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梅勒:又一颗美国文坛巨星殒落!

野马导言:2007年11月10日,因患急性肾功能衰竭,美国文坛的斗士,一位极具争议的作家,诺曼·梅勒在美国的西奈山医院阖然辞世,享年84岁。在此简略整理一些相关的英文资料作为纪念


 

Norman Mailer, Towering Writer With Matching Ego, Dies at 84

Norman Mailer, the combative, controversial and often outspoken novelist who loomed over American letters longer and larger than any writer of his generation, died today in Manhattan. He was 84.

 

He died of acute renal failure at Mount Sinai Hospital early this morning, his family said.Mr. Mailer burst on the scene in 1948 with “The Naked and the Dead,” a partly autobiographical novel about World War II, and for the next six decades he was rarely far From the center stage. He published more than 30 books, including novels, biographies and works of nonfiction, and twice won the Pulitzer Prize: for “The Armies of the Night” (1968), which also won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and “The Executioner’s Song” (1979).

 

He also wrote, directed, and acted in several low-budget movies, helped found The Village Voice and for many years was a regular guest on television talk shows, Where he could reliably be counted on to make oracular pronouncements and deliver provocative opinions, sometimes coherently and sometimes not.

 

Mr. Mailer belonged to the old literary school that regarded novel writing as a heroic enterprise undertaken by heroic characters with egos to match.

 

He was also the least shy and risk-averse of writers.

 

Mr. Mailer was a tireless worker who at his death was writing a sequel to his 2007 novel, “The Castle in the Forest.” If some of his books, written quickly and under financial pressure, were not as good as he had hoped, none of them were forgettable or without his distinctive stamp. And if he never quite succeeded in bringing off what he called “the big one” –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 it was not for want of trying.

 

Along the way, he transformed American journalism by introducing to nonfiction writing some of the techniques of the novelist and by placing at the center of his reporting a brilliant, flawed and larger-than-life character who was none other than Norman Mailer himself.

 

诺曼·梅勒主要作品列表

小说类

  • The Naked and the Dead. New York: Rinehart, 1948.
  • Barbary Shore. New York: Rinehart, 1951.
  • The Deer Park. New York: Putnam’s, 1955.
  • An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Dial, 1965.
  • The Short Fiction of Norman Mailer. New York: Dell, 1967.
  • Why are we in Vietnam? New York: Putnam’s, 1967.
  • Of Women and Their Elegan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0
  • Ancient Even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3.
  • Tough Guys Don’t Da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 Harlot’s Gho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 The Castle in the For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纪实类

  • The White Negro.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1957.
  • 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 New York: Putnam’s, 1959.
  • The Presidential Papers.New York: Putnam, 1963.
  • Cannibals and Christians. New York: Dial, 1966.
  • Armies of the Nigh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 Miami and the Siege of Chicago: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onventions of 1968.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 Of a Fire on the Mo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 The Prisoner of Sex.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 St. George and The Godfather.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1972.
  • Marily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3.
  • The Faith of Graffiti. New York: Praeger, 1974.
  • The Figh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5.
  • The Executioner’s Song.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 Pieces and Pontifica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2.
  • Portrait of Picasso as a Young Man: An Interpretative Biography.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5.
  • Oswald’s Tale:An American Myste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 Why Are We At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 The Spooky Art: Some Thoughts on Writ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华兹华斯与杜甫:浪漫与现实之间遥远的对话

华兹华斯与杜甫:浪漫与现实之间遥远的对话

陈小艳 何朝辉


华兹华斯(1770-1850)的《抒情歌谣集》、《序曲》等作品中有不少对乡村田园自然景色的独到描写,这是他能够在英国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笔的原因。也因此,人们常常将他与我国唐代山水田园诗人进行中西诗歌比较

。中国山水田园诗作为独立的诗歌流派与完整的艺术形式是在东晋南朝时期正式出现的,其中以陶渊明的田园诗与谢灵运的山水诗最为著名。到了唐代,山水田园诗日趋成熟,”王孟韦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和柳宗元)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四位代表人物。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作比较时,人们往往会选取这四人中的一位或几位。  相对而言,很少有人将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712-770)与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华兹华斯联系起来。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社会面貌,常常被认为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譬如,他那句对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进行真实描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千百年来依然吟唱不衰。一个是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圣”,一个是代表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杰出诗人,人们自然很难将他们联系起来。然而,华兹华斯的乡村田园诗与杜甫的”写实”诗在自传性与自然性上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

  ”自传性”指的是诗歌的创作与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一般认为,自传体诗属于抒情诗而不属于叙事诗,它的”本质特色在于它是抒情与叙事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方式”。自传体诗要求诗人有丰富的阅历、深刻的人生体验以及强烈的主体意识。动荡的社会环境与诗人跌宕起伏的生活是孕育自传体诗的外在条件。杜甫是中国卓越的自传体诗人,而西方最重要的自传体诗人则是华兹华斯(当然还有惠特曼)。经历了唐代由盛到衰且一生坎坷的杜甫与满腔热血投入法国大革命后革命幻想破灭然后归隐湖区的华兹华斯无疑在这一点上有不少相同之处。

  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他与柯勒律治合作编写并于1789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始。他挣脱了以往诗歌形式的束缚,将英国诗歌从新古典主义大师蒲柏开创的传统束缚下解脱出来,其诗歌想象力丰富,语言简洁明快。他在乡村田园诗上的成就尤其首屈一指。其诗歌大部分取材于自己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诠释。与此相似,杜甫一生漂泊坎坷,饱尝人间辛酸,阅尽世间繁华沧桑,其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可以说,两者的诗歌创作与生活经历联系得都非常紧密,即他们的多次旅途游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使他们成为旅途中诞生的自传体诗人。

  35岁以前的杜甫是处在读书和漫游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他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但无奈不第。后来在洛阳先后遇到李白与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之后他去长安应试,再次落第,他”朝扣富贵门,暮随肥马尘,”最后终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在目睹官场之黑暗、人民之疾苦,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之后,杜甫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作品日益深刻,如《丽人行》《兵车行》等。后来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人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此时,其归山耕田之心渐渐溢于诗句之中,后来他再度踏上了漂泊的旅途,最后病死在湘江之上。颠沛流离、一生坎坷的境遇无疑给杜甫的诗歌创作埋下了”现实主义”的因子。也因此,后人把他誉为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并能够读到他那一首首反映现实、体恤民生的诗歌。

  不游历群山众水,不经历人生跌宕,难以成佳句华章。透视其生活经历,可以看出,华兹华斯也是个在旅途中诞生的自传体诗人。1770年,华兹华斯生于英格兰北部的湖区。1787年,他首次离开湖区就读于圣约翰学院。1790年长假期间,他与朋友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步行穿越法国和瑞士,此次旅行的灵感促成了《描述的素描》(Descriptive Sketches,1793)及后来的自传体诗歌《序曲》的创作。除此以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华兹华斯与另一个朋友威廉·卡尔弗特(William Calvert)乘坐一辆名为”威士忌”(Whisky)的马车踏上了游历英格兰西部的旅途。他们从怀特岛(the isle of Wight)出发,穿越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时发生意外,卡尔弗特骑马走了,扔下华兹华斯一人独行。于是他步行向北,路过了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目睹了古英国人野蛮的战争及献祭场面等等。此次旅行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里,以至于50年后,他对一个朋友说,它”深深地烙在我脑海里,今天回忆起来仍宛若发生在昨日”。

  相似的游历使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体现了同样的主题。华兹华斯的各种游历体现到其诗歌中便形成了他的一大基本创作主题”李尔王意识”,即对贫穷的无家可归的社会遗弃者的共鸣:

  看哪,那孤独的高地姑娘

  形单影只地在那田野里!

  她独自收割,她独自歌唱

  ……

  唱的是一种哀怨的歌声,

  ……

  谁能告诉我她在唱什么?

  也许这哀哀不绝的歌声

  在唱早已过去的辛酸事

  或很久以前的战争,

  ……

  她的歌我虽再也听不见,

  那曲调却久久留在心间。

  (黄杲炘:《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第264-265页)

  华兹华斯对高原上孤独的割麦女的怜悯、同情与关怀,字字溢于言表。这与杜甫体恤万物的情怀又何其相似。

  与其他信奉道家、佛家的唐代山水田园诗人不同,杜甫平生虽”任真”、”抱璞”,但他却一直秉承儒家的仁爱情怀并将其贯穿于自己创作的始终。儒家提倡”仁政”,忠信仁义是其人格基础,心怀天下苍生。杜甫的《羌村三首》一直被认为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普通大众言心声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第三首是这样写的: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醘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杜甫全集》第24页)

  与道家、佛家的”避世”、”出世”不同,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实行仁政,泽被万民,早年的杜甫深受这思想的影响,一心想考取功名,救济百姓。华兹华斯早年亦是个积极入世的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跑到法国参加起义,可以说他见证了此次起义。后来他去了伦敦,怀着满腔热情加入到了激进政治分子的行列-拥护废除君主制,结束贵族统治,解散教会。他曾是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弟子,跟他学习期间,华兹华斯结识了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精英。可以说,年轻时的华兹华斯是个满怀革命意识的半无神论者和人道主义者。因而,”入世”情怀在华兹华斯与杜甫的诗歌创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不难发现1807年之后的华兹华斯就很少写出让人称道的诗歌了,这与他生活渐趋平和安逸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之后,华兹华斯在其诗歌创作中添加了另一个大的主题思想,即对山水美景的欣赏与喜爱;而晚年的杜甫则渴望”归山买薄田”。这种思想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则表现为他们的诗歌具有自然性的特征。

  与年轻时不同,晚年的华兹华斯尽管仍然是个人道主义者,但已变得保守,成为了教会和国家的忠实拥护者。过去丰富的游历生活给了他灵感,从对大革命的幻想到最后拿破仑实行郡主制而导致幻想破灭,目睹并体验工业社会的对人性压抑之后,华兹华斯在其后的诗歌中表达了抛弃现代文明、回归自然、回归乡村田园的主题思想。这可以从其《丁登寺》中窥得一斑:

  这水从山泉中流来,

  在这远离海的内地潺潺作响。

  又一次我看着这些危岩陡壁,

  ……

  眺望这些村舍院落和森林的果园。

  这季节,果树和没有熟的果实

  披着一身绿装,同小林和树丛混成一片。

  (黄杲炘:《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第76-77页)

  一心想救国济世的杜甫,其诗歌一直被认为是写实的典范,乡村田园风味或自然特征要少很多。然而,实际上,杜甫与陶渊明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杜甫接受并发展了陶渊明在田园诗上的艺术成就。早年的杜甫,心系苍生,怀济世之心,执功名之念,但仍能窥得他隐退之心。在《重过河氏五首》其五中,他曾发出”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的感叹。晚年时的杜甫身居蜀地,心境渐趋平和,对陶氏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田园生活向往之心日盛,诗歌中也略带了陶氏的色彩,有《为农》为证: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

  (《杜甫全集》第156页)

  这说明两位诗人到了晚年都趋于过平淡而稳定的生活。经过半世的漂泊之后,能够在乡间归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种选择,体现在他们的诗歌中,虽然少了一分忧国忧民,却多了一分恬淡,一分闲情逸趣。这无疑是大自然赋予诗人的灵感与礼物。

  华兹华斯与杜甫,虽然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现实主义诗人,一个是跨越18、19世纪的英国诗人,一个是8世纪的中国诗人,但相似的外在环境与生活经历(早年的漂泊与游历)和相似的”入世”思想,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富有自传性与自然性的特征,其诗歌抒情与叙事并存,体现的则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怀与至爱,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与热爱,从而实现了中西方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诗人在浪漫与现实之间遥远的对话。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7年10月24日

多丽丝”莱辛:”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

野马导言据报道,国内的各大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莱辛的作品。但是苦于莱辛的作品太多,一时无法全盘推出。尽管如此,在今后的一年时间内,估计莱辛的部分作品还是会汹涌地扑向广大的读者。野马虽对出版社的此种一窝蜂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也还是认为这件事总体来说还是积极的。故此也要为即将掀起的巨浪吹一口小气,在此转贴一篇介绍莱辛的文章。


多丽丝”莱辛:”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
–诺奖新科得主莱辛作品中译本概述
邓中良

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

               –诺贝尔奖委员会

  21世纪走过快有8个年头了。在这短短的8年当中,诺贝尔文学奖似乎特别青睐英国作家。继2001年印裔英国小说家奈保尔荣获诺贝尔奖后,2005年荒诞派戏剧大师品特又蟾宫折桂。仅隔了一年,幸运之神再次降临英国文学家,年近88岁高龄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出人意料地夺得2007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据说还是诺奖(包括各个奖项)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得主。

  莱辛一生勤于笔耕,早在1950年就发表了处女作《野草在歌唱》,而2006年还有长篇小说《裂缝》面世,下一部作品正在写作中。迄今为止,莱辛创作的作品多达50多部,绝大部分是小说,也有戏剧、诗歌、传记及散文等,可谓多才多艺,著作等身。难怪瑞典文学院公布其获奖的消息后,陆建德、虹影等学者、作家马上作出反应,表示莱辛的获奖是实至名归,而且来得迟了点儿。在一次访谈中,莱辛曾提到,有一次同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坐在一起,那老头说,他们永远不会把奖授给她!也许,10月11日那天,当莱辛得到消息之际,她自己也会很惊讶的吧。

  说出人意料,是因为莱辛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媒体事先炒作的预测名单之中,似乎,莱辛是诺贝尔奖竞争中的一匹黑马。其实,10年前的1997年,莱辛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有人说早在40多年前就是了!199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莱辛的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在图书封面上很醒目的地方打上了”本书作者曾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字样。该书一共收入了莱辛早期14个短篇小说,大部分都是讲述和探讨男女关系问题,有关于女人在生活及工作中所遭受的辛酸和痛苦,有关于女人在人生中所经历的迷惘失落以及所作的抗争等,有关于男人的粗暴和不忠的,还有的就是描写在婚姻、家庭及事业中女人和男人各自所面对的种种压力及困境。作家运用她那冷峻细腻的笔触,把一幅幅真实的生活画卷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情节生动,可读性很强。生活中的莱辛极其喜欢猫这种动物,该集子有一篇题为《老妇人和她的猫》,生动地描写了人与动物的那种不同寻常的关系,读来令人感动。

  莱辛曾两次结婚并离异,共有3个孩子。1949年她携幼子从南部非洲回到英国,当时两手空空,囊中如洗,全部家当就是皮包中的一部小说手稿。那就是不久后以《野草在歌唱》(1950)为题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以黑人男仆杀死家境拮据、心态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案件为题材,侧重心理刻画,表现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压迫与种族矛盾。该书的出版使莱辛一举成名。

  1962年发表的《金色笔记》(2000年译林版)通常被公认是莱辛的代表作。198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此书,当时用的书名是《女性的危机》,并称其为波伏娃《第二性女人》的姊妹篇。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打破了按照时间顺序叙事的传统创作方法。整部小说不分章,以名为”自由妇女”的第三人称中篇故事为支撑架构,分为五个小节来叙述两位单身母亲(安娜和莫莉)的生活和事业。各小节之间夹有一串安娜的”笔记集”。这些笔记片段以笔记本的颜色(黑、红、黄、蓝)来命名,分别记录着女作家安娜过去在非洲的种种经历以及同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和体验、一篇正在构思的小说和她同时代人的生活。最后一节”自由妇女”之前还嵌入一个独立的”金色笔记”部分。全书呈现一种刻意安排的万花筒式的混乱,其多重结构与作品的多重主题相对应。该书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特别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关注,被视为女权主义的经典文本。但是莱辛反对给她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对女权主义的一些过激的观点及做法也颇有微词,认为女权主义有时纯粹是瞎胡闹。但不管怎样,她的很多作品还是体现了女性的独特视角,对两性关系有深入探究,瑞典文学院在颁奖理由中称”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另外,她这部小说在写作手法上新的尝试也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人们认为该书是莱辛偏离现实主义的标志,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

  长篇《又来了,爱情》(1999年上海译文版)写于1995年,是莱辛进入晚年以后的代表性作品,无论是主题的开掘、技法的运用,都臻于成熟。小说的女主人公,剧团团长兼编剧萨拉·德拉姆是位年逾六旬,守寡多年而风韵犹存的知识女性。她把19世纪的传奇人物朱莉·韦龙的故事改成剧本,准备上演。然而,在排练过程中,她同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导演以及男主角发生了微妙的感情纠葛。她被这突然袭来的爱情风暴冲击得迷失了方向。在小说中,萨拉的情感故事与其笔下的女主人朱莉的独特经历构成两条相互渗透、相互烘托的叙事线索,由此,作品深入细致地展示出当代女性深层的内心世界和对爱情的强烈渴望。

  莱辛是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的,但是其中短篇也同样具有很高的水准和可读性。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莱辛的中短篇小说集《另外那个女人》。集子中诸如《另外那个女人》及《爱的习惯》等篇目,生动地描绘了现代社会两性关系中某种微妙的难以言说的情形。英美文学专家黄梅评价说:”莱辛的中短篇写作‘缩微地’体现了她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在题材、主题和风格上的追求和探索……从写作方法上看,绝大多数中短篇是写实的。”

  上面介绍的都是已有中译的莱辛作品,可以看出,国内外国文学界对莱辛的关注已很有些年头。而据我的了解,我国最早翻译出版的莱辛作品,可能是1956年10月新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前身)刊行的《渴望》(该作品很可能就是作家处女作《野草在歌唱》的另一译本)。另外,国内对莱辛的研究也已有一些,今年初,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丽丽教授就出版了专著《多丽丝·莱辛的艺术和哲学思想研究(英文版)》(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3月),还有英美文学研究生把莱辛选作毕业论文的题目。当然,作为英国文坛的长青树,莱辛极其多产,她更多的作品仍未翻译过来。

  她其他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巨制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即《玛莎·奎斯特》(1952)、《良缘》(1954)、《风暴的余波》(1958)、《被陆地围住的》(1965)及《四门之城》(1969)–这些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写实的风格展现了一位在罗得西亚长大的白人年轻妇女的人生探索和寻觅。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莱辛对当代心理学及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的兴趣开始在作品中时而得到体现,但她仍然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70年代她撰写了有关个人精神崩溃的《简述下地狱》(1971)及讨论人类文明前途的《幸存的回忆录》(1974)。《黑暗前的夏天》(1973)则讲述了一位中年家庭主妇的精神危机。此后她另辟蹊径,转向科幻小说的创作,推出一系列总名为《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的所谓”太空小说”,包括《什卡斯塔》(1979)、《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1980)、《天狼星试验》(1981)、《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1982)等。莱辛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写出了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思考与忧虑。而她上世纪末发表的一些作品,像《简·萨默斯日记》(1984,外研社2000年6月出版了该书的英文本,王宁教授作了详尽深入的导读)和《好恐怖分子》(1985)等,就题材和风格而言,基本可归入写实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年轻时热衷于共产主义的女作家在1993年5月还访问过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和师生们进行了座谈。期间,著名英美文学专家陆建德、张中载等同她有过亲切的交谈,对其印象颇好。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7年10月17日】

一句话引发的感慨

野马导言这两天,重读了一遍小库特·冯尼格特的《第5号屠场》。和十多年前初次读这部作品相比,这一次在理解上感觉又深入了许多,透彻了许多。围绕这部作品,可以展开的话题很多。今天只谈其中的一句话所引发的感慨。


我读的是中间的这个版本

God grant m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always to tell the difference.

(上帝让我平静地接受一切我无法改变的,让我勇敢地改变一切我能够改变的,并且总是让我机智地去辨别两者之间的差异。)

这是冯尼格特的《第5号屠场》里的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挂在墙上的座右铭。皮尔格林说这句话让他能够坚持着活了下来,尽管他对生命已经非常漠然了。皮尔格林的好多病人看到了这句话以后也学会了如何继续很好地活下去了。

对于我,这句话其实并不陌生。可是重读这部作品时,我还是在这里停下来,凝神静思了那么一会。会说这句话的很多,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其中的真谛呢?皮尔格林说,他明白了他不能够改变地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他对生活坦然到了甚至有点漠然的程度。当然,皮尔格林的无条件地接受一切似乎显得有点消极。不过联系到他在战争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他的态度倒也不难理解。

何东老师看了《士兵突击》以后,发表好多感慨。其中他也说到了从许三多身上领悟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接受一切无法改变的,改变一切能够改变的”的要旨。

应该说,这句话还有变体的版本:”面对无法改变的一切,至少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大意差不多。但是侧重点被强化了。更加顺应了”适者生存”的理论。然而,这里似乎也多了些消极的成分。很容易让人无条件地接受一切。

其实,在上面的那句话中,我认为最后的那个部分才全句的核心–就是要非常智慧地去辨别”接受”和”改变”之间的不同。《第5号屠场》里的皮尔格林其实并没有去作区分。今天我们好多人也都没有去努力加以区分。往往都是主观地、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个。结果不是走向盲目,就是走向消极悲观。只有真正地理解了什么是必须要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加以改变的,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生活。而要真正做到这些谈何容易啊!……

漫谈翻译之不可译

野马导言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舞蹈;严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野马以为,三者之中要做到”达”则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达”之难者在意境,在受众的评判!
,
译事三难”达”最难
文学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这已经是一个略显陈腐的比喻了,而从事翻译者却总也摆脱不掉这样的尴尬。另一说翻译,人们自然想到严复先生的经典概括,译事三难”信、达、雅”。
说是戴着镣铐,盖因受制于源语言的制约,译者不可能天马行空,而必须求”信”–即要忠实于原文文字层面上的要旨,否则则不能称其为翻译而成为一种全新的创作了。其实在今天看来,外语学习者的学习条件和语言间相互交流沟通的环境较之严复当年已是天壤之别。只要从事翻译者具有相当功底的语言能力(包括源语言及目标语言两个方面),再加上一力求信的严谨治学的作风,则”信”的实现并非难以企及–起码让目标受众明白是个什么意思,这一点还是能够做到的。
译事之”雅”,我以为完全体现在译者对目标语言的驾驭和掌控。虽说其基础脱不开”信”的规范,但”雅”之实现有时确可以超越源语言的范蠡,而尽显目标语言的优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一些语言大师的译文(如钱钟书、杨绛、傅雷等等),却常常可以忘记镣铐的羁绊,完全沉浸于大师译笔所绘之优美舞蹈。但是满足了阅读的欣悦、尽赏了译者所展示的”雅”之后,冷静下来,你也许会发现,雅之雅者,只止于目标语言,而不能完全及于源语言原本所表达之意境。诚然,目标语言之雅,自有一番情趣意境;然而较之原文所述,总不免会有些许缺憾,这便是本人所谓”达而不能”之憾!
“达”之于我,就是要尽数表达出源语言中所蕴含的情趣意境。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那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如舞台上舞蹈虽堪称美轮美奂,但细看之下,却总摆不脱一根甚至多根锁链的牵引,那种感受,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畅然。再加上对于这个”达”判断绝非由译者说了算,而更多的是由读者来定夺的,而每一个读者的感受又多是不一样的。
口说无凭!现举几个与本人相关的例子以说明一二:早先读庞德的巴黎地铁站这首经典的意象派代表作时(The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bough),总喜欢闭上眼睛用所谓的mindseye去看那奇妙的一瞬。每每看到的景象总会有所不同。细究起来,全因为apparition这个词在作怪–它强调的是飘忽不定、忽隐忽现;似鬼魂、似精灵;光影移动,俯仰返复,都有不同。也读过一些名家的译文。总觉得译得固然是好,但却将那飘忽莫测的画面凝固了,钉死了。看着已是”信、雅”兼顾的译作,任凭再怎么闭目想象,所见也只是一幅静景。不免悻悻然,若有所失。
诗歌如此,小说亦然。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Gatsby)原作已经读过好几遍了。可是每次读到尼克第一次在布堪南家见到戴茜和乔丹两位女子的场景时,还是不免会怦然心动。而这心动却全是因为作者把一个简单无比的词balloon运用到了精妙无比的地步:作者先是说由于屋内有风,两位女子似乎漂浮着,”asthough upon an anchored balloon”,待到布堪南将窗户关闭,那两位年轻的女子又”balloonedslowly to the floor”。且不说将被风鼓胀起来的长裙比作气球是多么的形象,风止而裙落的形象也用一个balloon来描述:那种无声的动感,那种似有若无的轻柔,再配合上英语单词本身可以拖拽的长音的发音特色(ballo-o-ned)–这种综合起来的效果及其给读者带来的感受几乎是任何精妙的汉语翻译都难以企及的。

《洛丽塔》(英文原版)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其中的许多细节总能给我无穷回味。尤其是开篇的两个小节:Lolita, light of my life, fire of my loins. My sin, my soul. Lo-lee-ta: the tip of the tongue taking a trip of three steps down the palate to tap, at three, on the teeth. Lo. Lee. Ta. She was Lo, plain Lo, in the morning, standing four feet ten in one sock. She was Lola in slacks. She was Dolly at School. She was Dolores on the dotted line. But in my arms she was always Lolita.应该说,这两段文字没有什么不可译之处。我也曾读过几个不同版本的译文。似乎原文的意思都有了,又似乎根本没有。那种压抑不住的偏执的热情,那种反复回味又无以满足的喃喃低语,那种人去物非只有玩弄词藻、卖弄才情的无奈,这些在译文之中都已难以找寻。而每次当我用低低声音读出这两段英文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都非常真切地被体会到,甚至更多。这样看来它们又是不可译的。其不可译之处就在于译文无法臻至”达”的意境情怀。 所以,译事三难,唯”达”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