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雨:对弗洛伊德和赛义德的质疑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的若干个最新的关于书籍与出版的调查统计数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艺术捐款”(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机构的报告称,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53%在去年未读过一本书。然而,同一研究还发现,其中7%的成年人———人数共计1500万,从事创作,大多数属满足“自我表达”的

需求。又据美国出版业状况追踪者鲍克称,2007年,在美国出版或发行的图书高达40万种,大大超过2006年的30万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自费出版的那些品种。也就是说,当代人表达的欲望远远超过欣赏的兴趣。美国有专门供自费出版的公司,其中较著名的有“IUniverse”、“Xibris”、 “Lulu”等几家。IUniverse成立于1999年,近年来每年都以30%的速度在增长,目前每月出版500种图书,常印书已达36000种。其中,除少量属专家学者们在各种学术会议期间出售的“名片书”(“Calling Card”Books,指展示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的专著)外,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年龄一般是人生的两头,要么较大,(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金钱以及要讲的故事)要么是他们的孙辈(他们有强大的成名欲),目的仅仅想让自己的作品印刷出版。这些书籍一般销量不足200册。Xibris现已出版18000位作者的 20000种图书,基本上对手稿来者不拒,唯一的把关是看有否“冒犯人的或其他不合适的内容”。Lulu对自费出版有一个明确的定价,未来的作者若愿意付 299美元即可得到版式设计、印制与国际书号;若付499美元则在上述基础上增加编辑对书稿的结构、情节、材料运用以及语法、标点与拼写等方面的指导与修订。这个价格比我们的出版费要优惠多了!

恰如一位墨西哥批评家、《书海无边:富足时代的阅读与出版》(So Many Books:Reading and Publishing in an Age of Abundance)的作者扎伊德(Gabriel Zaid)所说:“随着出版变得不再昂贵,书写自我的诉求成为了出版自我的机遇。现在,人人都付得起在沙漠中布道的费用了。”他还为当前的读者为读书所付出的代价算了一笔账,并不无揶揄地说:“若一本大众市场上的平装书值10美元,一般需两小时才能读完,对于一个赚取最低工资的人,其所花费的时间则与该书的价格相等。然而,对于那些一小时可以挣50-500美元的人,买与读该书的代价是100-1000美元,这还不包括获取相关图书信息并将它购到手的时间。”当然,真要读书就不应该如此斤斤计较,否则除了学生的教材教辅与社会上指南手册类图书外,还有谁会读其他的书呢?不过,平庸之作(自费出版物及出版机构所谓的“关系稿”的大多数应属此类)确实浪费了我们许多宝贵时间。法国作家纪德(Andre Gidé,1869-1951)曾给那些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作者们泼去冷水说“就此打住吧!就此打住吧!(Découragez! Découragez!)”无独有偶,鲁迅先生在其临终遗嘱上告诫自己的亲人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并非所有的声响都是音乐,同样,远不是所有的印刷文字都是著作。在这个作者数量似乎要超过读者数量的今天,具有一双较强鉴赏力的眼睛与一个健全的精神的胃尤其重要!

对已被广泛接受的“真理”的理性颠覆,一是要靠科学的发展,二是要靠颠覆者的周密研究推理与勇气,两者必居其一。当代心理学家对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性格理论的颠覆以及东西方学术界对赛义德“东方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均为很好的例子。但结果又如何呢?

近一百年前,弗洛伊德强调父母早年的行为给尚处于婴儿期的孩子打上鲜明烙印,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无(潜)意识思维”、“性压抑”、 “俄狄普斯情节”、“伊德、自我与超我”心理结构三层面等概念来解释人的个性。然而,现代人类性格研究者几乎一致地认为,人的性格是由基因、同辈以及在童年或成年后经历的特殊而偶然的事件决定的。父母仅对上下辈的关系产生影响,与一个人的性格无关。弗洛伊德认为人可以通过长期的心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个性,而现代研究认为,只有认知疗法才稍微有点效果。丹尼尔·内特尔(Daniel Nettle)在其近著《个性:是什么创造了你的现状》(Personality. What makes you the way you are. 298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里,用大量的事实来表明进化理论与遗传学是如何“共谋”去创造“居无定所者、忧心忡忡者、有控制欲者、富同情心者与诗人,以及胆大妄为者与羞怯向隅者”的。现代科学采用进化理论、基因工程、对生活在一起与分开生活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以及大脑成像技术等理论与方法,来分辨人类神经系统构造的不同及其对他人与事件所做出反应的个性差异。研究证明尽管人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但他们特有的反应都可以归结为五类基本的要素:外向性或内向性、神经质、讨人喜欢或受人厌恶、认真或粗枝大叶、开放性或对新事物不感兴趣。内特尔为以上每个要素设置了一章的篇幅,详加讨论,并指出了这些性格特征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从进化论来看,均有其利与弊。行为—基因研究不断地发现个性特征的可遗传性,而且任何性格特征其遗传的比例都要占到50%左右。也许是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另50%的因素来自家庭“共有的环境”,如父母养育孩子的方法以及孩子与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共度的时光与经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领养的孩子与他们的领养父母之间就会存在很强的性格特征相关性,但事实证明这种关联很弱或根本不存在。这就意味着,若孩子与父母及祖父母之间性格雷同,原因在于他们与这些亲属享有相同的基因而非经历。那么,除基因外的另一半影响来自何方呢?内特尔很坦率地说,“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他坚持认为 “环境对个性的影响这一领域现仅有一些未被证实的概念”。现代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宣判了弗洛伊德个性化学说的没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注重实验经验的客观化性格形成理论。不过,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在医学科学,也在艺术创造、教育及政治活动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而内特尔等人的著作一般基本不涉及现代性格形成理论对其他领域的意义,因此,要全面颠覆前人学说还有待时日。

在爱德华·赛义德去世五年后,虽然东西方学术界对他的后殖民尤其是“东方主义”理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置疑与批判,但“赛义德之幽灵”仍然在“西方如何看待东方”这个课题的上空游荡着。对于西方各种文类的研究,不管它们是以东方为主题或仅仅偶然涉及东方,都无法绕开赛义德的理论或观点。最近,美国又出版了两部分析批判或者说意在彻底颠覆这位巴勒斯坦裔著名学者学说的专著:《阅读东方主义:言说与未被言说的》(Reading Orientalism?:Said and the unsaid, by Daniel Martin Varisco.512pp.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与《为西方辩护:赛义德〈东方主义〉批判》(Defending the West.A Critique of EdwardSaid’s Orientalism,by Ibn Warraq.556pp.Amherst,NY:Prometheus)。第一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人类学教授,专业是研究也门农业,看来赛义德像弗洛伊德那样,已引起了跨学科的浓厚兴趣。他主要从揭露赛义德的“修辞伎俩”与“篡改引言”立论,并指责赛义德对文学作品中的讽刺与幽默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漠然处之。第二本书的作者是位印度裔穆斯林学者,他的攻击武器是尽量收罗赛义德的“硬伤”以及由于“缺乏语言知识”(据他看来,赛义德不仅在德语、法语上的理解错误频出,而且其本族语阿拉伯语和工作语言英语都不能让人满意)而犯下的原典错误。然而,不管是批判“方法论的缺陷”还是指责“史实存在问题”,似乎都欠些火候,因为后来的批评者往往注重的是细节,而赛义德建构的是一个全景图,是一只盘旋在西方上空的无处不在的鹰。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6月4日】

哈维尔:知识分子的责任

【作者:哈维尔||译者:黄灿然】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的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 –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 1995年)
转自:独角兽论坛思想的苇草(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8-6-4 1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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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诺贝尔先生爱上布克小姐【慷慨/文】


  奥尔罕·帕慕克此番访华,有位低调至极却又十分引人注目的随行女士——2006年布克奖得主、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两人之间的关系至今未得到

确证,帕慕克本人回避所有相关话题,而德赛女士干脆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我们不想八卦,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文学事件。我们谈论“如果”——如果诺贝尔先生爱上布克小姐,他们理当首先得到中国读者的祝福。

没有不可能。土耳其和印度并不遥远——如果有两个相隔仅仅48小时的大奖,和一个小小的纽约校园。

2006年10月10日晚,德赛女士在伦敦捧得布克奖。两天后的半夜,帕慕克在纽约被手机铃声叫醒,在大西洋的另一头,瑞典学院的秘书通知他已成为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时的德赛,除了作家身份,还是女大学生,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写作,而帕慕克在获奖一周后,即被哥大艺术学院委以正式教职(此前,1985到1988年,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在此驻校),讲的正是写作。

于是,诺贝尔先生成了布克小姐的老师。一个在讲台上,另一个坐在听众们中间。其情形,也许正如5月22日,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时的状态。他坐在台上妙语连珠,她坐在台下——就在我前面一排,微笑着听讲,不时举起手中的袖珍相机,对着老师咔嚓两声。

再过9天,帕慕克将迎来56岁大寿,德赛女士尚不满37。他功成名就,她一书成名,没有阶级差距,或许也趣味相投:每被问及最喜爱的作家,帕慕克总是不忘提及博尔赫斯,而在德赛女士的布克奖获奖小说《失落》的卷首,亦引有博尔赫斯诗作一首。显然,他喜爱博尔赫斯婉转的迷宫,她爱的是博尔赫斯瑰丽的想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身份所系和时代所托,他们两人的作品均不可避免地触及到相似的重大主题: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尽管表现的方式截然不同。

30岁之前,帕慕克一直与母亲同住,直到1982年与历史学者艾琳·涂尔甘成婚,才搬出单独开伙。夫妇俩于1991年生女儿Rüya——土耳其语的意思是“梦”,沈志兴中译本妙译为“如梦”。2001年,帕慕克与艾琳离婚。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5月28日】

奥尔罕•帕慕克:幸福的困境【慷慨/文】


奥尔罕·帕慕克  摄影:康慨

身处两难困境,生存在不东不西,不土不洋的夹缝地带,被催逼,被呵斥,被推搡;现代要把你拉走,传统却拽住你不放;政治驱赶着你,时刻提醒你注意后颈的冷枪,艺术却让你忘记脚下,只看向高远的地方;还有冷冰冰的宗教世界,以及五彩的世俗生活,各自在你身上,展现着针锋相对的力量。

谁会喜欢这种困境呢?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文学的代言人、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几天前在北京告诉读书报记者:“这种两难的境遇构成了我的故事,它是我幸福的源泉。”

为灾难而感到内疚

帕慕克初抵中国的首日,正是中国人民为四川大地震遇难者设立的全国哀悼日第三天。他深知地震带给人民心灵的巨大冲击,在访华行程中,他多次谈到地震,不仅表示了痛惜之情和慰问之意,亦回忆起1999年土耳其地震期间他自己的特殊感受:“我知道地震意味着什么,知道人民有多难过,国家有多么悲痛。”

1999年8月17日的土耳其地震,夺去了三万人的生命。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所住的小岛,距离震中仅有25英里,第一次震动持续了45秒,却带给他内心更为长久而深刻的震撼。他先后写下两篇关于地震的文章,皆收入即将出版中文版随笔集《别样的色彩》中。

“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人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帕慕克写道,“它摧毁了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这种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

几天后,他渡过海湾,到了对面受到强烈破坏的震区:“我们一个一个房间地徘徊,目瞪口呆地望着其中暴露的一切,这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面对恶魔的杰作,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一条街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

5月22日,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表演讲之后,帕慕克反复提及了自己在地震之后的“内疚”感受。在书中他也是这样写的:面对灾难,作为他这样的活着的人,那种“自我保护的愿望”十足令人难堪:“虽然人们很少说起,但它有时能从很多人眼中看出。我把它称作是一种羞耻感,一种夹杂着些许内疚与自责的羞耻感。”地震后,他几乎断绝了与一切人的来往,“就像一个刚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诺贝尔奖金绝非退休金”

今年2月,中华读书报曾刊出长文《保卫奥尔罕·帕慕克》,提及他所面临的三重威胁:因为公开评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事件而被控“侮辱土耳其国格”的未完结的法律诉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针对他的暗杀计划,以及某些评论家至今就他因“政治原因”才获得诺贝尔奖垂青的喋喋不休。那么,面对这些威胁,他怎样保护自己?对读书报记者的这个问题,帕慕克再三强调要拿作品说话。在来中国之前,“我刚刚写完了一部600页的小说。”他说。他指的应该是那本传闻已久的《清白博物馆》。“我很高兴能借此向世界证明,诺贝尔奖金绝非退休金。”他志得意满地说道,“我的书已被译成了56种语言,我的书也会流传下去。”

帕慕克作品的中译者沈志兴对读书报记者谈及自己对这位大作家的感受。“性情中人。”沈先生说,“喜怒形于色,但也不乏幽默。”

有位记者同行向我描述了“老帕”在北京期间因一位摄影师干扰而动怒的场面。但帕慕克给我留下的印象,好过此前人们对他不苟言笑、书呆子,以及缺乏幽默感的描述。他的个头比我想像中更高,一头栗色头发也几乎完全灰白。

2007年,帕慕克曾告诉朋友:“因为我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惧,我不得不与保镖一起旅行。时刻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但是,此番他来华访问,始终未见保镖踪影。他笑着说:“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

风光东亚行

帕慕克这一趟旅程着实不短,几乎可称“东亚一月游”。他先去了韩国,继而日本,然后中国。所到之处,则是大量的演讲、座谈、签售和游历——他喜欢美术,乐于拜访中、日、韩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还要接受无尽的采访。

不久前,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公开抱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简直是个“大祸害”,弄得她根本没法写作,而把无尽的时间用于应付拍照和接受采访。帕慕克倒没这么极端。在韩国接受当地《中央日报》的采访,他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的回答如下:“我跟人们开玩笑说,诺贝尔奖如何扩展了我的银行账号和电子邮件的账号。别看有作家抱怨,但我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我刚写完了一本600页的书。我比得奖前更努力工作。我在一个相对年轻的年龄得到了诺贝尔奖。”

是啊,现在他还不到56岁,而莱辛女士已经88岁了。

他在韩国赞美汉城的高楼,在日本向谷崎润一郎致敬,到了中国,则反复提及《红楼梦》和鲁迅,但也仅仅是提及而已。

日本文学界请出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他对谈。5月17日,帕慕克和大江健三郎一同来到名古屋的同朋大学,参加名为“21世纪的创造”的文学论坛。在此,帕慕克特别讲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谷崎润一郎,并称后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而陀氏和谷崎均在年轻时吸收了西方文化,但各自以不同方式批判了西方。

文学全球化

帕慕克在北京表示,小说艺术本是欧洲的发明,现在则用于全世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把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注入其中。在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以前至少一百年,文学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全球化。

现在,文学的全球化又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行遍世界,让帕慕克这样一个五年前还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土耳其人成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土耳其作家。来自世纪文景公司的数据显示,仅其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一部,便在中国销出了30万册。他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包括小说和非小说,都已经或即将出版中译本。在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帕慕克受欢迎的程度令人惊奇不已。

5月17日,在名古屋,大江当面赞扬了帕慕克“精细而微妙地处理政治主题”的能力。但帕慕克5月22日在中国社科院谈及这一话题时说,“与许多人认为的不同,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像,来自他将自己想像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使得他能够去探索从未被言说的人类现实——这使他成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的代言人,他们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这是小说家的独特能力所在,或许也因此成为他们的天然职责。

这篇名为《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的演讲,本是2005年秋他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在法兰克福的致辞,在中国虽是一稿两读,但仍不减其启迪意义。他谈到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指出其心理根源在于“一种非常深刻而又混乱的情感”,即“耻辱”。

“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他说,“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

他深刻地理解了这种复杂而又深藏的集体潜意识。这也是他作品灵感的源泉,以及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广受称道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德国书业和平奖在授奖辞中对他的赞扬:“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探究西方在东方,以及东方在西方所留下的历史足迹。”

“事实上,我反对区分东西方。我很高兴能同时属于两个世界,”5月21日,帕慕克在北京宣称,“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批评我不属于土耳其的传统,而是个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但我是土耳其人。我是东方与西方幸福的结合体,只有政客才会把单一的身份加在土耳其人身上。我们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读者现在高兴地看到,帕慕克所面临的三大威胁如今已大为缓解。一个月前,土耳其议会经过彻夜辩论,通过了支持政府修改刑法301条款的决议,该条款正是帕慕克等多位土耳其作家因侮辱国格而被告上法庭的重要依据;一个密谋行刺帕慕克等人的右翼黑帮也在今年3月被土耳其警方破获;至于评论家的质疑,正如帕慕克本人对读书报所说,他已经用更努力的工作,和一本600页的新书做出了回答。

帕慕克作品中文版

《我的名字叫红》(2006,沈志兴译)
《白色城堡》(2006,沈志兴译)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7,何佩桦译)
《雪》(2007,沈志兴、张磊、彭俊、丁慧君译)
《黑书》(2007,李佳姗译)
《新人生》(2007,蔡鹃如译)
《寂静的房子》(2008,沈志兴、彭俊译)
《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即出)
《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即出)

以上作品均由世纪文景公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5月28日】

美国文学琐记【2008年4月】

1. 多产的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将于今年9月出版小说新作《激愤》(Indignation),这将是他的第29本书。罗斯去年推出的《去鬼》(Exit Ghost),标志着自传性强烈的内森·祖克曼系列就此结束。《纽约时报》4月1日披露。《激愤》的故事发生在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年轻的主人公马克斯·梅斯纳(Marcus Messner)为了逃离父亲的淫威,从纽瓦克老家跑到俄亥俄的保守学院就读,却成天担心自己被招入伍。

2. 已故美国大作家诺曼·梅勒的追思会将于4月9日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 作家琼·迪迪昂、威廉·肯尼迪、唐·德里洛,名编辑蒂娜·布朗,演员肖恩·潘,梅勒拳友穆罕默德·阿里的太太罗妮·阿里,以及梅勒家人将出席。 梅勒于2007年11月10日去世。

3. 4月7日星期一,美国的普利策奖的各个奖项一一揭晓。获得普利策传记文学奖的是约翰·马特森(John Matteson)的《伊甸园的弃儿:路易莎·梅伊·阿尔科特及其父亲的故事》(Eden’s Outcasts: The Story of Louisa May Alcott and Her Father);获得普利策虚构类小说奖的是朱诺特·迪亚兹(Junot Diaz)《奥斯卡·瓦噢短暂而辉煌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获得普利策一般非虚构类文学奖的是索尔·弗里德兰德尔(Saul Friedlander)的《种族灭绝的岁月: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获得普利策戏剧奖的是特雷西·莱茨(Tracy Letts)的《八月:奥塞奇县》(August: Osage County);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是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的《时光和素材》(Time and Materials)和菲利普·舒尔茨(Philip Schultz)的《失败》(Failure)。

3. 2008年4月11日晚,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勒剧院举行了盛大的75周岁庆生活动。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23部长篇小说和5部非虚构作品,罗斯的写作可以用他自己作品中的一个人物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冒犯冒犯再冒犯,直到这个星球上没有人没被冒犯过”(“to affront and affront and affront till there was no one on earth unaffronted”)。有人说,他是美国的L.L.L.(Living Literary Legend:活着的文学神话)。

4.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e Oats)推出最新力作,书名叫做《狂野之夜!——坡、狄金森、吐温、詹姆斯和海明威最后的日子》(WILD NIGHTS! Stories About the Last Days of Poe, Dickinson, Twain, James, and Hemingway)。这位已经发表了50多部虚构作品,一部评论集,若干论文、剧本、日记和惊悚小说的知名女作家的这部新作所关注的热点通过书名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最好要买一本看看。

20fonseca-2-190 5.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在我这里已经多次被提及了。最近他的美国太太写了一本小说,再度引起了人们对这对文学伉俪的关注,而英国读者则对艾米斯的太太更多贬抑。这倒也不足为怪:论名气,马丁·艾米斯远远盖过了他的太太伊莎贝·丰塞卡(Isabel Fonseca);论创作力,这部名为《外遇》(Attatchment)的小说是伊莎贝13年来的第二部作品。而更为重要的是,伊莎贝的这部小说写的是妻子怀疑丈夫有外遇的事情,让人怀疑她有借此炒作之嫌。

6. 来自新奥尔良的美国酒保比尔·罗费尔姆(Bill Loehfelm)以黑色推理小说《杀人尝鲜》(Fresh Kills),本月赢得了首届亚马逊突破小说奖(Amazon Break through Novel Award),并获奖金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7.5万元)。
罗费尔姆在酒廊打工,半夜回家挑灯搞文学创作。
亚马逊突破奖由互联网零售巨头亚马逊与企鹅集团及惠普公司共同创办,用以表彰此前从未出书的文学新丁,先由读者评委审读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00份英语原稿,择优1000份,交由专家团队复评,其评论和节选张贴于亚马逊网站,任读者打分,出版商据此将入围作品减至10部,企鹅专家再度出马,再评,最终由读者网上票选,决出最后赢家。

7. 据报道,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儿子迪米特里·纳博科夫要将他父亲的遗作,未完成的小说《劳拉的原型》(The Original of Laura)编辑出版。我很期待。

8. 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喧嚣与愤怒》(Sound and Fury)经过改编在纽约戏剧工作室排练上演。经过改编后的剧名为《喧嚣与愤怒(1928年4月7日)》[Sound and the Fury (April Seventh, 1928)]。舞台表演似乎通过侧重表现作品中幽灵的不断出没来表达剧情。

纳博科夫的遗作将出版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关于这位伟大作家的最新新闻让我很兴奋——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的手稿将要被整理出版了。我读过他的全部长篇小说,部分短篇小说和一些诗歌。对他的这部最后的作品充满了期待。

180px-Nabokov_book_cover 迪米特里·纳博科夫计划要违背他父亲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意愿,要将他父亲最后未完成的小说出版,而不是将其手稿付之一炬。据伦敦的《卫报》报道,73岁的迪米特里接受德国杂志《明镜》采访时说,“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对这个问题严肃认真地思考过很长时间。后来我的父亲出现在我的面前,脸上带着嘲弄的微笑,对我说:‘你还困扰在陈年旧事中不能自拔啊。就去把它出版了得了吧’”。在过去的30多年里,纳博科夫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劳拉的原型》(The Original of Laura)的手稿,50张索引卡片,一直被收藏在瑞士的一家银行金库中。1977年,《洛丽塔》和《微暗的火》(Pale Fire)的作者纳博科夫就是在瑞士去世的。迪米特里·纳博科夫是他父亲的执行人。他曾经把这部作品描述为是他父亲创造力的“最为集中的提炼”。在一次接受BBC采访时,迪米特里·纳博科夫说他一想到没有人能够读到这部手稿,他就感到“非常不安”。不过他说他本人不会将手稿补充完整。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替我的父亲完成他的作品,因为手稿中有太多的暗扣、线索和想法,它们都可以有更为深入的发展。而且,我也没有权力那么做”。