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62岁的凯·瑞安（Key Ryan）已经正式被提名为美国下一任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成为查尔斯·西米奇（Charles Simic）——2007年荣任美国第16任桂冠诗人——的继任者。

当她还是UCLA的一名学生时她曾经申请加入学校的诗歌社，但是遭到了拒绝。现在回忆起来，瑞安女士还是能够清晰地记得当时她是多么地孤独。时过境迁，现在情形已然大不相同。现在，这个国家最好的诗歌俱乐部正在积极地邀请她参加。更加出乎她的意料的是，2008年7月12日，瑞安女士被提名为下一任桂冠诗人。因为，时至今日，瑞安女士还是有某种局外人的感觉。

其实在诗歌创作领域，瑞安女士已经是硕果累累、奖杯满柜了。她创作的充斥着文字游戏的睿智精炼的诗歌为她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诗歌奖项：如“古根海姆基金奖”（Guggenheim Foundation）、“国家捐赠基金艺术奖”（National Endowment for Arts）等。2004年，她还获得了总奖金额为10万美金的“罗斯·莉莉诗歌奖”（Roth Lilly Poetry Prize）。

国家捐赠基金艺术奖的主席，诗人达纳·乔亚（Dana Gioia）很早前就是瑞安女士诗歌作品的拥趸。他对瑞安女士的评价是——她是一位感情真挚、富有思想、却又茫然困惑的、对一切都抱有怀疑态度的局外人。

关于选择谁来担任查尔斯·西米奇的继任者，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管理员詹姆斯·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 1929- ）收到了来自全国的诗人、编辑和学者们的建议。他认为瑞安女士的诗歌“具有简洁的特质。属于那种浅显易懂的诗歌。她带着你透过细小的意象，以一种更加微妙而又深邃的方式去看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一段非常平凡的情感”。

以下这两首小诗大致可以体现出瑞安女士的诗歌特征。不提供汉译了，因为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去翻译这样近乎直白的英语诗歌。如果照字面直译，恐怕无法表达出原诗所能够传递的意境，更不用说原诗的韵律之美了。请欣赏：

The Other Shoe

Oh if it were
only the other
shoe hanging
in space before
joining its mate.

再请欣赏：

Shark’s Teeth

An hour
of city holds maybe
a minute of these
remnants of a time
when silence reigned,
compact and dangerous
as a shark.

【以上是根据这篇文章整理的】

据说，“时尚应该具有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的功能。”然而，时尚的一个无可奈何的特征是短命，昙花一现后给人的感觉猝然就变脸为让人厌倦乃至于厌恶了。前几年，中华大地曾为一句无厘头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歌词发狂，有一位深为“感动”的老板宣称决定不惜千万重金购买其版权予以注册，但短短几个月过后谁还会念叨这句俗不可耐的废话呢？若那老板当初果真不冷静进行这种“风险投资”，恐怕早就破产了吧。时尚可以不讲道理、没有逻辑，但人不可以没有自己的理性。中外出版界近些年来也在经历种种时尚，传记热就是其中尤其令人狂颠的一种。传记热（尤其是名人传记）的一大成因是普通读者的“窥隐癖”与“名人梦”，当代各种大众媒体的煽风点火更是给这种癖好火上加油。当然，在这背后很可能还有更合乎逻辑的理由，尤其是对那些作家传记来说。记得西方文学批评史指出五六十年代的批评时尚是只看文本，不顾作家生平乃至社会文化氛围的“新批评”，因为它的倡导者认为文学是完全由作品说了算的，而作者创作时的处境以及创作后的自我阐释根本无关紧要。结果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选集省略了传统上常有的“作者简介”、“时代背景”之类的内容。然而，到了七八十年代后，风水轮流转，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批评几乎占据了整个舞台，而遭到忽略的恰恰是其研究的本体———文学作品本身，难怪有些学文学的学生说几年下来，历史、哲学知识长进了不少，而文学作品却没读完几本书。当然，近年来也有不少西方出版者告诉我们说“文学传记死了”，但这显然不能当真。西方人讲话为了引起关注往往有不惜夸大其辞、耸人听闻之嫌，恰如三十多年前法国人巴尔特说“作者死了”，也是不能当真的。就像明摆着这三十年来作者队伍还是生机盎然、蒸蒸日上、获奖或畅销书作者决不次于倍受追捧的各路明星那样，文学传记还是一本一本地出，其销量更是纯文学图书所难以企及的。

最近在英国出版的一部关于英国游记作家刘易斯（Norman Lewis,1908-2003）的八百页传记巨著———《半看不见的人》（Semi-Invisible Man）的作者埃文斯（Julian Evans）在该书的“引子”里他别出心裁地自称为“不情愿的传记作者”，还“忏悔”说“我得坦白，我并不想写这本书”，并指出作家人生的精华是写作，而其他仅仅是“花絮”，并进而哀叹“一种奇怪文学题材之草的蔓延”，即“我们已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对拉金诗歌还比不上对其沉溺于色情的熟悉程度、对艾略特诗歌还比不上对其反犹太立场的熟悉程度、对格林小说还比不上对其与凯瑟琳·沃尔斯顿等人婚外情的熟悉程度”。当然，普通读者为了娱乐，是不会理会你这些 “说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的无聊伎俩的。

还有一种传记色彩十分浓厚的写作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少数族裔作家完成的，因为这些作家往往有强烈讲自我讲家族经历的欲望，她们往往又多是女性，多方面投合了西方读者的好奇心，因此几十年来可以历久弥新，以致从边缘走到中心。亚裔作家在西方比较出名的是华裔与印度裔，如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谭恩美（Amy Tan,1952-）、巴拉蒂·穆赫齐尔（Bharati Mukherjee,1940-）、拉什迪（Salmond Rushdie）等人。近年来在美国文坛上又出现了一位引人瞩目的孟加拉裔美国女作家钟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今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未习惯的土地》（Unaccustomed Earth）刚面世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头名。此前，她的第一本小说集《疾病解释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在2000年获普利策奖；小说《同名同姓》（The Namesake,2003）被印度裔美国著名导演米拉·奈尔（Mira Nair）拍成了电影。

《未习惯的土地》短篇小说集绝大多数的篇章都是关于移民到美国的孟加拉第二代的普通人生活的，它们并不涉及民族状况、文化多元、全球化、911等宏大的主题，目光所及无非是婚姻、家庭、职业等有限的若干个人及社会生活侧面。作者现年40岁，出生于伦敦的孟加拉移民家庭，不久随父母移居美国东北部的罗得岛州，靠父亲在当地做一名图书管理员生活。成年后在波士顿的一家书店工作，并获得硕士学位。现住纽约，并在这个美国创作与出版的中心城市开始了她“惴惴不安的”小说的创作，终于幸运地成为了“美国崭露头角的文学一代最受批评界赞誉的一员”。记得常有报道说，美国人最缺乏国际知识，甚至连中国的地理位置都往往讲不清楚，更不必说像孟加拉这样“三流”的国家了。然而，一个仅就题材来说本已很难进入畅销书行列的短篇小说集，却因为作者与主题都是孟加拉的移民就荣登美国权威畅销书榜首，这是不是很反常呢？不管具体原因何在，这至少说明了美国人并不“自闭”，相反，他们具有较广泛的兴趣，对孟加拉移民的好奇心显然比人们所能预计到的要强烈得多了。像拉希莉这样的作家在美国小说界的崛起，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即美国文学从所谓的“美国出生的白人男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代，已演变为“其最重要的声音来自并非美国出生”的一代了，这一代作家的代表除了这位拉希莉外，至少还有出生于中国的哈金（Ha Jin）、海地的爱德薇芝·丹蒂凯特（Edwidge Danticat）、俄罗斯的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多米尼加的朱诺特·迪亚兹（Junot Diaz）等。他们都可算是超越国界的作家，对他们来说，双重文化公民的身份是一种普遍的现实状态。

有评论说，“美国关于亚洲移民的小说已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文类”。不过，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侨居国外者的文化碰撞故事现听起来已是陈词滥调，甚至让人生厌。因此，新一代的移民小说已在力争脱离窠臼、独辟蹊径。现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新加坡裔作家潘伟娜（音译，原文为Wena Poon）的处女作《冬日里的狮子》（Lions in Winter）便是这样的尝试。这又是部短篇小说集，又是位女性作家，其主题无非也是新加坡人的移居国外（用一个文学化的词汇叫“离散 [diaspora]”），但其中不少篇章作者安排让外人“离散”到新加坡或让业已“离散”在外的新加坡人回到故土。在此，作者不再强行地进行新加坡与伦敦、多伦多、悉尼、纽约的东西文化对比，而是让新加坡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状况自行地呈现出来。例如，在《那些为国作贡献的、那些逃离祖国的》（“Those Who Serve,Those Who Do not”）一篇里，埃迪的家庭为了避免自己的儿子服兵役而潜逃到了澳大利亚，已难以重回故土，因为像他们这种潜逃者若回到新加坡是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然而，埃迪的姐妹乔安妮却毅然离开悉尼舒适的生活回到新加坡去看望亲人。这些亲人们当时没有资金可以供自己逃离，结果凭着新加坡人坚忍不拔的毅力终于服完了兵役，而这种品质是埃迪和乔安妮的家庭曾轻松予以抛弃的。她写道：“她看着成千上万座‘住房与发展部’开发的房屋从舅舅的小公寓楼两边延展开去。她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胸打开了。就是他们将肩负起保卫这个国家的重任，她想。面对着这样坚固的防波堤，玩世不恭的波涛即便照样打来，也一定会无功而返。”就这样，通过自我放逐者的归来，作者非常优雅地将新加坡本质的一面予以了呈现，而这又往往是从未离开故土的作者或叙述者所难以做到的。

2006年公演的电影《黄石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Huang Shi)讲述的是一位英国记者在抗战时期如何帮助中国人并最终献身的故事，据说电影脚本根据的是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传记作品Fruition———The Story of George Alwin Hogg（汉译本为《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段津、高建译]）。艾黎与何克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同事，前者于1938年创建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简称“工合”），而后者是该组织的积极参与者、报道者。最近，一位叫詹姆斯·麦克马纳斯的英国记者经过七年的调查研究，撰写了关于这位鲜为人知的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人民的英国人的第二部传记———《洋鬼子：乔治·何克的生活传奇》（Ocean Devil.The life and legend of George Hogg.By James MacManus.288pp.Harper Perennial.）

乔治·何克（George Aylwin Hogg,1915-1945）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于1937年的夏季在完成牛津大学的学业后，跟随其具有反帝国主义倾向的姨母来到日本，目的是从事某种和平使命。然而，此时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刚刚开始，他们并不相信日本政府所宣扬的关于此乃为了所谓中国乃至亚洲光明未来等冠冕堂皇的借口，毅然于次年二月来到上海。在日军西进之际，他沿长江而上至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汉口。并不像差不多同时抵华的他的同胞奥登与依修伍德那样仅为写一本书走马观花了事，何克选择长期地呆了下来，直至去世。他一边为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及英国的《曼切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撰写关于中国的报道，一边就是上面所说的为“工合”工作。书中对电影里集中描绘的何克在双石铺的一个被日军摧毁的学校出任校长这段经历也给予了重点考证与历史还原。那些“黄石的孩子”都是一班可怜的流浪儿或孤儿，二十多岁的这位英国青年带领着孩子们斗疾病、种粮食、学生活技能、操作棉花机械，并通过不断地体育锻炼与学唱中外歌曲来提升他们的抗敌勇气。当日军临近时，在冬日里他又带领大家把整个学校迁徙到千余公里外的戈壁滩上。与当时大多数“国际友人”不同的是，他还学会了讲国语，因此更便于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像白求恩大夫那样，何克的死也起因于一个小事故。他在踢足球时踢伤了脚趾，得了破伤风不治身亡，终年30岁，而这恰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那一年。他留下了一个遗嘱：“把我的一切都献给学校（My all to the school）。”

60多年来，我们记住了白求恩、柯棣华、斯诺、斯沫莱特、安娜·阿姆斯特朗、路易·艾黎等等为中国的抗战作出卓越贡献乃至最后献身的国际友人，但我们也许忘记了当时为这个破碎的河山做着同样贡献的更多的乔治·何克们。那么，就让电影《黄石的孩子》、传记《洋鬼子：乔治·何克的生活传奇》等民间力量唤起我们对所有应该被我们纪念的人物的记忆吧！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7月16日 作者：子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