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是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的美国当代以来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今年一月他不幸去世。现在厄普代克身后留下的大量的资料终于有了归宿。哈佛大学获许收藏约翰·厄普代克的档案资料。厄普代克是哈佛大学1954级的学生。他的作品包括自传体的奥林杰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兔子系列。厄普代克先生在毕业以后一直有一张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阅览证。他也经常回到哈佛大学校园去做一些研究工作。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将会收藏厄普代克的所有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他自己的全部作品——有英文版的，也有各种外文版的；厄普代克先生批注评论过的书籍；书皮设计；研究材料；与文坛同行和读者之间的往来信件等。霍顿图书馆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数十年来，厄普代克先生一直不断地将他的手稿、书信、甚至他的高尔夫球的得分卡等物品存放在该图书馆，不过有些物品只有得到厄普代克先生的应允方可观瞻。哈佛大学没有，也不会公布他们为了获得此项收藏权花费了多少钱。
10月6日（星期二）晚，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凭借其小说《狼宅》（Wolf Hall）赢得了第41届文学布克奖 （Man Booker Prize）。这是一部讲述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历史小说，其中心人物是国王的顾问，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
现年57岁的曼特尔女士是今年英国布克奖的最大热门。她的《狼宅》几乎被大家一致看好。结果也不出所料，曼特尔女士击败了声明显赫的J·M·库切（J. M. Coetzee）和A·S·拜厄特（A. S. Byatt）如愿捧得该奖。这使得库切失去了三获布克奖的殊荣。
在接受该项大奖时，曼特尔女士表示，“我需要去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我需要去讨挑剔的批评界的欢心；最为重要的是，我一定要征服广大读者的想象力”。
英国广播公司（BBC）节目主持人詹姆斯·诺蒂（James Naughtie）主持了评审小组的工作。他将这部《狼宅》描述为“一部将背景放置在16世纪的彻头彻尾的现代小说”。他高度赞扬了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称其“通过梳理和描述亨利八世宫廷里的谨小慎微的细节，探究了权力的神秘莫测，在令人叹服的散文铺展之中，揭示了政治和历史如何由男人和女人垒造”。
诺蒂先生也表示，今年的评审小组5位评审委员的意见并不一致。最后是《狼宅》以3：2胜出。在接受《卫报》专访时，诺蒂先生透露，评审委员们做出决定的依据是这部作品的大气，以及在叙述、置景方面的大胆创新，还有细节描写中闪光之处。
曼特尔女士已经创作了10部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回忆录。创作这部获奖小说花了她5年时间。现在，她已经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续篇了。这是她第一次获得布克奖提名。
进入今年布克奖最后的决选名单的作家作品还包括：拜厄特女士的《孩子书》（The Children’s Book）、库切先生的《夏日》（Summertime）、亚当·福尔兹（Adam Foulds）的《加速迷失》（The Quickening Maze）、西蒙·莫厄（Simon Mawer）的《玻璃屋》（The Glass Room），以及萨拉·沃特斯（ Sarah Waters）的《小陌生人》（The Little Stranger）。
这里还有英国《卫报》上的一篇相关书评。感兴趣者可以点开看看。
赶个时髦，也来说说新科诺贝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上面的标题有点没边没沿儿的。其实我只是通过阅读了解到一点点。现在再把我知道的一点点分享给大家。以下是来自《中华读书报》的两篇短文，能够提供给关心米勒的爱好者们一些相关信息。补充说明一下，此前，我将Herta Müller译成赫塔·穆勒（似乎有过这样的传统）。后来发现各类新闻通稿都翻译成“米勒”。咱不能搞特殊，在此纠正一下。
生平与作品
1953年8月17日，赫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蒂米什县的尼茨基多夫村，父母均是讲德语的巴纳特斯瓦比亚少数民族。她长大后进入蒂米什瓦拉大学，研读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期间加入了德裔罗马尼亚人追求创作自由的文学团体“巴纳特行动组”（Aktionsgruppe Banat）。大学毕业后，米勒进了工厂，做德语资料译员。1970年代，因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她被开除出厂，遂以在托儿所当阿姨，以及做德语家教谋生，终在1987年，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一起移民西德。
1982年，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低点》（Niederungen）经过重重审查，并大幅删改之后，获准在布加勒斯特出版。原稿则经人偷带出国，两年后在西德以同一书名付梓。在书中，米勒以近似高尔基《童年》的风格回忆老家尼茨基多夫，道出乡村生活光鲜外表之下压抑的现实。
1984年，米勒女士在罗马尼亚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压抑的探戈》（Drückender Tango）。此书改以成人视角，描写的却仍然是所谓乡村乐园的伪善，尤其是德裔村民中间弥漫的狂热的法西斯心理、不宽容和腐败。
1986年，在等待移民许可时，她再次在柏林出版了小说《人是世上大傻瓜》（Der Mensch ist ein grosser Fasan auf der Welt），描写一个德裔罗马尼亚农民家庭一心取得出国护照的艰辛历程。他们面对的农村干部，甚至邮政所长和乡村牧师，几乎个个腐败透顶，在其位，谋其私，毫无廉耻地施弄权术，对有心离开这个国家的人索要钱物和性贿赂。
《独脚旅行记》（Reisende auf einem Bein）出版于1989年，米勒自此进入了“自传性小说”（autofiktional）阶段。此书的主人公伊蕾妮与作者本人更为接近，所述虽为西柏林的新生活，却充满被视作外人的苦恼和政治流亡的困境。
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后，她开始更为直接地描写罗马尼亚的昔日生活及其对个人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个人经验和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隐喻。如1992年的《曾几何时，狐狸就是猎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ager），主人公是个不断受到秘密警察骚扰的女教师，最终由于恐惧而导致自我分崩离析。1994年的《心兽》（Herztier）则不仅成了米勒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而且为她赢得了克莱斯特奖，其英译本《风中绿李》（The Land of Green Plums）则荣获了1998年的都柏林文学奖。小说的女人公不断回忆起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往事与现实互相映衬，再现了罗马尼亚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和肃杀的文化环境。
1998年，米勒出版了《今天我宁愿不见自己》（Heute war ich mir lieber nicht begegnet），故事仍然发生在罗马尼亚，讲某天早晨，女主人公被秘密警察请去喝茶。她上了电车，这一路上，对旧事的回忆纷至沓来，从小到大，竟有那么多的谎言、背信和叛卖。
简而言之，赫塔·米勒小说的三大特色是：压抑的主题、诗化的语言、断片式的叙述。
赫塔•米勒：典型诺贝尔
慷慨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是个典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洲人，跨文化，很低的国际知名度，很不畅销，响当当的履历表，勇敢，正直，批判精神……同时，她也有“两不一没有”：一、她不是无名之辈；二、她不是无足轻重的作家；三、她获奖与政治没有关系。
“赫塔啥”背后的文化心理
瑞典学院10月8日宣布，米勒女士“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平白，描写无所寄托的状态”，获得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媒体普遍以“爆冷”形容之，美国媒体同样充斥着“赫塔啥”（Herta Who）的态度，似乎又一次抓住了学院十八位老爷们孤高、自闭、欧洲中心以及黑箱操作的把柄。
《华盛顿邮报》当天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采用了如下标题：《抱歉，乔伊丝，今年还不成》，为多产美国女作家乔伊丝·卡罗尔·奥茨鸣不平。第二天，该报又以更为耸动的标题，综述美国文坛对该奖的反应：《作家获诺奖激起震惊与“呸”》。
“没啥好讲的，因为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作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如此回答该报的采访。纽约一位不具名的作家兼编辑则形容瑞典学院的十八位委员“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如果让他们这样颁（诺贝尔）医学奖，我们还得着小儿麻痹症呢。”他说。
假如这就是美国文坛的态度，我们将不得不充满敬意地怀念四个月前去职的贺拉斯·恩达尔———瑞典学院的前常任秘书。去年他公开表示，美国作家得奖少，一点都不冤，因为他们“无知”，过于孤立，过于自闭，翻译的不够，没有真正参与广泛的文学交流。
自1993年获奖的托妮·莫里森之后，美国作家已有整整16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两者之间的隔阂似乎越来越大。每年初秋，媒体照例大谈热门的候选人，菲利普·罗斯和奥茨女士总是榜上有名，有时还要加上托马斯·品钦和歌手鲍勃·迪兰。然而，在瑞典学院帮会式的保密原则面前，这是一份五十年内都无法证实的名单，只是由于英语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强势地位，公众相信了所谓“热门人选”的说法。于是大奖公布时，“爆冷”自然难以避免。
一两次爆冷还说得过去，如果年年爆冷，我们就该摸摸后脑，思考一下为什么。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瑞典人成心和全世界作对，否则我们必须无畏地怀疑自己是否孤陋寡闻。出版界和外国文学专家也该检讨有无失职，或者曾经在脑中自设禁区，主动放弃了许多研究和引进好书的机会。
还有另一个布鲁姆———阿兰·布鲁姆，他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虽然谈论的是大学教育，仍然言中今日美国的现状，即拥有开放与多元的昔日盛名，实际日益躲避崇高，消弭是非，最终导致文化上的封闭与知识界虚无主义的盛行———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视而不见的态度想必是个很好的证明。前年，他也曾非议多丽丝·莱辛的获奖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正确”。有人就此传话给莱辛女士，老太太故意打趣，反问：“哈洛德啥？”
追问背后的“诺贝尔情结”
正像年年爆冷一样，年年都有人在执著地追问：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答案通常是：很远，不过鲁迅曾经离它很近，有人还会加上沈从文或巴金。更有人焦急地掐算马悦然的有生之年，以此激励中国作家快马加鞭。出版商平时不去研究外国文学的佳作，只做畅销书，一俟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产生，便蜂拥于法兰克福书展的收银台前，以天价展开版权争购大战。两三个月后，读者不明就里，受到腰封上诺贝尔三字的诱惑，以为里面的故事要比《哈利·波特》或《暮光之城》更好看，于是买回家并永远不会读完。所有这一切，十几年来，几乎年年在重演。由此诞生了一个专门的名词：诺贝尔情结。
2006年，剑桥大学女王学院的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员蓝诗玲（Julia Lovell）曾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文化资本的政治：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由2000年得主在中国国内，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引起的争论开始，重点分析了中国知识界从 1980年代产生的“诺贝尔情结”问题，纵论民族身份、国际地位，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她以为，因此所产生的集体焦虑，混合着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羡慕、怨恨和猜疑，实际上与五四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力图（重新）融入世界的努力紧密相连。
“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失衡的诱因，成了一种象征，在中国的想像中，其价值和威望大大超出了其真正的意义或国际文学的交流价值。”蓝诗玲写道，“以弗洛伊德术语解释，它是欲望的客体，诺贝尔文学奖的缺失，更进一步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虚弱地位的象征。”
政治风云背后的道德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受到了“政治化选择”的质疑。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恭贺米勒获奖时，也无意间指出了其中的政治意义：“特别是现在，”她说，“在那座墙倒掉20年之际，这是个非常好的信号。”
表面看上去，赫塔·米勒的确是最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位。在她的履历表上，带有20世纪鲜明印记的词汇比比皆是：在武装党卫队服役的父亲和叔叔，在苏联劳动营接受惩戒的母亲，秘密警察，审查、禁书与流亡……然而她更多在描写自己，回忆过去。怎样在那种痛苦中活下来，而不致堕落，或向死亡低头，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正像她本人的经历一样，此时你所做出的人生选择，也将同时成为你的道德选择和政治选择。
当大墙倒下，铁幕融蚀，许多曾经反抗过的作家突然失去了目标，从而也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动力。但赫塔·米勒并未如此，她在继续。她不断地回忆，反复咀嚼她自己和那一代人的经历。你一定会问：为什么？不是都结束了吗？我相信，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抱着政治目的来写作。诚如伊凡·克里玛所言：“我的写作激情不是来自反对什么，而是为了什么。”
1. 今年的大奖季似乎是女作家的天下。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10月6日在英国拿下了布克奖，两天后，赫塔·米勒折桂诺贝尔，10月 12日，51岁的女作家卡特琳·施密特（Kathrin Schmidt）以其小说《你不会死》（Du stirbst nicht），击败了包括米勒在内的多位文坛名宿，在法兰克福获得了2009年度的德国书奖，并获奖金2.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5.2万元）。
2. 已故英国大诗人、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S·艾略特，以微弱优势战胜了约翰·邓恩和牙买加裔配诵诗人本杰明·泽凡尼（Benjamin Zephaniah），在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8日公布的公众在线投票结果中，获选为最受喜爱的英国诗人。排名四至七位的诗人依次是威尔弗里德·欧文、菲利普·拉金、威廉·布莱克、WB·叶芝、约翰·贝杰曼、约翰·济慈和狄兰·托马斯。多少令人意外的是，战后英国诗坛的头号风云人物、担任英国桂冠诗人长达14年的特德·休斯未能跻身十甲。
3. 46岁的苏格兰诗人唐·帕特森（Don Paterson）以其诗歌选集《雨》（Rain），10月8日获得了英国最著名的诗歌大奖：前进奖，并获奖金1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0.9万元）。帕特森曾于1993年获颁前进奖的最佳诗集处女作奖，此番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二位两奖双收的诗人。
4. 已故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近三十年前一篇的访谈，10月2日在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上首次发表。采访者为女学者瓦连京娜·波卢欣娜，她也是数本关于布罗茨基之论著的作者和主编。1980年春，她为写论文，前往密歇根大学听布罗茨基的课，历时四个月，有机会约访诗人，并做了录音。两人所谈，由诗艺开始，具体到音节和用词，以及“美语俄心”——用英语写诗，浸润着俄国的灵。
下面这段问答值得一读：
问：您主要的敌人是什么？
答：粗俗。知识和精神的粗俗。美国——一个非常粗俗的国家。
布罗茨基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俄语诗人有巴拉京斯基、茨维塔耶娃、杰尔扎文和康捷米尔。至于阿赫玛托娃，两人关系密切，女诗人经常对他说：“约瑟夫，你来这儿干吗？你又不喜欢我的诗。”布罗茨基告诉波卢欣娜：“不对，我喜欢她的诗，而且非常喜欢，可怎么说呢……那不是让我特感兴趣的诗。”然而，阿赫玛托娃对他作品的赞扬，对年轻的布罗茨基来说非常重要。
在外国诗人中，布罗茨基较为欣赏哈代、奥登和蒙塔莱，贝克特也算一个——尽管他自认为可能比贝克特写得好。
【以上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年10月14日】
10月14日（星期三）晚，一场专门为小说家谭恩美（Amy Tan）庆功的酒会在旧金山的赫尔布斯特剧院举行 。这是这段时间以来众多文坛活动中的一件。
大约10多年前，旧金山文坛开始形成了这样的聚会传统。尽管这座城市的文学史时间并不长，那个时候的作家们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团体。就像芝加哥戏剧文化虽然不能替代纽约戏剧中心的地位，但是凭借几个专门的戏剧表演公司，其商业戏剧活动也搞得欣欣向荣一样，旧金山的作家们开始意识到宣传推广自己的重要性。尽管旧金山这里并没有几家出版商，但他们还是自发组织起了一系列文学圈内圈外的活动。
最近的几件标志性事件：15年前，坡·布隆森（Po Bronson）、伊森·瓦特斯（Ethan Watters）、伊森·卡宁（Ethan Canin）创立了旧金山作家社（San Francisco Writers’ Grotto）——这个社团现在给33位虚构类和非虚构类的作家提供写作场所，另外还市内多处开设颇受欢迎的写作课程和读书会等。
11年前，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 ）创办了《麦克斯韦尼参与季刊》（McSweeney’s Quarterly Concern）——这是一份文学刊物。现在已经发展成了这座城市标志性的出版社，出版图书和一份月份杂志《信仰者》（The Believer）。2002年，“门廊之光”（Porchlight）故事晚会发展起来，并且这里旧金山的一道醒目的文学风景。
还有，海湾区的作家人数由于有斯坦福大学创造性写作项目的支持也得以获得不断的补充。这个项目一年一度颁发的华莱士·斯戴格纳基金（Wallace Stegner Fellowships）会向10位崭露头角的作家提供两年的健康保险、学费、和生活津贴（每年$26,000.）。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支撑起来，发展至今，是因为它受到这座城市的书店的支持。在那些书店里，每年都会开设数百场读书会、写作课程，和其他一些活动。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当然读者们也以饱满的热情作为回报。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座城市一半以上的图书销售量是由独立书店完成的。全美的同比数字仅为10%。
水涨船高：参加谭恩美庆功酒会的作家多达数百名，可以想见，这座城市的文学成就应该不会少。
谭女士现年57岁，是华裔移民的女儿。她已创作出版了包括《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和《接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在内的5部小说。酒会的主持人在介绍她时，对满屋子的作家们宣称，“她代表了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一面，代表了我们所热爱的这座城市”。
【以上内容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1969年，出生在马里兰生活在曼哈顿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萨拉·E·赖特（Sarah E. Wright）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这孩子要活着》（This Child’s Gonna Live）这部由德拉科特出版社（Delacorte Press）发行的作品描绘了大萧条时期生活在马里兰渔村的一位穷困潦倒的黑人妇女及其家人的生活。这部经常与佐拉·尼尔·赫斯顿（ Zora Neale Hurston）的作品相提并论的作品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位女性的视角来展示黑人的经历。赖特的这一展示手法远远早于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艾利斯·沃克（Alice Walker）。
《这孩子要活着》在当时受到了美国国内批评家的一致称赞，是《纽约时报》1969年度的最杰出作品。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小说家-沙恩·斯蒂文斯（Shane Stevens）在《时代书评》（The Times Book Review）上发表评论，把这部小说称为一部“小小的经典之作”，又补充道，“萨拉·赖特的成功在于这部小说是对生命战胜死亡的欢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是一项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就”。
赖特女士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其他小说。2009年9月13日，她在曼哈顿去世，享年80岁。时至今日，在文学圈内，她的那部《这孩子要活着》仍然倍受推崇。遗憾的是，在圈子以外，她却鲜为人知。
当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这样的黑人作家着力展示黑人男性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的时候，赖特女士的作品是最早关注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各种综合因素的作品之一。1986年和2002年，女权主义者出版社（the Feminist Press）两次重印了这部作品。时至今日，这部作品仍有新版印刷。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部作品推崇有加。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具文指出这部小说的风格“过于考究”。不过大多数人对赖特女士大量使用诗歌语言，并且当地方言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语言风格，以及她表述作为黑人、女性、农民和穷人的困境的能力大加赞扬。
萨拉·伊丽莎白·赖特1928年12月9日出生于马里兰州的威提普金。这是东海岸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黑人社区。她的父亲是一位采牡蛎的工人；她的母亲剥牡蛎壳，捡谷穗。萨拉几乎有“一打”兄弟姐妹，其中有些童年时就夭折了。她大约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
从萨利斯贝里的黑人高中毕业以后，萨拉升入了哈佛大学，在那儿她担任一名报纸编辑。她在毕业前就离开了哈佛。她的丈夫说，那是“因为她确确实实饥饿难耐”。她的父母根本没有钱给她买东西吃。
1940年代后期，赖特女士搬迁到费城，10年后又迁往纽约。在纽约的一座三室的公寓里，她开始着手写着那部《这孩子要活着》。
除了她的丈夫凯以外，赖特女士（私下里，人们称她为萨拉·赖特·凯<Sarah Wright Kaye>）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其他一些家人和亲戚。
她还留下了一个盒子，里面有一部她的未完成的小说的手稿。这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她创作期间，她从来没有跟别人（包括她的丈夫在内）谈论过她的这部作品。估计这部作品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以某种方式与读者见面的。
【此文系依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