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0910]

家里攒了一大堆杂志没看。今天狠劲儿地翻了两册。学习到了不少东西。高兴——过了个愉快的教师节。阅读时做了点小笔记。收录于此,帮助记忆。

【一部独特的女性成长小说——论《简·爱》对童话的模仿与颠覆】
文章作者孙胜忠,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第49-59页。
该文指出,小说《简·爱》既有对童话《灰姑娘》的模仿,又有对该童话的颠覆。这种既有模仿又有颠覆的表现,使得《简·爱》这部小说成为了一部独特的女性成长小说。该文作者最后指出,“《简·爱》以童话模式开始,又颠覆了童话模式,最后以改编的童话收场,……反映了主人公和作者的矛盾心理以及19世纪社会氛围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该文的价值体现在其视角和论点的新颖独到之上。

【非裔美国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及其文化表征】
文章作者王玉括,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二期,第160-167页。
该文作者纵向挑选了三部非裔美国文学作品,按照其先后出现的顺序,围绕“地理空间”在美国黑人文学中文化表征意义展开论述。这三部作品分别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黑人奴隶的自述》、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以及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通过分析论述,该文作者指出,“南方”和“北方”这两个表示地理空间的名词在黑人文学中所具有的文化隐喻内涵,以及这样的隐喻随着岁月流转所发生的变化,表明了“在对空间的认同、反思和反讽过程中,非裔美国人不懈地追求着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我”。
这样的思路和切入点值得借鉴、学习。

【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暴力世界】
文章作者朱小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第168-176页。
该文从“暴力主题的背景”、“暴力题材的多维性”、“精神困境中的施暴者”、“反差中的暴力效果”、以及对“暴力的反思”这几个方面入手,论述了托尼·莫里森小说中暴力世界。指出莫里森的作品“从否定暴力到洞悉暴力根源再到同情和谅解,……在对暴力的思考中重新审视了黑人的种族苦难和历史”。文章作者分析指出,“莫里森以个人到族群的多维度暴力题材揭开了非裔美国人身份之痛的伤疤。广泛的暴力事件反映出在种族歧视的幽灵仍然逡巡、非裔美国人的社会身份仍处于真空状态下的社会中,非裔美国人自我迷失的痛苦,他们为此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危机,他们的反抗与崩溃。她的小说以暴力为主题或背景,对社会现状提出了制度问责”。莫里森通过揭示在精神困境中的施暴者的复杂心理困境,她“生动再现了一个被排斥和异化的弱势群体的无奈与无助”。以《最蓝的眼睛》为例,“莫里森引导着读者走进乔利的内心世界,设法去了解他作为黑人父亲、作为黑人男人承受的心理压力,缓冲了暴力带给人的残酷体验,但人性崩溃的悲剧感令人心碎”。这一切皆源于“历史苦难与现实压力之间的矛盾、避免伤害他人的意志与受到他人伤害的事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于非裔美国人的生命中。这是所有悲剧的本质:一方面,人对尊严和理想的追求不可遏止;另一方面,人在现实中受到限制,人性的脆弱和生命的短促使得预期目标难以达到”。该文作者最后总结道,“莫里森以反讽的方式设置了暴力的惊悚效果;导致灾难的暴力来自人类本身,引发悲剧的暴力实施者不再是高贵而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主人公,而是卑微的普通非裔美国人”。该文作者还指出,莫里森笔下的暴力世界也表现出了她对族裔历史发展进程的反思——“非裔美国人选择的暴力解决危机的模式来自于他们憎恶并竭力推翻的种族歧视旧模式;黑人血统至上论不过是白人优先论在人种和肤色上的翻版”。而莫里森的作品就是对这一状况的警示。

【催眠·骗局·隐喻——《山家奇遇》的未解之谜】
文章作者于雷,南京理工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第70-81页。
《山家奇遇》(The Californian’s Tale)是马克·吐温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鲜有相关的学术论著。该文一方面从分析马克·吐温在作品中施展的催眠术和骗局入手,抽丝剥茧,层层剖析,阐明了“《山家奇遇》这部作品的最独特之处在于马克·吐温在‘感伤’主题的表象下暗藏了社会批判的玄机:加州的阳光海滩蜕变成淘金废墟上的空洞与无奈,无视爱妻不归的事实而沉迷于臆想之中的期盼实际上构成了揭露淘金梦麻痹性、欺骗性和荒诞性的隐喻”。另一方面,该文针对“《山家奇遇》何以成为马克·吐温作品中头一篇介绍到中国来的小说?”这一问题,一路追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选择当非偶然为之,“定是独具眼力”,且为迎合当时社会批判的需要之故。

【“准则英雄”与“他者”——海明威的早期创作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族政治】
文章作者于冬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章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一期第133-147页。
该文作者理论鲜明,论述透彻。以下是摘录自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1. 纵览20世纪初期美国流行的小说、报刊杂志和电影,我们可以发现,高贵、智慧、富有道德责任感、保护白人妇女、捍卫文明秩序的白人勇士形象与野蛮、愚昧、道德责任匮乏、对北欧拜仁构成威胁的少数族裔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2. 海明威在小说开篇就将目光集中在科恩的鼻子上,这一细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纳粹曾经用尺子测量人鼻子的高度以判定这个人是否有犹太血统,其种族歧视倾向不言而喻。事实上,科恩在小说中的基本定位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他者”。
  3. 迈克在酒后借题发挥当面侮辱科恩,说他是一头一天到晚围着勃莱特转悠的犍牛。迈克的话道出了科恩在白人世界里的真实处境,即在努力寻求社会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却始终无法改变其犹太“他者”被抵制、被排斥的种族宿命。
  4. 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哥特曼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个人天才的创造物,而是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的“超个人的精神结构”(trans-individual mental structures)的创造,即那个集团共有的观念、价值、理想的结构的体现。越是杰出的作品也越能清楚地表达他所属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或集体意识。
  5. 细读海明威的早期小说就不难发现,海明威对印第安人、黑人、犹太人等他者表现出一种变化不定的矛盾心理:有时候他笔下的他者叙事与美国主流社会流行的充满种族其实色彩的他者形象套话完全相合……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在叙事过程中质疑白人社会种族政治话语的公正性,揭示出犹太人、有色人种在相待美国社会的大熔炉中自觉或被动融汇美国化的犹太人、印第安人、黑人的艰难生存境遇。
  6. 作为一个WASP作家,海明威虽然在小说中注入了许多鲜明的种族歧视言论,但他又站在一个与种族主义者拉开距离的批评者立场上质疑白人种族政治立场的公正性,甚至能够对当时的种族政治进行伦理反思。
  7. 海明威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对美国20世纪初期种族政治冲突的观照是十分复杂的。他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读者呈现白人主流社会对他者的种族主义抵制、排斥情绪的同时,有自觉地与美国种族政治立场拉开距离,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反思美国大熔炉政策的历史公正性,揭示出美国现代种族政治一方面认可有色人种和新移民等“他者”在美国的合法生存权利,另一方面又阉割他者种族文化身份主体性的实质。
  8. 海明威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族政治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自身的WASP中产阶级生活经验与白人清教徒文化精英意识始终制约着它的价值认同与文学话语建构。
  9. 海明威的精英主义意识实则是对以“白人性”为代表的“美国性”的认同。
  10. 海明威总是让自己的白人男主人公直面现代化带来的诸多现代性冲突,带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伤痛,在与现代商业文明保持疏离的他者空间中,坚守WASP的传统劳动美德与精神操守,通过战斗、写作、斗牛、钓鱼、打猎、拳击等超凡的个人技艺和坚强的个人意志来建构生命的意义,显示出一种重压下的优雅风度(grace under pressure)。而这就是所谓的“准则英雄”。

文为心声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是一位英国作家。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8部小说。其中,他的《最后的命令》(Last Orders)获得了1996年布克奖。他的作品总是以英格兰乡村为背景,颇有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风范。长期以来,斯威夫特从来不允许其自身的生活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他致力于简约的、口语化的散文风格,寻求通过强调区域独特性来描绘普世的真理。英国批评家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在其《承诺的敌人》(The Enemies of Promise)一书中将作家们划分为“官话”作家(如普罗斯特、伍尔芙等)和“方言”作家(如奥威尔、海明威等)。以此看来,斯威夫特显然属于第二种类。

 

写小说的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最近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做大象:文为心声》(Making an Elephant: Writing from Within)。其实也就是他的一部非小说类的文集。《做大象》这个标题来源小时候的斯威夫特为了引起父亲对他的注意而亲手用木头做成的一头大象。在这部作品,斯威夫特细数了他过去生活中的种种往事。他解释说他一直很鄙视那种认为作家总是为了获取小说素材而行使观察生活的使命的观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斯威夫特从来不认为作家一定要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他的这部洋洋巨著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思考。他是在通过将20多年来他的散文、访谈和诗歌串联起来,从而构建出一部编年史,以表明他如何逐步成长为作家的历程;是在把他所经历过的生活的碎片聚拢起来。

 

斯威夫特对他所取得的成功表示了惊讶,因为注意到他没有任何可资他在文学领域取得成功的家族背景。斯威夫特解释说他自学写小说,独自摸索、万分艰辛,好在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1970年代初,他在约克大学度过了三年时光,凭借一份研究生奖学金,试图尽快完成他的博士课程。与此同时,他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但由于他本人觉得小说糟糕透顶而放弃。

 

斯威夫特写得最好的散文之一是提交给出版商艾伦·罗斯的那篇。对此,斯威夫特至今念念不忘。他说罗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看到了出版的希望,使他从此不再是文学道路上的一位孤独的旅人。此外,斯威夫特还温馨地回忆了他与凯左·伊什古洛(Kazuo Ishiguro)、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人的友谊。

 

这其中,最感人至深的散文也许应该算是描述和泰德·休斯(Ted Hughes)一起钓鱼的经历。斯威夫特回忆道,“有一次,当我与他告别回伦敦去的时候,不经意地感慨‘回到真实的世界’。他却几乎是表情严肃地说,‘不,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至于说到他本人的小说世界,斯威夫特如数家珍,大谈他的创作目的。然而,他却很少提及他是如何创作出那些作品的。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按照斯威夫特的说法,他的创作主要受到他的本能的指引。他说,“长期以来,我的最大的恐惧就是丧失掉那种真实的灵感。如果你坐下来,全身心地、有条不紊的思考某件事情,你的恐惧就是这样的思考将会抵消掉那种真实的情感”。还好!这样的事情在斯威夫特的小说中没有发生,在他的这部总结过去的作品集中也没有发生。

【此文系依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