略——那就是斯谬洛夫编造有关自己的过去经历的谎言:一会儿说自己是苏联秘密警察,一会儿又说自己是英勇作战的白军战士。他的这个谎言说明了他对能够构成自己身份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要素的缺失感到焦虑。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填补这样缺失。遗憾的是他过份迫切的表白只能加深人们对他的过去的怀疑。他的谎言被揭穿这一事实宣告了他想为自己创立一段历史的努力失败。他没有历史,其身份中的民族性也就无从确定。因此,尽管他生活在俄罗斯移民团体之中,但是却得不到同胞们的接受。自然,他的身份也就无从定义。

小说的结尾段落意味深长。在这里,主人公赌咒发誓地宣称自己是幸福的,是不可能被打败的。“我很幸福。是的,很幸福!我还能做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还要怎样来宣告我的幸福呢?啊,大声喊出来。这样你们这帮家伙最终就会相信我,你们这帮残酷、势利的小人……”(Nabokov, Eye 104)。问题是,他说得越是咬牙切齿,就越是令人觉得滑稽可笑。试想一个虚幻的影子,没有过去,没有现实,他的身份以什么来作为内容?如果他能够拥有令他切实感受幸福的自主的身份意识,他又何须朝着别人大声喊叫以示证明?而他的大声喊叫本身不正好说明了他的绝望吗?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这三部早期作品中,虽然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的身份问题表现各异——加宁迷失在自己过去的记忆之中,因为他无法回到过去,也无法回到他的记忆赖以形成的那个家园;而卢勤和斯谬洛夫则似乎都深陷在自我内在的困扰之中;但是他们身份问题中的共同点也显而易见,即构成完整身份所必不可少的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缺失。困扰这些人物的身份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作者本人。根据其自身经历,我们不难指出纳博科夫与其所塑造的人物在身份问题上的呼应:1920年代初期辗转流亡到德国柏林;从此俄罗斯便成了他记忆中的存在;与俄罗斯割裂之后的他还能成为俄罗斯人吗?还能拥有完整的俄罗斯人的身份吗?我们隐约可以从纳博科夫的这三部早期作品中看到作者本人的这种焦虑。而从纳博科夫对三个人物身份问题的不同处理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作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在加宁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1920年代初期初到柏林时的纳博科夫对于故土的眷恋以及被迫离去的痛苦。另一方面,透过卢勤和斯谬洛夫,我们则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纳博科夫似乎有意淡化甚至回避其身份中的文化历史背景的无奈之举是对其身份定义中的俄罗斯元素缺失的一种绝望。谁都无法否认,那种身份元素的缺失是全部梦魇的根源。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这三部早期作品中主人公所遭受的身份问题,他们的“逃离、防守和绝望”,也同样是那一时期纳博科夫所面临的问题。

参考文献:

[略!如有需要,请查看杂志原文。]



[①] 此处依据并参考了惠特伯恩(S. K. Whitbourne)有关身份的定义。其中运用了皮亚杰认知心理学的相关概念。

[②] 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迪特尔·E·齐默(Dieter E. Zimmer)。他认为,这部小说是“从(可怕的)现实到愉悦想象又回到(光明的)现实。最后使得加宁的现实变得光明的原因是他不再受记忆的困扰了”(qtd. in Alexandrov 351)。

[③] 参见Alexsandrov,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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