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曾经在这里转贴过韩寒同学谈及对待大师的态度及其对大师文采讨论的文章，又在《饭否》上分享过韩寒同学的几篇相关的文章。基本上我的怯生生的观点也借此表达了出来。下面的内容是从杜然那里整个的搬来的。一是觉得陈丹青的这个问题提得很有分量；还有就是觉得杜然的一句话总结很有意思：“最近几年，看看充斥网上的言论，总让人觉得中国人的睾丸素水平出现了异常”——睾丸素水平出了问题，呵呵，很有水平。
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在国外看过一篇文章，说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是西方最被低估的作家。的确，茨威格在中国的影响力远大于国外。除了莎士比亚或者曹雪芹这样的人，对于许多作家的评论与看法，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基本上我同意韩寒等人的观点，冰心等人的作品在今天看来，的确一般。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现代白话文的历史不到100年，比如郭沫若当年写的《煤中炉》，以现在的标准看，那首诗恶劣到不堪的程度。所以，文学大师不是庙里的神像，更何况神像也不是不可以打倒。
最近几年，看看充斥网上的言论，总让人觉得中国人的睾丸素水平出现了异常。
下面是同事转发的陈丹青所写《这是对待文学家前辈的常态吗?》。未删节全文。
近时我与韩寒在湖南电视节目中聊到茅盾巴金冰心几位，以为文采欠佳，读不下去，于是被声讨。罪名不细说，更有网民要将韩寒拖出去枪毙。我既是与他聊天惹了祸，不该置身事外的。
今次要害，并非我们出言不逊，而在公开。两人的嘴固然没上锁，但把关者，大家知道，其实是电视台。眼下这类扯淡并无生命危险，倘若稍涉禁区，后期制作早给抹了。所以电视台每次闯点小“祸”都保了安全险，不是胆儿大，而是胆小，这不，交谈文字版先上网，讨伐骤起，制作方播出前赶紧隐去前辈名姓——此今之媒体 “巧妇”的小动作与大为难也。至于“鲁郭茅、巴老曹”名实之间的种种差异，同样的话，七八十年代我记得就和阿城安忆说起，文学圈则二十多年前即有所辨析，学界还有专文述及，只是公众不知，而话题早已凉了。近日某作家对我说：“老陈，何苦呢？”你问他到底怎样想法，他也不过一笑。是的，中国人对各种人事向来关起门畅所欲言，眉飞色舞，但切勿公开，公开了，大家面子上不好交代、不好混，这潜规则众人也早经熟悉了。
当然，崇敬文豪的读者专家多有人在，人多自然势众，本次讨伐的篇数、字数更是我与韩寒那段谈话的几十上百倍：正义迅即伸张！很好。我倒是因此念及中国文坛艺坛六十年来举世无匹的老故事和新剧情，归结两条：一是逼死他，一是说不得——且说傅雷悬梁、老舍自溺、演员石辉投海、巴金的爱妻被逼死，钢琴家顾圣婴一家开煤气自杀。未死者，有林风眠下狱，石鲁发疯，胡风案牵连愈千人,沈从文建国初年就往自己手腕割一刀……此外，被糟践被羞辱被毁灭的文艺家不知有多少。二三十年代呢，同是“鲁郭茅、巴老曹”，谁人批斗谁人整？却是有人敢于批评敢于撩，且多是韩寒那般的小年轻，而当胡适之陈独秀傅斯年瞿秋白们撩拨前辈、为难政府、游行办刊、组党谋反，大致都是二十来岁小逆种，言行之凶悍，后果之严重,岂是今之八零后小子可以比得——扯远了。文革后，前辈相继凋零，偌大的中国总得有几块匾，于是将前辈的声名从地狱捞出来抬进宗庙，竖牌位，留青史，开纪念会，建文学馆。虽则京沪没有罗马巴黎的伟人祠，但几位前辈大抵都有雕像在，既是成了雕像，晚生除了鞠躬礼敬，岂能有二话。
这就是对待文艺前辈的常态与正道么？前一种糟践，其罪孽，不必说了，后一种恭敬，其异常，却比较地难说——稍不慎，正义之师又要严辞声讨了——然而这就是六十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体与两端：不是层层地狱，就是巍巍宗庙。此刻，我愿在地狱和宗庙之外，继续公布自己的偏狭和愚蠢：譬如法国雨果、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我实在读不下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纳博柯夫的《罗丽塔》绝对了不起，可我只啃了一两章，全忘了。翻译不佳是个借口（对不起，又开罪译者，顺便一说，七十三年前李健吾即对巴金的创作有过真挚的负面评析），绘画不必“翻译”，我早已对伦勃朗略生厌倦（他曾是我的神），对柯罗轻微失望（我至今深爱他），对怀斯从来惧憎（他在民意调查中位居美国画家第一），好在欧美爱国者不会越洋寻我来算账……我所不以为然的中国画家呢，也斗胆招供吧，譬如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及晚期的林风眠。读不下去的中国写家，也还有——住口！你甚么东西？！有甚资格诋毁前辈？！喳！在下是没资格，但合上书页、目光移开，总算一份渺小的私权吧。有位正义者愤慨宣布，我们的言谈（总共几句话） “伤害了民族文学的尊严”。呜呼！这持续伤害文学与尊严的伟大民族，其“民族文学的尊严”竟如汶川校舍的预制板同样脆弱，而出语者一人居然自命代表十三亿中国人。知道吗?五十年代法国新小说派集体清算巴尔扎克的全知叙述，七十年代以赛亚·柏林万言痛陈启蒙先贤的刚愎自用，2006年英国乐评家大肆指责莫扎特甜腻媚俗，而约翰·伯格在毕加索在世的1965年即专书分析大师的失败，这些民族的“文艺尊严”受伤了么？以上被质疑的大匠师与我们本土的文学众神相比较，份量又是如何？
文学魅力的久暂、阅读趣味的差异、作者之间的好恶，原极复杂而微妙，这次争议的善道，应是进而探讨“文采”的是非，但问罪者的痛点哪里是关于文学，而是点了威权的名姓。韩寒的书我并未读过，也不在乎茅庐初出的写手是否文采斐然，他不过是如巴金所愿，讲了几句平凡透顶的真话。自由谈编辑时常关照文末要有结论，我与韩寒犯忌，正是对“结论”轻声说不。非要结论，是我忽然想起茅盾曾任文化部长，巴金则是作协主席，二者均属国家领导，念及此，这才背脊起栗，眼下声讨者咬牙切齿不依不饶，怕是要动议建立民族文学大法庭的意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