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知识分子的责任

【作者:哈维尔||译者:黄灿然】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的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 –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 1995年)
转自:独角兽论坛思想的苇草(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8-6-4 1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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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荒唐事

“布鲁克林荒唐事”是苌苌2008年5月12日写在“思维的乐趣”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一些相关情况和他的一些主要作品。读完了拿过来放在我这儿,图个方便。苌苌另外还有一篇短文也谈到了相关的话题。

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年轻时住在巴黎,以翻译法国文学作品为生。于是,就说到他的小说受到存在主义作家的影响,这显得挺没劲的。最早看到的他的书是《纽约三部曲》,是他写于1980年代初的作品,那时的他三十出头,野心大于天,正在找寻从法国文学影响到美国文学传统的桥梁。保罗·奥斯特还是爱伦·坡的拥趸,在三部曲之一的《玻璃城》中,他创造了一个侦探小说作家奎恩,一天,他接到一个打错的电话,说找一位名字叫做“保罗·奥斯特”的侦探,他将错就错,揽上了私家侦探的活儿。随后就不断给自己设置稀奇古怪的悬念,终于将自己编制到一种不由自主的行动规程中。

有时读小说,能感到这样的差别,有的作家写下第一句话的时候,面对的是30页纸,有的面对的就是一页纸,他心里没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天马行空,今天写完这页,明天再想接下来怎么写。说得再清楚点,你会感觉他仅仅是为填满这页纸而写,这种写法,有过写作训练的人,就觉得太油,至少《纽约三部曲》给人感觉是这样。在《玻璃城》中,奎恩跟踪他的被监视人,不得头绪,就在地图上把他行走的路线勾勒下来,渐渐发觉他每天行走的路线像一个字母。一段时间下来,答案是:THE TOWER OF BABEL—— 巴、别、塔。一个作家可以无聊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因为一开始这样的印象,不免对他有偏见。也确实被奥斯特的言词弄得不胜其烦,很难全神贯注地读下去。你以为会了解到一个故事,或者至少像故事那样的东西,但通篇都是些废话,郑重其事地写:“谎言可能永远不会破灭,甚至真理也并不都是真理。”其实言之无物,没完没了。一个章节看过去,看到最后,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看进去。

然而,国内有几个很好的出版编辑推崇保罗·奥斯特,他的译作在这一年内,一本接一本地出来,潜意识中,还是一直在默默等待一本可以校正对他的印象的作品。直到不久前,看到《布鲁克林的荒唐事》,这是他很新的一部作品,写于2005年,书名很吸引人,而封面果然就是一张布鲁克林大桥的照片。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把这座大桥给彻底史诗化了。在《美国往事》中,经常出现在背景画面中的布鲁克林大桥,象征了“面条儿”的成长:当大桥还在打桩的时候(注:大桥实际建造于影片故事发生的40年前),他是个青涩少年,当大桥完工的时候,他成了黑帮领袖,当35年后大桥周围布满了高速公路的时候,只有他和大桥还是老样子。电影讲的是几个布鲁克林混混的人生,一说起来,总是记得穿着黑色大衣的伙伴们,意气风发地走在直冲云霄的布鲁克林大桥下面,也挺伤感的。所以“布鲁克林”在我的字典里更多是代表一种强调群体生活,守旧但也充满生气,脚踏实地但也充满冒险的生活风格,而不是日后,辣妹和小贝的大儿子布鲁克林(因为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怀上他而得此名),所象征的个性化狂欢。

《布鲁克林的荒唐事》的气息和拍摄于二十多年前的电影是一脉相承的。小说主人公是刚刚退休的内森,在医生下了死亡判决书后回到出生地布鲁克林生活,小说就以内森在布鲁克林的生活为核心展开,穿插讲到他的妻女,外甥,外甥的老板,书店员工,外甥女,美丽女邻居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引人入胜,如同惠特曼在诗歌《布鲁克林渡口》中写到的:“衣著普通的男男女女,在我看来,你们却如此新奇/多年以后将从此岸渡到彼岸的人,不会想到/此时的我,对于你们是怎样的关切,怎样的默念。”保罗·奥斯特是深得其要领吧,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精彩的小说,更何况是在纽约。荒唐事也多,又涉及到婚姻伦理、同性恋、邪教、文学争论,故事说荒唐也荒唐,但也合情合理,读来有趣,让我们社会的读者也有所联想和启发。

像纽约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它有一点很迷人。没人问别人为什么来,好像每个人都有点什么要藏着(小说里每个主人公的故事的确如此),多元化的大都会制造了一种亦紧张亦和谐的社会气氛,对新来者有种平等的吸引力,提供给每个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的开始,它保护着身份完全不同的人。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非凡,而这种非凡已经成为一种平凡。布鲁克林相对曼哈顿来说,又是一个生活节奏稍慢,相对悠闲的所在。外甥汤姆是消费过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是那种典型的“生活无忧便自己找罪受”的年轻人,曾经是名牌大学里才华横溢的学生,每个人都觉得他前途无量,但他的怀疑和内省精神,最终让成了悲观厌世者,强迫自己去体验“苦役”的因素,先是开出租,后来在一个旧书店打工,体重增加,丧失自信,对现实不满意,而理想的女孩出现在眼前时又不敢去碰。书店老板哈里曾经是个诈骗犯,冒险家,诈骗犯也是分境界的,他心怀救世理想,冒险家基因让他从根本上无法长久享受对安逸的生活,最后“天鹅般纵身一跃进入永恒的伟大境界”。书店的另一名店员拉弗斯,是个异装癖的HIV阳性的同性恋者,哈里把他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在拉弗斯身上有种强烈的品行,摒弃了虚荣和贪欲。而虚荣和贪欲让大多数现在社会人变得那么脆弱,以至无法抵挡这个世界的种种诱惑。闪现在内森身上的可贵之处,是他懂得包容和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虽然他自己早年的家庭生活不太如意,但在和亲人、朋友相处的一年间,感悟到人生的真谛,懂得了爱情、亲情和友谊的重要,重新理解生命的意义,以自己的行动帮助别人获得温暖和幸福。

故事发生在2000到2001年之间,背景中也提到了美国大选,伊战,恐怖分子袭击纽约等,当时,奥斯特是对美国的政治和国际问题感到失望的情况下构思这部作品的。美国人向来是乐天派,并且对自己的乐观振振有词。保罗·奥斯特援引电影导演比利·怀特的话说:“当你感到自己开心地仿佛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你应该写一出悲剧,而当你感到情绪黑暗低沉的时候,就应该写喜剧。”于是奥斯特也想,“现在我要写喜剧。我觉得人类最终还是有希望的,黑暗之中还是能看到光明。”虽然是个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作者不允许自己悲观,但无法掩饰内心的悲观。内森、汤姆和哈里试图寻找“生存旅馆”,一个内心庇护所,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可以去的地方。最后通过作者的妙笔生花,在纽约市内解决了,小说中越是“天上掉馅饼”的情节,越是衬托出现实的无奈。

保罗·奥斯特1947年生于新泽西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母亲是布鲁克林人,十几年前,他搬回到布鲁克林定居,就住在一栋典型的褐色砖石的楼房里,他的工作室在家附近的另外一套房子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脑,在那里,他进行着写作生涯后期的创作,《幻影书》、《神谕夜》,写电影《烟》的剧本。《布鲁克林荒唐事》中,他写他所熟悉的街区、邻里。有真实的街道,咖啡店,小意大利餐馆的名字。后来同样居住在纽约的译者陈安去拜访作者,奥斯特告诉他,所有人都是虚构的,但只有一个人物例外,就是“美丽的完美母亲”。他在布鲁克林街头多次看到她陪两个孩子等校车,在校车来到之前,他们坐在楼前台阶上,她常用双臂一左一右地搂着孩子们的腰,最触动人的是她搂抱和抚摸孩子的姿态,绝对自如,完全沉浸于那个现在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时刻,他从未见过表达得如此深长而朴素的母爱,这令他难以忘怀。看完小说,很同意美国一个书评人的说法:“如果你从未读过保罗·奥斯特的作品,《布鲁克林的荒唐事》是最好的开始。”接下来想找时间,把他其它已翻译出版的作品《幻影书》、《神谕夜》等,重新找出来看一下。

“我们究竟是谁?”

“我们究竟是谁?”By [ 叶滢 ]

帕慕克在5月2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我们究竟是谁》中谈到了土耳其人的“耻辱”与“自豪”:

我看到耻辱反映在对我的小说的接受中,以及对我与西方之间关系的认知上。在土耳其,当我们讨论东方-西方问题,当我们谈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我们谈论我们国家与欧洲之间含糊其辞的关系,耻辱总会悄悄潜入。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时,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会显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自豪、愤怒以及挫败感。我来自一个正在试图敲门加入欧洲的国家,我太清楚那些虚弱的情感常常会轻易地燃烧成为无法抑制的火焰。我今天努力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耻辱看做低语的秘密,就像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所倾听到的那样。正是在分享秘密的耻辱之中,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解放。这就是小说艺术所教导我们的。

这一对徘徊在东方-西方关系中的非理性的幽灵现在一样在中国游荡吧。

《雪》是被遗忘的边陲小镇的挽歌,还是在现代主义的阴影下,充满内在矛盾的民族寓言,或者是一个奄奄一息的诗人的寻找幸福的最后挣扎,无论怎样,它重重包围了在灯下阅读时的我,而我也与他在中国演讲时的另一段话相遇:

我们都了解阅读小说的乐趣,我们都了解走在通向他人世界之路上的兴奋感,我们全心全意地沉浸在那个世界,并希望改变它。我们知道,我们所阅读的,既是作者想象的产品,同时也是他带领我们进入的实际世界。小说既不是全然虚构的,也不是全然真实的。阅读小说,既是与作者的想象相遇,也是与我们通常仅以烦躁的好奇划过其表象的真实世界的相遇。当我们安静地呆在角落里,静卧于床,平躺在沙发上,手拿一本小说进行阅读时,我们的想象就在小说的世界和我们仍然生活的现实世界之间穿梭往来。我们手中的小说,可能会将我们带到我们从未到访过、从未看到过、也从来不知晓的世界里去。或者,它会把我们带到人物内心的隐密深处,这些人物看起来与我们所熟知的人是如此地相像。

我提醒大家注意每一种可能性。有时候,我试图设想,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读者隐藏在某个角落里,拿着小说蜷缩在扶椅上;我试图想象他们日常生活的地图。然后,在我眼前,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读者就会出现,他们出现在城市街道的远近各处。阅读小说的时候,他们梦想着作者的梦想,想象着作者所描写的人物,观看着作者所生活的世界。这些读者同作者一样,也在试图想象“他人”,他们也开始把自己放入彼此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体会到我们心中的屈辱、怜悯、忍耐、同情以及激动,因为伟大的文学并不对我们的判断力说话,而是对我们把自己放入“他人”境地的能力说话。

《雪》中的小城卡尔斯几乎是一个在世界地图上难以寻找到的小镇,如同中国的伊宁或者林芝,在误解、戒备和冲突到来时,谁能如帕慕克所说:

当我们想到美国南方时,便无法不想到福克纳小说中所描写的黑人。如果那些黑人的形象不可靠的话,他的作品就不会流传至今。一个希望为所有德国人写作的德国小说家,如果他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土耳其人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不安,他的作品就是有欠缺的。同样,一个土耳其小说家,如果他不能想象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如果他忽视了他的国家里那些未被言说的历史中的黑点,在我看来,他的创作也是浅薄的。

如果诺贝尔先生爱上布克小姐【慷慨/文】


  奥尔罕·帕慕克此番访华,有位低调至极却又十分引人注目的随行女士——2006年布克奖得主、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两人之间的关系至今未得到

确证,帕慕克本人回避所有相关话题,而德赛女士干脆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我们不想八卦,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文学事件。我们谈论“如果”——如果诺贝尔先生爱上布克小姐,他们理当首先得到中国读者的祝福。

没有不可能。土耳其和印度并不遥远——如果有两个相隔仅仅48小时的大奖,和一个小小的纽约校园。

2006年10月10日晚,德赛女士在伦敦捧得布克奖。两天后的半夜,帕慕克在纽约被手机铃声叫醒,在大西洋的另一头,瑞典学院的秘书通知他已成为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时的德赛,除了作家身份,还是女大学生,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写作,而帕慕克在获奖一周后,即被哥大艺术学院委以正式教职(此前,1985到1988年,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在此驻校),讲的正是写作。

于是,诺贝尔先生成了布克小姐的老师。一个在讲台上,另一个坐在听众们中间。其情形,也许正如5月22日,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时的状态。他坐在台上妙语连珠,她坐在台下——就在我前面一排,微笑着听讲,不时举起手中的袖珍相机,对着老师咔嚓两声。

再过9天,帕慕克将迎来56岁大寿,德赛女士尚不满37。他功成名就,她一书成名,没有阶级差距,或许也趣味相投:每被问及最喜爱的作家,帕慕克总是不忘提及博尔赫斯,而在德赛女士的布克奖获奖小说《失落》的卷首,亦引有博尔赫斯诗作一首。显然,他喜爱博尔赫斯婉转的迷宫,她爱的是博尔赫斯瑰丽的想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身份所系和时代所托,他们两人的作品均不可避免地触及到相似的重大主题: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尽管表现的方式截然不同。

30岁之前,帕慕克一直与母亲同住,直到1982年与历史学者艾琳·涂尔甘成婚,才搬出单独开伙。夫妇俩于1991年生女儿Rüya——土耳其语的意思是“梦”,沈志兴中译本妙译为“如梦”。2001年,帕慕克与艾琳离婚。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5月28日】

奥尔罕•帕慕克:幸福的困境【慷慨/文】


奥尔罕·帕慕克  摄影:康慨

身处两难困境,生存在不东不西,不土不洋的夹缝地带,被催逼,被呵斥,被推搡;现代要把你拉走,传统却拽住你不放;政治驱赶着你,时刻提醒你注意后颈的冷枪,艺术却让你忘记脚下,只看向高远的地方;还有冷冰冰的宗教世界,以及五彩的世俗生活,各自在你身上,展现着针锋相对的力量。

谁会喜欢这种困境呢?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文学的代言人、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几天前在北京告诉读书报记者:“这种两难的境遇构成了我的故事,它是我幸福的源泉。”

为灾难而感到内疚

帕慕克初抵中国的首日,正是中国人民为四川大地震遇难者设立的全国哀悼日第三天。他深知地震带给人民心灵的巨大冲击,在访华行程中,他多次谈到地震,不仅表示了痛惜之情和慰问之意,亦回忆起1999年土耳其地震期间他自己的特殊感受:“我知道地震意味着什么,知道人民有多难过,国家有多么悲痛。”

1999年8月17日的土耳其地震,夺去了三万人的生命。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所住的小岛,距离震中仅有25英里,第一次震动持续了45秒,却带给他内心更为长久而深刻的震撼。他先后写下两篇关于地震的文章,皆收入即将出版中文版随笔集《别样的色彩》中。

“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人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帕慕克写道,“它摧毁了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这种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

几天后,他渡过海湾,到了对面受到强烈破坏的震区:“我们一个一个房间地徘徊,目瞪口呆地望着其中暴露的一切,这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面对恶魔的杰作,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一条街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

5月22日,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表演讲之后,帕慕克反复提及了自己在地震之后的“内疚”感受。在书中他也是这样写的:面对灾难,作为他这样的活着的人,那种“自我保护的愿望”十足令人难堪:“虽然人们很少说起,但它有时能从很多人眼中看出。我把它称作是一种羞耻感,一种夹杂着些许内疚与自责的羞耻感。”地震后,他几乎断绝了与一切人的来往,“就像一个刚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诺贝尔奖金绝非退休金”

今年2月,中华读书报曾刊出长文《保卫奥尔罕·帕慕克》,提及他所面临的三重威胁:因为公开评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事件而被控“侮辱土耳其国格”的未完结的法律诉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针对他的暗杀计划,以及某些评论家至今就他因“政治原因”才获得诺贝尔奖垂青的喋喋不休。那么,面对这些威胁,他怎样保护自己?对读书报记者的这个问题,帕慕克再三强调要拿作品说话。在来中国之前,“我刚刚写完了一部600页的小说。”他说。他指的应该是那本传闻已久的《清白博物馆》。“我很高兴能借此向世界证明,诺贝尔奖金绝非退休金。”他志得意满地说道,“我的书已被译成了56种语言,我的书也会流传下去。”

帕慕克作品的中译者沈志兴对读书报记者谈及自己对这位大作家的感受。“性情中人。”沈先生说,“喜怒形于色,但也不乏幽默。”

有位记者同行向我描述了“老帕”在北京期间因一位摄影师干扰而动怒的场面。但帕慕克给我留下的印象,好过此前人们对他不苟言笑、书呆子,以及缺乏幽默感的描述。他的个头比我想像中更高,一头栗色头发也几乎完全灰白。

2007年,帕慕克曾告诉朋友:“因为我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惧,我不得不与保镖一起旅行。时刻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但是,此番他来华访问,始终未见保镖踪影。他笑着说:“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

风光东亚行

帕慕克这一趟旅程着实不短,几乎可称“东亚一月游”。他先去了韩国,继而日本,然后中国。所到之处,则是大量的演讲、座谈、签售和游历——他喜欢美术,乐于拜访中、日、韩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还要接受无尽的采访。

不久前,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公开抱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简直是个“大祸害”,弄得她根本没法写作,而把无尽的时间用于应付拍照和接受采访。帕慕克倒没这么极端。在韩国接受当地《中央日报》的采访,他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的回答如下:“我跟人们开玩笑说,诺贝尔奖如何扩展了我的银行账号和电子邮件的账号。别看有作家抱怨,但我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我刚写完了一本600页的书。我比得奖前更努力工作。我在一个相对年轻的年龄得到了诺贝尔奖。”

是啊,现在他还不到56岁,而莱辛女士已经88岁了。

他在韩国赞美汉城的高楼,在日本向谷崎润一郎致敬,到了中国,则反复提及《红楼梦》和鲁迅,但也仅仅是提及而已。

日本文学界请出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他对谈。5月17日,帕慕克和大江健三郎一同来到名古屋的同朋大学,参加名为“21世纪的创造”的文学论坛。在此,帕慕克特别讲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谷崎润一郎,并称后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而陀氏和谷崎均在年轻时吸收了西方文化,但各自以不同方式批判了西方。

文学全球化

帕慕克在北京表示,小说艺术本是欧洲的发明,现在则用于全世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把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注入其中。在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以前至少一百年,文学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全球化。

现在,文学的全球化又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行遍世界,让帕慕克这样一个五年前还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土耳其人成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土耳其作家。来自世纪文景公司的数据显示,仅其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一部,便在中国销出了30万册。他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包括小说和非小说,都已经或即将出版中译本。在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帕慕克受欢迎的程度令人惊奇不已。

5月17日,在名古屋,大江当面赞扬了帕慕克“精细而微妙地处理政治主题”的能力。但帕慕克5月22日在中国社科院谈及这一话题时说,“与许多人认为的不同,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像,来自他将自己想像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使得他能够去探索从未被言说的人类现实——这使他成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的代言人,他们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这是小说家的独特能力所在,或许也因此成为他们的天然职责。

这篇名为《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的演讲,本是2005年秋他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在法兰克福的致辞,在中国虽是一稿两读,但仍不减其启迪意义。他谈到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指出其心理根源在于“一种非常深刻而又混乱的情感”,即“耻辱”。

“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他说,“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

他深刻地理解了这种复杂而又深藏的集体潜意识。这也是他作品灵感的源泉,以及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广受称道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德国书业和平奖在授奖辞中对他的赞扬:“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探究西方在东方,以及东方在西方所留下的历史足迹。”

“事实上,我反对区分东西方。我很高兴能同时属于两个世界,”5月21日,帕慕克在北京宣称,“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批评我不属于土耳其的传统,而是个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但我是土耳其人。我是东方与西方幸福的结合体,只有政客才会把单一的身份加在土耳其人身上。我们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读者现在高兴地看到,帕慕克所面临的三大威胁如今已大为缓解。一个月前,土耳其议会经过彻夜辩论,通过了支持政府修改刑法301条款的决议,该条款正是帕慕克等多位土耳其作家因侮辱国格而被告上法庭的重要依据;一个密谋行刺帕慕克等人的右翼黑帮也在今年3月被土耳其警方破获;至于评论家的质疑,正如帕慕克本人对读书报所说,他已经用更努力的工作,和一本600页的新书做出了回答。

帕慕克作品中文版

《我的名字叫红》(2006,沈志兴译)
《白色城堡》(2006,沈志兴译)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7,何佩桦译)
《雪》(2007,沈志兴、张磊、彭俊、丁慧君译)
《黑书》(2007,李佳姗译)
《新人生》(2007,蔡鹃如译)
《寂静的房子》(2008,沈志兴、彭俊译)
《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即出)
《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即出)

以上作品均由世纪文景公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