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长给2008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演讲

按照这所古老大学的奇怪的传统,我应该是站在这儿,告诉你们那些永恒的智慧。我就站在这个讲坛上,穿得像个清教徒牧师一样——这个打扮也许已经吓到了我那些高贵的先人们,让他们以为是巫婆现身(校长是女的,译者注)。这会让英克利斯(Increase)和考特恩(Cotton)父子俩(他们反对清教,译者注)忍不住想审判我的。但是,我还是要站在这儿,跟你们聊聊。

你们已经上了四年的大学了,我当校长还不到一年;你们认识三任校长,我只认识大四一个班的学生。那么,经验是什么?也许你们应该搞清楚。也许我们可以互换一下角色,我可能就会以哈佛法学院惯有的风格,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自说自话。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似乎都做到了——不管程度多少。但我最近才知道,从5月22日开始你们就没有晚饭吃了。虽然我们会把你们比作已经从哈佛断奶的孩子们,但我从没想到会这么彻底。

再让我们来说说那个“自说自话”吧。让我们把这个演讲看作是一个答疑式的毕业生服务,你们来提问题。“浮士德校长,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哈佛读四年?校长,四十年前你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肯定学到不少东西吧?”(四十年了。我可以大声地说出我当时生活的每个细节,和我获得布林莫尔学位的年份——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但请注意,我在班里还算岁数小的。)

其实,这个答疑环节你们早就从我这儿预定了。你们问的问题也大概就是这类的。我也一直在想该怎么回答,还在想:你们为什么为这么问。

听我的回答。2007年冬天,助理就告诉我要有这么一个演讲。当我在Kirkland听中午饭的时候,在Leverett吃晚饭的时候,当我在我上班时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甚至当我在国外碰见我们刚毕业的学生的时候,同学们都会问我一些问题。你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课程计划,不是提建议,也不是问老师的联系方式或者学生的空间问题。实际上,也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们不停地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去了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哈佛的学生中,有那么多人到金融、咨询和电子银行领域去?”

这个问题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回答,我要用的是威利萨顿(一个美国银行大盗,译者注)的回答。你们可能知道,当他被问到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说“因为那儿有钱”。我想,你们在上经济学课的时候,都见过克劳迪亚·戈丁和拉里·凯兹两位教授,他们根据七十年代以来他们所教学生的职业选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发现,虽然金融行业在金钱方面有很高回报,但还是有学生选择了其它的工作。实际上,你们中有37个人选择做教师,有一个会跳探戈的人要去阿根廷的舞蹈诊疗所上班,另一个拿了数学荣誉学位的人要去学诗歌,有一个要在美国空军受训作一名飞行员,还有一个要去作一名治疗乳房癌症的医生。你们中有很多人会去学法学、学医学、读研究生。但是,根据戈丁和凯兹的记录,更多的人去了金融和咨询行业。Crimson对去年的毕业生作了调查,参加工作的人中,58% 的男生和43%的女生去了这两个行业。虽然今年的经济不景气,这个数字还是到了39%。

高薪、不可抗拒的招聘的冲击、到纽约和你的朋友一起工作的保证、承诺工作很有趣——这样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理由。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只会在其中做一到两年。其他人也都相信这是他们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份工作。但,还是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这样选择。

其实,比起回答你们的问题来,我更喜欢思考你们为什么会问。戈丁和凯兹教授的研究是不是正确的;到金融行业是不是就是“理性的选择”;你们为什么会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看似理性的选择,却会让你们许多人无法理解、觉得不尽理性,甚至有的会觉得是被迫作出的必要的选择?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这么多人呢?

我认为,你们问我生活的意义的时候,是带着指向性的——你们把它看成是高级职业选择中可见、可量度的现象,而不是一种抽象而深不可测的、形而上学的尴尬境地。所谓“生活的意义”已经被说滥了——它就像是蒙提·派森(Monty Python)电影里可笑的标题,或者说是《辛普森一家》里的那些鸡零狗碎的话题一样,已经没有任何严肃的涵义了。

让我们暂时扔掉哈佛人精明的处世能力、沉着和不可战胜的虚伪,试着来寻找一下你们问题的答案吧。

我想,你们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你们不想只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还想过得有意义。但你们又不知道这两个目标如何才能同时达到,你们不知道在一个大名鼎鼎的公司中有一份丰厚的起薪,并且前途很有保障,是不是就可以让你们自己满足。

你们为什么要焦虑?说起来,我们学校这方面也有错。从你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们,到这里,你们会成为对未来负责的精英,你们是最棒的、最聪明的,我们都要依靠你们,因为你们会改变这个世界。这些话,让你们个个都胸怀大志。你们会去做各种不平常的事情:在课外活动中,你们处处体现着服务的热情;你们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因为你们关注地球的未来;在今年的总统竞选中,你们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政治改革的热衷。

但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迷惘了,不知道这些在做职业选择时都有什么用。如果在有偿的工作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间做个选择,你们会怎么办?这二者可以兼顾吗?

你们都在不停地问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关于价值、试图调和那些潜在竞争的东西、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认识,等等。现在的你们,到了要作出选择的转换阶段。作出一个选择——或工作、或读研——都意味着失去了选择其他选项的机会。每次决定都会有舍有得——放弃一个可能的同时,你也赢得了其他可能。对于我来说,你们的问题差不多就等于是站在十字路口时的迷茫。

金融业、华尔街、“招聘”就是这个困境的标志,它带来了比职业选择更广更深的一系列问题。不管你是从医学院毕业当了全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从法学院毕业进了一家公司或者作了一名公设辩护律师,还是结束了两年的Teach for America项目,在想要不要继续教书,这些问题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困扰你们。你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知道你们所受的教育,让你们不只是为自己的舒适和满足而活,而且还要为你们周围的人而活。现在,到了你们想办法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了。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使你们焦虑——这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你们想过得幸福。你们一拥而上地去选修“成功哲学”和“幸福的科学”,想从中找到秘诀。但我们怎么样才能幸福呢?我可以提供一个不错的答案:长大。调查数据说明,越老的人——比如我这个岁数的人——比年轻的人感到更幸福。但可能你们都不愿意等。

当我听着你们说你们面前有如何的选择时,可以听出来,你们在为搞不明白成功和幸福的关系而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样的成功,不仅能带来金钱和名望,还能让人真正地幸福。你们担心工资最高的工作,不一定是最有意义、最令人满足的工作。但你们想过没,
艺术家、演员、公务员或者高中老师都是怎么过的?你们有没有思考一下,在媒体圈里该怎么生存?你们是否曾试想过,在经过不知道多少年的研究生学习、写了不知道多少篇论文之后,你们能否找到一个英语教授的工作?

所以,答案就是:只有试过了才知道。但是不管是画画、生物还是金融,如果你都不试着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生活的路还很长,总有机会尝试别的选择,但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这个。

我把这个叫作职业选择中的停车位理论,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和同学们说这些。不要因为你觉得会没有停车位,就把车停在离目的地20个街区远的地方。先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再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你可能喜欢投资银行、喜欢金融、喜欢咨询,它们可能是最适合你的。也许你和我在Kirkland碰到的一个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西海岸一家很有名的咨询公司面试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行?我讨厌坐飞机,我不喜欢住酒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的。”那就找个你喜欢的工作吧。要是你醒着的时间里,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也不会感到幸福的。

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你们要问出这个问题——问我或者问你们自己。你们选择了一条路,也就选择了一份挑战。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到达那儿。这是好事。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的错。关注你的生活,思考怎样才能把它过好、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对:这些也许是博雅教育给你最宝贵的东西。通识教育让你自觉地生活,让你在你所作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它也让你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让你从最高水平上掌握你生活的展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博雅教育让你自由。它们赋予你行动、发现价值和作出选择的能力。不要静止不动,要随时准备接受改变。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的未来在自己手中。

我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成就了。无论如何,常回家看看,和我们分享你的幸福生活。

【来源:译言   译者: shog

于国君:《想象纳博科夫》的使命

从康拉德的《在西方的眼睛下》,到纪德的《访苏归来》,西方思想家观念中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一直是一种特殊存在。对俄罗斯人来说,“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灵魂”是个同命运的至高主题联系紧密的精神概念,它既是一种普通民众的生存观,也深深扎根在俄罗斯的文化产品中。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西方说过一句有名的断言:“我们要把你们埋葬掉。”然而,50年后,他的曾孙女尼娜·赫鲁晓娃的一本书,传达出截然不同的信息:需要割弃的,恰恰是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意识中惟我独尊、超然于世的神话。在这本名为《想象纳博科夫,艺术和政治之间的俄罗斯》(Imagining Nabokov.Russia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想象之作”中,赫鲁晓娃重构了纳博科夫的流亡之旅。这段旅程造就出了一位文化大师,这位俄裔美籍作家的处世经验对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尤为重要。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做了他的“向西方的选择”——他背井离乡,流亡西方,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化抛在身后,开始了一次关键性的文学旅程,最终他到达20世纪的美国,一个开放的世界。赫鲁晓娃讨论的主题便是半个世纪前纳博科夫已经预见的当代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现实。她强调,几个世纪来俄罗斯人所独有的救世主地位这一观念早已遍及俄罗斯文化的各个方面。人们曾一度认为莫斯科是俄罗斯帝国的第三个罗马;19世纪的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写道,“你不能用心理解俄罗斯,你只能相信俄罗斯。”赫鲁晓娃说,所谓“俄罗斯伟大灵魂”的信念,不过是挡在“落后”前面的一层迷雾,一块镜子。俄罗斯人宁可沉陷在迷梦般的神话境界中,也不愿意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理性的个人主义从未在俄罗斯人中找到立足点,而诸如“命运”、“国家”等外部力量却赋予了生命的大部分意义。生活在一个诗和理想化的“幼稚的俄罗斯天堂”里,人们不愿意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

赫鲁晓娃的观点并非独创。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个哲学家团体曾就俄罗斯未来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西方派挑战斯拉夫民族传播者们所信奉的俄罗斯至上论,提出理性的个人主义更有益社会发展。然而,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思想家们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完全无法得到俄罗斯大众的响应。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实践超越了偏狭的国土边界,以他的个人生活、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为俄罗斯人做出经典性的示范。纳博科夫出身富庶家庭,革命后流落他乡,被迫依赖自己,创建出自己生命的全新意义。《想象纳博科夫》是一部文艺批评和传记、个人回忆的混合物,其中还掺杂着想象的成分,如在瑞士同作家面谈的大段对话,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书中引入了大量纳博科夫式的言论,似乎作者要让他自己说话。“这本书的形式虽然特别,但并不是主要的,我只希望通过某种手段,去触摸纳博科夫的宇宙。”

赫鲁晓娃潜心研读纳博科夫的同时,自己的经历似乎也在同这位大师的故事相互呼应。1991年,她离俄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念研究生。 “那的确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就像遇到一个并未开放的宇宙,尤其是对赫鲁晓夫家族中的一员来说。恰恰是纳博科夫帮助她逃离那种无所不在的、至高无上的俄罗斯人视界,教会她像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人物那样,掌控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命运负责。”21世纪的俄罗斯同样面临这个挑战。赫鲁晓娃的这本书便是告诉俄罗斯人,如何运用纳博科夫的技巧面对民主、资本经济和对外开放等潮流的冲击,同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合上拍子。

赫鲁晓娃目前在纽约教授国际关系学。同纳博科夫一样,她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俄罗斯人,但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人。这本书的争论焦点就在这一政治层面。她认为,俄罗斯人不需要放弃他们的俄罗斯特性,也不需要成为美国人。但他们需要放下头脑中那个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人的定式。赫鲁晓娃说:“俄罗斯是一个西方国家,但它却一直害怕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对赫鲁晓娃来说,纳博科夫是“俄罗斯文学继契诃夫后迈出的一步,代表了文学的西方化和合理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俄罗斯文学的形象一直沉迷于梦幻般诗化的世界,将自己的所有问题归咎于命运,这些形象是沉思性和受难性的。纳博科夫相反,他将作品的主人公放置于一种“正常的生活”中。他迫使自己的角色过一种常人的生活,不去用那种“伟大的精神的深度”思考生活的苦难。在《幽暗的火》和《阿达或激情》以及《普宁》等作品中,纳博科夫重新诠释了俄罗斯小说——将所模仿的作品中那种对个人不幸和公共化生活的描述,转向强调一种对个人创造“幸福”命运的观念。赫鲁晓娃对比了西方和俄罗斯文化中对待幸福的态度。“在西方,幸福不是俄罗斯文学中的那种被动的忍耐,而是一种西方式的持续毅力最终获得。幸福需要持久的奋斗,每个人都要自己动手创造幸福。”

《想象纳博科夫》去年11月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多数正面的评价,最近译为俄文出版,名字改为《在纳博科夫那里做客》。英文版同俄文译本有诸多不同。前者更接近故事叙述,俄文版本则倾向传达信息。我写下种种事实,留给读者选择是否接受它们。俄文版包括有专门的一章来辨析“忍耐”和“执着”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英文版本并没有。她解释说,美国人会认为这是一个表浅的道理,无需说明,但对俄罗斯人就不同了。译本上月由俄罗斯时代出版社出版,立刻引来评论界和读者圈的不少非难和敌意,而更多的则是困惑不解。

赫鲁晓娃的观点显然不为大众所接受。她说:“我2006年在圣彼得堡谈话时,几乎被人从台上轰下去。有人们质问说,既然选择在美国生活,你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俄罗斯?再说,俄罗斯人一直把纳博科夫看作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作家。他当然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他的逃离就是一个明证,逃离他人,逃往一个纯粹的宇宙……俄罗斯读者不喜欢我用政治的角度解析纳博科夫。”她说,在最近的一次新书推介会上,更出现了令人惶惑的场景。她被问及的第一个问题是:请您说说什么是幸福?“这是不大可能在美国发生的。有时候,你身处不幸,或麻烦缠身,但美国人的态度是:没什么,接着干就是。这并非说俄罗斯人浅薄,他们只是不需要整天24小时想着这种问题罢了。”

纳博科夫曾写道:“我为个人世界的完美的裁决者,单独为稳定和真理负有责任。”不难看出,纳博科夫拥有坚韧的个性和高度独立的头脑,不为外部力量的诸多变数所屈服。赫鲁晓娃也在书中说:“当生活本身似乎背离了你,那么,‘为你自己而活’就成了一件难事。”逃离那令人惬意的“民族信念” 的支撑转而为个人负全责,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纳博科夫和赫鲁晓娃两人都必须前往国外而求其实现。不过,赫鲁晓娃仍为俄罗斯人传统上喜爱读书和尊重作家的天性所激励。2001年,她曾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一学期,讲授纳博科夫。学生们接受她所传递的信息,了解应从另一个方面研究纳博科夫的意义。

赫鲁晓娃研究纳博科夫多年,一直在探寻其背井离乡后的思想发展及其文学反应。《想象纳博科夫》不仅对喜爱纳博科夫作品的人有益,它也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发生的戏剧性、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变化后面所潜藏的一切。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