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角色:从“镜”到“灯”

转贴一篇谈论翻译的文章。值得一读。文章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日第18版:

译者的角色:从“镜”到“灯”

张思懿

艾布拉姆斯(M.H.Abrams)曾将两个关于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镜”,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反映者;一个把心灵比作“灯”,是一种发光体,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艾氏将之用以描画西方思想史流脉,可谓妙矣,而若将这对譬喻运用于翻译史上的译者角色的定位,似乎同样不失其神韵。

长久以来,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低微,中外皆然,且看赋予译者的譬喻,便知一二。无论是“仆人”、“带着镣铐的舞者”、“翻译机器”,还是“舌人”、“影子”,其主导思想都遵循着“忠实性”原则。翻译的好坏,就在于这面“镜子”能否准确反射出原作的“图像”,译者只是载读者驶向原作的舟车。

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将翻译者称为“寄”、“象”、“舌人”等,莫不有寄托于主体的客体的含义。据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无怪刘禹锡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西方传统里,翻译一道同样罕见正视。英国桂冠诗人的约翰·德莱顿在1697年翻译出版的维吉尔的叙事长诗《埃涅阿斯纪》(Aeneid)的献词中说:“……然而我们只是奴仆,是在别人庄园里辛苦劳作的苦工;我们打理着葡萄园,但葡萄酒却是属于主人的。……”,从而催生了西方译论中著名的“主仆说”。延续同样的思路,法人巴丢(Charles  Batteux)也认为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语气之强犹如译学右派,译者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及风格,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否则就会落得鸠摩罗什所辛辣讽刺的境地:“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译者的“镜子”角色,在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者那里发挥到了极致。结构主义认为文本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预先设定的,那么译者所要做的,就是“忠实”地把作者预先设定在语言内部的固定而唯一的意义挖掘出来,达到与原作的“等值”。于是乎,“模式—复制”被视为翻译的潜在规则,译者也就成了一台没有思想的“翻译机器”,所从事的只是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在“忠”、“信”之下自甘庸才。

然而,因为译文根本不可能与原文完全吻合,且常常还会因为囿于原文语言的形式导致译文的神韵全无,在这种情形下,译文便会受到歧视,被贬为原著的一件拙劣的冒牌复制品,而翻译工作也成了一种东施效颦式的模仿。对原著造成的“破坏”,就是意大利谚语 “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者即背叛者)的来源。

德莱顿将译者比喻成“带着镣铐在绳索上跳舞的舞者”,形象地说明译者一方面要受到来自原文的束缚,小心翼翼地依着原文的内容,以防从绳子上摔下来,另一方面还要尽力摆出优美的舞姿来取悦观众,舞得漂亮,在有限的自由中通过遣词造句来弥补两种语言文化间的差异,让译文读者领略到原作的优点。事实上,德莱顿对这个“奴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再仅仅满足于传达原作的内容,而是主张译者在翻译中必须体现出原作的风格和艺术特征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译文的读者和对象。如此一来,译者由原来只需侍奉原作者一个主人,现在又加上了读者这个新主人,陷入了我国翻译家杨绛先生所说的“一仆二主”的境地。译者肩上的担子可谓重矣!

其实,译家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斡旋的这种处境可以扭转,按新近的翻译理论家们的说法,译家大可摆脱仆人的卑微形象,转而起到一种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非弗尔曾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一书的前言中说:“理想的翻译可以看成是两种不同文本(文化)间的美满婚姻,它将两者领到一起,和谐共处,同甘共苦。”如果说,从原作到译作,就像是两种文化间的一场联姻,那么译者就像媒人,其使命就是要促成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婚事。他既要介绍得全面,不能为了让对象方容易接受而有意歪曲被介绍对象的形象,又必须充分了解对象方的意愿和接受能力。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在对话中出现碰撞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做媒要讲究策略,否则婚事就会流产。茅盾在驳斥郭沫若重创作轻翻译时曾感慨道:“翻译的困难实在不下于创作,或且难过创作……‘处女’故不易得,‘媒婆’何尝容易做啊!”

说到此,不得不提一笔西方文学史上的“诗人翻译家”传统。罗马人在公元前3或4世纪起,对希腊文化仰慕不已,当时许多重要的文士就兼具“译者”的身份。奈维乌斯,将希腊悲剧喜剧介绍给国人,并从中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悲喜剧。恩尼乌斯,在翻译欧里庇德斯作品时随手将希腊音韵转为拉丁音韵,为罗马文学再开新境。

中世纪之交,“诗人翻译家”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拉丁文《圣经》译者辈出。而文艺复兴一到,诗人文人纷纷钻研古典,哪一个不是用新兴的民族语言译出心仪的古典佳作,从而使得古人的诗行得以风华再现?这一传统一路绵延,引发了上个世纪中期的“寒山热”。寒山的诗作在中国本土默默无闻,经过翻译后,却在美国和日本大热,地位超过杜甫、李白等被中国本土奉为上尊的诗人,甚至成为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青年人的精神食粮。庞德(Ezra Pound)也因其对唐诗的“不忠实”新译,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唐诗因被赋予的新的文化内涵而有了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新生命。

可见,译者身份不容小觑。西方民族国家众多,得以攀古纳今,既保留了传统的流脉,又能够不断发展与超越,这是拜“诗人翻译家”的大传统促成。况且,隔代新译不仅意义出新,更和时代文风相关。若按伽达默尔之见,历史即诠释,那么,时代所蕴积的了解,当然也得靠翻译来展现或升级。何况,原文固为语言,也不过是对一种观念的阐述,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由是观之,译者与原作者即使不能平起平坐,也应一视同仁,非要划定楚河汉界,争个你高我低,属实无谓。

德里达在《巴别塔》中告诉我们,当上帝驱散人类,变乱其语言时,就已经在一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这样一个悖论明确了翻译活动的必要性,却也意味着翻译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这就预示了译者地位的尴尬,无怪乎译者在翻译之途上一路的颠沛流离。由“隐形人”到“创造者”,由“镜”到“灯”,译者角色的转化,昭示着其职责不仅仅是忠实反射出原作的内容,更应该以对美的感知与对真理的追求,点亮心灵之灯,唤醒原作的精魂,并不断赋予其鲜活的生命,为人类文化的交流之路照亮途径。

所谓的杂草并不存在

这两天读了一本不错的小说。西班牙作家皮尼奥尔的《冷皮》(La Pell Freda)。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Albert Sánchez Pinol),1965年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人类学家兼作家,专注于非洲人类的研究。已出版《黄金时代》、《小丑与野兽》、《合作难题》(合著)等著作,并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和关于独裁本性的杂文。《冷皮》是他的第一部小说。

这部作品情节跌宕,引人入胜,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思想。以下是其中的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片段:

之后下一个功课是矩形面积内的杂草。我必须小心翼翼地拔除杂草。我的监护人命令我把杂草从有益的植物中清除干净。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区分杂草,因此在拔除之前我得先请教他。

“这不是杂草”,他指着一些草说,“这些草的叶子可以煮,当作茶来饮用。这些草也不是”,他指着其他的草说,“它们是野生的芦笋,不但可以食用,而且口感鲜美。这堆也不是杂草,而是会在五月时节绽放娇艳欲滴的花朵,所以怎么可能是杂草呢?”

最后只留下一颗植物。它毫无用处、毫无秘密,它有尖锐的有毒深色叶子和又硬又丑的茎。

我的监护人叹了口气:“我同意,这是一颗糟糕透顶的植物。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连根拔起,那么其他好的植物有何意义?”

我说,没有意义。于是我们得到什么结论?所谓的杂草并不存在。我通过了测试。

大卫•米切尔小说中译本上市【ZT】

以下内容转载自《比目鱼博客》

2007年夏天我读了一本非常好看的英文小说——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写的《Ghostwritten》,还专门写了一篇博客。 因为当时这本书在国内很少被人提及,所以也没有一个“正式”中文译名,于是我自作主张,把这本书的名字翻译成“幽灵代笔”。那一年10月份还给《新周刊》 写了一篇介绍大卫•米切尔的文章,在编辑的建议下,文章标题沿用了在一篇更早时候介绍保罗•奥斯特时使用过的句式——《准备好,读大卫•米切尔》。

如今,两年半过去了(当时已经“准备好”了的读者恐怕早已把这位作家忘了),大卫•米切尔小说的简体中译本终于出版了,而且一出就是两本:《Cloud Atlas》和《Ghostwritten》。前者的书名自然被译成《云图》(去年我还写过一篇针对此书台湾版中译本的书评),而后者的译名不是别的,正是我当年给它取的那个中文名字——《幽灵代笔》。这事儿让我感觉高兴甚至有点儿得意。当然,并不能排除该书译者或出版社和本人英雄所见略同的可能。不过,这本书在当当网的“编辑推荐”中倒是引用了我那篇《准备好》中的一段:

“大卫•米切尔,一位横空出世的英国新锐小说家,像保罗•奥斯特一样编织绚丽的叙事迷宫,像村上春树一样把幽灵鬼怪埋藏在字里行间,但比村上更硬朗,比奥斯特更变化多端。”

如今想想,当年写下的这句话并不夸张。我甚至觉得大卫•米切尔的文字功力比村上春树和保罗•奥斯特都好(当然,这两位都是以文字平实出名的)。

昨天我拿到了《幽灵代笔》的中译本。因为已经读过英文版,本想随便翻翻,看看译者翻译得怎么样,没想到竟然就读进去了,到今天已经一字不落地读了150页。

因为《云图》的简体中译本我还没有读过,所以暂时不敢乱推荐,但我觉得至少这本《幽灵代笔》的翻译没让我失望(比较有趣的是,这本小说里写到了一个在峨眉山下摆茶摊的中国老太太,中译本在此章竟然插入了不少四川话)。

向大家推荐《幽灵代笔》(过些天我会写一篇书评)。这本书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最好看的翻译小说。

10语文第二季【ZT】

以下转引自黄集伟大孤岛客一周语文之“丰田车的底盘开发商的楼盘股市的大盘前男友的硬盘”:

◎ 10语文第二季

→爱她,就把她砌在墙里。爱他,就让他和她在墙里永远在一起。 (和菜头)
被人问起某公司的格局,我经常用两个字就回答了——网吧。(ImSyls)
不要为了旧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不要为了旧的情人,浪费新的房费。(佚名)
→曾经空虚到只剩食欲。(蔺桃)
→吃蒜也比装蒜强。(小河北)
→快速升级您的本本到 iPad:请ThinkPad 用户盖上笔记本并用黑色胶贴掉右下角Th、nk4个字母。(河蟹愚乐)
→你再敢轻薄我,我就敢从了你。(乔小囧)
→上得学堂,下得厨房,当得拳皇,混得流氓,胖的走样,仍然二的坚强!(桃小染)
→少壮不努力,老大当编辑。(赵鹰)
→我认为一直搞不成的主要原因不是我的东西太大而是对方那里太紧。(韩寒)
→熟女自爆艳照,没意思,俗,基本是一些肉和另一些肉的无内涵堆砌。 (宋石男)
→外伤红药水,内伤白开水。(陈村)
→我说上海话?我不是上海人!他(周)说普通话?人家不是普通人啊!(郭德纲)
→我在匀速地变胖……(赵阿萌)
→新四大害:丰田车的底盘,开发商的楼盘,股市的大盘,前男友的硬盘。(佚名)
→谣言主要靠地震局提供结石主要靠奶粉厂提供艳照主要靠前男友提供。(和菜头)
→有时候一米五的人特别想考证出一米八那厮的鞋里有三四十个增高鞋垫!(史航)
→再逼我,再逼我我就装死给你们看!(阿郎de文明号)
→在海边别讲笑话,会引起“海笑”的;在哈尔滨别讲笑话,因为太冷了(佚名)
→致富确实全靠党,党啊,我想脱贫,让我靠靠吧。(庄涤坤)

《落地》:法拉盛华人众生相【ZT】

【mabokov按】以下文字转载自BTR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此前本人也曾提及过哈金的这部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中译本,而且还是作者本人的翻译。

“哈金是当代英美文坛最受重视的华人作家,《等待》多年后,终于首次以中文发表作品。他白 描海外华人社会众生相,平凡里有世故,涕笑中见真情。简单的故事写尽不简单的人生。”虽然“最受重视”之类的措辞多少有blurb之嫌,但王德威的这段推 荐也恰到好处地道出了哈金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落地》的特色——以在纽约法拉盛城的中国移民作为书写对象,用简洁有力的文字书写了华裔移民的生存状态。

新中国城的故事

2005年2月,《世界日报》邀请哈金参加一个会议,该会议在纽约的法拉盛(Flushing)市中心进行。在那儿,哈金接触到大量华裔移民,他们 大多来自大陆和台湾,在那儿落地、生活。在《落地》的前言中,哈金写道:“繁杂的街景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许多美国城镇一定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决定将所 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后来我常去那里察访,主要是寻找细节,并保证它们在书中都准确。前后一共大约去过二十次。如今法拉盛已经是纽约的新中国城,所以也 可以说《落地》是新中国城的故事。”

《落地》共收录了十二个短篇,不少故事来自新闻,比如临时夫妻、家庭助理或被拒发工资的和尚等,哈金认为“作家的工作是把新闻变成文学,使它成为永久的新闻。”而要把新闻变成文学,便要从新闻中找到最不易随时间流逝、最本质的东西,使其不至于淹没在故事本身的戏剧性之中。

与 小说集同名的《落地》便是个很好的例子。被寺院辞退的甘勤,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反思自己来美国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被一些人骗了——它们光夸耀美国 遍地是机会,而不提自己在这里所经历的艰难。他们都想在乡亲面前展现富有和成功。蠢啊,多么蠢。如果他回去,他将说明真相——美国式的成功并不适合每一个 人。你必须学会如何出售自己,如何改变自己,才能重新生活。”然而,故事并未陷入移民生活的厚黑学,而是以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变身为一则耐人寻味的寓 言。“如果一条命不值得活下去,了断了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但当他下定决心,从五层楼纵身跃下企图自杀时,“不知为什么多年练就的功夫立刻操纵了他。他 的身体本能地自我调整,甚至两臂伸开,摆动着以免致命。”——简单写实的句子就在这时透出了隐喻的意思,华裔移民的“本能的自我调整”获得了一个惊心动魄 的意象。

当然,《落地》里的故事并非个个充满戏剧性,哈金也不时展现其细腻的、诗人般的敏锐触觉,写出自然流露人性的作品。如《作曲家和 他的鹦鹉》,恋人离去之后的作曲家,意外地从一只鹦鹉身上获得了慰藉和灵感,写出了“感情充沛的”、“悲哀得颤抖”的后半部分。爱于是成了一种共通的东 西,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一只甚至不会讲话的鹦鹉。
爱尔兰小说家科姆·托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哈金的《落地》“探讨了移民的本质和身处美国的 中国移民体验新国度时的不安。以技巧和简洁,哈金用这一打故事戏剧性地描绘了众生,他们与其说放弃了希望,不如说希望被摧毁;他们寻找栖身之所的努力既是 一场与社会的战斗,也是一场与自身的战斗。他的人物们并非仅仅从记忆和梦想中被放逐,更是在自身身份的意义上被放逐。”

非母语写作的艰辛和自由

哈金本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辽宁,年轻时代曾参军五年,在校主修英美文学。1985年赴美留学后开始用英文写作,著有诗集《于无声 处》(Between Silences)、《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和《残骸》(Wreckage),小说创作则有《光天化日》等三本短篇小说集,及《池塘》、《等待》、《战废品》等五本长篇,其中尤以获 得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 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奖的《等待》最为著名。

《落地》(A Good Fall)同样以英文写成,唯一的区别是:其中文译文由哈金自己操刀,逐字逐句翻译而成。哈金在前言中写道:“虽然这些故事是用英语写成的,但我相信他们 也能在汉语的读者中引起共鸣。我一直坚持可译性是创作的准则,因为文学的价值的普世的。(……)这回亲自译这本书还有一份私心。我过去一直强调思乡是一种 没有意义的情感,因为人应当面对已经造就的世界,必须往前走。记得七八年前,在一场演讲之后,一位中年妇女来到我面前笑着说:‘等你到六十岁时,你就会说 出不同的话。’她是对的。”如今五十多岁的哈金不但在翻译中一解思乡之情,更发现了汉语写作鲜活的一面。然而,他也指出,“英文写作的确使我变得独立和坚 强。”

在最新出版的第191期《巴黎评论》杂志上,哈金回顾了他首次用英文写作的经验:“我的第一个英文作品是为Frank Bidart的诗歌写作坊而作的。当时我是美国文学的研究生,并不被允许参加Frank的写作坊而获得学分,而且因为与其它课程的时间冲突,我只能隔周参 加。但我也被要求交作业。那时候我就开始用英文写作。我的诗歌《亡士的话》是我的第一次英语创作。”哈金认为,“英文有更大的灵活性。非常有弹性,很有可 塑性,很有表现力。在这种意义上,英语感觉非常自然。”然而要下定决心用非母语写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哈金花了整整一年多,才正式决定用英文来写作。 “成为一个文学作家并不仅仅意味着写书——你需要从一种语言里寻找某些空间,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小生境(niche)。这是最令我害怕的部分。”

最 终,哈金不但能够成功地用英文写作,而且他白描般的字句也成了一种风格。《纽约客》杂志对哈金的语言不吝赞美之词:“读哈金就像谈恋爱:你经验了焦虑、深 沉的自觉和对世界有不舒服的感受,然而又有某种乐趣……哈金跟其他最好的写实作家一样,把情感的力量隐藏在了最白描的字句中。”
其实,语言和主题永远无法剥离开来看,我们甚至可以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一种共通的点:《落地》里描述的大多数作为移民的华裔在异乡过的,其实 都是拮据的生活,而这种拮据的生活与哈金用非母语写作时那拮据的语言之间,或许并无二致。其情感的分量,则正好由英语的灵活性和弹性来承载。《The Advocate》的评论最为贴切:“短篇小说的重点在于以恰到好处的字句说出故事……做得好的话成果会很惊人。而哈金就真的做得非常好……他彰显了中国 人要克服在这里遭遇的语言、生活方式和信仰的隔阂有多么困难。”但无论多么困难,哈金始终透出一种审慎的乐观和希望,一如他书中的叙事者所言:“你的悲痛 不是人间最深重的。生命珍贵,其中充满美好的事情,尽管时刻都有苦涩和磨难。”

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妇女文学概论

【mabokov按】徐老师领 衔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家介绍的作品。本人负责了其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阶段的作家介绍的撰写和组稿。并 且分别撰写了有关这两个阶段美国妇女文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方面的概论性综述。在徐老师的主持下,书稿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资金问题,成书还遥遥无期。 且先将我本人撰写的概论部分分批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方家高人不吝赐教。以下是有关20世纪后半叶美国女性文学背景的略要论述: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女性文学

二十世纪后半页的世界格局和政治氛围可谓错综复杂。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创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抚平。紧接着就进入了旷日持久的冷战时期,其中,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于美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很难用几句话表述清楚的——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迭起,这些都彻底地影响甚至改变了美国民众对他们曾经熟悉的世界的认知。此外还有第三世界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以及对未来不可掌控的忧虑等等,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都不同程度地深入到了美国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之中。

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对于二十世纪后期的许多美国作家来说,女性在他们作品中成为简单的生理形象和性形象。以前的传统作品中的天使和魔鬼、纯真少女和淫荡妓女的界限已不再分明,她们统统被色情化,蒙上一层性的色彩。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曾经褒扬纯洁、谴责欲望,而二十世纪后期却反其道而行之。霍桑的《红字》中的“A”曾用来作为女性所犯下的原罪的象征,而在这里,变成了“O”,象征女性的性开放,正如保林·里格(Pauline Reage)的作品《O的故事》(The Story of O)中所描述的那样。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一些作家抗拒这股潮流,塑造了有理性、有思想的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但总的来说,对于更多作家来说,潮流难以抗拒。

在这一时期,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变形为简单的情欲动物,连名称都隐含了这一点。女性被称为甜心、小茶点、小樱桃等等,成为男性欲望的甜美而精致的饭后甜点。当然在这期间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潮流上的变迁,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男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目光投向女性的身体以及对女性的欲望。即使在描写母亲形象和文学女性形象时,也要使她们的梦境和恐惧带上欲望的色彩。

其实早在1939年,对女性的色情化描写已经初露端倪。生育控制技术的传播,性手册的发行,新的离婚法的出台,女性服饰上的变迁,如此种种社会变迁使女性从传统的不可触摸的神秘圣洁之中走出,成为轻易可获取的男性欲望的对象。二战中出现了许多随军慰问的妇女,这在一战中是未曾有过的。而数不清的战争电影和小说也在记录战争中的随意性行为方面推波助澜。与此同时,战争中流行的裸女贴画导致了对女性身体的关注,身体各部分被分别予以评论,似乎女性已成为可以分割开来然后再拼凑起来的积木。如亨利米勒(Henry Miller)作品中对于女性生殖器的描写就大胆而裸露,而且贯穿全文。但是女性不仅具有诱惑力,而且具有很强的威胁性。政府不断地告诫战场上的男人们,让他们洁身自好,以免暴露于性病的危险之中。更有甚者,二战中的许多战士将战争的毁灭性与女性解放联系起来,正象一战中的战士将战争归咎于妇女一样。美国诗人斯坦利·卡尼兹(Stanley Kunitz)的诗中将战争场面拟人化,描绘成一个不满足的妇女,玷污和毁灭了男人。

在战争被比拟为妇女的同时,战场上的男人们却不断地提醒自己,他们是在为保护家中的女子而战,为保卫这些女子所代表的价值而战。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电影和流行歌曲中,战士们吻别心爱的女孩,走向战场杀敌。如卡尔沙皮罗(Karl Shapiro)的诗也许是此时期最为著名的描写战争的诗歌。其中一首《V字母》写1944年,是以信的口吻写给一个女孩子的,诗中陈述了她的种种美德以及这位战士宁愿为她而战死的勇气。

尽管沙皮罗的诗中的女子只是被动地等待爱人从战场上归来,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却并非如此,她们在后方为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许多女性到兵工厂工作,后来随着战事的加深,政府也改变了宣传策略,妇女不再是坐等的形象,而变为积极投身于后方服务,为前方男人的战争做好后勤工作。但战争一结束,这一形象又退回到了从前,变为听话的邻家女孩,并且费迪南·兰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和玛丽亚法哈母(Marynia Farnham)在他们合著的《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一书中,被警告说,一旦女性坚持在外面的世界与男性比拼,那么她们将失去所谓的女人味。

不论是把女性描写成只拥有本能的动物还是欲望的主体,这一时期的男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多是属于不完全的和非理性的人类。如贾雷尔(Randall Jarrell)的诗《图书室中的女孩》(A Girl in a Library)将他的对象描写为“梦中的物品”,而且写道:“人们从你迷蒙的眼中,看到了一个不完全的灵魂”。而另一位美国诗人坎尼斯·考奇(Kenneth Koch)在他的《一个美人的梦》(A Dream of fair Woman)将女性描写为梦的世界中的梦着的人.很明显,正象大众文化中的明星玛丽莲梦露一样,这里的女性只是作为美丽的花瓶而没有思想没有理性。

从五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诗人到六十年代的黑色幽默再到七十年代,美国作家继续延续着这种传统,将女性描写成各个肉体部分的集合。以《嚎叫》一诗轰动文坛的爱伦·金斯堡的诗中也有这样的描写。但对另一些作家来说,女性的身体有时成为一种神秘,而男性在她们面前束手无策。在菲力普罗斯(Philip Roth)的诗中,诗人把一个男性叙述者变形成为女性的乳房。但即使这些策略有时也会走火。在菲力普罗斯和约翰厄普代克的作品中,居家妇女被描写为受宠而无所事事,生活无聊至极以至于想出许多新奇的招数去征服身边的男性。也许其中最为冷酷、自恋的当数罗斯的小说《再见,哥伦布》中的一位犹太裔公主,她的拜金主义使她不断引诱男人,又不断抛弃她们。

当然在二十世纪后期的男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所谓的真正的女人和善良的女人,而这些女人之所以被称为真正和善良是因为她们甘愿为男人的利益牺牲自己。这种形象可以追溯到T·S·爱略特的戏剧《鸡尾酒会》,其中的女主人公被称作是“具有美德的”,因为她甘愿让被钉在十字架上,只为救那些疾病緾身的当地人。还有另外一些作家对于那些试图自立的女性持有敌意,在作品中警告道,她们迟早会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如托马斯·品钦的《V》中,V的同性恋朋友米莲被舞台上的一根柱子刺穿,而V自己也被小孩子们偷去假肢假牙和假发。

这一时期的许多男性之间的冲突也被报复到了女性头上。如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有一个黑人牢狱作家克里伏(Eldrige Cleavor)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对历史事实中白人男人如何虐待黑人女性充满愤懑。因此,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报复白人妇女”。而母亲的形象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退化成为自私和淫荡的男性毁灭者。如费迪南·兰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和玛丽亚法哈母(Marynia Farnham)合著的《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一书中,作者问道:“这些母亲到底儿子做了什么?”然后自问自答道:“她们使儿子们丧失了作为男人的力量,也就是说,她们阉割了儿子”。到了1962年,在肯·凯西的作品《飞越疯人院》一书中,作者塑造了“大护士”这一形象,而此形象正是包孕了几乎所有的女性缺点。因此,即使是那些致力于照顾儿子们的母亲形象也被丑化为自私、专横而且充满罪恶。

女性的现实生活

以上提到的这些对于女性的色情化的描写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女性获得了许多她们的前辈们未曾获得的权利和机会,如在、法律、经济、社会、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机会。本来这一时期女性所取得的成就应该是很大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方面的权利都未落实到实处,而且并不是每个阶级的妇女都能享有,所以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

首先,在法律方面,妇女取得了许多权利。法律上赋予了女性自由离婚的权利,在过去,法律对于离婚采取双重标准,女性如果犯通奸罪就会受到责罚和被遗弃,而男性犯同样罪行却安然无恙。而且在过去,离婚女性的子女会被前夫带走而无须法庭的审理。但自从70年代加州通过“无错”离婚法后,女性也可以提出离婚而无须特别说明原因。而且在1973年,美国法律授予妇女对于自己是否生育的控制权。而且1963年美国的同工同酬法规定,女性同男性做同样工作,必须付同样薪酬。1980到期1990年间,进入法律院校学习的女性人数有了史无前例的增长,而且她们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也有了很大改善,其中有的人还成为政界新星。

但是,种种进步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离婚法的实施不仅导致离婚率的提高,而且带来了子女抚养和教育方面的问题。离婚通常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而关于女性生育控制的法律,更是不断遭到宗教界人士的挑战。

在薪酬方面的进步也是令人怀疑的。首先,女性的工作局限于低薪、低层次而且集中于服务业。第二,职业女性很少被称作是家中的经济支持者,即使她们是家中唯一挣钱的人。第三,职业女性在工作之余还得照顾家庭,而且社会在育儿和理家方面提供的帮助很少。因此,工作中的妇女不得不在家庭和职场两头奔波。

在教育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进入高校读书的女性越来越多,但女性在商界的比例却基本不变。这也说明了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正如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所说,许多在学校得奖学金的女性却在与男性约会的时候假装一无所知,而且在学校中成绩优异的女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成功的却很少。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但总体上来说,职场中成功的女性相比男性来说,还是太少了。

而在女性服饰方面的变化大概最能显示出社会的变迁了。从四十年代的实用装束开始,经过五十年代的长长的女性化的所谓“新服饰”,到六十年代的“迷你裙”,再到七十年代的无性别裤装,到八十年代的职业女性装束,这一系列的服饰变化了展示了不同年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四十年代的战争状态、五十年代的居家生活、六十年代的新女性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对六十年代的反击。而九十年代的女性则返璞归真,服饰重在回归自然。

在催化女性解放的过程中,生育控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六十年代的避孕药物和避孕器具的发展,意味着女性不必再为生育控制而担心。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由于爱滋病的暴发,性解放不再等同于女性解放运动。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起来反对曾经被认为能给她们带来解放的女性解放运动。如1972年,在美国国会准备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时,却有一位共和党的保守者菲力斯·斯拉夫丽(Phylis Schlafly)站出来反对该议案的通过,说它的通过将会带来社会的混乱。而许多妇女也响应了其号召。正象1973年玛拉贝尔·摩根(Marabel Morgan) 的小说《完全女人》(The Total Woman)中所描写的那样,充满诱惑性的妻子通过她的臣服和引诱策略来保证她的感情上和经济上的安全感。而对于工薪阶层的妇女来说,她们在女性解放运动中看不到任何实际的利益,因此对其并不热衷。

尽管如此,对于女性的复杂文化背景的关注使得近年来出现了女性研究的热潮,特别是在大学校园中,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等都将女性研究作为一个特别的领域加以研究,并且创办了许多这方面的杂志,不仅对性别问题作了探讨,而且对黑人妇女问题、同性恋问题、亚裔妇女问题、工人阶级妇女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讨。而且在文学研究领域,女性研究学者们还对历史上的女性作品进行了深入发掘。

女性的文学创作

对于二十世纪后期的女性作家来说,不管其个人是否女性主义者,在创作过程中,她们都带着两方面的意识。一方面,她们意识到了自己秉承着一种很强的传统,另一方面,她们也意识到了自己身处一个充满敌意的男性为主宰的环境,感到了作为女性的易受伤害。这些思想在安德里·里奇(Adrienne Rich)的《重看写作》(Writing as Revisions)中得到了阐发,这篇文章还可看作是女作家和女批评家的宣言书。她在书中回顾了从伍尔夫到玛丽安莫尔的女作家,并解释道,这种回顾对“我们来说是文化史中的特殊一章,是夹缝中生存的一幕”。

而二十世纪后期的许多女作家都以她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做着这种夹缝中的生存活动。如诗歌有奥尔森(Tille Olsen)的《十二个里面挑一个》(One Out of Twelve)、拉丝(Joanna Russ)《一个女主角能做什么?》(What Can a Heroine Do?)拉基丝(Muriel Rukeyser)的《神话》(Myth)普拉丝(Sylvia Plath)的《刺痛》(Stings散文有沃克(Alice Walker)《寻找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马莎(Paule Marshall)的《厨房里的诗》(Poets in the Kitchen)等等;诗人沙顿(May Sarton)的《我的姐妹》(My Sisters,O My Sisters)奥布赖恩(Edna O’Brien)的《心中的玫瑰》 (A Rose in the Heart)分别道出了对于文学史上的其他女作家的认同和继承。

此时期的女作家的作品以对于自我的寻求为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了对于塑造作家本人的身份特征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如奥尔森(Tille Olsen)的《给我讲个谜语》是从一个俄国犹太人移居美国的角度来叙述的。而克里夫顿(Lucille Clifton)则是以黑人方言重新叙述了圣母玛丽亚的故事.还有少数裔作家如华裔作家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黑人同性恋作家劳德(Audre Lorde)美国印第安作家玛萌(Leslie Marmon)等。

还有一些女作家采用了不同的创作题材,她们致力于描写真实的或虚构的社会环境。因此她们多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此类作家有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所描绘的芝加哥的“吃豆人”,有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笔下的佐治亚乡村百姓,有达夫(Rita Dove)的十九世纪的奴隶等等。她们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描写了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作品还有一个特征是“多样性”。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许多女性作家开始从不同的经济、语言、宗教、种族、政治角度来描述现代女性的多样化生活。而且这种趋势也伴随着学术界在女性研究方面的不断创新,如对于非裔女性、亚裔女性、拉丁裔女性、印第安族女性以及同性恋女性的研究都有了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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