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德里达与解构理论

全文转载王宁老师的“德里达与解构理论”。该文是作者在德里达与中国:解构批评与思考国际研讨会(2004年10月23日,北京)上的主题发言全文。其中两部分分别先行发表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和《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004年10月8日,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对20世纪的人文科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因患有胰腺癌在巴黎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整个欧洲和北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们和人文知识分子都不为这位对当代人类思想和 学术研究发生了深远影响的理论大师的逝世而感到悲痛。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德里达毕生对法国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正是有了他,法 国才给了整个世界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对当代知识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毫无疑问,不管人们对他的理论和思想持何种看法,德里达的英名终将和马克 思、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思想巨人的名字永载史册。我们今天在中国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尤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他的理论思想不仅对中国当代的哲学和人文 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也产生了难以替代的影响。他生前十分关注中国文化和语言,对中国近二十多年内发生的变化感到由衷 的高兴。作为一位学者,他也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热情支持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和不少中国学者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学术交流关系。可以说,包括我本 人在内的一大批仍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先锋派批评家正是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启迪下成长起来并逐步走向世界的。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境中的德里达

德里达所生活和著述的时代一般被称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代,也就是说,这两种思潮曾在那时交替占据着当代思想的主导地位,而他本人则是从结构主义 过渡到后结构主义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无庸讳言,在当今后结构主义及其衰落后的各种理论思潮中,仍占有突出地位并且影响最大的理论家 当首推德里达。 Continue reading

科马克•麦卡锡获评25年最佳

《娱乐周刊》选出100本图书“新经典”;科马克•麦卡锡获评25年最佳。以下是来自中华读书报王胡2008年6月25日的报道:

为庆祝出刊1000期,美国《娱乐周刊》推出了一份“新经典”榜单,在1983-2008这25年间出品的电影、图书、电视和音乐等多种文化娱乐产品中,分别选出了100部最佳作品(产品)。科马克·麦卡锡的《路》战胜了《哈利·波特与火焰杯》,获选为图书榜的头名,昆廷·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系列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王子与革命乐队的《紫雨》(Purple Rain)分列电影、电视和音乐榜的冠军。

而在技术产品榜上,苹果公司的音乐播放器iPod列在DVD播放机、音乐分享软件Napster,电视点播机TiVo之后,位列第四,但领先排名第五的视频网站YouTube一个身位。图书榜前十名如下:

1.《路》(The Road),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 Carthy),2006
2.《哈利·波特与火焰杯》,JK·罗琳,2000
3.《宠儿》(Be loved),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87
4.《谎友会》(The Liars'Club),玛丽·卡尔(Mary Karr),1995
5.《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97
6.《神秘河》(Mystic River),丹尼斯·勒恩(Dennis Lehane),2001
7.《鼠》(Maus),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 lman),1986/1991
8.《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96
9.《冷山》(Cold Mountain),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1997
10.《发条鸟年代记》(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村上春树,1997

于国君:《想象纳博科夫》的使命

从康拉德的《在西方的眼睛下》,到纪德的《访苏归来》,西方思想家观念中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一直是一种特殊存在。对俄罗斯人来说,“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灵魂”是个同命运的至高主题联系紧密的精神概念,它既是一种普通民众的生存观,也深深扎根在俄罗斯的文化产品中。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西方说过一句有名的断言:“我们要把你们埋葬掉。”然而,50年后,他的曾孙女尼娜·赫鲁晓娃的一本书,传达出截然不同的信息:需要割弃的,恰恰是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意识中惟我独尊、超然于世的神话。在这本名为《想象纳博科夫,艺术和政治之间的俄罗斯》(Imagining Nabokov.Russia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想象之作”中,赫鲁晓娃重构了纳博科夫的流亡之旅。这段旅程造就出了一位文化大师,这位俄裔美籍作家的处世经验对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尤为重要。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做了他的“向西方的选择”——他背井离乡,流亡西方,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化抛在身后,开始了一次关键性的文学旅程,最终他到达20世纪的美国,一个开放的世界。赫鲁晓娃讨论的主题便是半个世纪前纳博科夫已经预见的当代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现实。她强调,几个世纪来俄罗斯人所独有的救世主地位这一观念早已遍及俄罗斯文化的各个方面。人们曾一度认为莫斯科是俄罗斯帝国的第三个罗马;19世纪的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写道,“你不能用心理解俄罗斯,你只能相信俄罗斯。”赫鲁晓娃说,所谓“俄罗斯伟大灵魂”的信念,不过是挡在“落后”前面的一层迷雾,一块镜子。俄罗斯人宁可沉陷在迷梦般的神话境界中,也不愿意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理性的个人主义从未在俄罗斯人中找到立足点,而诸如“命运”、“国家”等外部力量却赋予了生命的大部分意义。生活在一个诗和理想化的“幼稚的俄罗斯天堂”里,人们不愿意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

赫鲁晓娃的观点并非独创。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个哲学家团体曾就俄罗斯未来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西方派挑战斯拉夫民族传播者们所信奉的俄罗斯至上论,提出理性的个人主义更有益社会发展。然而,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思想家们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完全无法得到俄罗斯大众的响应。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实践超越了偏狭的国土边界,以他的个人生活、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为俄罗斯人做出经典性的示范。纳博科夫出身富庶家庭,革命后流落他乡,被迫依赖自己,创建出自己生命的全新意义。《想象纳博科夫》是一部文艺批评和传记、个人回忆的混合物,其中还掺杂着想象的成分,如在瑞士同作家面谈的大段对话,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书中引入了大量纳博科夫式的言论,似乎作者要让他自己说话。“这本书的形式虽然特别,但并不是主要的,我只希望通过某种手段,去触摸纳博科夫的宇宙。”

赫鲁晓娃潜心研读纳博科夫的同时,自己的经历似乎也在同这位大师的故事相互呼应。1991年,她离俄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念研究生。 “那的确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就像遇到一个并未开放的宇宙,尤其是对赫鲁晓夫家族中的一员来说。恰恰是纳博科夫帮助她逃离那种无所不在的、至高无上的俄罗斯人视界,教会她像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人物那样,掌控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命运负责。”21世纪的俄罗斯同样面临这个挑战。赫鲁晓娃的这本书便是告诉俄罗斯人,如何运用纳博科夫的技巧面对民主、资本经济和对外开放等潮流的冲击,同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合上拍子。

赫鲁晓娃目前在纽约教授国际关系学。同纳博科夫一样,她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俄罗斯人,但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人。这本书的争论焦点就在这一政治层面。她认为,俄罗斯人不需要放弃他们的俄罗斯特性,也不需要成为美国人。但他们需要放下头脑中那个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人的定式。赫鲁晓娃说:“俄罗斯是一个西方国家,但它却一直害怕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对赫鲁晓娃来说,纳博科夫是“俄罗斯文学继契诃夫后迈出的一步,代表了文学的西方化和合理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俄罗斯文学的形象一直沉迷于梦幻般诗化的世界,将自己的所有问题归咎于命运,这些形象是沉思性和受难性的。纳博科夫相反,他将作品的主人公放置于一种“正常的生活”中。他迫使自己的角色过一种常人的生活,不去用那种“伟大的精神的深度”思考生活的苦难。在《幽暗的火》和《阿达或激情》以及《普宁》等作品中,纳博科夫重新诠释了俄罗斯小说——将所模仿的作品中那种对个人不幸和公共化生活的描述,转向强调一种对个人创造“幸福”命运的观念。赫鲁晓娃对比了西方和俄罗斯文化中对待幸福的态度。“在西方,幸福不是俄罗斯文学中的那种被动的忍耐,而是一种西方式的持续毅力最终获得。幸福需要持久的奋斗,每个人都要自己动手创造幸福。”

《想象纳博科夫》去年11月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多数正面的评价,最近译为俄文出版,名字改为《在纳博科夫那里做客》。英文版同俄文译本有诸多不同。前者更接近故事叙述,俄文版本则倾向传达信息。我写下种种事实,留给读者选择是否接受它们。俄文版包括有专门的一章来辨析“忍耐”和“执着”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英文版本并没有。她解释说,美国人会认为这是一个表浅的道理,无需说明,但对俄罗斯人就不同了。译本上月由俄罗斯时代出版社出版,立刻引来评论界和读者圈的不少非难和敌意,而更多的则是困惑不解。

赫鲁晓娃的观点显然不为大众所接受。她说:“我2006年在圣彼得堡谈话时,几乎被人从台上轰下去。有人们质问说,既然选择在美国生活,你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俄罗斯?再说,俄罗斯人一直把纳博科夫看作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作家。他当然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他的逃离就是一个明证,逃离他人,逃往一个纯粹的宇宙……俄罗斯读者不喜欢我用政治的角度解析纳博科夫。”她说,在最近的一次新书推介会上,更出现了令人惶惑的场景。她被问及的第一个问题是:请您说说什么是幸福?“这是不大可能在美国发生的。有时候,你身处不幸,或麻烦缠身,但美国人的态度是:没什么,接着干就是。这并非说俄罗斯人浅薄,他们只是不需要整天24小时想着这种问题罢了。”

纳博科夫曾写道:“我为个人世界的完美的裁决者,单独为稳定和真理负有责任。”不难看出,纳博科夫拥有坚韧的个性和高度独立的头脑,不为外部力量的诸多变数所屈服。赫鲁晓娃也在书中说:“当生活本身似乎背离了你,那么,‘为你自己而活’就成了一件难事。”逃离那令人惬意的“民族信念” 的支撑转而为个人负全责,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纳博科夫和赫鲁晓娃两人都必须前往国外而求其实现。不过,赫鲁晓娃仍为俄罗斯人传统上喜爱读书和尊重作家的天性所激励。2001年,她曾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一学期,讲授纳博科夫。学生们接受她所传递的信息,了解应从另一个方面研究纳博科夫的意义。

赫鲁晓娃研究纳博科夫多年,一直在探寻其背井离乡后的思想发展及其文学反应。《想象纳博科夫》不仅对喜爱纳博科夫作品的人有益,它也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发生的戏剧性、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变化后面所潜藏的一切。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6月18日 】

The Leonardo(假币制造者)

记得姜昆早期有一段相声说的是有那么几类流行歌星的舞台表演风格。其中有一种叫做“自我陶醉型”。对比下来,在文学课堂上的我常常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我陶醉:本来想把同学们感染得稀里哗啦,结果总是把自己搞得心潮澎湃,激动无比。不过说实话,自己倒真是很享受这样的澎湃和激动。

“The Leonardo”(假币制造者)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一篇短篇小说。其实我已经读过好多遍,也讲过好多遍了。可是每一次再去带领同学们一起欣赏她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自己先沉醉于其中。心里想着要把这个短篇的精妙的结构和独特叙事手法以及深邃的思想内涵都展示在同学们面前。然而,从同学们或严肃或微笑的脸上,我无法确定我的目的是否已经实现;倒是可以确定我又一次被它搞得很澎湃、很激动。

“The Leonardo”中有很多令我着迷的地方。尽管短小,却有很多细节耐人琢磨,令人回味无穷;尽管短小,却运用了丰富的叙事手法和技巧:电影的长镜头、蒙太奇、视角跳跃等等;绘画素材的聚合和分解;现代派的内心独白、旁白;后现代小说的读者参与和自我指涉等等等等……

而最为重要的是它的主题——捍卫个性自由!这个主题通过一些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嘲弄和讽刺,以及结尾处的出人意料而令人陷入悲哀和沉思,最后经过读者自己的自思和反省而得以凸显。然后你就自然会生出无限的感慨!

王尔德:“悲怆中自有圣洁之境”

“一个人最辉煌的时刻,我毫不怀疑,是他跪倒在地,双手捶胸,将一生的罪孽和盘托出之时。”——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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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王尔德(左)与波西的合影

《自深深处》是王尔德在雷丁监狱中写给情人波西的一封长信。此信在王尔德去世后,于1905年删节后刊印,手稿由其密友罗伯特·罗斯捐赠给大英博物馆,条件是60年内不可公开,所以直到1960年底,这封信全文才正式出版。1895年,王尔德因“有伤风化”罪被判入狱,控方乃波西父亲。两年囚禁期间,波西没写过一封信给王尔德。王尔德处于自由散失、身败名裂、破产、离婚、儿子被剥夺抚养权、母亲伤痛去世、甚至所有的藏书文稿也都变卖的苦痛之中。他从最高的声名、享乐的人生、艺术的眷顾、爱情的甜蜜中,一下子跌到人生的谷底,跌到炼狱中。这封信,实乃他对过往、当时状况的冷静认识,对未来的预期,写下此信,是要“把堆积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去掉心中芥蒂,才能让心灵飞升。悲怆的反思没有让他沉沦,反倒洗涤了他的灵魂,带给他一个新世界,他认识到,悲怆“是生活唯一的真实”,“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情感,既是一切伟大艺术所归的类型,也是一切伟大艺术必经的考验”。

首先是认识。认识情人波西,也认识自己。他对罗斯说,狱中生活使得一个人能够洞察人和事的本来面目。他历数和波西交往的开始及种种生活细节,清醒、理性地认识波西浪费奢侈的恶习、反复无常的性情、同其父一样暴虐疯狂的个性,他们之间恩怨、分合状况,以及整个案件所以演变的过程。波西后来出过自传,有所申辩,认为王尔德所说并非全部属实;而罗斯1905年发表此信时,也删除了关于申诉波西及其父大约一千多字的内容。真实状况如何,皆已随当事人而去无可考。但从王尔德角度,冷静反思与波西的关系、认识波西这个整体的人(写给波西的其他情书,一味充满爱意地将波西当做希腊神,当做美的化身),并非只为了谴责波西、发泄愤怒,而是让自己和波西一起醒悟自己的缺点,学会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他要波西忍受刺耳的话耐心将信看完,明白他的意图,可惜波西收到信后,只看了几页就撕毁了。同时,此信的目的,“我必须把重负从你的肩头举起,放上我的肩头”。王尔德认识到,是自己的软弱,让情欲左右灵魂,放纵享乐生活,听凭一群混混环绕左右,使意志力屈服生活恶习而不为自己掌控。他说:“是我自己毁了自己——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如果不是自己毁自己,别人谁也毁不了。……假如我这么无情地谴责过你,想想我又是多么无情地谴责自己。你对我做的一切已够可怕了,我对自己做的则更为可怕。”认识自己,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将自己的骄傲、恶习、软弱、败坏,一一数点,只有高贵的灵魂才能承担,也只有经过炼狱,在痛苦的沉思中,在悲怆的呼号下,转化来的力量。王尔德说:“一个人最辉煌的时刻,我毫不怀疑,是他跪倒在地,双手捶胸,将一生的罪孽和盘托出之时。”他还认识到,错误地将自己交付给被自己冷嘲热讽、与之抗争的社会和法律,那个社会是庸人的社会,试图以自己的唯美、放荡不羁的艺术来对抗整个精明算计市侩平庸的生活,这,注定是要失败的。

其次是爱和宽恕。王尔德认识到,波西是一种非常现代类型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标本,只有各种生活的欲望和兴趣,却并非唯美的和艺术的;一个较低层次的人或者更适合波西。他也知道,波西的确爱过自己,只是这个爱,被虚荣心和对父亲的仇恨消淡,以致不能用心去爱护王尔德的友情,不能珍惜他的艺术才华。因为仇恨父亲,波西一再与父亲争斗,一定要借王尔德的手将近乎疯狂的父亲送上法庭,大大地报复父亲、满足虚荣心,却带累王尔德成为父子相仇的工具,以致身陷囹圄。仇恨否定了心智,萎缩了情感,而将一切美好的东西破坏殆尽。但他并不想因此就恨波西,他也教导波西不要有怨恨,心里要存有爱。他说,爱比恨美。“爱是用想象力滋养的,这使我们比自己知道的更聪慧,比自我感觉的更良好,比本来的为人更高尚;这使我们能将生活看成一个整体;只要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现实也以理想的关系看待理解他人,唯有精美的、精美于思的,才能供养爱。”恨呢, “恨却蒙蔽了你的双眼,使得目光所及、不过是你那狭隘的、被高墙所围堵、因放纵而枯萎的伧俗的小园子”。同时,即使为了自己,心里也要存有爱,没有了爱, “我的灵魂怎么办?”他说:“不到三年时间里,你把我完完全全给毁了。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别无选择,唯有爱你。”因为如果活在仇恨中,周遭的一切都变成荒漠,每一棵棕榈树都会枯萎,每一处清泉都变成毒水。为了生活,要宽恕,要爱。王尔德这样教导波西,也勉励自己。如基督所说,“她许多的罪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

然后,他体会到了悲怆所带来的意义。有了爱给予的力量,他才能反思整个生活,体会到“悲怆中自有圣洁之境”。他说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正是要让自己从怨恨中解脱出来,“只有胸不存块垒,不为怨恨和鄙夷所困,我便能满怀信心,泰然直面人生”。他说,他人生有两大转折点,一是父亲送他到牛津,一是社会送他进监狱。他告诉自己,首先不要因为受惩罚而羞愧,因为“神是神奇的。他们不但借助我们的恶来惩罚我们,也利用我们内心的美好、善良、慈悲、关爱,来毁灭我们”。不羞愧了,就能自由地思考、行动和生活了,就有了生活的信心了;其次,必须学会在苦痛中的欢乐。过去,他只为放纵享乐生活而活,认为苦痛是生活的缺陷,现在他认识到,生活的真谛即是受苦,而“世界之所以悲深苦重,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某种爱”。饱经悲怆的王尔德,最终认识到,“痛快享乐,是为了美好的肉体,而痛苦伤心,则是为了美好的魂灵”。他也从基督将自己化为悲怆之人的形象,体会到悲怆和受苦是一种实现美的方式,体会到悲怆所包含的艺术的、浪漫主义的、诗性的意义;他以自己的遭遇想象基督的遭遇,又从基督的遭遇,感同身受。他在监狱里读《福音书》,在肉体下降到最困顿时,灵魂却得到了洗涤。这,就是悲怆带来的意义。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6月11日 作者:赵荔红】

英美文学琐记【2008年5月】

1.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出版的《纽约时报》书评版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的专题,重点介绍了四本中国作家的小说,包括莫言的《生死疲劳》(英文书名译作“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姜戎的《狼图腾》(英文书名:“Wolf Totem”)、王安忆的《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和阎连科的被禁小说《为人民服务》(英文书名:“Serve The People!”)。

blount-190 2. 冯尼格特的遗作出版。这部题为《大战回忆录》(Armageddon in Retrospect:And Other New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on War and Peace)的新书收录了冯尼格特创作的有关战争和和平主题的作品,其中所有的作品都是首次发表。在冯尼格特去世一周年之际出版这部书也算是对冯尼格特的一份最后的纪念。作为一位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并且还是德国德莱斯顿大轰炸中的一位幸存者,反战是他的一贯主题。有批评家说,冯尼格特的这部作品的特点是“严肃、古怪、混乱”,但是主题非常明确。

3. 非洲裔加拿大作家劳伦斯·希尔(Lawrence Hill)以小说《黑奴书》(The Book of Negroes),5月18日在南非共和国弗朗索克(开普敦附近)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赢得了2008年度英联邦作家奖的头奖,并获奖金1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3.6万元)
《黑奴书》讲述了一个马里女奴被卖至美国南卡罗莱纳,历尽艰辛,终于回返自由非洲的故事。此书在美国出版时,书名改作《有人知我名》(Someone Knows My Name)。希尔说,之所以改名,是“因为出版商认为‘negro’是个煽动性的词汇。”

gates-190 4.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最新小说《弗洛伦萨的女妖》(Enchantress of Florence)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因为这部小说再一次向业已创立起来的历史发起了挑战。小说上下纵横,从皇帝阿克巴尔到马基雅维利所讨论的弗洛伦萨的宫殿尽收眼底。作品中的有一个人物是官方历史中从来未有涉及的;有一位人物完全系编造的产物;还有一位则应该是好几个历史人物的综合体。 在他的那部《撒旦诗篇》发表后,曾经有伊斯兰极端分子威胁要追杀他。而这次他所引起关注则主要来自于媒体。就像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的标题那样:没有人追杀他,他只是遭到了无数摄像机的追踪(Now He’s Only Hunted by Cameras)。

200px-Kingsley_Amis 5. 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1995)凭借其《幸运的吉姆》(Lucky Jim)而一举成名,并且成为当时“愤怒的青年人”中的代表人物。然而可能很多读者并不了解,在对饮酒的热情和投入、博学而又慷慨方面,艾米斯的成就恐怕无人能及。他本人曾经开玩笑地说,他对饮酒拥有着“令人恐惧的权威性”(frighteningly authoritative)。最近,艾米斯创作于1971~1984年间的一本有关饮酒及其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著作《日常小酌:精纯的金斯利·艾米斯》(Everyday Drinking: The Distilled Kingsley Amis)再版,而且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透过这部作品,读者不仅可以领略到艾米斯对饮酒的痴迷,也可以通过艾米斯的充满魅力的文字领略到很多有关饮酒的文化和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