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众论塞林格【ZT】

【mabokov按】以下全文转载《中华读书报》 2010年2月3日第四版慷慨撰写的一篇纪念塞林格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英美众位作家的言论。

有人“认父”,有人“弑父”

慷慨

JD·塞林格活到91岁,1月27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镇家中平静去世。

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各路媒体报道已如汪洋,除详略有不同,基本一律。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年1月1日生于纽约。学历:福吉谷军校(相当于中专)。出书:小长篇《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美国首版,1963年中国内部发行,1983年中译首版;中短篇集《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隐居:1965年后不再发表作品,同时拒绝公开露面。

英语文坛及媒体连日缅怀,作家多谢塞翁作品给予自己的文学恩泽,报刊更关注其隐修历程,基调是致敬加传奇。

或许英美两国的大报在报道时最大的不同,在于塞翁照片的选用。美报头版一般只刊用“合法的”塞林格中青年半侧像,大小多在两栏宽以内,而英国最著名的两张严肃大报——《泰晤士报》和《卫报》却在头版以半版篇幅,印出1988年拍得的同一张狗仔照片,摄影者显然藏在车内,塞林格正面对镜头,愤怒地捶击车窗。那一年,塞林格只有69岁,看上去至少要再加十岁。

照片拍摄时,他正与太太出来遛弯。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书迷和记者前往探访,而科镇千余居民志愿为邻人挡驾。外人在镇上现身,一如鬼子进村,即便不被乡民劝返,亦问不出塞家细节。

早些年有位幸运儿的成功经历,当属凤毛。美国全国公共电台(NPR)日前播出了一段采访,受访者乃今年67岁的吉姆·克拉夫切克。 1960年代末,他尚为塞林格的青年书迷,曾前往科尼什寻访偶像。他先到镇上的全功能房——邮局兼杂货店打探。“你永远也见不到他,”店员说,即便是货郎也没这个福分,他们只能把东西放在门外,然后拿个信封走人。

算克拉夫切克命好,有个退休老师给他指了路:出镇入林,沿土路穿山越岭,终于抵达他从某本塞林格传记中识得的作家房前。塞太太正站在露台上,小伙子遂上前求见。

“他要说的,都在书里说了。”塞太太答,然后呯的一声关上了门。小伙子正待离去,门复开,塞太太重回露台:“他和我离婚了。他住路对面。”

克拉夫切克终于敲响了塞林格的房门。房中人应了一声,却撂下小伙子眼巴巴站在门外。天公此时不作美——实则作美,突然间雷声大作,骤雨突至。房中人道:“你最好进来。”

小伙子走进厨房,见到作家本人。他没请他坐下,亦未上茶。两人聊了一会,谈到《麦田》,克拉夫切克问:“你想过它会这么受欢迎吗?”作家答:“真是场噩梦。”

年轻人心里头装着许多典型的书迷问题,却不曾开口。“我不想成为他写的那种伪君子。”克拉夫切克告诉NPR,于是他只和伟大的塞林格握了握手。“这是个没人见过的人。没人能见到他。可我就在他厨房里。我那会想的是,‘伙计,这是有生以来最棒的远足。’”

摘引几天来英美多位知名作家对塞林格及其文学遗产的评价如下:

■查尔斯·麦克格拉斯/《纽约时报》:

人们一度认为JD·塞林格将成为二战之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抛弃了成功与奉承,成为文坛的嘉宝,以无意著名而著名。

《麦田》出版于1951年,开篇首句与马克·吐温遥相呼应,以其无礼和傲慢令美国文学耳目一新:“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楣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 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译文据施咸荣译本)

尽管并非所有人深以为然,尤其是老师和图书馆长们,但《麦田》几乎立刻成了畅销书,其叙述者和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刚被预科学校开除的少年,则成为哈克贝利·芬以来美国文学最著名的出走者。

许多评论家更欣赏《九故事》,它出版于1953年,对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和哈洛德·布罗德基等作家的成长影响巨大。书中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敏锐的社会观察、堪称完美的对话,以及对短篇小说传统结构——开始、进展和结束的老结构——之残余的彻底破坏,代之以情感的结构,故事因此可以建立在细小的情绪变化或反讽的基础上。厄普代克说,他欣赏“它们那种开放的禅宗风格,不会戛然而止的进程”。

■朱利安·巴恩斯/《观察家报》:

“你要是没看过《汤姆·莎耶历险记》那本小说,你就不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不过,那并没有多大关系。”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开场白说的真,听得清,尽显作者之自信。在这种与读者直接、简洁、口语话的沟通中,美国小说家一向强过英国同行。《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场(更长些,被引用也更多)一如吐温般诱人,仿佛成竹在胸。塞林格的死刺激了人们对其生平点滴经久不衰的胃口,书迷则小声嗔怪;兼及貌似严肃的花边新闻,事关其人生轨迹、艺术“发展”(抑或缺失)和未出版手稿的谜团。所有这一切,在塞林格死去之时,都与他写的一本堪称完美的杰作相关,它似乎可以长盛不衰,除非那种纠结的阶段,即所谓青春期,从人类文明中消失。

■里克·穆迪/全国公共电台:

论及马克·吐温的遗产,海明威有句名言:“我们全都出自哈克·芬的胯下。”对当代作家们而言,也可以同样表述为出自霍尔顿·考菲尔德胯下,此人乃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如果现在感受不到霍尔顿和塞林格的广泛影响,他就不可能是个美国作家。要想感知这一点,最便捷之道在于塞林格对声音的理解,霍尔顿·考菲尔德那种放纵的、口语化的、有人味儿的声音,以非常个人化的第一人称发出,堪称此后众多美国文学的模本。你可以在《灯红酒绿》(杰伊·麦金纳尼,1984)听到这声音;你可以在《小于零》(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1985)听到它;你甚至可以在《我所谓的生活》这样的电视节目中听到它。

若要我说,我和所有当代美国作家一样,也是从塞林格胯下出来的,我也觉得自己很有些敬佩他的沉默,一如我敬佩他那些已发表作品的巨大成就。如今他过世了,这沉默便更形完美。

■克里斯托弗·希金斯/《泰晤士报》:

关于塞林格的成就,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在书中几近无形。从一开篇,大卫·科波菲尔的名字就与“废话”相连,我感到自己读的就是霍尔顿·考菲尔德的作品。

读着书中那令人印象深刻、雅俗兼备的英语,那些渴望、早熟的忧伤,以及对性生活的摸索(哈克和汤姆从未被迫面对那事儿),它明显就是一个少年的作品,我几乎完全不曾留意其作者的身份。可和密西西比河上的男童在一起,你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正在读马克·吐温的书。

■马丁·艾米斯/《泰晤士报》:

我小时候和长大以后都读过他,那会儿我十几岁,后来是二十多岁。就像有人点着了火把,照亮了你的思想·……我认为他的声音非常纯粹。没人像他那样。[艾米斯承认,他近年来没再读过塞林格。]过去人们常说,就对作家第一本小说的影响而言,《麦田里的守望者》超过了其他任何作品,但它从未对他们的第二本书带来启发。

■罗伯特·麦克鲁姆/《卫报》:

令我感兴趣的是塞林格的战时经历。简而言之,1942年他以步兵入伍,D日登陆犹他滩,在法国且战且行,亲历突出部战役,且为解放纳粹集中营的先头部队一员。换言之,相较许多老兵,他的二战经历只多不少。

固以为战争回忆录写不出真实的战争。所幸有位1944年重夺欧洲的亲历者:著名文学评论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其经典之作《战时》(Wartime)的最后阐述,足以说明霍尔顿令人难忘的叙述所由何来。

“到底是什么,”福塞尔写道,“驱使前线官兵对战争不断进行口头颠覆和蔑视?不仅仅是危险、恐惧、厌倦、无常、孤独和清苦,更是深信那些乐观的宣传和修饰一直在大大歪曲他们的经历,令其难以为人所知。”对官兵而言,后方总部里的那些伪君子一直在将战争“净化和迪斯尼化”。他们知道自己的武器装备劣于德军,而且除了原子弹之外,盟军一无所长,即便美国自我标榜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亦于事无补。福塞尔写道:“前线官兵以歌曲、段子和愠怒的蔑视,表达幻灭和嘲讽,因为他们知道,后方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这种“愠怒的蔑视”与霍尔顿·考菲尔德相比,哪一个表达的更清晰,更强烈呢?《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关于战后青少年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但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广为人知的独特声音形成于1944-45年间的欧洲战场。

■杰伊·帕里尼/《卫报》:

像我那一代几乎所有人一样,我手捧塞林格长大。我记得15岁那年,我妈提醒我不该读一本叫《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书。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推荐了;我和大多数美国少年一样,贪婪地、晕乎乎地读它,为不服管教的霍尔顿·考菲尔德欣悦不已……20 世纪60年代末,我上大学后(再)读此书,发现它仍然引人。我看出了前一两次阅读时错失的一切。此时的我强烈感受到了霍尔顿的极不成熟,他也的确如此。他对周遭一切始终如一的(并非恭维)的判断近乎苛刻,但60年代末就是不停做出判断、发现世界与理想之差距的时代。霍尔顿有点像早期的嬉皮:厌恶伪善,追求个性独立的年轻人。

1975年,我在达特茅斯学院找到头一份工作,搬到新罕布什尔,很快就有个同事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塞林格就住在附近,在科尼什。他当时经常来达特茅斯学院的贝克图书馆,读书,看杂志,有几次我也看见他本人在桌边读书。他一般在深夜过来,呆在图书馆的地下室。有一次在我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他从我身边一掠而过,看上去又瘦削又孤僻。大家都知道他不想有人打扰,所以我也从未放胆与他搭话。

他至今犹在眼前,将老未老的样子,在夜里躬身于某本杂志,显得那么古怪。我希望他现在所居之地能多些快乐。

■米奇·艾鲍姆/《底特律自由新闻》:

有人告诉我塞林格去世的消息时,我开玩笑地问:“他们怎么知道的?”

这是个黑色幽默,略带些无礼。可我意在赞美。塞林格对保卫隐私的热情甚至高过写作,他直到91岁,都想方设法在这两个领域双双死去。

没错,小朋友们:此人是真的不想出名。

塞林格写了一本人们谈论至今的书,一本胜于他其他几部作品的书。它叫《麦田里的守望者》。你也许在青春期读过它。

如果你现在70多岁,你也许是主动读的,作为成人仪式,它告诉你青春的愤怒与骚动。

如果你现在30、40或50多岁,那你大概是上高中时读的,作为课业。

如果你20岁上下,你也许已经在语文课上学过它了,抑或下载了此书,看看那些吹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书里有句话,是霍尔顿·考菲尔德说的。他说:“人们总是为错误的东西喝彩。”

塞林格想让人们为正确的东西喝彩,为他的小说,而非他的私生活、所做的采访或是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我因此敬佩他。每次看见巴黎丝·希尔顿的新闻,或是《美国偶像》的选秀,我都更加敬佩他。

■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Twitter:

Yeah!!感谢上帝他终于死了。我他妈一直在等这一天。今晚开Party!!!

不得不注:这是一句很讨厌的、不合时宜的评语。埃利斯1964年生于纽约,乃美国小说家,以1985年出版的《小于零》和1991年的《美国精神病》最为知名。鉴于里克·穆迪在前面特别提及塞林格对《小于零》的影响,我们简直可以认为,埃利斯先生表现出了很强的“弑父”情结。)

再见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Goodbye,the Catcher in the Rye! 再见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凭借一部《麦田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便享誉全球;他却因为不想出名而名著九州;他曾经多年,几乎销声匿迹,甚至别人以为他早已经死了;他在去年过完90大寿之后,又因为官司而一度成为关注的热点;他走了,他的《麦田守望者》在他没走的时候,就已经变得不朽。

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J. D. Salinger)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科尼什,他隐居生活了50多年的地方,与世长辞,享年91岁。

弗兰克·麦考特

以下这篇纪念弗兰克·麦考特的文章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2009年7月22日第四版。原文标题为“《安琪拉的灰烬》作者弗兰克•麦考特去世”,作者慷慨:

纽约著名中学教师、畅销回忆录《安琪拉的灰烬》(Angela’s Ashes)之作者、普利策奖得主弗兰克·麦考特(Frank McCourt)因癌症不治,7月19日在曼哈顿去世,享年78岁。

  他教语文近30年,66岁之后才亲自动笔,写出对爱尔兰赤贫童年的回忆。

赤贫的童年

  “当我回首童年,我总奇怪自己竟然活了下来。”弗兰克·迈考特写道,“当然,那是一个悲惨的童年,幸福的童年是不值得在这儿浪费口水的。比一般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是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比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童年。”

  1930年8月19日,麦考特生于纽约布鲁克林,是家中七子女的老大。他的酒鬼爸爸和绝望的妈妈原本是渴求脱离孤岛苦海的爱尔兰移民,在纽约相识成婚,赶上大萧条,小女儿病死,不得不带着剩下的两个儿子返回爱尔兰老家,栖息于寒冷潮湿的利默里克贫民窟,后来生下的三个儿子中,又有两个先后死于贫病。大战爆发后,丈夫去了英国打工,杳无音信。母亲安琪拉独自拉扯三个孩子,没钱,没食物,没柴火,只好去救济站讨要,甚至站在教士门口乞食剩饭。一家人终被房东赶出,安琪拉不得不以半卖身的方式寄人篱下,甚至为此挨了小弗兰克——她儿子给她的一记耳光。

  弗兰克13岁辍学,当上了跑腿的电报童,内心的愿望却日益坚定——去美国。他终于在19岁成行,边打工边重拾学业,28岁那年谋得第一份中学教职。

  1996年,《安琪拉的灰烬》出版,以无名作者的处女作亮相,竟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冠军,并在榜长逾两年,销出数百万册。中国内地出版过此书多个译本。麦考特亦因此书获颁1996年的美国全国书评人协会奖和1997年的普利策奖。

不幽默,毋宁死

  书中没有革命故事的狂野浪漫,没有揭竿而起的寻仇少年,甚至鲜见对赤贫生活的抱怨。相反,麦考特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复述自己的童年。在本书的后段,他写到自己的两种饥渴,对食物,以及对性。他曾舔食沾有薯条油渍的报纸,弄得满脸墨迹,日后又在床头拿着“新教徒的报纸”,一遍遍地舔上面的泳装女郎和内衣广告。他爱过的两个女孩,都在须臾间死去。一个是在传染病院隔墙诵诗的白喉少女,他从未见过她的容貌;另一个是肺结核重患,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她死前,应邀与她大享云雨之欢。

  这些偶尔现出的亮色,涂抹在死灰般的生活之上,和早晨的父爱(没有酒精作祟)、友谊,以及莎士比亚的诗文一起,支撑着他那颗幼小的心。他明白平凡即力量,生活需要忍耐。他的人生从未蹉跎,梦想和热情至今犹在。他用一生去感悟,时刻不让幽默缺席。

  泪水中的笑声似乎浑然天成。麦考特有一次告诉记者:“我认为爱尔兰人的经验中是有些东西的——我们必须具备幽默感,不然就会死。这种东西撑着我们活下去——一种荒谬的感觉,甚于幽默。这真的很有用,因为有时候你会感到绝望。我养成了习惯,总是对自己说:‘噢,行了。’”

  他接着说:“我要是很惨的时候,就对自己说:‘行了,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也挺好玩的。’而我的另一半脑袋会说:‘不,你不会的——你永远也不会觉得这好玩。这是你这辈子最惨的经历。’可过后你再回头看,就会说:‘真好玩,真可笑啊。’”

  1999年,大导演艾伦·帕克将《安琪拉的灰烬》搬上银幕。这是非常忠实于原作的改编,好演员罗伯特·卡莱尔和艾米莉·沃森分饰父母,亦有出色表现。

麦老师

  1999年和2005年,麦考特先生先后出版了两部续作:《然也》(Tis)和《教书匠》(Teacher Man),分别讲述自己在美国的奋斗经历和教学生涯,皆成畅销书。

  在《教书匠》中,他回忆自己当上老师的头一个礼拜,就有个捣蛋学生将家里带来的三明治掼在教室地上,这一浪费粮食的无耻恶行让麦老师大为震惊,他以“艺术鉴赏家的目光”打量了一番地上的烂三明治,然后把它撮起来,吃了。

  他教书很有一套,曾从学生写的各种检查中找到灵感,遂让他们以亚当或夏娃的口吻给上帝写检查,并阐述自己为什么不该因为偷吃苹果而受罚。

  他的成功甚至带动了弟弟小马拉奇,后者于1998年和2000年出版了自己的两本回忆录《和尚游泳》(A Monk  Swimming)和《给他唱我的歌》(Singing Him My Song)。小马拉奇的儿子康纳·麦考特也制作了两部电视纪录片:《利默里克的麦考特一家》和《纽约的麦考特一家》。

  然而在爱尔兰,《安琪拉的灰烬》引起的反响是复杂的。“这本书在爱尔兰出版时,山头、布道坛和酒吧高脚凳上的人都来埋汰我。”弗兰克·麦考特2007年告诉网络杂志《Slate》,“有些人说我玷污了利默里克的美名,说我攻击教会,说我让我妈蒙羞,还说要是我回利默里克,肯定得把我吊死在电线杆子上”。

  他当然未被处以私刑,而是荣归故里。利默里克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该市亦常见好奇的游客,手持一卷《安琪拉的灰烬》在城中游荡。

  弗兰克·麦考特的妈妈安琪拉死于1981年,爸爸老马拉奇1985年去世。麦老师有女儿麦琪,孙辈三人。他以前结过两次婚,都离了,1994年又娶爱琳·弗琳,遂欢度晚年。

约翰·米歇尔:曾经的反文化斗士

1960年代英国反文化运动的导师,曾经凭借其大量的有关UFO、史前建筑以及童话作品极大地激发过影响巨大的滚石乐队的创作热情的在风格上永远追求独树一帜的作家约翰·米歇尔(John Michell)因身患癌症,上个月24日在英格兰的普尔去世,享年76岁。

米歇尔一生行为古怪、特立独行,对别人的任何古怪行为都表现出毫不隐讳的强烈兴趣。

约翰·弗里德里克·米歇尔出生于1933年2月9日的伦敦。伊顿公学毕业后,他曾在皇家海军服役,担任俄语翻译。后又在剑桥完成大学学业。曾经尝试过房地产生意。似乎不太如意,便全身心投入到了嬉皮士生活,或者一些地下活动,为反文化出版物工作。

他于1984年发表的小说《古怪的生活和奇特的理念》(Eccentric Lives and Peculiar Notions)讲了一个人耗尽一生的精力去证明地球是扁平的;还有一个人则竭尽全力地证明地球是凹陷的。另外他还讲到一对夫妇为了感觉舒服些,就在自己的头上钻了个洞,然后他们就展开了要求政府为他们支付手术费的漫长而又艰巨的斗争。

他还讲过有关在煤炭块儿里面发现了活青蛙的故事,以及一个会说话的精灵坚持认为它是一只死了的猫鼬的灵魂的故事。

2006年,米歇尔在一本收集了他的一些非常怪诞的文章的书里曾经写到:“我自己选择的态度完全是一团糟糕”。这样的自我评价倒也合情合理。

约翰·米歇尔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主要缘于他提出要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飞碟。他自己宣称曾多次目睹过飞碟。他一生创作过40部作品,其中的第一部就是有关飞碟的,书名是《飞碟景象之重建圣杯》(The Flying Saucer Vision: The Holy Grail Restored, 1967)。他认为UFO与英国早期的神话故事如《亚瑟王和圣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然他本人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出书之后不久,他就带着滚石乐队的成员到史前巨石柱那里等待飞碟的出现。

有一位名叫乔纳森·凯纳(Jonathan Cainer)的占星家评价米歇尔说:“任何一个曾经的嬉皮士都应该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宇宙观”。

他讲述天空中的奇异的光和新音乐的故事;讲述有关我们的信仰的故事——人们认为地球将会在她自己的轴上跳跃,异端将不复存在,所有的人都将成为正统的教徒,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即将出现。

在他的《启示之城》(City of Revelation: On the Proportions and Symbolic Numbers of the Cosmic Temple, 1971)中,米歇尔讲述了有关很久以前神把数字和几何的相关知识传递给人类,开启人智慧故事。他认为这些几何形状与英格兰的阿拉顿斯伯利、史前巨石柱、以及金字塔都非常相像。米歇尔说,在这些神圣的地方,人们可以在一次与自然的节奏取得一致,感受到地球脉搏的力量,分享到阿特兰蒂斯的崛起的欢欣。嬉皮士们对他的言论欢欣鼓舞,纷纷予以响应。

米歇尔创作过许多有关“新世纪”(New Age)的故事在他于1969年出版的《阿特兰蒂斯上空》(The View Over Atlantis)一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新世纪理论。当然,他的观点招来了批评家们的强烈的批判。1994年,在接受《观察家报》的采访,米歇尔还非常简短有力地回应了长期以来批评家对他的谴责。他说“我并不觉得一件事情由于有很多人和你意见一致而变得更加真实”。

他还发起创办过研究“麦田怪圈”的杂志;是英美两国反对使用公制度量的领袖人物。他热衷于使用传统的度量单位体系如英磅、英尺等,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来源于传统文化的东西。

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1976年出版的有关希特勒经典讲话的书;1996年的《谁书写了莎士比亚?》(Who Wrote Shakespeare?);以及2006年的《悠扬悦耳》(Euphonics: A Poet’s Dictionary of Sounds)。

在接受《观察家报》访问时,米歇尔这样总结了他的一生:“我一生的追求是一个笑话,因为这个宇宙就是个笑话。一个人应该忠实地反映出宇宙的原貌”。

挪威人的汉姆生之痛

克纳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对于挪威人民来说,就是一个爱和恨的结合体。这位在1920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曾经被艾萨克·B·辛格(Isaac Bashelvis Singer)赞誉为“现代文学之父”。他也有“挪威的灵魂”之称。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姆生却是一位热情的纳粹支持者。在纳粹德国占领挪威时,汉姆生把他所获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的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格贝尔斯。后来还曾专门飞往巴伐利亚,希特勒的老巢,去拜会这位纳粹头目。

可以想象,挪威人民对这位大作家是怎样的一种爱恨交加。半个多世纪以来,挪威人一直不愿意提起这个曾经的纳粹帮凶。同样地,挪威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他的作品。“虽然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恨他,可是我们却忍不住爱他”。作为背叛了挪威的汉姆生已经臭名昭著;而作为文学大师的汉姆生却从来没有被人们从学校的阅读书目中抹去——伴随着他的作品,他一直活在挪威读者的心中。

克纳特·汉姆生的那部藉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誉为“丰碑式的”杰作,题为《成长的土地》(Growth of the Soil)。他的其他作品还包括《饥饿》(Hunger)、《潘》(Pan)等。


【奥斯陆的街头,在由公众捐资举办的纪念会上,一位表演者在进行露天表演,纪念汉姆生诞辰150周年

今年,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挪威要为这位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永远的痛的伟人举行一系列的全国性庆典:街头表演、管乐游行、各种展览、纪念币、即将揭幕的塑像,以及一座斥资两千万美元兴建的博物馆。

汉姆生真的很幸福:因为挪威人民非常宽容。我也曾经感慨过那位同样为纳粹出过力的埃兹拉·庞德所受到的礼遇。和庞德相比,汉姆生则更像是我们所谓的一位彻头彻尾的叛徒、内奸、狗腿子。尽管在挪威也有反对大肆纪念他的人,但是总体上来说,挪威人民原谅了他。毕竟,历史在不断进步,我们不应该总是政治挂帅,总是在过去惨痛历史的捆绑下。那样会影响到我们前行的步伐。在吸取教训,不让过去的悲伤历史重演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宽容,学会原谅。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轻松愉快地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

我最想知道的是:如果克纳特·汉姆生出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民众和我们的Government能不能够宽容他、原谅他,把他在政治立场上所犯的错误先放到一边,而记住他、颂扬他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呢?……

乔伊斯·卡萝尔·欧茨在IU

当地时间2月16日晚,美国当代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并且是最为高产的女作家,乔伊斯·卡萝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使得印第安纳大学IMU内的Solarium演讲厅第一次出现了爆满的状况。欧茨的演讲令前来的师生和当地的热情读者大饱耳福。欧茨首先回答了组织者,艺术和人文研究学院的院长安德烈·奇卡莱利(Andrea Ciccarelli)提出的一些经过准备的问题。然后,欧茨女士朗读了她的一些新作品中的片段,并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在回答奇卡莱利有关主题及其作品涉及种族、性别、阶级和历史题材的问题时,欧茨女士回答说:

“当你致力于讲故事和塑造人物时,你是没有必要去考虑有关主题的”。她还解释说,大概莎士比亚现在也无法回答有关他的戏剧的主题问题吧。

欧茨女士说她在作品中比较注重暴力事件的后果,尤其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她说开玩笑地说,“男人引发暴力事件,而没有暴力事件就没有小说可写”。当然,她强调说,这只是一个玩笑。

欧茨女士谈到她写“关于拳击”(On Boxing)背后的故事。她说她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去写这样题材是否会显得无知和可笑。但是,接受了这个挑战之后,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有了更多的认识。

她说:“如果你接受了一个你不能承担的挑战,或者进入了一个你不能从事领域,并且迫使你自己去做……结果有时候会是非常精彩和令人惊讶的”。

谈到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信仰时,欧茨强调说:“通过我们个体的声音,通过我们独特声音,我们对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说话”。

欧茨女士还回答了有关全球变暖、经济萧条和日渐衰颓的书本文化方面的问题,发表她自己的看法。

欧茨女士表示,她本人向网络文学世界的转移并不感到非常麻烦。她说网络文学迫使书本文化变得更加精确。

【英文的报道文字,点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