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米·巴巴——对于从事外国文学/文化研究的人以及外国文学的学习者们来说，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哈佛大学教授，霍米·巴巴在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这里，他着重讲述了写作的权力和责任这个主题。演讲时间较长。不知道你有没有耐心听完？听完了，你要是还愿意提问的话，那就更了不起了……

听吧：

这是T·S·艾略特自己朗读他的长诗《荒原》中的第一个诗章的录音。听诗人自己的朗读，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他的所谓“英雄”，是这样一些人物，近现代的，有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意大利诗人邓南遮，还有，英国的托玛斯·哈代……他的理由：“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对于这些英雄，他不仅阅读、翻译他们的作品，而且，“在我有力量爬的时候，总不教放过一个‘登高’的机会。”他想亲炙他们，“多瞻仰几个英雄。”这种向往，促成了他与英国大作家托玛斯·哈代的一次会面。

　　哈代虽然被公认为英国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还乡》、《无名的裘德》，尤其代表作《苔丝》，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在早期，以及后期，他的诗作，却出色地表现出他“真纯的人生哲学”。正是这些诗作，最早吸引了中国诗人徐志摩，使他终身，都将哈代当作“属于任何时代”的“英雄”崇拜着。

一

　　在徐志摩的翻译诗作过程中，数量最多的，似乎就是哈代了，达到了数十首。时间，最早发表出的，是在1923年。当年11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刊出了徐志摩翻译的两首哈代的诗作。1924年，他又先后翻译发表了四首哈代诗作。1925年3月的《语丝》杂志，又刊出他翻译的哈代诗作《在一家饭店》；1926年5月20日《晨报副刊·诗镌》中，刊出了《厌世的哈提（即哈代）》一文。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徐志摩一口气翻译出四首哈代诗作。至此，有关翻译的介绍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因为随后不久的当年夏天，徐志摩就奔赴欧洲，在英国学者、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教授狄更生的介绍下，见到了他心仪的“英雄”——托玛斯·哈代。

　　在未见到哈代本人之前，徐志摩曾经根据一些文章的描述和一点想象，为哈代画了一张像：“如其你早几年，也许就是现在，到多切斯特的乡下，你或许碰到‘裘德’的作者，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穿着短裤便服，精神飒爽的，短短的脸面，短短的下颌，在街道上闲暇的走着，招呼着，答话着，你如其过去问他卫撒克士小说里的名胜，他就欣欣地从详指点讲解；回头他一扬手，已经跳上了他的自行车，按着车铃，向人丛里去了。”是一个欣悦的快活形象。然而，这毕竟是想象，真实的哈代——这位文坛“英雄”，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

　　为怕打扰，哈代在多切斯特郊区建立了一所名为马克斯门的住宅。一般情况，他是不见客的。所以，在此之前，徐志摩便请剑桥大学狄更生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徐志摩是哈代诗歌的中文译者，希望能够与你见面云云。当时，狄更生教授还对徐说：老头（指哈代）精神真好，小心他带你到多切斯特树林里去走路，他就好像没有疲乏的时候。狄更生与哈代是朋友，他大约“享受”过与哈代走路的疲乏待遇。

二

　　1926年7月的一天，天气格外得好。带上狄更生教授的介绍函，徐志摩从伦敦出发，前往多切斯特。下午三点多抵达。出站后，因为天气好，徐志摩没有打车，只打听去马克斯门的方向，就欣快地向目的地进发。

　　徐志摩拉响了门铃。在宁静里，屋内的狗叫显得刺耳。一个带着白纱抹头的年轻侍女出来开门。听到徐志摩请求后，年轻女子说：“哈代先生在家”，随即就补了一句：“可你知道哈代先生‘永远’不见客的。”“慢着”，徐志摩赶紧说：“我这里有一封信，麻烦你给递进去。”也许这侍女没有想到这位异国青年有这么大的面子，所以当她从屋里出来时，“脸上堆着最俊俏的笑容。”“哈代先生愿意见你。先生，请进。”

　　徐志摩走进客厅，侍女出去了。哈代还没有来，徐志摩得以观察客厅的陈设：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著名画家约翰·萨金特为哈代所作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一张英国诗人雪莱的像。书架上，还明显摆着雪莱的大本集子。徐志摩觉得有些诧异：这老头怎么会这样喜欢雪莱？从文字到内容、形式看，他们两人的差距真够大的。徐志摩正想着，外面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的还有狗的铃铛声。

　　哈代推门进来了。老头真是矮。一刹那，徐志摩甚至觉得自己平望过去，几乎没有看到他。但老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毕竟真实地来到自己面前。徐志摩事先准备好满腔想表达崇拜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哈代便一下子拉他坐下了。口里还连连说着“坐、坐”。接下也不容徐志摩开口（似乎来客的开场白他早已了然），就用急促的语调和有些干涩苍老的声音一连串地发问起来：“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还好吗？”“你在翻译我的诗？”“你怎么翻的？”“你们中国诗歌用不用韵？”显然，前面几句问话是不用答的，狄更生的信里已经介绍了相关情况。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诗人的徐志摩回答得很妙：“我们（中国）从前只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歌，可最近……”哈代一下子打断他，说不愿意听“最近”。哈代当然是赞成用韵的。他打了个比方：你投一块石头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开了去，韵是波纹，少不得。哈代继续发挥说：抒情诗是文学精华的精华，是颠不破的钻石。不论它多小，光彩是磨不灭的。我不重视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比作一首好的小诗困难。“诗必须是活的东西。”他还作了这样的生发：练习文字顶好学写诗；诗是文字的秘密。

　　在相互交谈间，徐志摩也在观察着这位自己心目中的“老英雄”。哈代的脸盘像是一个尖角向下的等边三角形，两颧似乎很宽；他的眼睛不大，但很深邃，不容易看出颜色和表情。如一般刊登的照相或画像中常见的，哈代极明显的标志是他嘴巴两边松松下坠的夹腮皮。他的头顶已经全秃，只两鬓略略有一些花白的头发。整体望去，他那皱纹龟驳的脸如一块苍老的岩石……

　　哈代问徐志摩：你们文字是怎么回事？困难极了是不是？哈代甚至说：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中国文字）改用英文或法文，这不更方便吗？这话叫徐志摩大吃一惊。他想，哈代可以说是一个通晓各种语言的天才诗人，竟然要我们丢掉使用了几千年的文字！实在不可思议。关系太重大了，徐志摩不由得与哈代辩难起来。哈代也许说得并不多么认真，所以相互讨论了几句，大师并没有过分坚持自己的看法。

　　因为徐志摩到达时已是下午，谈话将近继续了一个小时，这就有些迟了。此时，哈代养的那只大狗好像知事，跑过来爬在徐志摩身上喘喘地乱抓。哈代看看有些紧张狼狈的徐志摩，呼开了狗，说，我们去园子里走走吧。徐志摩明白，主人是要送客了。他心里想，费这么大的劲拜访一趟，总得留点纪念吧。他赶上哈代，表达了自己的请求。哈代回头，看见徐志摩手里拿有一部照相机，竟加快了步子。他说，我不爱照相。有一次美国人来给我照相，给我找了很多麻烦。从此我便不让来客照相了。像是知道来访者下一步的要求，哈代先封了口：我也不给人签字，你知道吗？一边说着，一边加快了步伐，似乎怕徐志摩强迫他似的。走到花圃边，哈代停下脚，大声说：到这儿来，这儿有花，我来采两朵给你作纪念
。好不好？他采下一红一白两朵小花，送给徐志摩：你可以插在衣襟上。他又催促般地说：你现在去赶六点钟的车刚好。恕我不陪你了，再会，再会吧……哈代老人扬了扬手，径直进门去了。

三

　　按世俗的想法，哈代真是吝啬，连茶也没请客人喝一杯。可当时的徐志摩，内心却充满了感激。能够有与英雄见面这样难得的机会，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哈代，在徐志摩看去，是达芬奇、莎士比亚、歌德、拜伦这样一等人物，能见到他，就是幸运，你还在乎喝没喝一杯茶？

　　回国后不久，徐志摩又翻译了老诗人不久前写的一首诗：《哈代八十六岁诞日自述》，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敬慕。1928年元月，徐志摩认为应当活满100岁的哈代辞世。消息传来，徐志摩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立即以《汤麦士哈代》为题，写出一长篇纪念文字。在文章中，除去介绍了哈代逝世后英国隆重的悼念活动，还对哈代的各方面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这四年里我们先后失去了这时代的两个大哲人，法国的法郎士和英国的哈代。这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因为他俩，各自管领各人的星系，各自放射各人的光辉，分明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人类思想界的孪立的重镇，他们的生死是值得人们永久纪念的。我说‘人类’因为在思想与精神的境界里我们分不出民族与国度。……我们想念到他们，正如想念到创造一切的主宰，只觉得语言所能表现的赞美是多余的。我们只要在庄敬的沉默中体念他们的恩情。他们是永恒的。天上的星。”

　　纪念文章之外，徐志摩又赶译出三首哈代的诗歌：《对月》、《一个星期》、《文亚峡》。前面两首与纪念文章一起，发表在1928年3月 10日《新月》杂志第1卷1期上；《文亚峡》（一首带有浓厚抒情色彩的叙事诗。计150多行）发表在1928年6月《现代评论》三周年纪念增刊上。

　　　并不以诗享有最高声誉的哈代，在中国诗人徐志摩那里，成了被翻译诗作最多的歌者；（不仅上面举例，台湾出版的《徐志摩新传》里引了徐志摩四首译诗，这些早期译诗，作者也均为哈代）在世界上伟大的“英雄”人物中，被徐志摩以文章描述、介绍、纪念最多者，仍是哈代。可从时间看，他们两人的见面，才不足一个小时。

　　当然，徐志摩属于文化伟人的仰慕者。可是，说他们有心灵相通之处，是毋庸置疑的。仰慕真正的“英雄”人物，无疑是向光明的接近，希望自己的心扉能被阳光照亮的天性所致；人类向善，追求智慧，这也许是最亲切，便当的方式。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0月22日    作者：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