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未来(也没那么糟糕)【ZT】

下面这篇文章是发布在《中国数字时代》上的一篇翻译文章。值得一读:

阅读的未来(也没那么糟糕)

和哈佛大学教授Marjorie Garber讨论她的新作《文学的应用和滥用》

哈 佛大学英文教授Marjorie Garber最负盛名的可能是她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她曾著有《莎士比亚和现代文化》、《品读莎翁》、《成年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影子写手们》,及一 系列论文;作为专家,她确实硕果累累。但在新作《文学的应用和滥用》中,她使用更广泛的论据,将文学视为整体,为其定义、评估,作为人类经验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讨论其未来。我们读什么、怎么读、为何读,Garber研究得面面俱到:从文艺评论到Kindle阅读器,从米尔顿到丹•布朗,从健康手册到尼采无一 遗落。此书通俗易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皆可欣赏;尽管值全球第二大书店——博德斯——倒闭之际,作者口吻也颇为乐观。Garber在此接受《大西洋月刊》 采访,告诉读者她为什么这样乐观,并谈到了她对文学和阅读中挑战和乐趣的看法。

如果一位院长,或者许多管理人员找到您,说他们将要裁掉某个文学系,您会作何反应?他们如果不应该这样做,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会问他们,有没有一部作品、一行诗、一段戏剧、一句歌词——任何形式的文本——对他们产生过深远意义,不论是在青春还是暮年。这可能就存放在他们 的脑海中,也是可能是某个发音、某种含义、甚至是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勾起的回忆。大家都会有。我会和他们讨论这意味着什么,让他们自己说,文学对他们有多 么重要,因为我觉得文学要比大家想象得重要得多——大家只不过没有将文学作为一个门类考虑:可能是教学上的经历,可能是在课堂上朗读一首诗歌,可能是从报 纸上、地铁上读到什么东西,或者看电影、戏剧的时候,听到了一句自己久久不能忘怀的话。

读您的书的时候,我感到您认为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本身就是一种表达,人们可以在较深的层次上认识到文学的价值。那么,您觉得文学的挑战在什么地方?

今天文学面临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社区中书店的消失——人们曾经在这儿可以看到书的样子,触摸书页,翻开阅读,还可以看书架上旁边放着什么书。我喜欢亚马逊书店,也会从那儿买书,但是我觉得书和书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汇场所。

我不认为文学的问题在文学本身。我觉得是环境问题——某些大学已经不再教授经典文学入门,还有大家一度重视的史诗、诗歌、小说这种课程了。一旦接触 到这些,你就能将它们同其他的事情联系起来——可能是你的职业,也可能是你的兴趣,可能是经济,也可能是法律。我有许多学生后来都找过我,或者给我写信, 说:“现在我才明白这些文学对我有多么重要。”

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在接触,在影响。我们的确可以同文学对话,但必须在文字中寻找。

有人说文学在没落,还有人哀叹说,五十年后,人们不会再去欣赏莎士比亚,因为大家都读一些垃圾读物,您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那就是说,如果人们接触了文学,就能珍视吗?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但我同样认为,所有的阅读都是阅读,如果你带着文学的眼光,注意语言的特点,意象、声词、修辞手法,那不管你是在读报还是休闲读 物,还是为孩子读小人书,都会发现其中的文学性。我在书里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写事物是怎样被赋予文学性,成为文学;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当时也不算严肃读 物,没有地位,甚至都不算文学。博德利在牛津大学建图书馆的时候,不允许舞台剧本上架,因为这都是很下贱的,是垃圾。那个年代,小说一般也不过是严肃文学 (比如讲道词,祷告词,还有哲学思考)的替代品,而现在他们都已经走进了我们所谓文学的前沿。

我不觉得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间一定要有分界。我觉得阅读的习惯会带来很多乐趣,但也比较难啦。其中的愉悦感是那种发现,那种认同,那种共鸣所带来 的。我觉得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可以看出来,我其实对文学和阅读的未来非常乐观——完全不绝望,也不认为有什么危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展现阅读的力 量,阅读的乐趣——同样,有这样经历的人们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还有写作的力量,也会有类似的愉悦和能力。

有人说人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在增长,认为我们花在网络和电视上的时间从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阅读产生了损害,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是老师,同时也写作,我不认为文学在走下坡路。人们一直都是一心多用的,只不过没有这么说而已。很早以前开始,我们就同时做许多事儿。有种观点认 为阅读是和生活分离开来的一种活动,从历史角度讲并不准确。我们并不需要在象牙塔里,或者一定要有绝对安静的时间,才能思考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的确需 要,但还有许多种方式能够认识单词、语言和文本。而且,我觉得Twitter这种东西尽管有人工的形式限制,也是一种不错的写作和阅读方式。现在已经有了 一些Twitter体诗歌了。

过去纸比较短缺,人们都需要把一张纸写满,正反面都要用——不是就有好多简·奥斯丁的故事,就说她用一种非常小的象牙笔记本写作嘛。这些限制是我们 的福分,而不是什么损失,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如何阅读这个问题,只需要将它理解成在整个历史中,文字怎样给我们影响。我不觉得在显示屏上阅读,听着音乐读 书,就意味着阅读要消亡了,书快灭绝了。这其实是象征着另一种生活。

那您对文艺批评怎么看呢?您在书中曾说,如果我们不分析文本,它们就不会继续存在,不会再有文学性。是不是说,如果没有文艺批评,莎士比亚就不再是莎士比亚了?

没这意思。我这儿说的不是专家。只要有读者,就会有评论,广义的那种。这不是什么专业课程,也不是说句“找专家”就完了。实际上这是阅读的乐趣和困 难所在。我说的“困难”,并不是指生僻词,也不是说那种复杂的句子结构。我是说不能满足于一种共鸣,要想:如果自己是另一个人,如果换一个时间阅读,会有 什么样的见解。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活物,都会随着时间长大,发生变化。于是我们才成了今天的自己。

这让我想到了您在书中提到:“作者有什么样的权威?”您并没有说所有的文章都是如此,但您也没说,仅仅因为作者没有特别的写作意图,我们就应该避免向这个方向靠拢。其中的界限您怎么划呢?

一旦作品问世,作者就再无法控制其中的意义。这是语言的妙处,而不是作者勾勒的蓝图。我觉得要想愉快并高效地阅读一部作品,几率很大——高效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从文本中,语言中找到证据,证明可能与作者写作意图相反。

而且,随着历史发展,文本内涵可能会走向相反的方向。《威尼斯商人》大屠杀后就不能用原来的眼光审视了:历史改变了它的内涵。

我认为文学文本非常美丽,非常有力,也很有张力,但是也非常顽固,无论多么深入的阅读,都不会把它毁灭,也不会把它们推出原本的道路。我喜欢能够给我惊喜的文章,可能我阅读的时候没有如此,但是我需要看到证据,证明这样的阅读有力,有可能。

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或思想的角度讨论文学有区别吗?如果有一部作品,它的问世就是为了传播某种思想:这种情况下,如果作者的思想和读者所接受的不一样,又怎么办?

有很多不错的论战文学,但是给作品生命的并非其中的雄辩,而是作品的论战方式。不论是奥利佛•文德尔•荷默斯还是达尔文都是如此——智性散文本来就 是论辩论证。看《独立宣言》如何?是因为文章的措辞和引人共鸣的语言,因为韵脚、修辞和意象,这些都成了我们有力的社会文本。并非仅仅是他们说了什么,而 是他们怎么说。

那又说到语言了,您肯定是热爱语言的。对文学整体您都非常乐观,那对语言也是同样有信心吗?语言和文学一样,总是会有人发出很不祥的预言,说我们的词汇越来越小,不然就是说,网络语言现在太猖獗。

语言在成长,在改变。古希伯来语可能没有“打字机”这个词儿,因为他们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必须要增加单词。当然,网络、手机等等已经改变了许多缩 略语,甚至句法和语法都受到了影响,不过我觉得这非常让人开心,也很聪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使用非常频繁的词语,发展成谚语、流行语,直到你忘掉它们的原 意,但我对当代语言和写作比较感兴趣,觉得这真的非常聪明,也很好玩。况且我还喜欢这种限制,不同的形式会需要不同的响应,即时写作从某种角度看来,不那 么优雅,但是也有种强大的直接性。

我在书中稍微提到了,有人讨论奥巴马作为总统候选人是不是有些太过雄辩,给人们造成误导。你需要提醒自己,“不,不,打动我的只是他的语言”——好像说,语言仅仅是语言,而不会波及其他。

这种对语言力量的不信任,正是语言的力量之一。这要追溯到古代的辩论家,到柏拉图,然后到我们现在的问题:语言是否吸引人,是否有魅力?没错,但这 并不意味着语言不高度专业、没有描述性、不可以捕捉。语言的危险和准确,两者间来来回回的对话,以及而后从语言中获得的乐趣,就是阅读的力量,是文学阅读 的力量。

我们读艾米丽•迪金森不如以前多,不需要担心;使用amiable这个词不如以前多,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会有新的选择,会填补我们所失去的,是这样吗?

这也是很有周期性的。你来我去的。看看服装时尚,再看看流行语言——服装和语言在历史上总是被放在一起比较——我们觉得有些语言形式再不会回来,但是它们就是回归了。19世纪的演说体这不卷土重来了嘛。

事物都在循环,回归时会在形式上有些许变化。所以我不认为我们会丢掉任何词语,也不认为我们会流失任何表达方式。有些用法会在一段时间特别常用,而 到了下一代,人们可能看着它们,说:“我真不敢相信大家都用whatever这个词。”单词会消失,以另外的方式回归。许多词对我们都是最高级,比如 awesome,awful,terrific,而它们都有非常具体的含义,远远不同于我们今天的这种简单用法。不过这不意味着单词本身没有力量。我很喜 欢读《牛津英语词典》,喜欢看单词的历史含义。我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觉得单词背后的历史是它们词义的一部分——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离去。

说到这儿,就想到了汤姆•斯托帕的《阿卡狄亚》,里面塞普蒂默斯解释过,丢了亚历山大的书,为什么不需要担心。

我觉得斯托帕说的太对了——还有博格斯。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重新书写这些作品。

您还要不要总结下自己的书,或者对读者们说点什么?

写作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儿,让我有机会回顾曾经读过的作品,回顾自己的一生,而不仅仅是最近几年。对我而言,这本书让我再次思考了文学为什么对我这么重要,我希望书能够传达这样的想法吧。

我觉得您写书真的很开心。

可不是嘛。一点儿没错。思考什么样的文字能够描述这种观点,哪段文字让我想到这儿,真的非常非常有趣。我需要把想法在脑海中映射出来,“嗯,是《到灯塔去》。”“是济慈的十四行诗。”

当代文艺批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过专。我很有幸饱览文学的历史长河——我不会说著作系列,因为现在我觉得有许多系列。我喜欢作类比——在书中你大概也会看到这一点——比如不同的时 期,或者将玄学派和浪漫派的诗歌做一些非主流的比对,对我而言,能够在这样的时间深度和范围广度上讨论小说、诗歌、戏剧和智性散文是一件乐事。我觉得有时 候专业会驱策人们专门研究一段时间,或者一个作家、一个地点、一种门类,而无法进行更深、更广的比较,这在我看来真的是巨大的损失。

我记得你在书中哪里说过,“不要再含糊了,鼓起勇气,做出重要、大胆的论调。”

我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文学和文学研究将来要是发挥重要作用,需要冒风险,而不是求稳妥。我相信长篇大论,但得争辩合理——不然就是空话——这可以 做到:可能文化上提供了这种机会,也可能在当下的谈话中必须如此。文学和文学作品在这方面将你武装起来,让你跨越时间和地点去思考,揣摩正确的词语、正确 的语序——这是柯勒律治的观点,告诉我们为什么语言会如此出色地发挥功用。

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早就做好了准备,因为这么多年来,文学都是一个平台,让观点成为文化、艺术、人文,支撑了社会、宗教、精神和政治的 崛起——这些都镌刻在文学之中,是文学的元素,语言的组成。我们可以翻开文学作品,在其中找到一些材料,讨论的许多事物让我们迷恋不已,而应让我们为今天 的生活迷恋。文学前指历史,现指眼下,讨论事物,而且局限在事物之中。它有足够的资格让我们以此为媒介讨论世界,因为文学创造了我们的世界。

克里斯托弗·伊什伍德

克里斯托弗·伊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全名克里斯托弗·威廉·布拉德肖·伊什伍德(Christopher William Bradshaw Isherwood), 小说家、剧作家。1904年出生于英格兰柴郡(Cheshire);1946年正式成为美国公民;1986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塔莫妮卡市(Santa Monica)逝世。国籍的转变将伊什伍德的创作生涯自然地划分为英国和美国两个阶段。而其主要的创作成就主要是在英国时取得的。

伊什伍德出生于一个旧式的贵族家庭,父亲是职业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殉难。伊什伍德从小具有反叛传统的性格,与母亲关系不和谐,在剑桥读书期间甚至因为恶作剧而被迫退学。

伊什伍德读书期间辗转去过多所学校。这使得他有机会结识了当时的许多已经颇有名望的作家,如奥登(W. H. Auden)、威廉·普罗默(William Plomer)、福斯特(E. M. Forster)等,并且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伊什伍德较早展露出来的创作才华也得到了当时的普遍赞誉。著名批评家康纳利(Cyril Connolly)称伊什伍德为“英国小说的希望”;作家毛姆(W.Somerset Maugham)赞扬伊什伍德的“双手把握着英国小说的未来”;弗吉尼亚·沃尔夫也在她的日记里对年轻的伊什伍德盛赞有加[1]

1928年,伊什伍德的第一部小说《都是阴谋家》(All the Conspirators)创作完成。该作品表现了20年代英国中上层社会青年对家庭的反抗。主人公菲利普矢志于文学创作,他孀居的母亲林赛夫人虽然爱儿子,却处处限制他的自由和发展。斗争的结果是菲利普失败,因为他不仅懦弱,而且对母亲还有依恋。1932年,伊什伍德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纪念碑》(The Memorial),延续并拓展了第一部小说的主题。小说描写希特勒执政之前发生在柏林的故事,围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者建立纪念碑展开,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精神痛苦和物质伤害。战争使人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造成父母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儿子失去父亲,朋友失去至交的惨剧。这两部作品为伊什伍德赢得了一致的好评。

1929年及其此后的几年间,伊什伍德主要居住在德国柏林。其间与好友奥登多有交往与合作。1933年,伊什伍德离开柏林,开始了他的欧洲游历,先后到过丹麦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辛特拉等许多地方。

正是在这段时间,伊什伍德创作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诺利斯先生换火车》(Mr. Norris Changes Trains, 1935)和《告别柏林》(Goodbye to Berlin, 1939)。由于这两部作品的诸多共同之处,后来在美国发表时,都被收录在《柏林故事》(The Berlin Stories)这个精选集当中。但是仍然是两部独立的故事。伊什伍德移民到美国之后,好友范德鲁腾(John Van Druten)帮助他把小说《柏林故事》改编成剧本,更名为《我是一部照相机》在百老汇帝国剧院进行演出,大获成功,后来又改编为同名电影。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出百老汇音乐剧《卡巴莱》(Cabaret, 1966),以及一部同名电影(1972)。这些改编不仅仅使得伊什伍德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大大提高了知名度,也使得他在经济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柏林故事》虽然现在仍然被当作小说来看待,但是它如同纪录片般忠实而权威地记录再现了魏玛共和国的覆灭,希特勒的上台的那段时间。

《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堪称1930年代最成功的英国小说作品之一。作品中的叙述者威廉·布拉德肖在从荷兰到德国的火车上遇到了一名神色紧张,名叫阿瑟·诺利斯的男人,他带着不合适的假发,拿着一张伪造的护照。布拉德肖和诺利斯成功地通过边境后,诺利斯邀请威廉吃晚饭,他们两人也就此成为了朋友。在柏林期间,他们经常见面。诺里斯先生的许多怪癖也逐渐显现:其中之一便是他是一个性受虐狂。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共产主义分子。这在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是很危险的。诺里斯先生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则是一个谜。他和他的助手施密特似乎在做着一项什么生意,而施密特同时又在背叛他。在诺利斯的处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离开柏林。后来诺利斯带着财产又回到柏林,和一位名字叫做玛格特(Margot)的法国女人保持着来往。而施密特也再次出现,并要勒索诺利斯。诺利斯利用布拉德肖,认识了一位贵族朋友普雷格尼兹男爵。与此同时,布拉德肖收到一位名叫做贝尔的共产主义组织领导人的警告,告诫他诺利斯在为法国从事间谍工作,他的组织以及警察都知道这件事。布拉德肖也注意到他们正被警察跟踪,于是劝说诺利斯尽快离开德国。国会纵火案之后,纳粹屠杀了贝尔以及诺利斯的大部分同志。布拉德肖后来回到英国,在那里他收到了来自诺利斯的纸条和明信片,表明他已经逃离了柏林。小说的最后,是诺里斯先生从里约热内卢寄给威廉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我到底做了什么,得到如此结果?”(”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all this?”)

虽然伊什伍德常常被认为是一名政治性色彩不明显的作家,因为他更多关注的是在心理层面上的个人经历,而不是公共事务,然而,《诺利斯先生换火车》却是一部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品,与当时的时事联系紧密。一直以来,伊什伍德尝试着把小说模式和纪录片的准确性相结合,他的风格被认为是对准确性的一种狂热的追求。这种特点被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称为伊什伍德的“客观性讽刺”,即对细节充分关注,并从所有可能性的角度来观察人性的复杂[2]。《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部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情节与事件,也在于对彼时彼地的历史场景的细致精准的描述。正如拉尔夫·赖特(Ralph Wright)在对伊什伍德作品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伊什伍德对于30年代发生在柏林的故事的描写“不仅描绘了一个时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柏林)会如此轻易地屈从于纳粹,它本身的以强凌弱性帮助促使了这样的结果”[3]

作品中比故事情节更加吸引人的是对德国纳粹兴起时期及其统治初期的社会和政治氛围的描写。尽管伊什伍德被认为更加擅长于描写个人的、主观性的体验,《诺利斯先生换火车》这部作品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和社会集体的不可分离。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诺利斯的住所有两个入口。一个专为私人生活的所用;另一个则用于公共事务。但是两个门却都通向同一个房间。叙述者布拉德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中立的观察者。与他身边的事件有着一定程度上的隔离。然而,如果把布拉德肖对于德国政治的中立和远离理解为伊什伍德本人的态度观念的话,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这部作品并不是中立的。甚至连布拉德肖也清楚地认识到德国纳粹的兴起是罪恶的。他那貌似客观的叙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法西斯兴起的感觉变得更加恐怖。布拉德肖对德国共产主义者抱有巨大的敬仰,因为他们是对抗纳粹的唯一力量。《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也因此成为了英国30年代反法西斯主义的左派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对于共产主义者作为对抗法西斯力量的正面描写很好地体现了30年代的政治背景,左翼观点在当时英国的兴起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也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将会是整个欧洲的威胁。

《告别柏林》是由松散地组合到一起的日记和速写构成的艺术性较强的小说,仍然以作者在柏林的经历为题材,小说的叙述者直接使用了作者的名字。小说由五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构成,头尾两篇是《柏林日记》,开篇的日记引入了叙述者。那句经典的自我描述也出现在其中:“我是一部照相机,只是被动地记录,没有思想”。第二篇讲述一个单纯的英国姑娘萨莉·鲍尔斯在柏林充当演员和娼妓的双重生活;第三篇描写两个同性恋者的欺骗和背叛;第四篇记录了讲述者在工人家庭生活的一段经历;第五篇讲述了叙述者与一个犹太家庭的交往。这部小说并不倚重情节的奇妙,而注重气氛的营造和烘托,仿佛一组组镜头展现在读者面前。尽管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这部小说依然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没有凌乱松散之感。首先,小说的主题明细,人物、场景、细节都指向一个情绪方向;其次,叙述者的经历将事件一一串联,井然有序;第三,小说的结构对称,具有严谨、和谐、平衡之感。小说写到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性,暗示人物的精神死亡和社会弊端一样,都是由希特勒的罪恶统治造成。伊什伍德出色地刻画了一座城市在溢满春色的阳光下微笑,但精神上却已经死亡,外表虽然温暖可人,而骨子里却冷酷无情。这部作品还隐含了叙述者许多潜在的批评。人们认为“伊什伍德”表面的中立其实暗示了导致纳粹控制欧洲的不仅仅是德国人。这样的解读不无道理。由此可见,晚年陶醉于东方神秘主义的作者伊什伍德比作品中同名的叙述者更加关心政治。

安迪·克罗夫特(Andy Croft)认为《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和《告别柏林》是“现实主义反纳粹小说中最著名的作品”[4]。虽然这两部作品依然注重个人经历的描述,但是其中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反纳粹倾向振聋发聩,毋庸置疑。德国共产主义者作为纳粹的主要抵抗者和最大的牺牲者在这两部小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赞扬。伊什伍德的小说让人们看到:德国纳粹力量的兴起不仅表明了西方民主主义者反纳粹的失败;也表明了共产主义作为法西斯最主要的反抗力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德国共产主义者遭到纳粹党人像对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样的凶残打压。

在这两部小说创作期间以及其后,伊什伍德与奥登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合作。1938年,伊什伍德还和奥登一起来到中国,收集中国抗日战争的素材,创作了《战争之旅》(Journey to a War, 1939)。

和W. H. 奥登一样,伊什伍德倍感传统英国的束缚和压抑,继而有了移民美国之心。然而由于伊什伍德提出移民的时间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他的行为诉求遭到了英国下议院的谴责,认为他此举缺乏爱国精神和对战争职责的担当,是不顾国家安危的叛国行为,并且剥夺此前给予过他的一切资助。这段时间,虽然伊什伍德依然勤于创作,但是评论界普遍认为,他的创作才华收到了极大的压抑,未能得以充分的施展。直到1946年,伊什伍德才正是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1986年1月4日,伊修伍德在美国逝世。他的遗体被捐献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参考资料:

“Christopher Isherwood (1906-1986).” Books and Writers. (2011-3-10)
< http://kirjasto.sci.fi/isherwoo.htm>

Booker, M. Keith.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of the Left: A Research Guid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Christie, Stuart. “Christopher Isherwoo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II.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07-110.

Swatridge, Conlin. British Fiction: A Student’s A to Z. London: MacMillan, 1985.

高继海. 英国小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Christie, Stuart. “Christopher Isherwoo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II.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07.

[2] Christie, Stuart. “Christopher Isherwoo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 III. Ed. in chief, David Scott Kasta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p.108.

[3] 转引自Croft, Andy. Red Letter Days: British Fiction in the193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p.329.

[4] Croft, Andy. Red Letter Days: British Fiction in the193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p.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