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中国的文学致力于恢复“文革”期间所摧毁的文学的真实性品质。在文学理念和表达手段上，基本上是对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文学的沿袭。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另一些文类的写作则被忽略，比如以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事实上，科幻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先声。如果说，所谓“新时期文学”乃是企图在新的社会政治语境下重建“现代性想象”的话，那么，科幻小说则为这种“现代性想象”提供了最为直接和最为清晰的摹本。科幻小说是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体现，或者说，是一种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的乌托邦叙事。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是国家现代性想象的一部分的重要构成。从它对现代化的未来的无限憧憬，可以看出人们对现实的疏离和超越的欲望，以及对未来世界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这也正是国家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迫切的现实欲求。科技的现代化，是“文革”后国家新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之一。在文化尚不够开放的背景下，最早的引进的美国电视节目之一，即是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下来的人》，一部典型的科幻影视作品。

　　尽管在文学的等级金字塔中，科幻小说一直居于较为低等的层级，但它的读者并不比其他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来得少。在19世纪欧洲，科幻小说是最盛行的通俗文学两大类型之一（另一种是侦探小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和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逊，是这一领域里的最杰出的代表。科幻小说的诞生，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文学的现实性的一面，不得不面对现代科技极度膨胀的现实，而文学的幻想性的一面，则往往由未来科技使之变为现实。

　　科学最初脱胎与炼金术、占星术等神秘妄想，虽然它总是以理性的面目出现，但其核心部分，却包含着人类意识中的狂想成分。正如浪漫主义时代对异域情调的迷恋一样，对科技进步的想象，是现代社会文化狂想的一部分。现代科技文化的扩张性品格，对未知领域的想象性的占有，表达了人类理性的自我膨胀的一面。科幻文学则是对这一状况的夸张的或反讽性的表达。

　　不过，当时中国的科幻作品，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十万个为什么》以及苏联的科普读物的模仿。鉴于现代科技知识的贫乏和文学表达力的不足，中国科幻小说的起步阶段的作品大多显得较为浅陋单调，小灵通一类的科幻人物，很快就被国外科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铁臂阿童木、变形金刚等）所取代。1970年代末，一部著名的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因其对科学想象的幼稚，在日后遭到人们的嘲笑。一些被认为是未来的科技，实际上在科技发达的国家已经成为现实。这些作品更接近与科普性的作品，而不是科幻文学。文学性在这里只不过是科普知识传播流程中的一种华丽包装，一旦剥去包装，其内部的单调和枯燥便暴露无遗，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狂想本性则荡然无存。

　　19世纪的科学乐观主义，强化了科技理性在人类精神中的垄断性的地位，科幻小说也强化了科技对人类未来生活的美好承诺。但科幻文学也像科技本身一样，包含着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科学理性与文学幻想之间的矛盾，科学的求真性与文学的虚构美感之间的矛盾。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则借一位科学家的人格分裂，来表达人性中的善与恶的冲突，批判了科技理性的内在矛盾：理智和技能的合理发展与人性中无限膨胀的支配欲。

　　因而，现代科幻文学在表达对科学的狂想和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总是包含着对科技理性的无限膨胀的“霸权”地位的反思和批判。高度发达的未来科技，是人类智能无限潜能的实现和肯定，但以科技为主宰的未来乌托邦幻象，映照出来的往往是人类精神深层的疯狂和邪恶。评论家H·戈尔德写道：“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科幻小说那样尖锐地揭示人们的理想、希望、恐惧以及对时代的内心压抑和紧张感。”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乔治·奥威尔、阿道斯·赫胥黎等人的“反乌托邦”小说中。现代电影（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也经常表达这一批判性的主题。

　　不过，在叶永烈等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中，恐惧、压抑和紧张感等科技负面经验并不存在，乐观的现代性呼应着1980年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想象。未来的科技被想象为快乐和幸福生活的技术保证，建立在科技基础之上的未来世界，是一个人类渴望拥抱的乌托邦。《小灵通漫游未来》以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描绘了一幅发达大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图景，小主人公“小灵通”的愉快旅程，赋予未来世界以明丽、轻快的风格，这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沉重、滞涩的色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与前现代社会以及1950年代“大跃进”式的空想乌托邦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之上的乌托邦，并且，根据科学的逻辑，它的实现并非梦想。在这个几乎触手可及的未来世界，社会形态及生活方式均依据科技进步的逻辑而被设计，任何技术和日常生活的难题，在科学面前都将迎刃而解。事实上确实如此。科学幻想不过是现实欲望的一种预支，幻想中的科技未来总是迅速被现实追上。

　　由政治乌托邦到科技乌托邦，科幻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形态进程中，迈进了小小的一步。这一小步是务实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叶永烈式的科技现代化幻想基本上已变成了现实。毫无疑问，务实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部分。但科学精神中的梦幻和狂想的部分，在这里却显得那么的苍白。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对立面——对科技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则尤为稀薄。批判精神的缺席，不仅是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更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化的根本病症。今天，我们在享用近三十年来科技进步的美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涩的果实——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失衡，未能真正有效地被遏制。正反两面的乌托邦，正在同时来临。

作者简介：杰恩·帕里尼（Jay Parini），小说家，诗人，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英语教授。新著《诗歌为什么重要？》二00八年四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许多人来说，诗歌无关紧要。他们很少求助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弗罗斯特，照样可以做从前做的事。当诗歌遭遇比如音乐影碟、卫星电视这样更吸引人的竞争者时，当欣赏诗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相当程度的分析能力以及对诗歌传统的知识等要求时，人们不由得担心诗歌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能存活。

　　十九世纪时，司各特、拜伦、朗费罗等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他们的作品是畅销书，他们是公认的文化英雄。不过当时读者没有多少选择。认为诗歌受到大众的喜欢的观点或许是错误的。诗歌的叙述为人们带来快乐、催人奋进，表达了人们的内心感受。民歌和歌谣同样得到人们的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音乐和诗歌是携手而行的。

　　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些毛病。诗歌变得“难懂了”。也就是说，诗人开始表达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和残酷分裂。庞德、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艾略特、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华莱士·斯蒂文森（Wallace Stevens）等人的诗歌对读者要求很高，里面包括众多文化指涉，其中的话题甚至在一九ΟΟ年代初期都是很少人知道的。比如，要轻松地阅读庞德和艾略特，读者需要有希腊和拉丁语诗歌的知识，那种学术水平对于过去受过教育的读者来说是很平常的，因为当时古典文学的学习是任何中产阶级教育的基石。但是对于二十世纪的多数读者来说，就未必如此了，到了今天，教育已经越来越民主化，对于经典的学习已经降级到少数热心人士。高度现代性的权威诗人的诗歌需要大量的注释。

　　但是诗歌能够给读者的生活带来变化。就我自己来说，我阅读和创作诗歌至少四十年了。每天早上起来新的一天的开始就是在早餐桌上打开的诗集，读一两首诗歌。我思考诗歌，常常在日记里做注释。读诗贯穿在我的生活中，给我的步伐添加亮色，创造感觉上的阴凉，而这些在读诗前是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时候，我记得某些诗行，甚至整首诗整天都在我的头脑中流动，就好像歌曲的片断。我坚信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它的音乐，没有它的深刻智慧的话，我的生活肯定时非常可怜的。

　　人们倾向于忘记诗歌是智慧。最近我在摩洛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给我提及先知穆罕默德在他的格言集《哈迪斯圣经》（the Hadith）中也这样说。但是他也告诉我《古兰经》还教导我们诗人是危险人物，体面的人应该远离诗歌。这让我想起柏拉图，他希望在理想国里限制所有诗人的存在，因为他认为诗人是撒谎者。在柏拉图看来，现实是深刻、完美的思想世界。物质世界代表了那个理想的反映，虽然总是不完美的。因此，对于大自然的艺术表现总是对理想的偏离，是让人怀疑的。

　　但是柏拉图对于诗人还有其他的担心。在《理想国》中，他抱怨说他们倾向于用无益的方式煽动读者的感情。他们挑动读者的“欲望、愤怒、以及其他感情，渴望、痛苦、欢乐等。”他说“诗歌不是让感情干涸，而是给感情添加燃料和营养”，而只有“上帝的赞美诗和著名人物的称赞”才值得读者阅读。法律和理性要好多了。

　　尽管柏拉图没有完全贬低诗歌艺术，但他对这个行当充满怀疑，从此后诗人很少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感到舒服和自在。甚至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柯勒律治、济慈、雪莱、华兹华斯等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并不十分受人尊重。最近的诗人比如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嘲笑他们的国家。诗人身上有桀骜不驯的天性，并不是社会餐桌上招人喜欢的客人。

　　老师和教授长期以来认为诗歌是课程非常有用的组成部分，诗歌成为文化的核心，最后领地之一就是课堂上。在一定程度上，诗人被学术村落“驯化了”，被迎接到小树林。弗罗斯特是第一个在校园受到热烈欢迎的诗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教书，也曾在其他地方短期任教。最后几十年他在全国各地巡回出现，在大学里朗诵诗歌或者做报告。他坚信诗歌是在重要的方式上影响人们心灵的手段。

　　弗罗斯特在他最好的文章之一“诗歌教育”中说，了解诗歌运作过程是训练智慧必须的过程。他甚至建议除非你能熟练地使用比喻，否则就不是安全的。因为你不能舒服地接受比喻的价值，“你不知道你可以期待乘坐它飞多远，不知道什么时间它会把你摔下来。”这是非常大的主张。

　　诗人确实提出大主张，而且往往有点夸张。在“为诗歌辩护”中，雪莱的名言是“诗人是世界上没有被确认的立法者”。我更喜欢后来的诗人乔治·奥朋（George Oppen）做的修改，他说“诗人是没有被确认的世界上的立法者。”

　　我并不特别希望诗人制订法律或者统治世界。在多数情况下，在这些公共领域他们的表现很糟糕。诗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人都生活其中的智慧和感情的内在世界。诗歌支持这个内在的世界。1942年世界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斯蒂文森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回顾了二十世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变得“如此暴烈”的事实，他简洁地把诗歌定义为“从内部出现的暴力，用来保护我们免于外来的暴力。它是对抗现实压力的想象力，从最终的分析来说，它似乎和我们的自我保护有关，毫无疑问，诗歌表达文字的声音帮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

　　现实的压力确实是巨大的，但是诗歌提供了一种抗压力，把试图吞没和消除个人的外部力量推回去。诗人以从前没有被确认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声音。当我们阅读诗歌的时候，我们在倾听静静的小小的诗歌声音，这个声音和庞大的文化喧闹和社会的爆炸声形成强烈对比。

　　我总是向学生把诗歌定义为足够描述经验的语言，描述包括内部的河谷、高峰、广阔的平原在内的充分经验。它表达微小的思想声音，描述苏格兰诗人和学者阿拉斯塔尔雷德（Alastair Reid）在一首可爱的诗歌中称为“零星的迹象、征兆的瞬间”的东西。人们不指望诗歌能改变世界。奥登（Auden）在写济慈挽歌的时候写到“诗歌不能造就任何事情。”它不能改变股票价格走向，不能劝说独裁者下台，也不能总是把群众送上街头抗议战争或者呼吁经济正义。它以静悄悄的方式起作用，改变读者的内在空间，在他们的思想上增添一些精细深刻，为他们把世界弄得复杂一些。

　　语言让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存在。我们有神奇的能力用文字表达手势、做出声明和请求、表达感情、论证观点、得出结论。诗歌语言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精确和具体，把我们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近的地方去。在《自然》中，爱默生认为文字的物质性把我们指向一个可以称为“精神的”方向。他提出了值得考虑的三个原则：

　　“文字是自然事实的符号。”

　　“具体的自然事实是具体的精神事实的象征。”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

　　这些命题形成了某种追求形而上学运动的平台，仔细研究自然以发现

作者简介：拉塞尔·雅各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新著有《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本文翻译：吴万伟】

　　为什么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从各自的学科中被赶出去了？

　　心理系不讲弗洛伊德，经济学系不讲马克思，哲学系不讲黑格尔，这到底怎么啦？相反，这些西方思想的大师却出现在远离自身学科的地方。如今，弗洛伊德出现在文学系，马克思出现在电影系，黑格尔出现在德语系。他们是移民还是被驱逐出去了呢？或许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自身领域现在不景气，或许这些学科开始推崇科学性，把不合规矩的思想家剔除了，或许它们不过是通过抛弃过去来取得进步。

　　在三个随意挑选的大学里进行的根本不科学的调查证实了这种放逐。对堪萨斯大学哲学课程的搜索发现黑格尔被一门十九世纪概论课提到一次；马克思被讨论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学课程里引用过一次；弗洛伊德在心理学课程中的根本就没有被提到。在亚利桑纳大学，黑格尔再次出现在十九世纪哲学概论课；马克思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像往常一样，弗洛伊德消失了。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黑格尔没有出现在哲学课程中，马克思没有出现在经济学课程中，弗洛伊德被心理学忽略了。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突出显示有根据的评论和学术智慧之间的分裂了。如果请一个受到教育的人列举心理学、哲学、经济学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杰出思想家的名字，弗洛伊德、黑格尔、马克思肯定榜上有名。但是他们却都从本学科中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单一的观点很难解释跨越几个领域的一些思想家的命运，但是，笼统的趋势能够指导不同的学科。首先，支配当今学术界的冷酷的反历史或者非历史视角鼓励人们把过去的天才束之高阁，这种心态肯定影响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协会关于专业本科生“学习目标”的特别工作组赞同讲授心理学历史，但是把这个学科降级到选修的等同于“群体动力学”的附属学科。专家顾问说“我们不鼓吹在本科课程中包括心理学史和群体动力学在内分开讲授的课程，由各自院系的智慧来决定学生们学习相关技能和角度的自由空间。”院系的智慧显然把弗洛伊德当作过时的人物而抛弃了。美国心理分析协会的“一百五十名最好的大学的本科课程中关于心理分析思想的讲授”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弗洛伊德观点在心理学系外繁荣昌盛。

　　同样的非历史指令在经济学系和哲学系同样得到有效贯彻，虽然可能程度上稍微逊色一些。笼统的概括再次只能在有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做出，但经济学系像心理学系一样，倾向于强烈的关注现在。他们的基本伙食包括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博弈理论、统计学等。当然，院系常常提供考察从希腊到现在的经济思想的经济思想史课程。但是在这个穿越历史的走马观花中，马克思不过是个模糊的影子。比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在经济理论史课程中学习马克思的时间只有一周。一个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估计在美国两千多个经济系中，只有四个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讲德国革命。在一九三六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开设了关于马克思的讨论课，现在这样的讨论课也没有了。

　　和经济学相比，哲学更看重历史研究，通常都开设关于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思想家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往往在十八世纪的康德时终止，然后再从二十世纪讲起。关于黑格尔（以及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让人讨厌的十九世纪被刻意忽略或者掩盖过去。哲学系课程目录上可能列举了黑格尔课程，但是很少开。主要大学的哲学系很少讲授黑格尔或者黑格尔思想。

　　至少在一个方面，哲学系站在与心理学系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在很多大学，哲学系往往是比较小的系，心理学系往往是最大的系。但是像心理学系一样，哲学系同样排斥那些和主流观念对立的思想家。像理查德·罗蒂这样的严厉批评家因为对其狭隘性感到沮丧愤而离开哲学系来到比较文学系，还有大批教授离开哲学系到其他学科，让哲学本身成为思想上干瘪和枯萎。

　　这是研究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者约翰·麦克卡伯（John McCumber）的观点，他本人也从哲学系离开到了德语系。他的书《阴沟时代：美国哲学和麦卡锡时代》(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激烈抨击当今美国哲学界以及它们逃离历史的行为。比如，他注意到一九八七年里程碑意义的文集《作为批评的女权主义》出版十年后，从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到艾利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的所有投稿者没有一个仍然在哲学系任教。麦克卡伯注意到迫使或者诱惑比如罗蒂和玛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大家离开哲学系的压力同样施加给那些远离公众关注目光的教授们。比如，他指控说高级编辑摈弃同行评审，就好像是自家庄园一样来经营主要的哲学刊物。个别大牌教授挑选能够出现在学科年度会议上的文章。专制主义和任人唯亲把标新立异者全部驱逐出去了。

　　对于学科拉拉队长们来说，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没有黑格尔的哲学证明了思想的进步。从前这些模糊不清的思想家让位给新的科学研究者。但是付出了什么代价呢？过去的改革者都表现出对历史的忠诚。黑格尔说“通过历史我们才成为我们自己”；对弗洛伊德来说，虽然存在生物学决定论的问题，但他相信人必须掌握过去才能掌握现在。如今，我们缺乏耐心来深入挖掘，我们没有耐心阐明历史对于发现的隐含意义。我们想一下子找到特效药品或者准确的基因。心理学蜕变为生物学，在一定程度上化学不平衡造成了情绪低落或者一种基因产生了肥胖，通过药物或者手术来恢复健康的努力被看作无可厚非。但是个人的历史可能在这些问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成功地把影响等同于起因，作为实际的措施，这个途径或许是可以被辩护的，但它回避了深入探索。

　　逃离历史同样体现在经济学和哲学上。经济学看着越来越像数学了，其中历史彻底消失了。有时候它甚至看着像生物心理学。《美国经济学评论》最近一期上包括了几篇文章，题目中有诸如“经济学决策的神经科学基础”、“经济行为的认知神经科学基础”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问题的历史渊源的话，我们真的能弄清今天的经济学问题吗？哲学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它主要集中在语言分析和攻击逻辑的做法把十九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作为晦涩难懂的劳什子给抛弃了。擦亮哲学的眼镜片是徒劳的，如果你很少用眼睛观察的话。

　　毫无疑问，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进步，但是如果不了解历史能够有进展吗？如果没有历史的指引，学者很可能像旅游者一样兜圈子。而且，就应该如此冷酷和机械地抛弃过去的大师吗？文化不像汽车，能够在破旧失修的时候扔到垃圾堆里。我看不出如果我们把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关于战争的交锋、马克思描述的“商品的便宜价格”摧毁国家边界、或者黑格尔的主奴关
系的观点等扔到垃圾堆里，我们还能得到教育或者教育他人。那些观点应该被讨论，而不是回避，应该被讲授，而不是抛弃。

　　当然，其他领域接受了心理学、哲学、经济学抛弃了的思想家。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问题。不是按照人家自己的术语对待这些难缠的思想家，这些新学科把他们切成碎片。弗洛伊德成为文本阐释者，黑格尔成为艺术哲学家，马克思成为电影理论家。这让他们免遭遗忘的命运，但是却付出了被归化的代价。弗洛伊德不再挖掘文明及其不满，而是满足于拆解文字游戏。黑格尔不再探索自由的辩证法，而是以美自慰。马克思不再提出资本运行的提纲，而是在解构观众。

　　因为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太晦涩难解或者太过时而被赶出自身的领域，屈服于学术界的翻新改造。他们在教育的超市里获得了新生，不过成了华而不实的思想家。

　　（译自：“Gone, and Being Forgotten”by Russell Jacoby）

因为看BJOG，再加上一些别的事情，所以直到现在8月快结束了，才说7月的事情：

1. 7月13日《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介绍了Ma Jian的新书《肉土》。我也搞不清会不会敏感，所以不多说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这里

2. 此前我介绍过，下一任的美国桂冠诗人已经选出，她就是凯·瑞安。详情见这里。

3. 下面是两则有关爱尔兰伟大诗人叶芝的视频资料。一则是关于叶芝如何创作他的诗歌《驶往拜占庭》；另一则是关于叶芝的社会生活的。有兴趣的，可以点击下面的两个链接观看：

• 是什么激发了叶芝的诗歌创作；
• 公众人物：叶芝

4. 来自佛罗里达里士堡的69岁白须男子汤姆·格里扎德7月19日战胜了其他141位选手，在佛州西礁岛举办的海明威模仿秀中夺冠。
7月21日是海明威诞辰109周年，当地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海明威于20世纪30年代长居西礁多年，在此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乞力马扎罗的雪》和《有的与没有的》等多部名篇。【这条消息来自中华读书报王胡的报道】

5. 美国文坛上弄虚作假事情也不少。去年李·以色列（Lee Israel）女士出版了一本颇受批评界推崇的书，书名是《努埃尔·考沃德书信集》（The Letters of Noël Coward）。现在，她承认编造了其中的许多细节。

6. 从事亨利·詹姆斯研究，或者威廉·詹姆斯研究的学者们有得可做了。有一位叫做保罗·费舍尔（Paul Fisher）的传记作家最近推出了他的传记新作，《智慧之家》（HOUSE OF WITS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the James Family）。这部传记详细描述了詹姆斯家庭的方方面面，也披露了不少原本不为公众所知的内幕。堪称詹姆斯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大成果。这面这位是这部传记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