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美国文坛黑夫人”称号的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是一位有颇多争议的作家。人们对她的高产及风格多变自然褒扬有加；与此同时，对她略带色情意味的暴力描写也颇有微词。在欧茨的作品中，暴力之下总是隐藏着激情，而激情又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暴力的发生。这一不断重复的主题和无法摆脱的陷阱再一次出现在她的《天堂的小鸟》（Little Bird of Heaven）中。这是欧茨自1964年以来的第57部长篇小说了。
斯巴达是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的一个虚构出来的小镇。《天堂的小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小说围绕佐伊·克鲁勒（Zoe Kruller）的被杀这一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展开。佐伊·克鲁勒是一位蓝草音乐歌手，有一个性生活放荡糜烂的坏名声。自从发现她被勒死在床上之后，警察就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拘禁、审问和她已经分居的丈夫德尔雷·克鲁勒，以及她的已婚情人埃迪·迪艾尔。这两名男子都被当作“主要嫌疑人”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但是他们都没有被审判。人们对到底谁是凶犯也是各执一词。那位戴了绿帽子的丈夫有显而易见的犯罪动机。但是他们的儿子却坚持作证说，案发当时他和他的父亲在一起。她的情人埃迪那天夜里没在家。这是埃迪的那位满腹怨气的妻子在警方搜查了他们家之后向警察透露的一个事实。她也对他提出了一项限制命令，不允许他接触他们的孩子。故事中，围绕这次谋杀案，埃迪的女儿克里斯塔和德尔雷的儿子爱伦也分裂成为两条线，都试图证明他们各自的父亲的清白。
《天堂的小鸟》以克里斯塔的视角开始叙述，并逐步深入到其他方面，出现时间上的跳跃。但是叙事并没有采用因果关系的顺序，而是与这场噩梦相关的逻辑进程。在第二部分中，艾伦·克鲁勒的故事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展开。自从他的母亲离开他的父亲，他也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心灵破碎的孩子。他和克里斯塔一样孤独，对爱与温情充满渴望。他身材高大健壮，皮肤黝黑。和他父亲一样，他也被当作是嫌疑人之一。不过人们对他充满同情。他万分不幸地看到了他母亲的尸体——头部遭到过严重的击打。他不顾一切地掩盖这暴力的现场——为了让她看上去更干净一些，气味更好一些，他在他母亲的尸体上撒上了滑石粉，隐瞒的犯罪现场的真相。
《天堂的小鸟》一开始给人以惊悚悬疑小说紧张感，然后慢慢地演变成一种“事实就是如此”式的展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案子的侦破仍然是毫无进展。欧茨女士显然对希腊文化颇为偏爱：她把故事发生的地点命名为斯巴达，被害人的名字叫“佐伊”（希腊语中，“佐伊”的意思指“生命”）。和最初的斯巴达人一样，这里的人们也信奉强者为王，崇尚暴力。在这个悲剧中，子女也注定将重蹈其父母的覆辙。所以当我们看到青少年时期的克里斯塔和艾伦就开始一种危险的游戏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小说中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场景是，就在将嗑药后的克里斯塔从一个想要强暴他的男孩手中救下来之后，爱伦就强奸了她。爱伦在过程中粗暴地发泄着他的仇恨，而克里斯塔却将这样的强暴当作激情的最高体现。在斯巴达，激情和暴力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欧茨并没有美化这一点，相反，她对这一病理现象寻根求源，从而揭示出欲望所能够产生的蜕变。
当杀害佐伊的凶手最终被揭示出来之后，真相并没有戏剧高潮般的效应，故事反而在平淡中收场。但是对于经过了漫长等待的爱伦和克里斯塔来说，影响是深远的。小说的最后章节中，当我们再见到克里斯塔的时候，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她。作为律师助理，克里斯塔为那些处于监禁中的男人奔波，努力去证明他们的清白。和他的父亲一样，她的当事人也是由于名声不好而沦为嫌疑对象；他们身体健硕、贫穷无知。某种程度上来看，在她父亲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她的影响非常深刻。不过她也离开了那座城镇，离开了那块伤心之地。她的声音也已经变得成熟了。人也变得更加成熟，不再是那个无邪天真的小姑娘了。当她和爱伦再次相遇，当肉体的吸引仍然像过去一样强烈的时候，她意识到当他触碰她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淡和凶残。她知道她得离开，趁着她还能够离开的时候离开。
有人指责欧茨的作品有流于故作耸人听闻的趋势。《天堂的小鸟》所展示出来的情感无疑是紧张而又强烈的。克里斯塔的语言也显得有点过于戏剧化了。但是无论如何，欧茨的作品肯定不能归属于情节剧一类。欧茨曾经在她创作的女权主义作品中对男性表示同情，尤其是那些除了使用暴力就毫无权力和其他任何话语权的男性。小说的最后，佐伊的儿子爱伦仍然留在斯巴达，仍然摆不脱他这一类人的悲剧性命运。他不幸成为之类人的活生生的例证。人们仍然可以将相同的标签贴在他们的身上。甚至他们本人也开始忘记了他们是谁，他们可以变成怎样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本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无水洪灾》（The Year of the Flood）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一部新作。她讲述的洪水之患与圣经故事中上帝为了扫除邪恶和罪孽而施放的洪水毫无关联。阿特伍德所指乃一场无水的洪灾：一场不同寻常的、迅速蔓延的疾疫——无法通过生物手段加以抑制；漂白粉消毒无法加以消除；疫情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地席卷开来，像漫山的大火吞没了一座有一座城市——病菌无所不在、恐怖无所不在，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尸体横成的屠场。这场“洪灾”令数千万人命丧黄泉。也造成了几乎所有的电子、数字系统、和工业体系陷于瘫痪。
托碧（Toby）是那两位幸免遇难的女性中的一位。她因为在一个高档温泉工作而得以幸免。在那里，她靠温泉仓库和花园里食物活了下来。托碧后来从这里走了出去。回到了她父母曾经居住的地方，找到了在院子的石头下面藏着的、她的父亲用来自杀的一支步枪。而她的父亲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的母亲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长期的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钱财，可最后还是撒手人寰。
作为一个认为观念可以产生物理效应的人，布朗先生完全明白他的《迷失的符号》会有多么庞大的读者群，也明白他的这部新作会遭遇非常挑剔地审视。对此，他甚至设计了一个书中人物出面取笑这本书必将大受欢迎的桥段。凯瑟琳·所罗门博士是一位智力科学研究的专家。她研究的中心是有关头脑与身体相关联的问题。她承认她的研究领域比较小众。可是当她的故事展开的时候，她表示说智力科学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就像丹·布朗令圣杯为之沸腾一样。
2. 有着“滨水”作家之称的美国作家巴德·舒尔伯格（Budd Schulburg）创作过获奖电影剧本《凭海临风》（On the Waterfront），还曾在其小说《是什么让萨米奔跑》（What Makes Sammy Run?）中，塑造了经典的为了自己的抱负不择手段的美国原型形象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8月5日，舒尔伯格先生在纽约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舒尔伯格先生除了创作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外，还撰写新闻稿件、创作短篇小说、撰写传记。他还曾和菲茨杰拉德联手逮捕了纳粹电影人勒尼·里芬斯塔赫，并且还曾在美国国会反共产主义委员会面前指认所谓的赤色分子。舒尔伯格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主要成就还是体现在他的电影剧本创作方面。
6. 中国作家杨显惠的纪实小说以《上海女人》（Woman from Shanghai）为名，8月份由兰登书屋旗下的帕特侬书局在美国出版。 从出版方提供的内容简介看，《上海女人》应为杨的小说集《夹边沟记事》。但英文版以不着边际、身穿艳丽旗袍的红唇女像做封面，完全与小说所述时代脱节，而书名亦令人不明所以，尽管花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原著，所收首篇题目确系《上海女人》。相较原著的500余页，英文版仅有300页，相信为选本。的确，原著收入了19篇小说，英文版为13篇。这是杨显惠的作品首次以英语发行。英译者是黄文（音，Wen Huang）。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分别于8月23日和24日刊出萨拉·海扎克和霍华德·弗伦奇的书评。《纽约时报》的书评不仅篇幅更长——约1000词，而且刊登了作者照片，同时在网络版刊出了此书节选。两份头牌大报对《上海女人》的关注，是该书在美国市场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以上内容转录自《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26日第4版]
此前，对这位有着爵位的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的了解不多。因为我的一位弟子说准备在论文中分析探讨这位拥有CBE和DBE头衔的作家的名作Possesions（中译名《隐之书》），于是便查阅一些有关这位作家的相关资料。她针对小说、及小说创作所发表的相关言论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以下三条拜亚特言论颇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