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符号》引爆销售狂潮

丹·布朗(Dan Brown)的新书《迷失的符号》(The Lost Symbol)在开始发售的第一天就创造了在美售出精装版和电子版过百万册的佳绩。令出版业笑逐颜开。现在追加补印的60万册精装版已经等待上市。还有另外的500万册正在印刷之中。

丹·布朗(Dan Brown)的新书所支持的理论是:当许多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观念的时候,这个观念是可以产生物理效应的。现在看来,也许他的所言非虚。至少,从销量来看,继《天使与魔鬼》(Angels & Demons, 2000)和《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 2003)之后,这部刚刚推出的新作《迷失的符号》(The Lost Symbol)已经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

作为一个认为观念可以产生物理效应的人,布朗先生完全明白他的《迷失的符号》会有多么庞大的读者群,也明白他的这部新作会遭遇非常挑剔地审视。对此,他甚至设计了一个书中人物出面取笑这本书必将大受欢迎的桥段。凯瑟琳·所罗门博士是一位智力科学研究的专家。她研究的中心是有关头脑与身体相关联的问题。她承认她的研究领域比较小众。可是当她的故事展开的时候,她表示说智力科学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就像丹·布朗令圣杯为之沸腾一样。

与所罗门博士并肩携手的是罗伯特·兰登,难得一见的符号学家,在他的这第三次激动人心的历险中,证明了“dashing”这个词不仅是个形容词,也是一个动词。正如布朗的粉丝们早已预期的那样,这次追根求源涉及到共济会成员的秘密,故事背景设在华盛顿,在那里,有些他要追寻的秘密被砌在了建筑物的墙上,从而无法轻易被人发现。布朗粉丝们还猜对了这部新作原本取名《所罗门的钥匙》(The Solomon Key),而不是《迷失的符号》。

但是没有人敢断定布朗还能够重塑其游戏的辉煌。在寻宝和谜语拆解的过程中,他的故事还能够让人无法释手吗?他还能够让深邃的智慧转化成遁世逍遥的托词吗?加之有那么多人在模仿他,他的那一套还会吃香吗?这一切都有待于从读者中产生的物理效应来做出回答。

《迷失的符号》试图选取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来展示一项令人震惊的秘密。这最后的秘密令人震惊就是因为它司空见惯。从而进一步升华到对忠诚、诚信的肯定。读者在读完这部作品之余,会深深地受到布朗本人乐观情绪的感染。

早在他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以前,丹·布朗就在创作具有视觉震撼力的影视剧本。这次他同样赋予他的作品以令人震撼的视觉感受。由于他的这部作品的出现,以华盛顿纪念碑为内容的明信片将再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反正销量已经摆在那儿。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无视《迷失的符号》所引发的强烈的物理效应。

 

【此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史蒂文斯及其新“诗选”

Wallace Stevens, right, with Robert Frost in Key West, circa 1940.

Wallace Stevens, right, with Robert Frost in Key West, circa 1940.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律师。他多在夜晚完成他的诗歌创作。这些诗歌又大多是在他清晨步行去上班的路上构思出来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迫于父亲的压力,他不得不学习法律,并且最终从纽约法学院毕业。

不过在婚姻问题上,华莱士还是违拗他父亲的意愿,娶了一位出身寒微、学历不高,但却端庄美丽的埃尔希·凯切尔(Elsie Kachel)为妻。婚礼当天,他的家人没有一位到场送上祝福。在他父亲有生之年,华莱士再也没有跟他的父母说过话。这桩没有收到祝福的婚姻最终也没有圆满。据史蒂文斯夫妇唯一的孩子霍莉(Holly)讲,她的妈妈精神上有问题,总是怀疑邻居这样那样。她还不允许任何其他的孩子到家里来玩。当史蒂文斯因患癌症去世前再次住进医院的时候,他的太太一次也没有到医院去看望过他(只是他的女儿霍莉天天在那儿照看着他)。至于医院方的牧师极力渲染的所谓史蒂文斯的受洗和皈依,霍莉对此表示了不屑。她说她天天去医院,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迹象,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虽然史蒂文斯时时处处谨慎行事,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说他太太的不是,但是生活带给他的深刻的悲凉和伤感——与父母反目、婚姻生活毫无幸福可言——还是出现在了那些从未在诗集中出现的那些诗歌里,比如这首《错爱》(Red Loves Kit):

Your yes her no, your no her yes . . .
(你说‘是’她说‘不’,反着来说也不行……)
Her words accuse you of adulteries
(信口雌黄说你通奸)

That sack the sun, though metaphysical.
(颠倒黑白让你无处申冤。)

True, you may love
(实话实说吧,你也许爱她)

And she have beauty of a kind, but such
(那一份美貌却也是别有风情)
Unhappy love reveals vast blemishes.
(怎奈何掩不住的瑕疵尽显这份爱的不幸。)

在这一背景下,这部新的史蒂文斯“诗选”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要将这样暴露生活隐私的诗作剔除出去。于是它给人的印象就是,这部诗集中的诗歌仿佛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所作,没有任何个人的悲伤和不快,诗人的笔墨所及似乎只有想象和现实之间的联系而已。史蒂文斯本人认可这种片面的描述;并不完全是他的读者的创造。问题是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由于他极端地寡言少语(这和他说崇拜的艾米莉·狄金森极为相似),史蒂文斯在诗歌中多用象征,而不是简单直接的描述。和狄金森一样,虽然他对隐私守口如瓶,但是史蒂文斯还是拥有大量的读者和拥趸。而我们今天才得以更多地了解到了他的痛苦和悲哀。

1954年,史蒂文斯同意让阿尔弗雷德·诺普夫公司出版他的《诗歌选集》,以庆祝他的75岁生日。此后不到一年时间,史蒂文斯便与世长辞。尽管后来还有一些他晚年的诗歌出版,但是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诗歌选集》才对他有所了解。1997年,美国图书馆给我们提供史蒂文斯全部的诗歌和散文。经过华莱士·史蒂文斯杂志(The Wallace Stevens Journal)编辑、《剑桥华莱士·史蒂文斯学习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allace Stevens)的编辑约翰·E·塞里奥( John N. Serio)的编纂,我们现在捧在手上的是一本真正的“诗歌选集”。那么那些被隐去了呢?那些少年读物、有关不幸爱情的那些从未发表的诗歌、比较枯燥的措辞实验、还有一些很不适合阅读的晦涩的诗作。塞里奥煞有介事地选择了史蒂文斯的主要诗作,似乎是在宣布没有这样的诗歌,史蒂文斯就不是他史蒂文斯了。

在他的散文中,史蒂文斯谈了许多有关其诗歌的优美和杰出。他72岁那年从美国诗歌协会接受了金牌奖章。在他的获奖词中,他谈到诗歌精神作为良知的伴侣、诗歌是在践行良知的观点时说:“每一个个体的诗人,不管他本人背负多少缺陷和不足,都会一生受其内在的良知伴侣的推动。而这种良知伴侣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存在于他们的思想和内心的诗歌天赋。我之所以讲‘良知伴侣’是因为对于每一位真诚的诗人而言,真诚的诗歌就是良知的行为体现”。

这是有关诗歌的精神和行为的一种严厉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对于他早期的读者来说可能甚为陌生。以他1923年的诗作《小风琴》(Harmonium)为例,这是一组由一系列谐趣横生、又不乏思想深度的小诗组成的,意在愉己悦人的诗歌作品。其中包括“松树林里的矮脚鸡”和“坛子轶事”等。另一方,组诗《小风琴》中又包含了一首史蒂文斯最为伤感的诗歌之一,“雪人”(The Snow Man)。在这首诗歌中,一个男人意识到他必须做出某个由永久不变的冬天构成的东西:冰、雪、常青树、风;并试图看到一种“无所不在眼前,又一无所是”的景象。

在史蒂文斯的一生中,他的诗歌没有停止过在热情洋溢的语言和新英格兰的简约风格之间、在英格兰的(也包括宗教的)曲径通幽的修辞手法和他所认为的更加真实并且更加真诚的直描之间的摇摆振荡。他常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其实上述对立都是他真实感性的一部分。是更欧洲化一些还是更美国化一些,这对于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他必须兼顾两者,在纵情于感性的同时,还要直面其日暮西山的悲凉。

史蒂文斯的良知让必须面对他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宗教的日渐式微、物质世界的冷漠本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哲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当前和将来的美国文化走向渊博的可能性,等等。其他人也对上述这些问题有所触及。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像史蒂文斯那样,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产生一种直觉的感应,并将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应转化成前所未有的诗句,并形成其独有的艺术风格。我们现在把这种风格称之为“史蒂文斯风格”,(Stevensian)就像我们说“济慈风格”(Keatsian),或者“叶芝风格”(Yeatsian)一样。 他最终获得对大千世界的坚定的感知——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人的努力而富有了尊严;当然,在这个宇宙里,人的努力又总是被包围在那些“无知”的创造和毁灭之中,而人只是构成这个宇宙的一部分而已。

约翰·塞里奥引人入胜的导言以及资料翔实的大事年表将百年之后的读者引领到史蒂文斯的诗歌世界。这些新一代史蒂文斯的读者会发现魅力不仅在于其风格还在于他的良知、不仅仅在于其轻快活泼还在于他的真诚和忠实、不仅仅在于其悲剧性的情感还在于他的诙谐幽默的辛辣讽刺。史蒂文斯热切地渴望成为一位运用美国英语的20世纪的美国诗人。在这一点上,他远胜艾略特,或者庞德。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从未停止过创作,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天赋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地提升,从未有丝毫的减弱。

【此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阅读笔记[0910]

家里攒了一大堆杂志没看。今天狠劲儿地翻了两册。学习到了不少东西。高兴——过了个愉快的教师节。阅读时做了点小笔记。收录于此,帮助记忆。

【一部独特的女性成长小说——论《简·爱》对童话的模仿与颠覆】
文章作者孙胜忠,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第49-59页。
该文指出,小说《简·爱》既有对童话《灰姑娘》的模仿,又有对该童话的颠覆。这种既有模仿又有颠覆的表现,使得《简·爱》这部小说成为了一部独特的女性成长小说。该文作者最后指出,“《简·爱》以童话模式开始,又颠覆了童话模式,最后以改编的童话收场,……反映了主人公和作者的矛盾心理以及19世纪社会氛围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该文的价值体现在其视角和论点的新颖独到之上。

【非裔美国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及其文化表征】
文章作者王玉括,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二期,第160-167页。
该文作者纵向挑选了三部非裔美国文学作品,按照其先后出现的顺序,围绕“地理空间”在美国黑人文学中文化表征意义展开论述。这三部作品分别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黑人奴隶的自述》、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以及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通过分析论述,该文作者指出,“南方”和“北方”这两个表示地理空间的名词在黑人文学中所具有的文化隐喻内涵,以及这样的隐喻随着岁月流转所发生的变化,表明了“在对空间的认同、反思和反讽过程中,非裔美国人不懈地追求着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我”。
这样的思路和切入点值得借鉴、学习。

【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暴力世界】
文章作者朱小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第168-176页。
该文从“暴力主题的背景”、“暴力题材的多维性”、“精神困境中的施暴者”、“反差中的暴力效果”、以及对“暴力的反思”这几个方面入手,论述了托尼·莫里森小说中暴力世界。指出莫里森的作品“从否定暴力到洞悉暴力根源再到同情和谅解,……在对暴力的思考中重新审视了黑人的种族苦难和历史”。文章作者分析指出,“莫里森以个人到族群的多维度暴力题材揭开了非裔美国人身份之痛的伤疤。广泛的暴力事件反映出在种族歧视的幽灵仍然逡巡、非裔美国人的社会身份仍处于真空状态下的社会中,非裔美国人自我迷失的痛苦,他们为此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危机,他们的反抗与崩溃。她的小说以暴力为主题或背景,对社会现状提出了制度问责”。莫里森通过揭示在精神困境中的施暴者的复杂心理困境,她“生动再现了一个被排斥和异化的弱势群体的无奈与无助”。以《最蓝的眼睛》为例,“莫里森引导着读者走进乔利的内心世界,设法去了解他作为黑人父亲、作为黑人男人承受的心理压力,缓冲了暴力带给人的残酷体验,但人性崩溃的悲剧感令人心碎”。这一切皆源于“历史苦难与现实压力之间的矛盾、避免伤害他人的意志与受到他人伤害的事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于非裔美国人的生命中。这是所有悲剧的本质:一方面,人对尊严和理想的追求不可遏止;另一方面,人在现实中受到限制,人性的脆弱和生命的短促使得预期目标难以达到”。该文作者最后总结道,“莫里森以反讽的方式设置了暴力的惊悚效果;导致灾难的暴力来自人类本身,引发悲剧的暴力实施者不再是高贵而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主人公,而是卑微的普通非裔美国人”。该文作者还指出,莫里森笔下的暴力世界也表现出了她对族裔历史发展进程的反思——“非裔美国人选择的暴力解决危机的模式来自于他们憎恶并竭力推翻的种族歧视旧模式;黑人血统至上论不过是白人优先论在人种和肤色上的翻版”。而莫里森的作品就是对这一状况的警示。

【催眠·骗局·隐喻——《山家奇遇》的未解之谜】
文章作者于雷,南京理工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第70-81页。
《山家奇遇》(The Californian’s Tale)是马克·吐温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鲜有相关的学术论著。该文一方面从分析马克·吐温在作品中施展的催眠术和骗局入手,抽丝剥茧,层层剖析,阐明了“《山家奇遇》这部作品的最独特之处在于马克·吐温在‘感伤’主题的表象下暗藏了社会批判的玄机:加州的阳光海滩蜕变成淘金废墟上的空洞与无奈,无视爱妻不归的事实而沉迷于臆想之中的期盼实际上构成了揭露淘金梦麻痹性、欺骗性和荒诞性的隐喻”。另一方面,该文针对“《山家奇遇》何以成为马克·吐温作品中头一篇介绍到中国来的小说?”这一问题,一路追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选择当非偶然为之,“定是独具眼力”,且为迎合当时社会批判的需要之故。

【“准则英雄”与“他者”——海明威的早期创作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族政治】
文章作者于冬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章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一期第133-147页。
该文作者理论鲜明,论述透彻。以下是摘录自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1. 纵览20世纪初期美国流行的小说、报刊杂志和电影,我们可以发现,高贵、智慧、富有道德责任感、保护白人妇女、捍卫文明秩序的白人勇士形象与野蛮、愚昧、道德责任匮乏、对北欧拜仁构成威胁的少数族裔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2. 海明威在小说开篇就将目光集中在科恩的鼻子上,这一细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纳粹曾经用尺子测量人鼻子的高度以判定这个人是否有犹太血统,其种族歧视倾向不言而喻。事实上,科恩在小说中的基本定位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他者”。
  3. 迈克在酒后借题发挥当面侮辱科恩,说他是一头一天到晚围着勃莱特转悠的犍牛。迈克的话道出了科恩在白人世界里的真实处境,即在努力寻求社会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却始终无法改变其犹太“他者”被抵制、被排斥的种族宿命。
  4. 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哥特曼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个人天才的创造物,而是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的“超个人的精神结构”(trans-individual mental structures)的创造,即那个集团共有的观念、价值、理想的结构的体现。越是杰出的作品也越能清楚地表达他所属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或集体意识。
  5. 细读海明威的早期小说就不难发现,海明威对印第安人、黑人、犹太人等他者表现出一种变化不定的矛盾心理:有时候他笔下的他者叙事与美国主流社会流行的充满种族其实色彩的他者形象套话完全相合……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在叙事过程中质疑白人社会种族政治话语的公正性,揭示出犹太人、有色人种在相待美国社会的大熔炉中自觉或被动融汇美国化的犹太人、印第安人、黑人的艰难生存境遇。
  6. 作为一个WASP作家,海明威虽然在小说中注入了许多鲜明的种族歧视言论,但他又站在一个与种族主义者拉开距离的批评者立场上质疑白人种族政治立场的公正性,甚至能够对当时的种族政治进行伦理反思。
  7. 海明威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对美国20世纪初期种族政治冲突的观照是十分复杂的。他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读者呈现白人主流社会对他者的种族主义抵制、排斥情绪的同时,有自觉地与美国种族政治立场拉开距离,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反思美国大熔炉政策的历史公正性,揭示出美国现代种族政治一方面认可有色人种和新移民等“他者”在美国的合法生存权利,另一方面又阉割他者种族文化身份主体性的实质。
  8. 海明威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族政治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自身的WASP中产阶级生活经验与白人清教徒文化精英意识始终制约着它的价值认同与文学话语建构。
  9. 海明威的精英主义意识实则是对以“白人性”为代表的“美国性”的认同。
  10. 海明威总是让自己的白人男主人公直面现代化带来的诸多现代性冲突,带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伤痛,在与现代商业文明保持疏离的他者空间中,坚守WASP的传统劳动美德与精神操守,通过战斗、写作、斗牛、钓鱼、打猎、拳击等超凡的个人技艺和坚强的个人意志来建构生命的意义,显示出一种重压下的优雅风度(grace under pressure)。而这就是所谓的“准则英雄”。

品钦王国的另一面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性本恶》(Inherent Vice)就像是一部庞大的时间机器,带着我们回到早期的20世纪7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那个时候的加利福尼亚是冲浪的俊男靓女们的天堂;随处可见骑着自行车的少男少女;大街上游走着嬉皮士、异端、和道貌岸然的瘾君子。那个时候,人们渴望得到阿卡普尔科金色大麻和巴拿马红色大麻,吃比萨饼和Hostess Twinkies;姑娘们喜欢留长发、穿短裙,小伙子们喜欢穿佩斯利花纹尼和皮装;人们总是不停地调控着他们的偏执程度,时刻提防着缉毒警察、刑警、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

和他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V》(V)或者《梅森和迪克逊》(Mason & Dixon)相比,品钦的这部小说要简朴清新很多。那些早期作品叙述风格都如迷宫一般,百转千回,极尽错综复杂之能事;总是充斥着那些他所谓的“穷混混”与来自“一个新出现的、对其本身还缺乏掌控的技术政治体制”下使者之间奇妙莫测的冲突摩擦。而《性本恶》却是一部简单冗长的侦探故事,插科打诨地嘲弄讽刺了洛杉矶警署及其特工人员。在这部作品中,偏执狂更主要的体现为一种吸食过多大麻的副产品,而谈不上什么政治意识,或者意识形态。

《性本恶》一方面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到上个世纪6、70年代对品钦先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另一方面,这部作品也消减了品钦作品风格的神秘性,强调了其叙述风格的相似性。笼统地说,品钦的叙述风格就是一个大杂烩——上流文化与下层文化的杂烩、愚蠢低俗的恶作剧与精辟的历史考证的杂烩、顽皮的双关语与超现实的梦境般的事件以及搞笑的荒诞的杂烩。他的作品风格与鲍勃•迪伦(Bob Dylon)、金•凯西(Ken Kesey)、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等人的作品颇多共同之处;甚至与理查德•布劳提艮(Richard Brautigan)的作品也颇为相似。

和他的另一部献给反文化时代的颂歌《葡萄园》(Vineland)一样,这部《性本恶》也鼓捣出一个神秘兮兮的加利福尼亚——在这里,人们使用的都是一种“大麻”语言,描述的是那种乖僻、古怪、慵懒但却又常常令人飘飘欲仙的生活状态。这令人想起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lfe)笔下的加利福尼亚——一个与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的加利福尼亚。在品钦的意愿中,这样的一个加利福尼亚会在里根执政期间的1980年代到来。《性本恶》的主人公担心迷幻的60年代终将结束,所有前变革时期的梦想也注定会终结,因为这个没有信仰、唯利是图的世界控制了一切。

如果说《葡萄园》读起来的感觉就像一部对《第49号叫卖》(The Crying of Lot 49)的阅读指南的话,那么这部《性本恶》就像一位女性作者对《葡萄园》的即兴改编。因为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又是寻找一位失踪的女人:一位陪伴着拙劣的资本主义权力网络代表的前嬉皮士;然后又是那些权力利用自身的优势去改造、收买、甚至扼杀那些嬉皮士和瘾君子们。

品钦的这部新作中也有不少对其早期作品的自我指涉——有点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式的卖弄吧。比如其中“邮件弹射发送系统”令人回忆起《第49号的叫卖》中的一种类似的邮递系统;还有天空飘荡着的一种疯狂而又和谐的神秘笑声也能让人们想到《万有引力之虹》的开篇描述。

这部作品中的人们,毫无疑问,都不够立体化。都有点像形象单一的玩偶。也许只有主人公算是略有例外。不像《梅森和迪克逊》中的人物那样是有血有肉的。但是和品钦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倒是更为接近:这些人物的出现只是为了满足作者品钦的需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想在哪里安插这么一个就安插这么一个。缺乏人物的真实感。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品钦世界里的“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吧?!

尽管《本性恶》与品钦的上一部作品有着内在的一致,但是它更像是一部品钦小说的经典搞笑版,而不是一部自成一体的作品。它消解了《万有引力之虹》和《V》所具有的醒目华贵的复杂效果,呈现出来的是卡通人物式的简单直接。毫无疑问,品钦的读者们会大受鼓舞。至少不会沮丧而又无奈地说“我还是读不懂品钦”了。

【此文系根据这篇文章编译整理而成】

冯尼格特未出版作品将推电子书版

大师就是大师!大师在死后也不会马上就停止他的创作生涯。当然,阴阳两隔,创造力还是大受影响的。冯尼格特就是这样的大师。本周三(7月22日),兰登书屋表示,兰登旗下的德拉柯尔特出版社(Delacorte Press)将会推出一个系列,14篇冯尼格特先生以前从未发表过的短篇小说。他们将采用每篇小说一部电子书的方式。这些电子书将会在精装冯尼格特最新短篇小说集《看那小鸟》(Look at the Birdie)出版之前放出。德拉柯尔特出版社将会在今年10月20日正式出版短篇小说集《看那小鸟》。

在一次新闻通气会上,出版商表示,第一篇小说《你好,雷德》(Hello Red)电子书版将于8月25日放出;第二篇《僵硬的蚂蚁》(The Petrified Ants)可望在9月29日放出。其他的若干篇则都会在10月20日之前推出。据这些小说的编辑描述,所有这些小说的基调都是“既小心谨慎又充满希望”。

不管以哪种方式去阅读,我都对这些小说充满期待。

弗兰克·麦考特

以下这篇纪念弗兰克·麦考特的文章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2009年7月22日第四版。原文标题为“《安琪拉的灰烬》作者弗兰克•麦考特去世”,作者慷慨:

纽约著名中学教师、畅销回忆录《安琪拉的灰烬》(Angela’s Ashes)之作者、普利策奖得主弗兰克·麦考特(Frank McCourt)因癌症不治,7月19日在曼哈顿去世,享年78岁。

  他教语文近30年,66岁之后才亲自动笔,写出对爱尔兰赤贫童年的回忆。

赤贫的童年

  “当我回首童年,我总奇怪自己竟然活了下来。”弗兰克·迈考特写道,“当然,那是一个悲惨的童年,幸福的童年是不值得在这儿浪费口水的。比一般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是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比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童年。”

  1930年8月19日,麦考特生于纽约布鲁克林,是家中七子女的老大。他的酒鬼爸爸和绝望的妈妈原本是渴求脱离孤岛苦海的爱尔兰移民,在纽约相识成婚,赶上大萧条,小女儿病死,不得不带着剩下的两个儿子返回爱尔兰老家,栖息于寒冷潮湿的利默里克贫民窟,后来生下的三个儿子中,又有两个先后死于贫病。大战爆发后,丈夫去了英国打工,杳无音信。母亲安琪拉独自拉扯三个孩子,没钱,没食物,没柴火,只好去救济站讨要,甚至站在教士门口乞食剩饭。一家人终被房东赶出,安琪拉不得不以半卖身的方式寄人篱下,甚至为此挨了小弗兰克——她儿子给她的一记耳光。

  弗兰克13岁辍学,当上了跑腿的电报童,内心的愿望却日益坚定——去美国。他终于在19岁成行,边打工边重拾学业,28岁那年谋得第一份中学教职。

  1996年,《安琪拉的灰烬》出版,以无名作者的处女作亮相,竟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冠军,并在榜长逾两年,销出数百万册。中国内地出版过此书多个译本。麦考特亦因此书获颁1996年的美国全国书评人协会奖和1997年的普利策奖。

不幽默,毋宁死

  书中没有革命故事的狂野浪漫,没有揭竿而起的寻仇少年,甚至鲜见对赤贫生活的抱怨。相反,麦考特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复述自己的童年。在本书的后段,他写到自己的两种饥渴,对食物,以及对性。他曾舔食沾有薯条油渍的报纸,弄得满脸墨迹,日后又在床头拿着“新教徒的报纸”,一遍遍地舔上面的泳装女郎和内衣广告。他爱过的两个女孩,都在须臾间死去。一个是在传染病院隔墙诵诗的白喉少女,他从未见过她的容貌;另一个是肺结核重患,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她死前,应邀与她大享云雨之欢。

  这些偶尔现出的亮色,涂抹在死灰般的生活之上,和早晨的父爱(没有酒精作祟)、友谊,以及莎士比亚的诗文一起,支撑着他那颗幼小的心。他明白平凡即力量,生活需要忍耐。他的人生从未蹉跎,梦想和热情至今犹在。他用一生去感悟,时刻不让幽默缺席。

  泪水中的笑声似乎浑然天成。麦考特有一次告诉记者:“我认为爱尔兰人的经验中是有些东西的——我们必须具备幽默感,不然就会死。这种东西撑着我们活下去——一种荒谬的感觉,甚于幽默。这真的很有用,因为有时候你会感到绝望。我养成了习惯,总是对自己说:‘噢,行了。’”

  他接着说:“我要是很惨的时候,就对自己说:‘行了,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也挺好玩的。’而我的另一半脑袋会说:‘不,你不会的——你永远也不会觉得这好玩。这是你这辈子最惨的经历。’可过后你再回头看,就会说:‘真好玩,真可笑啊。’”

  1999年,大导演艾伦·帕克将《安琪拉的灰烬》搬上银幕。这是非常忠实于原作的改编,好演员罗伯特·卡莱尔和艾米莉·沃森分饰父母,亦有出色表现。

麦老师

  1999年和2005年,麦考特先生先后出版了两部续作:《然也》(Tis)和《教书匠》(Teacher Man),分别讲述自己在美国的奋斗经历和教学生涯,皆成畅销书。

  在《教书匠》中,他回忆自己当上老师的头一个礼拜,就有个捣蛋学生将家里带来的三明治掼在教室地上,这一浪费粮食的无耻恶行让麦老师大为震惊,他以“艺术鉴赏家的目光”打量了一番地上的烂三明治,然后把它撮起来,吃了。

  他教书很有一套,曾从学生写的各种检查中找到灵感,遂让他们以亚当或夏娃的口吻给上帝写检查,并阐述自己为什么不该因为偷吃苹果而受罚。

  他的成功甚至带动了弟弟小马拉奇,后者于1998年和2000年出版了自己的两本回忆录《和尚游泳》(A Monk  Swimming)和《给他唱我的歌》(Singing Him My Song)。小马拉奇的儿子康纳·麦考特也制作了两部电视纪录片:《利默里克的麦考特一家》和《纽约的麦考特一家》。

  然而在爱尔兰,《安琪拉的灰烬》引起的反响是复杂的。“这本书在爱尔兰出版时,山头、布道坛和酒吧高脚凳上的人都来埋汰我。”弗兰克·麦考特2007年告诉网络杂志《Slate》,“有些人说我玷污了利默里克的美名,说我攻击教会,说我让我妈蒙羞,还说要是我回利默里克,肯定得把我吊死在电线杆子上”。

  他当然未被处以私刑,而是荣归故里。利默里克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该市亦常见好奇的游客,手持一卷《安琪拉的灰烬》在城中游荡。

  弗兰克·麦考特的妈妈安琪拉死于1981年,爸爸老马拉奇1985年去世。麦老师有女儿麦琪,孙辈三人。他以前结过两次婚,都离了,1994年又娶爱琳·弗琳,遂欢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