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琐记【0908】

这是品钦年轻时的嘎样子……

这是品钦年轻时的嘎样子……

1.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出了本新书叫做《性本恶》(Inherent Vice):还是沉浸在他的1960年代,还是置身在那时的加利福尼亚,还是到处都弥漫着大麻的气味。而在写作风格上,他选择了对自身的颠覆。说不清这是回归呢,还是进步?详情请参阅这里

2. 有着“滨水”作家之称的美国作家巴德·舒尔伯格(Budd Schulburg)创作过获奖电影剧本《凭海临风》(On the Waterfront),还曾在其小说《是什么让萨米奔跑》(What Makes Sammy Run?)中,塑造了经典的为了自己的抱负不择手段的美国原型形象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8月5日,舒尔伯格先生在纽约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舒尔伯格先生除了创作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外,还撰写新闻稿件、创作短篇小说、撰写传记。他还曾和菲茨杰拉德联手逮捕了纳粹电影人勒尼·里芬斯塔赫,并且还曾在美国国会反共产主义委员会面前指认所谓的赤色分子。舒尔伯格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主要成就还是体现在他的电影剧本创作方面。

3.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已经出版了8部小说。其中,他的《最后的命令》(Last Orders)获得了1996年布克奖。他的作品总是以英格兰乡村为背景,颇有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风范。今年早些时候,他退出了一部非虚构类的创作文集,《做大象:文为心声》(Making an Elephant:Writing from Within),包含了他过往的散文、诗歌、和访谈。以此将他迄今为止林林总总的生活碎片串联了起来,形成了他自己的一部独特编年史。详情请看这里

4.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研究专家,《华莱士·史蒂文斯研究》(The Wallace Stevens Journal)和《剑桥华莱士·史蒂文斯学习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allace Stevens)的编辑约翰·E·塞里奥( John N. Serio)编纂了一部最新的史蒂文斯“诗歌选集”。虽然这部“诗选”同样没有收入涉及史蒂文斯生活隐私部分的诗歌,但是透过它,已经能够让读者认识一位更为全面的诗人了。详情请看这里

5. 《中华读书报》在8月19日第4版上做了这样一个专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近期争端”。有点儿意思!原文照录如下:

    • 德雷克·瓦尔科特(1992年获奖):性骚扰 今年5月,瓦尔科特与英国女诗人露丝·帕德尔竞争牛津大学诗歌教授至关键时刻,校方忽接匿名信,指瓦尔科特1990年代于哈佛和波士顿大学任教期间,两度对班上女生施行性骚扰,均遭告发。瓦尔科特随即宣布退出竞争。但当选的帕德尔女士亦因暗通媒体,散播不利于瓦尔科特的证据,而于九天后被迫辞职。
    • 卡米略·何塞·塞拉(1989年获奖):剽窃 今年4月,巴塞罗那一家法庭裁定,塞拉剽窃罪名成立。已故的塞拉先生被认定于1994年窃取玛丽亚·德尔·卡门·福尔莫索女士的手稿,再雇请他人捉刀,以此为基础写成其小说《圣安德烈斯的十字架》,呈递行星奖评委会而且获奖。此案断断续续延续了11年,方有结果。
    • VS·奈保尔(2001年获奖):性虐 2008年3月,一本新出传记依据奈保尔本人供述,指他曾对发妻不忠,不仅常到花街寻欢,亦残虐其情妇古丁太太,后者挨打后,有时脸肿,甚至无法出门见人。奈保尔认为她笨,没文化,却让她三次怀胎,头一次拿了张支票给她,让她自行处理,后两次一分钱没掏,古丁太太因此以“小杀人犯”自称。

6. 中国作家杨显惠的纪实小说以《上海女人》(Woman from Shanghai)为名,8月份由兰登书屋旗下的帕特侬书局在美国出版。 从出版方提供的内容简介看,《上海女人》应为杨的小说集《夹边沟记事》。但英文版以不着边际、身穿艳丽旗袍的红唇女像做封面,完全与小说所述时代脱节,而书名亦令人不明所以,尽管花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原著,所收首篇题目确系《上海女人》。相较原著的500余页,英文版仅有300页,相信为选本。的确,原著收入了19篇小说,英文版为13篇。这是杨显惠的作品首次以英语发行。英译者是黄文(音,Wen Huang)。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分别于8月23日和24日刊出萨拉·海扎克和霍华德·弗伦奇的书评。《纽约时报》的书评不仅篇幅更长——约1000词,而且刊登了作者照片,同时在网络版刊出了此书节选。两份头牌大报对《上海女人》的关注,是该书在美国市场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以上内容转录自《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26日第4版]

史蒂文斯及其新“诗选”

Wallace Stevens, right, with Robert Frost in Key West, circa 1940.

Wallace Stevens, right, with Robert Frost in Key West, circa 1940.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律师。他多在夜晚完成他的诗歌创作。这些诗歌又大多是在他清晨步行去上班的路上构思出来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迫于父亲的压力,他不得不学习法律,并且最终从纽约法学院毕业。

不过在婚姻问题上,华莱士还是违拗他父亲的意愿,娶了一位出身寒微、学历不高,但却端庄美丽的埃尔希·凯切尔(Elsie Kachel)为妻。婚礼当天,他的家人没有一位到场送上祝福。在他父亲有生之年,华莱士再也没有跟他的父母说过话。这桩没有收到祝福的婚姻最终也没有圆满。据史蒂文斯夫妇唯一的孩子霍莉(Holly)讲,她的妈妈精神上有问题,总是怀疑邻居这样那样。她还不允许任何其他的孩子到家里来玩。当史蒂文斯因患癌症去世前再次住进医院的时候,他的太太一次也没有到医院去看望过他(只是他的女儿霍莉天天在那儿照看着他)。至于医院方的牧师极力渲染的所谓史蒂文斯的受洗和皈依,霍莉对此表示了不屑。她说她天天去医院,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迹象,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虽然史蒂文斯时时处处谨慎行事,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说他太太的不是,但是生活带给他的深刻的悲凉和伤感——与父母反目、婚姻生活毫无幸福可言——还是出现在了那些从未在诗集中出现的那些诗歌里,比如这首《错爱》(Red Loves Kit):

Your yes her no, your no her yes . . .
(你说‘是’她说‘不’,反着来说也不行……)
Her words accuse you of adulteries
(信口雌黄说你通奸)

That sack the sun, though metaphysical.
(颠倒黑白让你无处申冤。)

True, you may love
(实话实说吧,你也许爱她)

And she have beauty of a kind, but such
(那一份美貌却也是别有风情)
Unhappy love reveals vast blemishes.
(怎奈何掩不住的瑕疵尽显这份爱的不幸。)

在这一背景下,这部新的史蒂文斯“诗选”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要将这样暴露生活隐私的诗作剔除出去。于是它给人的印象就是,这部诗集中的诗歌仿佛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所作,没有任何个人的悲伤和不快,诗人的笔墨所及似乎只有想象和现实之间的联系而已。史蒂文斯本人认可这种片面的描述;并不完全是他的读者的创造。问题是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由于他极端地寡言少语(这和他说崇拜的艾米莉·狄金森极为相似),史蒂文斯在诗歌中多用象征,而不是简单直接的描述。和狄金森一样,虽然他对隐私守口如瓶,但是史蒂文斯还是拥有大量的读者和拥趸。而我们今天才得以更多地了解到了他的痛苦和悲哀。

1954年,史蒂文斯同意让阿尔弗雷德·诺普夫公司出版他的《诗歌选集》,以庆祝他的75岁生日。此后不到一年时间,史蒂文斯便与世长辞。尽管后来还有一些他晚年的诗歌出版,但是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诗歌选集》才对他有所了解。1997年,美国图书馆给我们提供史蒂文斯全部的诗歌和散文。经过华莱士·史蒂文斯杂志(The Wallace Stevens Journal)编辑、《剑桥华莱士·史蒂文斯学习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allace Stevens)的编辑约翰·E·塞里奥( John N. Serio)的编纂,我们现在捧在手上的是一本真正的“诗歌选集”。那么那些被隐去了呢?那些少年读物、有关不幸爱情的那些从未发表的诗歌、比较枯燥的措辞实验、还有一些很不适合阅读的晦涩的诗作。塞里奥煞有介事地选择了史蒂文斯的主要诗作,似乎是在宣布没有这样的诗歌,史蒂文斯就不是他史蒂文斯了。

在他的散文中,史蒂文斯谈了许多有关其诗歌的优美和杰出。他72岁那年从美国诗歌协会接受了金牌奖章。在他的获奖词中,他谈到诗歌精神作为良知的伴侣、诗歌是在践行良知的观点时说:“每一个个体的诗人,不管他本人背负多少缺陷和不足,都会一生受其内在的良知伴侣的推动。而这种良知伴侣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存在于他们的思想和内心的诗歌天赋。我之所以讲‘良知伴侣’是因为对于每一位真诚的诗人而言,真诚的诗歌就是良知的行为体现”。

这是有关诗歌的精神和行为的一种严厉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对于他早期的读者来说可能甚为陌生。以他1923年的诗作《小风琴》(Harmonium)为例,这是一组由一系列谐趣横生、又不乏思想深度的小诗组成的,意在愉己悦人的诗歌作品。其中包括“松树林里的矮脚鸡”和“坛子轶事”等。另一方,组诗《小风琴》中又包含了一首史蒂文斯最为伤感的诗歌之一,“雪人”(The Snow Man)。在这首诗歌中,一个男人意识到他必须做出某个由永久不变的冬天构成的东西:冰、雪、常青树、风;并试图看到一种“无所不在眼前,又一无所是”的景象。

在史蒂文斯的一生中,他的诗歌没有停止过在热情洋溢的语言和新英格兰的简约风格之间、在英格兰的(也包括宗教的)曲径通幽的修辞手法和他所认为的更加真实并且更加真诚的直描之间的摇摆振荡。他常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其实上述对立都是他真实感性的一部分。是更欧洲化一些还是更美国化一些,这对于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他必须兼顾两者,在纵情于感性的同时,还要直面其日暮西山的悲凉。

史蒂文斯的良知让必须面对他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宗教的日渐式微、物质世界的冷漠本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哲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当前和将来的美国文化走向渊博的可能性,等等。其他人也对上述这些问题有所触及。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像史蒂文斯那样,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产生一种直觉的感应,并将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应转化成前所未有的诗句,并形成其独有的艺术风格。我们现在把这种风格称之为“史蒂文斯风格”,(Stevensian)就像我们说“济慈风格”(Keatsian),或者“叶芝风格”(Yeatsian)一样。 他最终获得对大千世界的坚定的感知——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人的努力而富有了尊严;当然,在这个宇宙里,人的努力又总是被包围在那些“无知”的创造和毁灭之中,而人只是构成这个宇宙的一部分而已。

约翰·塞里奥引人入胜的导言以及资料翔实的大事年表将百年之后的读者引领到史蒂文斯的诗歌世界。这些新一代史蒂文斯的读者会发现魅力不仅在于其风格还在于他的良知、不仅仅在于其轻快活泼还在于他的真诚和忠实、不仅仅在于其悲剧性的情感还在于他的诙谐幽默的辛辣讽刺。史蒂文斯热切地渴望成为一位运用美国英语的20世纪的美国诗人。在这一点上,他远胜艾略特,或者庞德。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从未停止过创作,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天赋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地提升,从未有丝毫的减弱。

【此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A·S·拜亚特谈小说创作

300px-as_byatt_portrait此前,对这位有着爵位的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的了解不多。因为我的一位弟子说准备在论文中分析探讨这位拥有CBE和DBE头衔的作家的名作Possesions(中译名《隐之书》),于是便查阅一些有关这位作家的相关资料。她针对小说、及小说创作所发表的相关言论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以下三条拜亚特言论颇具代表性:

  • 我写小说是因为我对语言有着无限的热爱。小说是由语言构建起来的艺术品,是通过一个人独力完成,并且也是给一个人独自去阅读的——希望有许许多多的个人去阅读。因此,我对读者的想法、作者的意识、以及书中的人物和叙述者的思想活动也非常感兴趣。我喜欢写那些思想者——对于他们来说,思考和性爱或者吃饭一样不可或缺、令人兴奋(或者包含痛苦)。这并不意味着我想把我的作品变成纯理性的书籍,或者完全就是各种观点的交锋。
  • 我非常喜欢小说中的形式规范——我喜欢去发现其中各式各样的人物、事物、相貌、以及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并且努力使其相互间形成联系。不过我也喜欢把小说当作一个开放性的形式的观点,认为它可以无所不包,就像詹姆斯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皮囊松垮的怪兽”。从脾性和道德上来讲,我更喜欢小说拥有许多人物和意识中心,而不是那种视角窄小的小说,不管是作者的还是其中的人物的。
  • 我不喜欢说教和劝诱的小说。(我害怕那些具有非常强烈信仰的人,尽管我崇拜那些擅于思考、思路缜密的人。)小说是一种不可知论的形式——它探索世界、描述生活。随着作品的进展,小说家和读者于是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有关“知识分子”

今天读到几篇文章。碰巧都有涉及知识分子这一话题的。摘录于此,以提醒自己只是具有某些知识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但是要说“知识分子”,自己实在差得太远……

萨义德说:
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学家,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们的获得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知识分子论》12页

事实上政府依然明目张胆地欺压人民,严重的司法不公依然发生,权势对于知识分子的收编与纳入依然有效地将他们消音,而知识分子偏离行规的情形依然屡见不鲜。——《知识分子论》22页

一个文化体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而只是对她的一种表述(representation)。所有的文化都对原始事实进行修正,将其由自由存在的物体转变为连贯的知识体。——《东方学》86页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之人。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他们活动于这个世界并服务于它的利益;道德来自他们的活动如何符合连贯、普遍的伦理,如何区分权利和正义,以及这活动所展现的一个人的选择和优先序列的品质。——《知识分子论》100页

福柯说:
我认为知识分子——如果真有这个范畴的话,这一点既不能确定,也不值得期待——正在放弃他们过去预言家的功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186页

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147页

群众不需要他们(知识分子)来获取知识,群众完全清楚地掌握了知识,甚至比他们掌握得更好;而且群众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知识分子与权力》

多年来,人们已不再要求知识分子充当这一角色了……——《米歇尔·福柯访谈录》

阅读笔记[0910]

家里攒了一大堆杂志没看。今天狠劲儿地翻了两册。学习到了不少东西。高兴——过了个愉快的教师节。阅读时做了点小笔记。收录于此,帮助记忆。

【一部独特的女性成长小说——论《简·爱》对童话的模仿与颠覆】
文章作者孙胜忠,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第49-59页。
该文指出,小说《简·爱》既有对童话《灰姑娘》的模仿,又有对该童话的颠覆。这种既有模仿又有颠覆的表现,使得《简·爱》这部小说成为了一部独特的女性成长小说。该文作者最后指出,“《简·爱》以童话模式开始,又颠覆了童话模式,最后以改编的童话收场,……反映了主人公和作者的矛盾心理以及19世纪社会氛围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该文的价值体现在其视角和论点的新颖独到之上。

【非裔美国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及其文化表征】
文章作者王玉括,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二期,第160-167页。
该文作者纵向挑选了三部非裔美国文学作品,按照其先后出现的顺序,围绕“地理空间”在美国黑人文学中文化表征意义展开论述。这三部作品分别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黑人奴隶的自述》、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以及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通过分析论述,该文作者指出,“南方”和“北方”这两个表示地理空间的名词在黑人文学中所具有的文化隐喻内涵,以及这样的隐喻随着岁月流转所发生的变化,表明了“在对空间的认同、反思和反讽过程中,非裔美国人不懈地追求着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我”。
这样的思路和切入点值得借鉴、学习。

【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暴力世界】
文章作者朱小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第168-176页。
该文从“暴力主题的背景”、“暴力题材的多维性”、“精神困境中的施暴者”、“反差中的暴力效果”、以及对“暴力的反思”这几个方面入手,论述了托尼·莫里森小说中暴力世界。指出莫里森的作品“从否定暴力到洞悉暴力根源再到同情和谅解,……在对暴力的思考中重新审视了黑人的种族苦难和历史”。文章作者分析指出,“莫里森以个人到族群的多维度暴力题材揭开了非裔美国人身份之痛的伤疤。广泛的暴力事件反映出在种族歧视的幽灵仍然逡巡、非裔美国人的社会身份仍处于真空状态下的社会中,非裔美国人自我迷失的痛苦,他们为此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危机,他们的反抗与崩溃。她的小说以暴力为主题或背景,对社会现状提出了制度问责”。莫里森通过揭示在精神困境中的施暴者的复杂心理困境,她“生动再现了一个被排斥和异化的弱势群体的无奈与无助”。以《最蓝的眼睛》为例,“莫里森引导着读者走进乔利的内心世界,设法去了解他作为黑人父亲、作为黑人男人承受的心理压力,缓冲了暴力带给人的残酷体验,但人性崩溃的悲剧感令人心碎”。这一切皆源于“历史苦难与现实压力之间的矛盾、避免伤害他人的意志与受到他人伤害的事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于非裔美国人的生命中。这是所有悲剧的本质:一方面,人对尊严和理想的追求不可遏止;另一方面,人在现实中受到限制,人性的脆弱和生命的短促使得预期目标难以达到”。该文作者最后总结道,“莫里森以反讽的方式设置了暴力的惊悚效果;导致灾难的暴力来自人类本身,引发悲剧的暴力实施者不再是高贵而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主人公,而是卑微的普通非裔美国人”。该文作者还指出,莫里森笔下的暴力世界也表现出了她对族裔历史发展进程的反思——“非裔美国人选择的暴力解决危机的模式来自于他们憎恶并竭力推翻的种族歧视旧模式;黑人血统至上论不过是白人优先论在人种和肤色上的翻版”。而莫里森的作品就是对这一状况的警示。

【催眠·骗局·隐喻——《山家奇遇》的未解之谜】
文章作者于雷,南京理工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第70-81页。
《山家奇遇》(The Californian’s Tale)是马克·吐温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鲜有相关的学术论著。该文一方面从分析马克·吐温在作品中施展的催眠术和骗局入手,抽丝剥茧,层层剖析,阐明了“《山家奇遇》这部作品的最独特之处在于马克·吐温在‘感伤’主题的表象下暗藏了社会批判的玄机:加州的阳光海滩蜕变成淘金废墟上的空洞与无奈,无视爱妻不归的事实而沉迷于臆想之中的期盼实际上构成了揭露淘金梦麻痹性、欺骗性和荒诞性的隐喻”。另一方面,该文针对“《山家奇遇》何以成为马克·吐温作品中头一篇介绍到中国来的小说?”这一问题,一路追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选择当非偶然为之,“定是独具眼力”,且为迎合当时社会批判的需要之故。

【“准则英雄”与“他者”——海明威的早期创作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族政治】
文章作者于冬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章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一期第133-147页。
该文作者理论鲜明,论述透彻。以下是摘录自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1. 纵览20世纪初期美国流行的小说、报刊杂志和电影,我们可以发现,高贵、智慧、富有道德责任感、保护白人妇女、捍卫文明秩序的白人勇士形象与野蛮、愚昧、道德责任匮乏、对北欧拜仁构成威胁的少数族裔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2. 海明威在小说开篇就将目光集中在科恩的鼻子上,这一细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纳粹曾经用尺子测量人鼻子的高度以判定这个人是否有犹太血统,其种族歧视倾向不言而喻。事实上,科恩在小说中的基本定位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他者”。
  3. 迈克在酒后借题发挥当面侮辱科恩,说他是一头一天到晚围着勃莱特转悠的犍牛。迈克的话道出了科恩在白人世界里的真实处境,即在努力寻求社会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却始终无法改变其犹太“他者”被抵制、被排斥的种族宿命。
  4. 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哥特曼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个人天才的创造物,而是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的“超个人的精神结构”(trans-individual mental structures)的创造,即那个集团共有的观念、价值、理想的结构的体现。越是杰出的作品也越能清楚地表达他所属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或集体意识。
  5. 细读海明威的早期小说就不难发现,海明威对印第安人、黑人、犹太人等他者表现出一种变化不定的矛盾心理:有时候他笔下的他者叙事与美国主流社会流行的充满种族其实色彩的他者形象套话完全相合……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在叙事过程中质疑白人社会种族政治话语的公正性,揭示出犹太人、有色人种在相待美国社会的大熔炉中自觉或被动融汇美国化的犹太人、印第安人、黑人的艰难生存境遇。
  6. 作为一个WASP作家,海明威虽然在小说中注入了许多鲜明的种族歧视言论,但他又站在一个与种族主义者拉开距离的批评者立场上质疑白人种族政治立场的公正性,甚至能够对当时的种族政治进行伦理反思。
  7. 海明威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对美国20世纪初期种族政治冲突的观照是十分复杂的。他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读者呈现白人主流社会对他者的种族主义抵制、排斥情绪的同时,有自觉地与美国种族政治立场拉开距离,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反思美国大熔炉政策的历史公正性,揭示出美国现代种族政治一方面认可有色人种和新移民等“他者”在美国的合法生存权利,另一方面又阉割他者种族文化身份主体性的实质。
  8. 海明威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族政治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自身的WASP中产阶级生活经验与白人清教徒文化精英意识始终制约着它的价值认同与文学话语建构。
  9. 海明威的精英主义意识实则是对以“白人性”为代表的“美国性”的认同。
  10. 海明威总是让自己的白人男主人公直面现代化带来的诸多现代性冲突,带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伤痛,在与现代商业文明保持疏离的他者空间中,坚守WASP的传统劳动美德与精神操守,通过战斗、写作、斗牛、钓鱼、打猎、拳击等超凡的个人技艺和坚强的个人意志来建构生命的意义,显示出一种重压下的优雅风度(grace under pressure)。而这就是所谓的“准则英雄”。

文为心声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是一位英国作家。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8部小说。其中,他的《最后的命令》(Last Orders)获得了1996年布克奖。他的作品总是以英格兰乡村为背景,颇有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风范。长期以来,斯威夫特从来不允许其自身的生活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他致力于简约的、口语化的散文风格,寻求通过强调区域独特性来描绘普世的真理。英国批评家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在其《承诺的敌人》(The Enemies of Promise)一书中将作家们划分为“官话”作家(如普罗斯特、伍尔芙等)和“方言”作家(如奥威尔、海明威等)。以此看来,斯威夫特显然属于第二种类。

 

写小说的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最近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做大象:文为心声》(Making an Elephant: Writing from Within)。其实也就是他的一部非小说类的文集。《做大象》这个标题来源小时候的斯威夫特为了引起父亲对他的注意而亲手用木头做成的一头大象。在这部作品,斯威夫特细数了他过去生活中的种种往事。他解释说他一直很鄙视那种认为作家总是为了获取小说素材而行使观察生活的使命的观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斯威夫特从来不认为作家一定要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他的这部洋洋巨著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思考。他是在通过将20多年来他的散文、访谈和诗歌串联起来,从而构建出一部编年史,以表明他如何逐步成长为作家的历程;是在把他所经历过的生活的碎片聚拢起来。

 

斯威夫特对他所取得的成功表示了惊讶,因为注意到他没有任何可资他在文学领域取得成功的家族背景。斯威夫特解释说他自学写小说,独自摸索、万分艰辛,好在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1970年代初,他在约克大学度过了三年时光,凭借一份研究生奖学金,试图尽快完成他的博士课程。与此同时,他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但由于他本人觉得小说糟糕透顶而放弃。

 

斯威夫特写得最好的散文之一是提交给出版商艾伦·罗斯的那篇。对此,斯威夫特至今念念不忘。他说罗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看到了出版的希望,使他从此不再是文学道路上的一位孤独的旅人。此外,斯威夫特还温馨地回忆了他与凯左·伊什古洛(Kazuo Ishiguro)、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人的友谊。

 

这其中,最感人至深的散文也许应该算是描述和泰德·休斯(Ted Hughes)一起钓鱼的经历。斯威夫特回忆道,“有一次,当我与他告别回伦敦去的时候,不经意地感慨‘回到真实的世界’。他却几乎是表情严肃地说,‘不,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至于说到他本人的小说世界,斯威夫特如数家珍,大谈他的创作目的。然而,他却很少提及他是如何创作出那些作品的。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按照斯威夫特的说法,他的创作主要受到他的本能的指引。他说,“长期以来,我的最大的恐惧就是丧失掉那种真实的灵感。如果你坐下来,全身心地、有条不紊的思考某件事情,你的恐惧就是这样的思考将会抵消掉那种真实的情感”。还好!这样的事情在斯威夫特的小说中没有发生,在他的这部总结过去的作品集中也没有发生。

【此文系依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