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时尚应该具有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的功能。”然而，时尚的一个无可奈何的特征是短命，昙花一现后给人的感觉猝然就变脸为让人厌倦乃至于厌恶了。前几年，中华大地曾为一句无厘头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歌词发狂，有一位深为“感动”的老板宣称决定不惜千万重金购买其版权予以注册，但短短几个月过后谁还会念叨这句俗不可耐的废话呢？若那老板当初果真不冷静进行这种“风险投资”，恐怕早就破产了吧。时尚可以不讲道理、没有逻辑，但人不可以没有自己的理性。中外出版界近些年来也在经历种种时尚，传记热就是其中尤其令人狂颠的一种。传记热（尤其是名人传记）的一大成因是普通读者的“窥隐癖”与“名人梦”，当代各种大众媒体的煽风点火更是给这种癖好火上加油。当然，在这背后很可能还有更合乎逻辑的理由，尤其是对那些作家传记来说。记得西方文学批评史指出五六十年代的批评时尚是只看文本，不顾作家生平乃至社会文化氛围的“新批评”，因为它的倡导者认为文学是完全由作品说了算的，而作者创作时的处境以及创作后的自我阐释根本无关紧要。结果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选集省略了传统上常有的“作者简介”、“时代背景”之类的内容。然而，到了七八十年代后，风水轮流转，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批评几乎占据了整个舞台，而遭到忽略的恰恰是其研究的本体———文学作品本身，难怪有些学文学的学生说几年下来，历史、哲学知识长进了不少，而文学作品却没读完几本书。当然，近年来也有不少西方出版者告诉我们说“文学传记死了”，但这显然不能当真。西方人讲话为了引起关注往往有不惜夸大其辞、耸人听闻之嫌，恰如三十多年前法国人巴尔特说“作者死了”，也是不能当真的。就像明摆着这三十年来作者队伍还是生机盎然、蒸蒸日上、获奖或畅销书作者决不次于倍受追捧的各路明星那样，文学传记还是一本一本地出，其销量更是纯文学图书所难以企及的。

最近在英国出版的一部关于英国游记作家刘易斯（Norman Lewis,1908-2003）的八百页传记巨著———《半看不见的人》（Semi-Invisible Man）的作者埃文斯（Julian Evans）在该书的“引子”里他别出心裁地自称为“不情愿的传记作者”，还“忏悔”说“我得坦白，我并不想写这本书”，并指出作家人生的精华是写作，而其他仅仅是“花絮”，并进而哀叹“一种奇怪文学题材之草的蔓延”，即“我们已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对拉金诗歌还比不上对其沉溺于色情的熟悉程度、对艾略特诗歌还比不上对其反犹太立场的熟悉程度、对格林小说还比不上对其与凯瑟琳·沃尔斯顿等人婚外情的熟悉程度”。当然，普通读者为了娱乐，是不会理会你这些 “说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的无聊伎俩的。

还有一种传记色彩十分浓厚的写作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少数族裔作家完成的，因为这些作家往往有强烈讲自我讲家族经历的欲望，她们往往又多是女性，多方面投合了西方读者的好奇心，因此几十年来可以历久弥新，以致从边缘走到中心。亚裔作家在西方比较出名的是华裔与印度裔，如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谭恩美（Amy Tan,1952-）、巴拉蒂·穆赫齐尔（Bharati Mukherjee,1940-）、拉什迪（Salmond Rushdie）等人。近年来在美国文坛上又出现了一位引人瞩目的孟加拉裔美国女作家钟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今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未习惯的土地》（Unaccustomed Earth）刚面世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头名。此前，她的第一本小说集《疾病解释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在2000年获普利策奖；小说《同名同姓》（The Namesake,2003）被印度裔美国著名导演米拉·奈尔（Mira Nair）拍成了电影。

《未习惯的土地》短篇小说集绝大多数的篇章都是关于移民到美国的孟加拉第二代的普通人生活的，它们并不涉及民族状况、文化多元、全球化、911等宏大的主题，目光所及无非是婚姻、家庭、职业等有限的若干个人及社会生活侧面。作者现年40岁，出生于伦敦的孟加拉移民家庭，不久随父母移居美国东北部的罗得岛州，靠父亲在当地做一名图书管理员生活。成年后在波士顿的一家书店工作，并获得硕士学位。现住纽约，并在这个美国创作与出版的中心城市开始了她“惴惴不安的”小说的创作，终于幸运地成为了“美国崭露头角的文学一代最受批评界赞誉的一员”。记得常有报道说，美国人最缺乏国际知识，甚至连中国的地理位置都往往讲不清楚，更不必说像孟加拉这样“三流”的国家了。然而，一个仅就题材来说本已很难进入畅销书行列的短篇小说集，却因为作者与主题都是孟加拉的移民就荣登美国权威畅销书榜首，这是不是很反常呢？不管具体原因何在，这至少说明了美国人并不“自闭”，相反，他们具有较广泛的兴趣，对孟加拉移民的好奇心显然比人们所能预计到的要强烈得多了。像拉希莉这样的作家在美国小说界的崛起，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即美国文学从所谓的“美国出生的白人男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代，已演变为“其最重要的声音来自并非美国出生”的一代了，这一代作家的代表除了这位拉希莉外，至少还有出生于中国的哈金（Ha Jin）、海地的爱德薇芝·丹蒂凯特（Edwidge Danticat）、俄罗斯的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多米尼加的朱诺特·迪亚兹（Junot Diaz）等。他们都可算是超越国界的作家，对他们来说，双重文化公民的身份是一种普遍的现实状态。

有评论说，“美国关于亚洲移民的小说已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文类”。不过，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侨居国外者的文化碰撞故事现听起来已是陈词滥调，甚至让人生厌。因此，新一代的移民小说已在力争脱离窠臼、独辟蹊径。现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新加坡裔作家潘伟娜（音译，原文为Wena Poon）的处女作《冬日里的狮子》（Lions in Winter）便是这样的尝试。这又是部短篇小说集，又是位女性作家，其主题无非也是新加坡人的移居国外（用一个文学化的词汇叫“离散 [diaspora]”），但其中不少篇章作者安排让外人“离散”到新加坡或让业已“离散”在外的新加坡人回到故土。在此，作者不再强行地进行新加坡与伦敦、多伦多、悉尼、纽约的东西文化对比，而是让新加坡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状况自行地呈现出来。例如，在《那些为国作贡献的、那些逃离祖国的》（“Those Who Serve,Those Who Do not”）一篇里，埃迪的家庭为了避免自己的儿子服兵役而潜逃到了澳大利亚，已难以重回故土，因为像他们这种潜逃者若回到新加坡是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然而，埃迪的姐妹乔安妮却毅然离开悉尼舒适的生活回到新加坡去看望亲人。这些亲人们当时没有资金可以供自己逃离，结果凭着新加坡人坚忍不拔的毅力终于服完了兵役，而这种品质是埃迪和乔安妮的家庭曾轻松予以抛弃的。她写道：“她看着成千上万座‘住房与发展部’开发的房屋从舅舅的小公寓楼两边延展开去。她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胸打开了。就是他们将肩负起保卫这个国家的重任，她想。面对着这样坚固的防波堤，玩世不恭的波涛即便照样打来，也一定会无功而返。”就这样，通过自我放逐者的归来，作者非常优雅地将新加坡本质的一面予以了呈现，而这又往往是从未离开故土的作者或叙述者所难以做到的。

2006年公演的电影《黄石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Huang Shi)讲述的是一位英国记者在抗战时期如何帮助中国人并最终献身的故事，据说电影脚本根据的是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传记作品Fruition———The Story of George Alwin Hogg（汉译本为《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段津、高建译]）。艾黎与何克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同事，前者于1938年创建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简称“工合”），而后者是该组织的积极参与者、报道者。最近，一位叫詹姆斯·麦克马纳斯的英国记者经过七年的调查研究，撰写了关于这位鲜为人知的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人民的英国人的第二部传记———《洋鬼子：乔治·何克的生活传奇》（Ocean Devil.The life and legend of George Hogg.By James MacManus.288pp.Harper Perennial.）

乔治·何克（George Aylwin Hogg,1915-1945）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于1937年的夏季在完成牛津大学的学业后，跟随其具有反帝国主义倾向的姨母来到日本，目的是从事某种和平使命。然而，此时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刚刚开始，他们并不相信日本政府所宣扬的关于此乃为了所谓中国乃至亚洲光明未来等冠冕堂皇的借口，毅然于次年二月来到上海。在日军西进之际，他沿长江而上至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汉口。并不像差不多同时抵华的他的同胞奥登与依修伍德那样仅为写一本书走马观花了事，何克选择长期地呆了下来，直至去世。他一边为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及英国的《曼切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撰写关于中国的报道，一边就是上面所说的为“工合”工作。书中对电影里集中描绘的何克在双石铺的一个被日军摧毁的学校出任校长这段经历也给予了重点考证与历史还原。那些“黄石的孩子”都是一班可怜的流浪儿或孤儿，二十多岁的这位英国青年带领着孩子们斗疾病、种粮食、学生活技能、操作棉花机械，并通过不断地体育锻炼与学唱中外歌曲来提升他们的抗敌勇气。当日军临近时，在冬日里他又带领大家把整个学校迁徙到千余公里外的戈壁滩上。与当时大多数“国际友人”不同的是，他还学会了讲国语，因此更便于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像白求恩大夫那样，何克的死也起因于一个小事故。他在踢足球时踢伤了脚趾，得了破伤风不治身亡，终年30岁，而这恰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那一年。他留下了一个遗嘱：“把我的一切都献给学校（My all to the school）。”

60多年来，我们记住了白求恩、柯棣华、斯诺、斯沫莱特、安娜·阿姆斯特朗、路易·艾黎等等为中国的抗战作出卓越贡献乃至最后献身的国际友人，但我们也许忘记了当时为这个破碎的河山做着同样贡献的更多的乔治·何克们。那么，就让电影《黄石的孩子》、传记《洋鬼子：乔治·何克的生活传奇》等民间力量唤起我们对所有应该被我们纪念的人物的记忆吧！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7月16日 作者：子雨】

如果我们可以把布克奖得主称为“布客”的话，那么，在该奖39届（40年）的历史上，总共产生了41位布客——1974年和1992年各有两位作家分享了当年的大奖，其中既有拉什迪这样“布客中的布客”，以及库切和戈迪默这些已被诺贝尔文学奖再次确认的大家，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布客，当年风光一时，而今已遭遗忘。

此番“最佳布克奖”的三人评委之一约翰·穆兰（John Mullan）7月12日在《卫报》撰文，认为1981年获奖的《午夜的孩子》是布克奖历史上的分水岭，这不仅是因为当年的颁奖礼首次开始进行电视转播，而且它还给英国文学注入了一种新的动力——很快人们就发现，他们迎来了丰收的文学十年，文学潮流和读者口味亦随之大变。

1969年的首届布克奖颁给了PH·牛比（PH Newby）的《需要承担的某事》（Something to Answer For），不幸的是，它现在一点也不牛了，早已从市面上告退，不再印行。牛比先生亦封笔多年，转而在BBC电台搞制片。他本人似乎也有自知之明，在多年前的一个采访中，他说写小说尽管很快乐，但这些作品恐怕在他死后就会被人忘掉。

1975年，大卫·斯托雷（David Storey）以《塞维尔》（Saville）获奖，此书以现实主义笔法，冗长而细密地描写了西北矿村一个工人子弟的阴冷青春，长于堆砌素材而不是刻画人物与抒写心理，让人想起那些已遭遗忘的大部分战前文学作品。

穆兰此番借评委之便，回头阅读了40年来的“布客”作品。他认为第二届布克奖得主——伯妮丝·鲁本斯（Bernice Rubens）的《获选成员》（The Elected Member），由于故事不好看，现在也极少被人提及，1972年得主——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G》则更像一篇关于小说写作的论文，缺乏生动的叙事，其“实验性”的叙述技巧，现在看来则有故意卖弄之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1970年代的所有获奖作品都已过时，在穆兰眼中，1973年的《克里希纳普围城记》（法雷尔），1974年的《自然保卫者》（戈迪默）都是流芳之作。以法雷尔为例，“最佳布克奖”的决选名单公布之后，在伦敦的福尔书店，《克里希纳普围城记》一直都是这六本书里面的最畅销之作。35年之后，法雷尔重新交了好运。这既证明了人民的健忘，也表现出他们非常愿意去重新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现代经典。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7月16日 作者：慷慨】

1. 贝鲁特出生的作家拉维·哈格（Rawi Hage）以小说处女作《德尼罗的游戏》（De Niro＇s Game），6月12日获得了号称世界上给予单本图书奖金最高的IMPAC都柏林文学奖，奖

金为1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07万元）。

今年44岁的哈格生于贝鲁特，在移民国外前度过了九年艰难的内战生活。《德尼罗的游戏》写的也是这段经历，讲两个黎巴嫩少年为挨过内战而走过的不同道路。

都柏林文学奖由都柏林市议会、市政府和IMPAC公司共同主办，用以奖励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以任何语言写成的文学精品，唯一条件是曾以英文（或英译）出版。今年的137部入围作品由45个国家的162家公共图书馆推荐。

去年获得此奖的是挪威作家佩尔·彼得松（Per Petterson），获奖作品是以纳粹德国占领挪威时期为背景的小说《出门窃马》（Out Stealing Horses）。2003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以《我的名字叫红》获得此奖后，开始扬名世界。

2. 一本有简·奥斯汀亲笔题字的小说《爱玛》（1816）在伦敦拍卖场上以创纪录的18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44万元）卖出,超过了今年3月份的托尔金签名首版《霍比特人》6万英镑，以及2007年11月艾米莉·勃朗特首版《呼啸山庄》11.4万英镑的卖价。

3. 在经历了一年前来自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抗议风波之后，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终于获得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正式封爵，成为萨尔曼爵士。而且拉什迪凭借其新作《弗洛伦萨的女妖》也又一次激起了读者的极大的阅读兴趣。当然，和他的不少其他的作品一样，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4. 这一条跟美国最著名的幽默大师，《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作者马克·吐温相关：

这是马克·吐温自己花钱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建造的一座房子。据说花了他40,000美元。好在吐温先生当时的事业正式如日中天的时候。房子样式倒是挺新奇的，有点仿中华古典建筑风格的意思。

这是马克·吐温家庭博物馆里的一个画廊。据说这个博物馆现在正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预计到明年一月底的预算缺口可到37万美元……

5.

这位老先生名叫马修·布鲁克利（Matthew J. Bruccoli）是美国知名的文学研究者。他的菲茨杰拉德传记，以及大量的研究菲茨杰拉德的学术论文和批评文章奠定了他在美国学术界的稳固地位。被誉为美国菲茨杰拉德研究界魁首。从事菲茨杰拉德研究的学者如果还没有认真地阅读过布鲁克利先生的研究成果，恐怕他的研究工作就不能称之为“充分”了。2008年6月4日，布鲁克利在家中不幸去世，享年76岁。

6.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的新作《我的姐妹，我的爱》（My sister, My Love）。情节介绍部分保留英文原文，增加点神秘感：her new novel has transposed the killing of JonBenet Ramsey from Colorado to the New Jersey suburbs and made the murdered little girl into Bliss Rampike, an ice skating prodigy (“Little Miss Jersey Ice Princess 1996, skating to triumph on the cold-glittering ice rink of the Newark War Memorial Center”). The book is told by Bliss’s older brother, Skyler (“anonymous and forgettable as a soap bubble. O.K.: a weird-looking soap bubble”), 9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as was JonBenet’s brother. Skyler’s narrative is choppy, rambling and punctuated by direct-address footnotes in the David Foster Wallace/Dave Eggers/Junot Díaz mode, and Mummy and Daddy emerge as pure monsters, but Ms. Oates retrieves the child victims at the heart of her tale from the tabloid hell to which they’ve been sentenced.

以学术为业（下）

马克斯·韦伯 著    冯克利 译

6.价值的多元性

　　我只想问一句，在讲授教会形式和国家形式或宗教史的课程上，如何让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名共济会[18]信徒得出同样的价值判断呢？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但是从事学术教育的人，必须希望并要求自己，以他的知识和方法，他对这两种人都会有所助益。诸位会十分正确地说，对于基督教兴起的事实，如果由某位对教义没有先入之见的教师来讲述，那么一个虔敬的天主教徒是不会接受他的观点的。诚哉斯言！但区别却在于： “无预设前提 “——从拒绝宗教皈依的意义上说——的科学，不承认 “奇迹 “和 “神启 “。如果科学认可这种事，它便违背了自己的前提。宗教信仰承认奇迹和神启。 “无预设前提 “的科学对信徒的期待不多不少，只是要他承认，假如对事件的解释不需要那些超自然因素——经验解释必须作为偶然因素加以排斥的因素——介入，那就必须用科学所浓度的方式进行解释。信徒即使不违背自己的信仰，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那些不在乎事实本身，只以实际立场为重的人，科学的成就便是毫无意义的吗？大概如此。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 “令人不舒服的 “事实，我是指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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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它影响了几代人，并作为一种信仰的发源将此后更多的人集中在学术理想的旗帜下。

以学术为业（上）

马克斯·韦伯 著    冯克利 译  

目录

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2.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3.理智化的过程
4.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5.学术与政治
6.价值的多元性
7.教师不应是领袖
8.科学对信仰所能做的贡献
译注

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诸位希望我来谈谈 “以学术为业 “[1]这个题目。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家[2]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部环境讲起，我也打算照此办理。这就意味着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今天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就是，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如何？为了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对照一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我们有所助益。这另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方面同德国形成最鲜明对比的美国。

　 大家知道，在德国，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要从 “编外讲师 “（Privatdozent）开始做起。在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又得到他们表示同意的保证后，他以一本著作和一次系内的考试（这通常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做基础，可获准在大学里担任一名编外讲师。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可拿。而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先被任命为 “助教 “。这大体上类似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机构里发生的情形，在这些地方，只有一部分助理人员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职位，而且这种任命经常跚跚来迟。两国间的这种差别，在现实中表现为德国学术职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Plutokratie）的前提上，因为一个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的条件下，处境是极其危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而在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年轻人从一开始便有薪水，尽管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来说比一名半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多不到哪里支。但他看上去确实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不过就像我们这里（科研机构）的助理人员一样，他有被解雇的危险，不管他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他有负期望，他得常常做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些期望包括他得让学生来塞满他的课堂。德国的编外讲师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处境是，职位一旦到手，谁也无法让他离开。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 “要求 “。但是他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甚至在是否任命其他编外讲师的情况出现时，这一权利也同样适用——这一点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 “教学代课人员 “以优先权，换言之，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一种令人苦恼的困境，这同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稍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决定作出后一种选择。然而，由此也增加了这样的危险——有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审慎，多么端正，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一贯恪守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做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学者，他要想取得编外讲师的资格，还必须获得另一所大学某位教授的同意。结果是我最能干的学生之一，却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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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加拿大女作家、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6月25日 获得了西班牙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

设在奥维多的评委会赞扬阿女士乃“当代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并称：“在其小说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针对世界和当代社会，表现出了一种有政治担当的、富于批评精神的视野，她以高超技巧笔耕出丰富的、充满诗意的作品，呈现了非凡的敏感。”

阿特伍德战胜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其他32位候选人——英国大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亦在其中，从而独享这一价值5万欧元的大奖。

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共设八个奖项，阿特伍德得到的是其中的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今年10月在奥维多举行，西班牙王储菲利佩届时将亲自为她颁奖。

去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的文学奖颁给了以色列大作家阿摩司·奥兹。

2003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拿着刚刚出版的小说《羚羊与秧鸡》。

1939年11月，阿特伍德生于渥太华，自小嗜读，曾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1969年以《可以食用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成名，自此以多产的作品、女性视角和性别主题广获国际声誉，被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她的主要小说作品，如《盲刺客》、《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别名格雷斯》、《猫眼》和《浮现》等，均已有中文版出版，此外，她的文论集《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早在1991年便被译成了中文。

2000年，她以《盲刺客》获颁布克奖，声誉更隆。

她有多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使女的故事》还被改编成歌剧。今年她本人也受邀为一部基于加拿大女诗人保琳娜·约翰逊（Pauline Johnson）生平的小型歌剧《保琳娜》（Pauline）写作歌词。该剧将由温哥华城市歌剧院于2010年首演。

阿女士还是位业余发明家，曾鼓捣出一种名为“长笔”（Long Pen）的远程签售机，可以坐在家中，为千里之外的读者签名。

在否认“长笔”将扼杀与读者面对面的传统签售方式时，她说：“我又不是摇滚歌星，我的扣子迸不开。”

20天前，在出席布拉格作家节时，阿特伍德参观了当地的卡夫卡博物馆，甚至见识了一脸惊愕的卡夫卡指偶。《布拉格邮报》随后问她关于苦难催生作家的问题，她是这样回答的：

“所有正常的动物都会尽力避免受苦。的确，你会受苦；每个人都会，除非你有一副铁石心肠。但是对孩子们说，他们离家后先得受苦，然后才能得到才华——那就太残忍了。它会让你自问：我受的苦对吗？我该受怎样的苦呢？要我说，你不能把任何人教成作家；如果他们是这块料，你倒是可以帮上一把。有些人遭了大罪，可还是什么也写不出来。痛苦总是会有的，你不必另求更多，对不对？相反，你应该尽可能地去追求快乐。”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7月2日 作者：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