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可以把布克奖得主称为“布客”的话，那么，在该奖39届（40年）的历史上，总共产生了41位布客——1974年和1992年各有两位作家分享了当年的大奖，其中既有拉什迪这样“布客中的布客”，以及库切和戈迪默这些已被诺贝尔文学奖再次确认的大家，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布客，当年风光一时，而今已遭遗忘。

此番“最佳布克奖”的三人评委之一约翰·穆兰（John Mullan）7月12日在《卫报》撰文，认为1981年获奖的《午夜的孩子》是布克奖历史上的分水岭，这不仅是因为当年的颁奖礼首次开始进行电视转播，而且它还给英国文学注入了一种新的动力——很快人们就发现，他们迎来了丰收的文学十年，文学潮流和读者口味亦随之大变。

1969年的首届布克奖颁给了PH·牛比（PH Newby）的《需要承担的某事》（Something to Answer For），不幸的是，它现在一点也不牛了，早已从市面上告退，不再印行。牛比先生亦封笔多年，转而在BBC电台搞制片。他本人似乎也有自知之明，在多年前的一个采访中，他说写小说尽管很快乐，但这些作品恐怕在他死后就会被人忘掉。

1975年，大卫·斯托雷（David Storey）以《塞维尔》（Saville）获奖，此书以现实主义笔法，冗长而细密地描写了西北矿村一个工人子弟的阴冷青春，长于堆砌素材而不是刻画人物与抒写心理，让人想起那些已遭遗忘的大部分战前文学作品。

穆兰此番借评委之便，回头阅读了40年来的“布客”作品。他认为第二届布克奖得主——伯妮丝·鲁本斯（Bernice Rubens）的《获选成员》（The Elected Member），由于故事不好看，现在也极少被人提及，1972年得主——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G》则更像一篇关于小说写作的论文，缺乏生动的叙事，其“实验性”的叙述技巧，现在看来则有故意卖弄之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1970年代的所有获奖作品都已过时，在穆兰眼中，1973年的《克里希纳普围城记》（法雷尔），1974年的《自然保卫者》（戈迪默）都是流芳之作。以法雷尔为例，“最佳布克奖”的决选名单公布之后，在伦敦的福尔书店，《克里希纳普围城记》一直都是这六本书里面的最畅销之作。35年之后，法雷尔重新交了好运。这既证明了人民的健忘，也表现出他们非常愿意去重新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现代经典。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7月16日 作者：慷慨】

1. 贝鲁特出生的作家拉维·哈格（Rawi Hage）以小说处女作《德尼罗的游戏》（De Niro＇s Game），6月12日获得了号称世界上给予单本图书奖金最高的IMPAC都柏林文学奖，奖

金为1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07万元）。

今年44岁的哈格生于贝鲁特，在移民国外前度过了九年艰难的内战生活。《德尼罗的游戏》写的也是这段经历，讲两个黎巴嫩少年为挨过内战而走过的不同道路。

都柏林文学奖由都柏林市议会、市政府和IMPAC公司共同主办，用以奖励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以任何语言写成的文学精品，唯一条件是曾以英文（或英译）出版。今年的137部入围作品由45个国家的162家公共图书馆推荐。

去年获得此奖的是挪威作家佩尔·彼得松（Per Petterson），获奖作品是以纳粹德国占领挪威时期为背景的小说《出门窃马》（Out Stealing Horses）。2003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以《我的名字叫红》获得此奖后，开始扬名世界。

2. 一本有简·奥斯汀亲笔题字的小说《爱玛》（1816）在伦敦拍卖场上以创纪录的18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44万元）卖出,超过了今年3月份的托尔金签名首版《霍比特人》6万英镑，以及2007年11月艾米莉·勃朗特首版《呼啸山庄》11.4万英镑的卖价。

3. 在经历了一年前来自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抗议风波之后，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终于获得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正式封爵，成为萨尔曼爵士。而且拉什迪凭借其新作《弗洛伦萨的女妖》也又一次激起了读者的极大的阅读兴趣。当然，和他的不少其他的作品一样，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4. 这一条跟美国最著名的幽默大师，《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作者马克·吐温相关：

这是马克·吐温自己花钱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建造的一座房子。据说花了他40,000美元。好在吐温先生当时的事业正式如日中天的时候。房子样式倒是挺新奇的，有点仿中华古典建筑风格的意思。

这是马克·吐温家庭博物馆里的一个画廊。据说这个博物馆现在正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预计到明年一月底的预算缺口可到37万美元……

5.

这位老先生名叫马修·布鲁克利（Matthew J. Bruccoli）是美国知名的文学研究者。他的菲茨杰拉德传记，以及大量的研究菲茨杰拉德的学术论文和批评文章奠定了他在美国学术界的稳固地位。被誉为美国菲茨杰拉德研究界魁首。从事菲茨杰拉德研究的学者如果还没有认真地阅读过布鲁克利先生的研究成果，恐怕他的研究工作就不能称之为“充分”了。2008年6月4日，布鲁克利在家中不幸去世，享年76岁。

6.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的新作《我的姐妹，我的爱》（My sister, My Love）。情节介绍部分保留英文原文，增加点神秘感：her new novel has transposed the killing of JonBenet Ramsey from Colorado to the New Jersey suburbs and made the murdered little girl into Bliss Rampike, an ice skating prodigy (“Little Miss Jersey Ice Princess 1996, skating to triumph on the cold-glittering ice rink of the Newark War Memorial Center”). The book is told by Bliss’s older brother, Skyler (“anonymous and forgettable as a soap bubble. O.K.: a weird-looking soap bubble”), 9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as was JonBenet’s brother. Skyler’s narrative is choppy, rambling and punctuated by direct-address footnotes in the David Foster Wallace/Dave Eggers/Junot Díaz mode, and Mummy and Daddy emerge as pure monsters, but Ms. Oates retrieves the child victims at the heart of her tale from the tabloid hell to which they’ve been sentenced.

以学术为业（下）

马克斯·韦伯 著    冯克利 译

6.价值的多元性

　　我只想问一句，在讲授教会形式和国家形式或宗教史的课程上，如何让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名共济会[18]信徒得出同样的价值判断呢？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但是从事学术教育的人，必须希望并要求自己，以他的知识和方法，他对这两种人都会有所助益。诸位会十分正确地说，对于基督教兴起的事实，如果由某位对教义没有先入之见的教师来讲述，那么一个虔敬的天主教徒是不会接受他的观点的。诚哉斯言！但区别却在于： “无预设前提 “——从拒绝宗教皈依的意义上说——的科学，不承认 “奇迹 “和 “神启 “。如果科学认可这种事，它便违背了自己的前提。宗教信仰承认奇迹和神启。 “无预设前提 “的科学对信徒的期待不多不少，只是要他承认，假如对事件的解释不需要那些超自然因素——经验解释必须作为偶然因素加以排斥的因素——介入，那就必须用科学所浓度的方式进行解释。信徒即使不违背自己的信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那些不在乎事实本身，只以实际立场为重的人，科学的成就便是毫无意义的吗？大概如此。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 “令人不舒服的 “事实，我是指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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